狄仁杰远离诉讼的护国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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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有错误的题目，在大多数老百姓的眼里，狄仁杰终其一生都在与刑狱、诉讼打交道，从而流传下来了清佚名著《狄公案》以及荷兰人高罗佩著《狄公案》等一大批反映狄仁杰判案如神的小说，但这些是真的吗？这位武周宰相真的是一辈子都在与刑狱打交道吗？

据史书记载，狄仁杰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卒于武则天圣历年间（公元700年），享年70岁。这样的年龄在那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已算长寿了。

狄仁杰是山西太原人（并州太原人），其祖父狄孝绪在太宗贞观年间任尚书左丞（辨六官之仪，劾御史举不当者，吏、户、礼三部，左丞总焉），其父狄知逊任夔州长史，也算得上官宦世家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有人根据部分史料得出，狄家先祖应是羌人，狄姓出于姬姓支脉，因封国而得名。如果这个史料可信，那么，在《旧唐书》中狄公的那篇关于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奏疏，其中所表达的对少数民族的一种和平观念、同情观念就不难探究其渊源了。

现今所见到的史料中涉及到狄仁杰最早接触诉讼的事件见于《新唐书》和《旧唐书》。其记载为：“仁杰儿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由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狄公儿时的与众不同。中国人爱看热闹，这是传统。大人在此时（门人被害，吏就诘之）都不一定能够静心读书，但狄公当时为一儿童，其与众不同可见一斑。世皆传狄公喜断狱，就像汉代张汤小时审偷食的老鼠一般，可是由上面的例子看来，并非如此，或说狄公对案件的兴趣并不是来源于小时候。

狄公开始接触刑狱，应该始自任并州法曹（督盗贼，知赃贿没入时。后来他调任大理丞（在高宗仪凤年间），据记载：“周岁（一年）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荷兰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根据这句高度概括的语言写成了风靡欧陆的《狄公案》，塑造了一个“中国福尔摩斯”式的人物形象。

有关狄仁杰亲身参与诉讼断狱的记载，在《旧唐书》上有两件，一件就是断“权善才（大将军）误砍昭陵柏”案件。据载，权善才时任武卫大将军，误砍了昭陵（李世民陵墓）上的柏树，这个在今天看来只需处以罚款的事却被高宗李治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使他（高宗）不孝，要杀权善才。狄公据理力争，以律法为依据，以委婉却不失力度的议论语言为武器与高宗辩论，最终以“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以及“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这样两方都可接受的语言化解了这场诉讼，救了大将军权善才的性命。第二件则是“智斗来俊臣”。这次是狄公入狱，为自保而为的。武后称制，重用周兴、来俊臣等人施以酷吏，他们罗织罪名，陷害残杀李唐旧臣，狄仁杰亦未能幸免。他入狱后，为避免来俊臣等人施以酷刑，先承认了自己谋反的事实，而后以天气变化，送冬衣让家人取出棉花为由，写下血书，上呈武皇。毕竟，武后是相信狄仁杰的，经过一番讨论，狄公终于脱险，被贬彭泽令。

以上两件关于诉讼的事件，其实深究起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判，也不能体现出狄公的断案如神，只能体现其高超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敢于据理力争为他人免罪的气魄。

在被诬入狱之前，狄仁杰先后担任宁州刺史、豫州刺史、魏州刺史等封疆之吏。中国自古以来至民国以前，行政与司法官员是一体的而不是现在所谓的三权分立。那时的一个县长又是法院院长以及检察院和公安局的负责人，集行政、司法于一体。狄仁杰在入朝为官之前，做过很多年的地方官，这样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些想象，做地方官，诉讼肯定经常有，想来这也是狄公被誉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又一原因了。

据传说，狄公在宁州任刺史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宁州城长春门的蛇洞中，有一条巨蛇，经常兴风作浪，它曾给州官托梦索要独生之童男童女各一作食物以保州县平安。由此，百姓遭殃，而部分官员也借找童男童女之机大发横财。狄公到任后，为了杀此风气，命人准备一口盛满滚油的大锅，亲自前往祭拜。待蛇出洞之时，狄公命人将滚油泼向巨蛇，顿时妖怪被烧死，自此宁州百姓不再受其毒害。可谁想，这只蛇原为东河之龙母，只因年老，才居洞作怪。其九子打着给老娘报仇的旗号再次准备以水患的方式降灾于宁州城。这次，观音菩萨也来帮狄公的忙，命其神童喝掉了九子弄来的海水，并赠与狄公一把宝剑及一头神牛，助其消除了水患，帮宁州百姓解除了灾难。

