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VS清乾隆，正德大胜

木風郎

一、国家安定程度和民生

　　正德：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中等规模农民起义，迅速被讨平。

　　乾隆：爆发蔓延九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年间才平定。

　　二、武功：

　　正德：亲征达延汗获胜，安化王、宁王两个叛乱宗室均被派出的能臣秒杀。

　　乾隆：无亲征记录，所谓“十全武功”，除了平定准部、回部可圈可点外，其他都拿不出手，更何况还有对准部恼羞成怒的灭族政策。

　　三、国势发展

　　正德：稳中有升，明中后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高峰。

　　乾隆：趋向没落，晚期已是积重难返。

　　四、MM/娱乐

　　两人均十分嗜好，不分伯仲，均留下大量优美典故。

　　五、宠佞

　　正德：前为刘瑾，五年手诛，后为江彬，实际危害微弱。

　　乾隆：和砷，把持朝政几二十年，天下岁入半入其手，仗势横行直到乾隆驾崩。

　　六、奇怪嗜好

　　正德：给自己封官，有被迫无奈的因素。

　　乾隆：在各旅游景点乱题低劣诗作，在尺余古画上盖八尺御章，惜乎古代无城市管理者与文物保护部门。

　　七、下江南

　　正德：一次，遮遮掩掩，群臣同仇敌忾，口诛笔伐。

　　乾隆：六次，大摇大摆挥霍无度，群臣歌功颂德，趋之若骛。

　　八、性格

　　正德：平易近人，浪漫有情，以《戏说乾隆》为代表的乾隆电视剧，更多地应

　　该是正德的影子，应该让人想起秋官。

　　乾隆：《书剑恩仇录》里的形象，咋咋呼呼的张铁林，拿捏作势，烦

木風郎

能力来说，两个都是天资聪颖。
作为皇帝，两个都处于无可作为的时代，是无为之君。
从性格来说，两个都是性格鲜明，正德喜欢叛逆刺激，乾隆喜欢趋风附雅。
从国家来说，正德朝稳中有升，乾隆朝国势渐衰。
从百姓来看，正德朝可算太平，乾隆朝开始流民四起。
从氛围来说，正德朝甚为轻松开明，乾隆朝照旧阴云压顶。
在大臣看了肯定还是乾隆好，要我还是觉得正德真实可爱。

木風郎

同样是下江南：正德皇帝是荒淫、乾隆却是风流



中华文明在16世纪又迎来了一个山穷水尽。帝国的文化、风俗和体制资源无法孕育出更多的人文关怀、更多的言论自由、权力设计和利益分配。而此时，天灾人祸正在迅速逼近，干旱、蝗灾、饥荒、瘟疫，最后是流民暴动，怨愤的火山找到了一个爆发点。



        而在帝国的边境上，经历了元、明四百年的挤压，这个曾经和民族英雄岳飞不共戴天的游牧部落退缩到白山黑水的金朝女真遗族，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觊觎着大明帝国这头老狮子的死亡。当大明帝国各地流民蜂起，闯王李自成耗尽了大明帝国最后的元气时，后金酋长挥军南下，以区区几十万人征服了有上亿人口的汉族，以野蛮的大规模屠城和迫害，摧毁了汉民族反抗的斗志，以其文化汪达主义的策略，加深了专制集权下的奴性。



        在一个被野蛮征服的国度，只有意淫者才会阿Q式地认为是汉文化同化了满清王朝，而看不到三百年来中华文化中优秀光辉灿烂的一面被劫持强奸的事实，看不到在大明王朝出现的一缕言路开放的微光又重新被掩埋在更深的黑夜中的事实。

  

  
        怎么能只依据清朝人编篡的一部《明史》就认定明朝就比清朝要黑暗，大明的皇帝就比清代的皇帝要混蛋呢？你是否看过庄廷鑨《明史》？1661-1663年的庄廷鑨明史案是这样的，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了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请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之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两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的庄廷鑨，也被开棺“戳尸”。



