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木風郎

一  导言

　　无庸置言，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众所公认，在过去二十年里柯文（Paul Cohen）所称之为「着重内部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表述却未必恰是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是以两个「新中国」的创立为界的：1912年的民国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二者的成形都受到国际上各类动机的制约，而二者政府之差异则显示了国际各种影响的增强。偶有中国人受到过早期民国议会实验的直接影响，但每一个中国人将都经历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致命的混合体制：即毛泽东所称谓的中国共产主义。

　　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可谓无所不闯入、无地不渗穿、无处不盛行，如德国人所言：「彻底穿透」（durchdringend ）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里，中国的国家政权手段界定和维护了为所有汉人（以及相当一部分非汉人）声称所属的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国」──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

　　这一自后进到强权的演变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我们只需比较两次中日战争的长短和结果。或者我们可以对比 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与民国末期中国的表现：1900年一小批西方军人就使清政府蒙辱，而在1937-1945 年的战争中国民政府耐得比日本更久。五年之后，人民共和国──它的军队诞生于国民时代──与世界头号强国装备精良的成千上万军队战成平手。军事力量部分由工业化造成，而工业化则建基于前所未有的对国际经济影响的开放。民国时代见证了一段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代」与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没有外国的合作与投资，二者都不可能。

　　这一时代最瞩目之事是试图按国际范畴自觉彻底地检讨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每届政府都从国际上所认同的种种「主义」中寻求合法性，从立宪主义到共产主义不一而足。而这一时代最让人迷惘之事，则是在民国末年，西方在中国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与荡然无存，如果消失最终只是暂时的话。

　　二  外交：从崩溃的帝国到强权

　　外交史还未进入民国研究的中心。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时期的学者那里，外交政策和正式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未取得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历史著作中那样的显要地位。藉于威尼斯使节信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写出了一段《王室与民族》（F ürsten und V ？lker）的历史，虽然他写的欧洲王室比民族要多些。但关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则多将贸易置于外交之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政治冲突的含混不清的领域。在范围更广的国际关系领域里，现实主义外交关系学派长期主宰学术研究，视国家为追求永久利益之集体性的、理性的行为者，认为其行为是由外部而非内部因素所驱动（所谓「外交政策优先」）。但关于中国对外关系史最有影响的著作则总是将私人的和公共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国家性行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台。

　　只是在最近这种思路宽泛、方法综合的研究才被雅称为：「国际史」。在这里，外交政策不过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极可能是一种文化构成。因此对于这个学派，「映象」、「感觉」、「信仰体系」和「认知标记图」等概念至关重要。这些概念组成了一套「透镜组」。如同通过「利益」与「行为」可以观察其它民族国家一样，通过这套「透镜组」，中国民族国家的利益与行为也可被观察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雷诺万（Pierre Renouvin ）和杜罗瑟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 ）综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认知问题、利益集团政治、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并未忘记给予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以传统的关注。他们的著作与国际史学家的著作最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Akira Iriye ）和韩特（Michael Hunt）这样国际史大家的著作中，国际史也还是缺乏理论。

　　虽然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通常理论贫乏，但它却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传统强调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和阶级因素，尽管它得被迫随时代的政治大势而屡屡修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共和国自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列宁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里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结合的论断也仍被当作权威理论，虽然它根本解释不了帝国主义的西方在中国的各类活动。近来，近代中国史又被剔去其复杂性与偶然性，以便对其的叙述可被纳入「世界体系」学派。还有，用后现代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史学似乎并未能避开老式的政治论争，虽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的著作是个明显的例外。

　　在这理论亢奋中，几乎无人对中国外交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思考。高龙江（John Garver ）、福伯斯（Andrew Forbes）、乔丹（Donald Jordan ）、威斯塔德（Odd Arne Westad ）、孙友利、克立福德（Nicholas Clifford ）、还有下面将引用的其它一些人，虽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许，这是由于国际史曾追随过外交史，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外交活动的研究几乎全源自于一块狭小的中国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至今仍在做对外关系的研究。结果是，西方没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史的权威之作（十九世纪中国史也一样，在英语文献中摩尔斯H.B.Morse 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献里找中国外交事务详尽的综述，人们必须退回去查当时代人包拉德（Robert T.Pollard）、巴斯（Claude A.Buss ）和列维（Werner Levi ）等人的著作。中国作者们较容易写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国时代也确实出版了几部优秀的著述，但他们的学术一直受到历届中国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只是在90年代并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国，当查阅外交部档案比台湾更为宽松之时，才出现了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概览。