这个故事自然是假的。但我们不难看出后人对狄公的崇拜与感激，以致附会到连观音都来帮忙。其实，狄公受人爱戴也是有据可查的，《旧唐书》第八十九卷，列传第三十九载：“（狄公）俄转宁州刺史，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后来，魏州百姓给予了狄仁杰至高无上的荣誉，立生祠。这样的待遇就连皇帝也享受不了！当然，在狄公后900年的明朝，一个叫魏忠贤的宦官也被人们立生祠供了起来，但是，那不过是一出闹剧罢了。可惜的是，后来由于狄公的儿子为官不得民心，百姓推倒了为其父立的生祠，以发泄对他（狄公子）的不满。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由史料反映出的都是他如何罢干戈、谏奢侈、逆“龙鳞”、护百姓的事，其断狱之事就再无记载了。

有一次，唐高宗要到汾阳宫中游幸，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当时的并州长史李冲玄上奏说，当地有民谚“盛服过妒女祠，必致风雷之灾”，请求高宗让他再开辟一条御道。其实，这位长史是想借机献媚皇帝，表现一下自己的办事能力，同时顺便捞一些“油水”罢了。可是这招骗得过皇帝，骗不过狄公。狄仁杰以“天子之行，千乘万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遂令罢之”。高宗听说这件事后夸赞了狄仁杰，称他“真大丈夫也！”

这时的狄仁杰表现出的是一种宰相气质了。再以两件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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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有一个叫李楷固的将军，反叛朝廷，屡次打败朝廷军队。但后来兵败被俘，按当时的律法，当死。但是狄公在经过仔细考虑后，以其有“骁将之才”，上奏武皇，免除其死罪，并重新起用。当然，武则天也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君主，在采纳了狄公的建议后，不但没有怪罪李楷固，反而授予其左钤玉卫大将军的官职，赐爵燕国公。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狄仁杰是一位难得的宰相，而并非一个判官。在一位良将反叛被俘后，狄仁杰并没有按常规把他处死，相反是看到了其能为“我”所用的一面。其实我们细细想来，反叛必有难言之隐，当然那种狼子野心者除外。如果我们能摒弃前嫌，把事情弄清楚，那个叛将并非不可用之人，何况还是一位“骁将之才”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狄公的宰相肚量和气质以及那种丰富的政治经验。我想如果不是狄公，历史上又要多一个英年早逝的良才了！

第二件事，武则天执政晚年，太子之位空缺。武 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女皇帝，到底是该把江山交给“李家”还是“武家”，对于她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61岁革唐命而君临天下，作为一个女人，登上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位置，这个位子是她花了几十年时间，以青春和铁血般的手腕得来的，怎么可以轻易让给他人呢？当时，朝堂之上有三股力量在觊觎着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李唐旧臣拥护的李唐宗室；张昌宗、张易之这些男宠；以武三思、武承嗣为首的武家宗室。到底给谁呢？武后在除了张昌宗、张易之外的两家里考虑。同时，李唐旧臣李昭道等宰相一直要求武后将江山还于李唐，而武后毕竟是武家的人……还是狄仁杰，他是武后提拔上来的宰相（这里需作说明，狄仁杰并非李唐宰相，他担任宰相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因此，现在经常说的李唐宰相狄仁杰是不正确的），就算是报恩也可以建议武后将江山交给武三思等人。同时，当时位极人臣的狄公完全可以借此来讨好武家，以保其永享富贵。但是他没有，他考虑到了长远的政治走向，假如说武家人当权，李唐旧臣宗室无一能活。但李唐当政，在道义上以及在武后的影响下则不会乱杀武家宗室。当然，后来历史的发展与此有了稍稍的差异，在李隆基的带领下，李唐王朝的忠臣将士诛杀了乱政的韦氏和武三思，算是尽灭了武家的势力。但是毕竟历史没有让更大的悲剧重演，要不然，在武三思等人统治之下的中国不知会走向何处。狄公上奏武后，以“自古未见侄子奉姑于太庙”这句对武则天很有震撼力的话，说服了她，终于迎得庐陵王李显回到长安，被立为太子。李唐王朝有望了，当然，中国历史的巅峰也随之而来。

狄公是伟大的，他冒着被两家看作“贰臣”的危险替李唐王朝延续了国脉，同时也借机给李唐王朝保存了一大批有识之士（诸如张柬之等），为日后唐朝的复辟打下了基础，当然，也为中国走向盛世、走向当时世界的巅峰打下了基础。

当然有一点不可否认，狄仁杰之所以能够上奏成功，离不开武后的配合。武后对狄公是十分信任、尊重的。据《旧唐书》载：“圣历三年（公元699年），则天幸三阳宫（随侍诸臣）唯仁杰特赐宅一座。”这还不算，君臣两人甚至在朝堂之上谈起男宠的问题来。