        这就是被吹成“千古一帝”的康熙的光辉政绩。



        但是即使是在清朝文字狱下编篡的一部《明史》，你也不难从中发现明代士人的风骨和独立精神是远胜于清朝文人的，辟如说明朝的末帝崇祯殉国煤山，而清朝的末帝宣统却苟且偷生充当日本人的鹰犬。今之人对比明、清，往往不对比其言论自由、财产权状况和士大夫、民众的精神状态，却对比其皇帝的功业。就这方面而言，明代一些皇帝可能比不上雍正、乾隆的敬业，然而这所谓“敬业”正是其狠毒之所在。万历皇帝不见朝臣，你也可以说他在消极怠工，也可以说他无为而治，而事实是明代的皇帝多半受文官集团的制约，不能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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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正德皇帝和乾隆相比，受满清王朝洗脑三百年的人们会认为正德皇帝屡下江南胡搞当然荒淫游佚；但是同样是下江南，乾隆的动静就更大了，连下了六次。以至有底层军官卢鲁生上书劝阻乾隆下江南，于是，乾隆下令将卢鲁生磔死，卢的两个儿子处斩，另外还有千余人因受到牵连而下狱，乾隆的皇后也因看不怪乾隆的淫荡而被废。正德皇帝可曾背负这样的血债？有人深刻地嘲讽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出来嫖的，你是风流我就是下流呢？”这仅仅是嘲讽，但深层次的，正德最多是一花花公子，乾隆却是集体谋杀的凶手，而且杀人的手段可谓极其残暴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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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一提明朝黑暗，即说明朝刘瑾、严嵩、魏忠贤把持过朝政，但是君不见更多的仁人志士起来上书反对这些奸党，这些士大夫身怀必死的勇气，如杨椒山、邹元标、杨涟……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体现了人间正气。明朝的宦官也有好的，如郑和、冯宝、田义、王承恩……；而在满清王朝治下，有哪位大臣有古仁人之风，敢于向皇帝讽谏，指斥权奸？相比之下，哪个帝国更昏庸残暴？！



        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汉民族萎化了，官员们不愿拿性命与贪官一搏。相反，这样残暴的帝国，能孕育出“多磕头、少说话”的升官秘诀，能孕育出“难得糊涂”的自我龟缩保护术。官场文化本来已经丰富，而至满清王朝，尤为登峰造极。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洗脑和恐怖气氛所催生出的成就。


      你可以想象一下，18世纪20年代，当你走过古城北京的通衢大道菜市口的时候，蓦然看到旗杆上悬挂的人头的情景，天空中阴云密布，群鸦乱飞，围着头颅啄食不去——那是文字狱中被砍头的汪景祺的人头。汪景祺尚且不是抵抗组织的文人，而是追随满清鹰犬年羹尧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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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恐怖的场景对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肯定有着无比的震撼。“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当写作、思想沦落到混饭吃的田地时，汉民族的民气算是被摧毁了。



      满清王朝，一个肉体上消亡，精神上并没有死寂的帝国。它所谓“明君贤臣”的颂歌还在荧屏上欢唱——这是清朝统治者们在三百年前不敢想象的盛况，他们给这个被征服的民族所做的“记忆替换”手术竟然如此的成功！

木風郎

在要说的就是乾隆了。其实，我还真找不出一个乾隆是明君的表现。

“昏君”正德与“明君”乾隆

觉得乾隆跟满清文人笔下的昏君代表——正德还是很相似的。

首先，正德养了5年的权监刘瑾，乾隆养了20年的史上第一大贪官和珅；不同的是，正德自己下诏诛杀刘瑾，乾隆到死还在维护和珅。

第二，两个人都喜欢“动武”，正德听到蒙古犯边、宁王造反就要亲征，乾隆喜欢勉强凑齐吹嘘自己“十全武功”的虚名。

第三，两个人都喜欢出游，尤其是下江南，正德喜欢亲征就是因为不想整天被困在紫禁城，他也因下江南落水致病而亡，而至于乾隆就更加明显了，他进行了超过150次长时期民间巡游，其中六下江南，而且他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         

