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来华是历史学家意淫的产物

木風郎

马可波罗，意大利旅行家，生于威尼斯巨商家。1271年随父亲、叔父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向东经商，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北京），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




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足迹遍及华北、西北、西南、华东等地区。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从泉州后渚港起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家乡威尼斯。1298年9月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一场中世纪少有的大海战，战败被俘囚禁。他于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作家鲁思梯谦笔录成书，叫《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和我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世界著名的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正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文明的奇书，使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深受影响，导致了他开辟由欧洲到美洲航路的壮举。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讲述了自己史诗般的中国之旅以及他返回意大利的经过，他的书是欧洲的经典文学作品。他已经成为沟通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圣人，他的名字妇孺皆知。可是却不断有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是为什么呢？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最大质疑就是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他曾长期在扬州做官，但是在整个蒙元时期的历史典籍中，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他的记载。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从国史到地方志，各种形式的史册浩若烟海，记载翔实，特别是外邦来人，可用来作为中国皇帝威震异域，德被四方的佐证，更是不会放过而要大书特书，在元朝像马可波罗这样的西方人被归为色目人，其社会地位在汉人之上，马可波罗既然在朝廷身居高位，还作为特使送嫁公主，按常规，国史中不能不记。



也正因为中国的史籍浩若烟海，在没有把该查到的典籍都查到以前，作出否定的或肯定的结论都有困难。而且700年来扬州地区编撰了大量的地方志，至今只有6本被发现。如果仅仅依靠现有的几本就得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结论是不严谨的。所以一些史学家虽然早就发现了问题，仍只是抱存疑的态度。

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波斯汗王阿鲁浑曾派遣三位使臣向中国皇帝请求赐婚。时间是1297年，正好与马可波罗说他护送公主到波斯的时间符合。而且这件事和波斯使臣的名字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有所记载。虽然这段史料中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不能由此引伸出马可波罗曾经旅居中国。但是，中国研究马可波罗的代表人物杨志玖教授却认为：“这篇公文（《永乐大典·站赤》）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此文即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不会太高贵”。假如马可波罗未跟随这个使团，他不可能知道使者的名字和使团离开中国的时间。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小的使团，关于这个使团只有零星记载保存在伊利汗国最重要的官修史书《史集》里，马可波罗不可能看到这部后出的书。中国的官方文献和《马可波罗游记》恰好可以互相印证。这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而且正是随这些使者回国的。

至于《马可波罗游记》中为何没有提及筷子，茶叶，长城等。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认为：首先，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对很多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细节总会有所遗漏。其次，只要我们对元代中国有足够的了解，就会发现《马可波罗游记》的这些遗漏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元朝实行社会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突厥人，回回人等，也包括欧洲人)，他们都是特权阶层。马可波罗属于色目人。在等级制度下，他在中国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中，而这些人吃饭是不用筷子的。当时，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比较流行的饮料是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马可波罗不提长城也有具体原因。 当时这里的长城并不雄伟，不过就是一条土堤，因为在宋代长城没有维修过，此时可能已是废墟。现在北京附近的长城是明代苦心经营的，在忽必烈时代长城没有什么重要性，那时的长城，马可波罗还只能见到一段，也许他已见过类似的墙，因此不以为意，因为欧洲有些村镇周围也建有围墙。在13～14世纪从内地到蒙古地区的旅行者很多，基本上都没有提到长城。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但未到过长城，不能要求求他什麽地方都走到，即使到过，他也不一定感兴趣。总之，游记没记有长城，不能成为马可波罗没到过中国的证据。再次，欧洲学者注意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经过了马可波罗本人的筛选取舍，很多记载投合了当时欧洲人的社会心理和求知偏好。马可波罗本人在临终前也特意提到，他讲述的见闻还不到他所知道的一半。筷子，茶，长城等怀疑论者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马可波罗那里有可能是极其次要的。


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还提出了更多的理由。《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而在《元史》，《元典章》，元人文集中也有关于元朝拆毁江淮以南城墙的记载。迄今为止，马可波罗是记载此事的惟一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到过中国，他能从哪里抄袭呢？他还在书中写道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马可波罗仍是记载此事的惟一一个外国人。不仅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和马可波罗叔父的遗嘱中都提到了蒙古大汗的牌子。这是由蒙古帝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明，一般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持有者享有特权。有关的史籍记载显示，只有那些为政府或权贵服务的人才能得到这种牌子。马可波罗不但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古帝国的各种牌子，还提到忽必烈以及远嫁西亚的蒙古公主赐给他金牌。他的遗产登记表明，直到他去世时蒙古大汗的金牌仍在他手中。这一点不但说明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还证明他在元朝的身份相当特殊，绝非普通商人。

在对元朝历史有较多了解之后，再去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就能够明显感受到，如果没有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根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因为书中涉及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大量细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欧洲，西亚，中亚文献对元代中国的记述如此翔实。比如《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忽必烈的生日，元朝的庆典及狩猎，元朝在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战争，阿合马被刺事件，大都(今北京)与行在(今杭州)的高度繁荣，镇江的基督教教堂，中国各地的物产，宗教，风土人情等。正如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所说的那样：“从上帝创造了亚当……之时起到现在，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鞑靼人、印度人或任何种族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如马可波罗到过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实地观察和探险，像马可波罗那样知道那么多的奇异风俗。”




虽然马可波罗在书中对自己不无夸大和吹嘘，比如他说他深受忽必烈器重，做过高等地方官等等，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如果马可波罗在中国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地位显赫，在汉文文献中没有记载就不足为奇。即使马可波罗真的身份特殊，在中国文献中也不一定能留下记载。因为元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帝国，当时的特权阶层除了蒙古人以外，还有大量的中亚人，西亚人，欧洲人，这些外来人士能在历史著作中留下名字的只是极少数。在元朝末年，教皇派使者向中国皇帝进献名马。在历史上这无疑是重大事件。可中国的文献根本没有记载教皇使者的名字。所以，从各种情形判断，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应该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