狄仁杰曾经上奏武后，要求其撤除淫乱后宫的“控鹤监”，以及罢黜“两张（张昌宗、张易之），并上奏：“游养圣躬，也要调节适度，恣情纵欲，适足以害，希陛下莫再添男宠以损圣体。”而武则天则以保养身体以及长出新牙等各种理由想说服狄仁杰，但是未能如愿。最后，在狄公的坚持下，武后以“你说的是金玉良言，以后我注意就是了”搪塞了过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辅弼之臣，一个大周皇帝，竟在朝堂之上公然辩论“性”话题，后来，皇帝虽没有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却对狄公加以褒奖。可以说，武后对狄公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他们到了怎样的位置，总需要两种人，一种是生理上需要的，而另一种是心理以及公事中需要的。前者是感情的宣泄，后者是事业继续发展的保障。而狄公就是后者。在《全唐诗》中至今保留着一首狄公所作的诗，其题目叫《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这里录四句：“……羽仗遥临鸾鹤驾，帷宫直坐凤麟洲……老臣预陪悬圃宴，余年方共赤松游。”在这首诗中，处处写到了自己陪同的景象，以及对武后的赞愿之意，其与武后的君臣关系由此诗也可略见一斑了。

由以上的几件事可以看出狄公的宰相之才。当然，作为宰相，对外关系是不得不重视的一块儿，狄公也不例外，他重视少数民族事务，反对永无止境的战争。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给武后上的奏折中略见一二，据《旧唐书》记载：“……若用其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三皇五帝之事业也……”他在奏章中很巧妙地把国中形势和无限拓边的害处结合了起来，对不合时宜的征伐带来的危害给予了分析。可谓辅弼良臣！

当然，狄公也并非是完人。据史载，狄仁杰入朝为相，是当时的纳言娄师德所推荐，但是狄公不知道。他与娄同朝为相，但是经常排挤娄师德，“长令出外”，就是让武后放娄的外任。武后曾经对狄仁杰说娄师德很有用人之明，狄公不以为然。后来，武后告诉狄公，他（狄仁杰）就是娄师德举荐的，狄公听后深感惭愧。由此看来，狄公并非完人，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为什么狄仁杰被后人当作一位断案如神的高手呢？

我认为，有以下六个原因：

其一，狄公一生刚毅，有勇有谋，可谓“出将入相”。《新唐书》赞狄公说：“武后乘唐中衰，得操杀生之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率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之。”在洛阳白马寺狄公墓前，元代洛阳安抚使完颜纲有诗曰：“神器旁迁几不留，曾将忠义破阴谋。淡烟衰草平林月，犹带当年社稷愁。”还有明代洛阳知府虞廷玺的“牝鸡司祸国难留，阁老孤忠为国谋。”这些诗词无一不在赞扬狄公对大唐的忠心和伟业，以及那种刚毅的性格。狄公做人很成功，逝世后，武后罢朝三日，颇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样子。

其二，中国人是有戏曲情节的。中国人爱看戏，所以自唐宋以来，传奇故事以及戏曲发展非常之快。看戏自然要有好的剧本，听说书自然要有好的、离奇的话本。而那些传奇故事和话本、戏剧的主人公必须是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于是狄公像包拯、海瑞一样，慢慢成了大众戏曲中的主人公，成了一个断案如神的高手。

其三，从他们的经历来看，长期担任地方官员，接触诉讼，有了让大家联想的空间。

其四，文人们创作的结果。纵观中国四大公案，全部出在明清两代，像明安遇时的《包公案》、清李春芳的《海公案》等。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发展经历来看，中国从明朝开始，封建经济发展趋向缓慢，国力逐渐衰退，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出现了文字狱等极端的统治措施。文人们思想和肉体上长期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愿意通过八股取士取得官职，他们害怕文字狱，只有“著书只为稻粮谋”。写《狄公案》这样的书既可以痛斥社会的黑暗，以一个偶像来治理这样的社会，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同时，这样的书籍一般在民间流传，不易与文字狱沾染关系。本来就心身俱疲的文人们以写这样的小说来解放自己的思想，痛斥社会的黑暗，树立自己的偶像，起到了一举多得的作用。

其五，这些断案高手，无一不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实恪守者，他们以“孝”闻名天下，狄仁杰的“望云思亲”就是代表。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行为，让人们纷纷以其为偶像，这些小说所塑造的形象正是这些偶像们的正面。

其六，我国发达的刑法体系、惩恶扬善的思维模式，成就了狄仁杰最终走向了断狱高手的神坛。我国从黄帝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刑法体系是十分发达的，刑法讲求刑罚、制裁，惩恶扬善是其目的。在大众看来，狄仁杰一生明辨忠奸，任何罪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此，一位辅弼良相就成为了一个断狱高手。

从此，狄公在去世数百年后，以一种另类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当然，这样的形象中糅合了太多的附会成分……

历史的烟云总会散开。很多贤人在走上神坛后，终究还是要走下来的，狄公就是如此。我们以史料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狄仁杰，在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他以出众的辩才、宽广的胸怀，刚毅的精神和一心为国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经受住了历史这个筛选器的筛选，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起，把中国带入了那个让后人魂牵梦绕的“开元盛世”，把中国带入了封建社会的巅峰。我们在铭记这位老人的同时，也应该感谢这位老者，他以躬行的方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去做一名合格的华夏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