将正德皇帝和乾隆相比，满清文人会说正德下江南胡搞当然荒淫游佚；但是同样是下江南，乾隆的动静就更大了，以至有底层军官卢鲁生上书劝阻乾隆下江南，于是，乾隆下令将卢鲁生磔死，卢的两个儿子处斩，另外还有千余人因受到牵连而下狱。正德皇帝可曾背负这样的血债？

还有，现在的影视剧津津乐道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的“美政”，何其可笑，将观众们愚弄于股掌之间。乾隆极少“微服私访”，即使有也是出于“猎奇”和“嫖妓”的用心，绝不是因为了解民生疾苦。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就因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嫖妓彻夜不归，皇后在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把万缕青丝一刀剪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截发皇后。

有人深刻地嘲讽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出来嫖的，你是风流我就是下流呢？”这仅仅是嘲讽，但深层次的，正德最多是一花花公子，乾隆却是集体谋杀的凶手，而且杀人的手段可谓极其残暴野蛮。


虚浮的“十全武功”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不断地吹嘘所谓的“十全武功”，以为人生最大骄傲。但那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

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最后惨胜人户不满三万的部落；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

平缅甸（征缅大军很多死于疫病，连统帅明瑞都在征缅时阵亡，缅甸为免受暹逻攻击才向清廷求和内附）、平越南（为帮A复位而出兵打B，结果损兵折将，后来又见B表示忠诚，就放弃A了）和平尼泊尔（清廷大军监军巴忠私下应允每年络予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尼泊尔才退兵）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

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之前在民族关系那里也提过），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虚荣浮华和把肉麻当有趣。


文治：海量的诗歌与考据学的兴起

说完武功，再来说说文治。

这方面，他可真了不起。有人统计，他的诗计42613首，散文数千。而《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留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他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尚且不问质量如何，只问“枪手”多少？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贡献，他的大兴“文字狱”大大促进了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

他大兴“文字狱” 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单案牵涉者可过千人。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文祸”，他们不得不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对国家前途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社会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能风靡一时，成为显学，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


“毁书甚于编书”的《四库全书》

提到乾隆，就不得不提到《四库全书》。有人根据《高宗实录》，说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亲校的(他一辈子能校完么？)，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闲话说完了，进入正题。话说，这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比《永乐大典》还大。但当时，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例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此等例子数不胜数。

木風郎

正德的亲征蒙古小王子

    正德二年，明武宗搬出紫禁城，在西华门内另起大宅，名叫“豹房”。里面住着的并非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佳丽三千， 而是武宗从全国各地区召集来的乐师、军官、道士、番僧等等，甚至包括一名葡萄牙人叫做火者亚三的。正德皇帝通晓音乐，他亲自创作了由多种乐器合奏的《杀边乐》；其另一种爱好是亲自和老虎搏斗，有一次被虎抓伤休养了一个月才好。
　　　　但正德皇帝最喜欢的还是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在其宠信的边防军官江彬的支持下，在宫廷里操练的士兵最多达到了万人以上，正德皇帝经常穿着盔甲亲自带士兵们操练，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
　　　　正德皇帝白天练兵，晚上玩乐。文官集团对此忧虑万分，多次上疏劝阻，武宗一概不听。
　　　　
　　　　正德十二年。蒙古达延汗（又称‘小王子’）率领五万骑兵入侵。正德皇帝听说后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集团想起英宗的土木堡惨败，自然极力反对。正德皇帝富有想象力，既然那些老先生们说皇帝不能亲自上战场，于是正德皇帝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然后自己命令自己带军上战场杀敌。
　　　　不过‘威武大将军’要出去也困难重重，首先是御史张钦不让他出关。他只好等了几天，等张钦去巡视白羊口时才微服出关。出关之后立刻命令边防军堵住关口，不许让任何文官出关相随。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但正德皇帝并不是把国家大事丢下不管了，他的第二道命令就是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自己处理。
　　　　
　　　　十月，正德皇帝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蒙古小王子部五万人前来与正德皇帝亲率的六万明军会战，正德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布置方略，同时命令户部拿出一百万两白银准备赏赐立功将士，户部却和皇帝讨价还价，最后同意拿出五十万两。

　　　　应州发生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主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明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从阳和来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日暮正德皇帝与普通将士一起在应州城外临时建的军营里过夜。

　　　　第二天蒙古主力又来，双方大小百余战，武宗在前线的战车曾险些被包围，两军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此次明武宗率军队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正德年间再没有来过。
　　　　
　　　　正德皇帝兴高采烈的回到了北京，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官门之前作为战胜的证据。还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文官集团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据《明史》记载，明军亡五十二人、伤五百六十三人，而仅仅杀敌十六人。

木風郎

所谓的蒙古小王子，正是有明以来蒙古最强的中兴之主

达延汗（约1474～1517）

明代蒙古可汗。又作歹颜哈、答言罕、达衍汗，皆为“大元大可汗”的异译。本名巴图蒙克（一译把秃猛可），孛尔只斤氏。成吉思汗十五世孙。成化十六年（1480，一说为成化十五年）即汗位，明人因其年幼而称为小王子。在其妻满都海哈屯的辅佐下，数与瓦剌争战，击败瓦剌。至正德初年，又先后翦除以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等为首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他将蒙古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设三个万户，分封诸子为领主。从而结束了有明以来北方地区扰攘动乱的局面，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在此基础上与明朝频年通贡互市，贡使多达六千余人，至京师者以五百人为率。贡道由大同入居庸。贡物有马、驼、毛皮产品等。达延汗对蒙古的统一，带来了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对蒙古的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被誉为蒙古历史上的“中兴之主”。由于史料记载互相■牾，国内外学者对达延汗的生卒年代和事迹的看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达延汗实为兄弟二人（兄把秃猛可、弟伯颜猛可），也有人认为达延汗指伯颜猛可。关于其生卒和即位年代，各家所述亦多有出入。

木風郎

学贯中西的正德帝，信奉伊斯兰or喇嘛教，还是基督教？


据黄云眉《明史考证》：武宗后因学习蒙古语又曾自号“忽必烈”；因学习阿拉伯语而自号“妙吉敖孄”；因学习藏语而自号“领吉班丹”。《明史考证·武宗本纪》:“（正德五年）六月庚子，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按武宗命铸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给诰命。大庆法王，盖武宗所自命也。及铸印成，定为天字一号云 ,见实录。” 又其后，武宗习鞑靼语，自名忽必烈；习回回语，自名妙吉敖孄（mejid-Allah，马吉德-安拉，意为“安拉的荣耀”-引者）；习番僧语，自名领吉班丹。(见和琳《卫藏通志》卷一。）


《明武宗实录》第64卷记载的很清楚，明武宗“佛经、梵语无不通晓”，阿里·阿克巴尔著的 〈中国纪行> 1988年版本的第40页也说正德皇帝是佛教的信徒“中国皇帝认为自己是释迦牟尼的信徒，这是他信仰的唯一的真主。他称释迦牟尼为先知，称穆罕默德为圣人，即最好的人。"中外史料相互印证正德皇帝是佛教徒，他禁止民间养猪是在正德十四年，已经吃了十四年猪肉，这有〈明会典〉第116卷为证，正德皇帝兴趣广泛，对古兰经也有所了解，对伊斯兰教评价也颇高。

1.伊斯兰教？每周到清真寺做礼拜，禁止养猪的马吉德-安拉（正德的阿拉伯名）

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00游历中国，于1516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一书，作为礼物奉献给土耳其素丹赛利姆一世。该书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作者出于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以较多的篇幅着重介绍了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规定的……。”阿里·阿克巴尔的描述是他亲眼所见，与中国民间的传说相吻合。《中国纪行》到19世纪才在伊斯坦布尔皇宫档案库中发现，引起各国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先后被译成德、英、土耳其等文，因为它是继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后全面介绍中国的文献。全书共21章，系统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队、省份、城市、监狱、历史、地理、教育、学校、农业、宗教、文化艺术、社会习俗、宫廷礼仪等。

　　先解释一下伊斯兰文化对明代的影响。整体的影响是明初上层社会的喜爱，上行下效。比如开国元勋常遇春、沐英，宦官郑和等，这些高官都信奉回教。到了正德一朝，由于出口的需要，早期是东南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以及正德以后，青花大规模销往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在中世纪都受阿拉伯人的统治，所以对伊斯兰教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独有正德一朝，阿拉伯文字是直接装饰到瓷器上呢？明朝其他时期把文字直接写到瓷器上并不多见，偶尔能见一两件，为什么到了这一朝特别多？基本上见到写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就是正德一朝的？历史上还是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解释它的成因。首先，正德十四年，皇帝写了一首御制诗，评论各种宗教，诗中特别推崇伊斯兰教。

2.喇嘛教？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大自在佛 领吉班丹（正德的藏名）

正德皇帝崇信藏传佛教，而且到了痴迷的地步。在正德十年，明武宗不顾群臣的反对，派太监刘允到西藏赍送番供等物，迎请活佛。正德皇帝本人则勤学藏语，颂经习法，穿戴僧服，自封「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大自在佛」，铸成金印，用之诏书。明武宗本人迷信喇嘛教，与西藏僧人过从甚密，搅乱朝政。在明武宗死后，明朝廷才将在京西藏僧人统统逐出。

3.基督教？正德帝的葡萄牙老师火者亚三，（尚不清楚正德的拉丁名字）

明初对于朝贡的国家有明确的时间间隔及停泊地等规定。但1514年（明正德九年），广东右布政使吴延举擅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规定，外国商船来华时间不受限制，一到广东就可以上税、卖货。此举一出，外国商船接踵而来。朝廷官员认为吴延举应负有责任，但朝廷并未对吴延举进行追究，也没有对葡萄牙商船进行干预。后朝廷官员认为佛朗机人扰民甚重，要求对葡人进行驱逐。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御史丘道隆及御史何鳌都曾向正德皇帝上奏要求驱逐佛朗机人，但由于正德皇帝对佛朗机人有好感而不了了之，直到1521年嘉靖皇帝继位，他们的奏折才有了下文。

〖葡萄牙使者与中国皇帝建立了关系过程〗

1515~1517年（明正德10年至12年）间，侵占满剌加的葡人若热·德·阿尔布克尔克（Jorge D'Albuquerque）不断派船到中国进行贸易。1517年6月17日，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andrade）[1]等载葡萄牙使者佩雷斯（Thomas Pirez）驾八艘船前往中国，于8月15日抵达“屯门岛”。当他们再北上时，遭到明水师阻拦，但葡人恃船坚炮利，强行进入珠江内河，到达广州怀远驿（今十八甫一带）。葡人知道中国人憎恶佛朗机人，于是假扮成伊斯兰教徒模样，并宣称是向中国进贡的。两广总督陈金得知后，先安排他们在怀远驿住下，并发现他们并非伊斯兰教徒，也没有使节证明文件，而佛朗机亦不是历来进贡的国家。于是安排他们到光孝寺学习中国礼仪，同时将此事上奏朝廷。

1518年（明正德13年）正月，朝廷答复，把佛朗机人带来的特产按市价折成银两，使节进京洽谈，请其余船只、人等立即返回。葡人没有按照明政府要求离开，而是退出广州，企图攻占南山半岛(今深圳南山区的一部分)，但由于明驻军太多未能得逞。然后他们退至“屯门岛”，安营扎寨，做更多的军事准备。此后，葡人又在“屯门海澳”及“葵涌海澳”（今香港青衣岛、葵涌一带）探查据点，制火器，立石碑，烧杀掠夺。当地居民怨声载道，纷纷向官府告状，并要求迁移至别处躲避佛朗机人的欺凌。8月，若热·德·阿尔布克尔克派西芒·佩雷玆·德·安德拉德（Sim?o Peres d'Andrade）换其兄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到满剌加，大部分人都还留在“屯门岛”。

葡人眼见这样拖下去无法见到中国皇帝，于是就贿赂广东的宦官。此法立即奏效，在1519年（明正德14年）底，朝廷允许他们到北京朝见。1520年（明正德15年）1月，佩雷斯终于从广州启程，他事先已买通宦官得知正德皇帝在南京游玩，赶了四个月的路到达南京。正德皇帝知道佛朗机使者到达南京却不急于召见，而是自行返回北京，并告知佩雷斯到北京朝见。1521年（明正德16年）1月，佩雷斯抵达北京。佩雷斯到北京后，又到处拉关系，行贿，并让自己的翻译火者亚三[2]勾结大宦官江彬。火者亚三教正德皇帝学习葡萄牙语取乐，可以经常接触到皇帝，但他依仗皇帝及江彬的庇护经常对官员无礼冒犯。主管外国进贡等事宜的四夷馆主客主事梁焯对不按规矩行礼的火者亚三施以杖刑，江彬得知后大骂梁焯，并向正德皇帝告状。但朝中憎恶江彬及火者亚三品行的人很多，又有朝中重臣帮梁焯求情，因此正德皇帝并未治梁焯的罪。而在广东的葡人也因佩雷斯进京而开始更加肆无忌惮。

木風郎

明正德年间的中国，究竟是如何呢？，且看波斯人的描述

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我认为其中就有很多有用的资料。我现在按原书的次序先在下面列举几条，然后再加以分析：
　　在第三章里，作者谈到中国招待外国人时写道：
　　　
　　“我们在中国内部旅行一百天，每天都热热闹闹，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得到。”
　　　
　　在第四章里，作者写道：
　　　
　　“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毫无疑问，如果穆斯林们能这样恪守他们的教规——虽然这两件事无共同之处——他们无疑地都能按真主的良愿成为圣人。”
　　　
　　在第六章里，作者写道：
　　　
　　“整个中国人，从平民到贵族都培养得懂礼节。在表示尊敬、荣誉和沿守礼节方面，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中国人非
　　常守纪律，无人可以相比。”
　　　
　　在同一章里，我们读到：
　　　
　　“谁也不敢违反法律，向真主保证，这里没有夸张，都是事实。”“他们的法律和规章十分完善严明。”
　　　
　　第九章记载各地的物产：麝香、金银酒器、瓷器，又记载了北京(汗八里)挖掘的人工湖(可能是指的中南海和北海)。书中讲到中国烧“黑石头”(煤)，讲到贵州的药材、福建的麻、丝绸、彩缎，特别细致地描述了南昌的瓷器，和阗的玉石。
　　第十一章讲中国奇妙的手艺，其中有胸外科手术。作者写道：
　　　
　　“我相信，如果谁在中国游历一个世纪，他每天都能看到从未见过的奇迹。”
　　　
　　第十五章讲到来中国的外国使臣和商人，他们用狮子换东西，每一头狮子可以换回三十箱财物。其中有衣料、缎子、布匹、鞋袜、马蹬子、铁马鞍、剪刀、针。
　　第十七章讲连绵不断的农田。在山坡、沙漠和砂石地区运土造田。我们有两三个月都在树荫下行走。
　　第十九章讲中国的纸钞、铜钱、金、银作为货币。在这里又讲到在汗八里已使用煤。
　　第二十章又强调说：“中国人非常守法。”
　　第二十一章讲中国的画院。作者写道：
　　　
　　“在中国有三件东西只有天堂才能找到与其比美。那就是蜜枣，又大又甜。还有两种花，一是罂粟花，二是莲花。”
　　　
　　归纳起来，作者在当时中国看到的人民奉公守法，秩序井井有条，物产极大丰富，手艺十分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