　　与其它领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当令人遗憾，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国外交从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国政府继承的不是人们说的历史的中国，而是大清国，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清帝国，涵盖了满洲、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没有哪个中华帝国像满人的清帝国一样如此广袤与长久。然而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征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和中国的神圣国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与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维护国界维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凯总统宣布「恢复」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达赖喇嘛的称号，尽管这位达赖正在宣称他自己对西藏领土有完全的支配。两年后，中国拒绝与英国和西藏政权签署一项协议，而此协议旨在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在20和30年代，中国大肆鼓吹逃到中国本土的班禅喇嘛的权威，以对抗顽固要求自治的达赖喇嘛。然而在1940年新达赖喇嘛被命名时，国民党政权再度承认了他的教权，纵然不是俗权，以有权册封达赖的称号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中国拒绝与之交往，与英国迥然不同。英国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支持者，当战后英国影响消失殆尽，西藏重新正式并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总之，历届中国政府都拒绝解决西藏问题。它们在等待时机，直至1950年西藏问题可以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解决。

　　把新疆的几个地区维系在中国潜在的范围之内而非任其滞留于中国之外的周边，需要一项坚定不移的不承认政策和更强的外交韧力。自封的汉人新疆地方长官杨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这一事业。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并竭力限制苏联的影响，因而有助于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在一个中国国家政权几无实际权力的疆土中维持中国的宗主国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当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却又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援助之时，国民党政权仍拒不放弃所声称的权利。它韬光养晦，一俟苏联力量移走，即实施一通「精巧的手术」，在这个省份建立了国民党中国人的领导权。高龙江称此为「英明的」和时间算计得恰好的外交，认为它「为中华民族保住了新疆」。国民党政权随后处理了同期发生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叛乱。该叛乱主要要求地方自治，虽然也有些想分裂出中国。但它最终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保住给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2日，共产党完好无损地继承了它。

　　在满洲问题上，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被运用成了艺术。但在这里，战斗的意愿伴随着外交。外交毫无疑问充分显示了一个执着的和一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中华民国将为保卫满洲家园而动员起战争（虽然中国人自十八世纪起便在南满定居，但汉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国初建之时，北满实际上是俄国殖民地，而南满则为日本势力范围。民国自始至终几乎无日不为这块土地谈判或战斗，包括1929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和1937-1945 年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国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满洲国问题上。满洲国由日本管理，目标是将日本1931年对这个地区的武力征服赋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自己改变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实。但是，通过在国际上进行协调的外交，不仅「不承认原则」成为标准的政治术语，而且中国也能够做到否认满洲国的任何合法性：在它建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萨尔瓦多承认这一新满洲天堂。中国不妥协的姿态使自己日后成为日本敌国之合宜的盟友，包括两个最终将满洲归回到中国治下的大国：美国和苏联。

　　外蒙古问题有不同的结局，可能是因为中国在那里遭遇了别处所没有的复杂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许汉人在蒙古定居后，蒙古反中国统治的内部一致的抵抗迅速高涨；此外，一个强大的邻国坚定地支持分裂主义运动。1918-1919 年，中国军阀势力和俄国内战都蔓延到蒙古，蒙古党人在新苏维埃国家那里找到了同盟并于1924年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中国的不承认政策对之无可奈何的唯一例子。在台北出版的地图上，外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北疆。但是，国民党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自己承认了蒙古的独立。毫无疑问，这么做只是为救急。蒋介石力排国民党领导人众议，对他来说，只是与苏联结盟有可能阻止共产党叛乱的「国难」时，这一「最大的牺牲」才可以忍受，并且恐怕也不是永远忍受。然而共产党并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却在1945年10月斯大林式公民投票中认可了他们的独立（487 ， 000 票对0 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只得接受这一事实。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国的所有边疆都已经恢复。在这些被恢复的边界地区，外国的影响比1911年大大减弱；苏联在新疆和满洲的居住权也将在十年之内消失。民国还超越了1911年的边界，对清政府1895年割与日本的台湾重新行使主权。在满清最边远的地带，中国外交的坚韧、执着以及全面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人民共和国毫不动摇地要再次恢复台湾领土，纵然它一分钟也没有治理过台湾。

　　内部国界民国时期中国外交一个更为一贯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本土的主权。当毛泽东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不同，它继承了一个无须面对政府辖外之洋人租界的国家，其中更没有使外国人免于中国法律约束的治外法权制度。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政治残余的结果。这一外交过去曾处于西方关于中国对外关系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一书，这一外交在西方已几乎被遗忘，虽然中国史学家以可爱的细节重新叙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国外交官所称，国民党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治外法权情结」。它产生于华盛顿会议（1921-1922 年）失败（依中国的观点）之后，并在1926年北伐中与自义和团以来最大的民众排外潮流结合在一起。与义和团的仇外不同，该潮流是一场有组织的排外，配合着包括以经济抵制为手段在内的「革命外交」。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权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汉口英租界。中国政权后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它收回。在这之前的18个月里，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已发生了反英的宣传及抵制英货运动。而在侵入英租界前一个月，英国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已做了罕见的（对某些强权来说，是背叛性的）许诺：「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以合乎「中国人民合理的意愿」。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强权将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 ──如同在1900年对待义和团那样──是的确存在的。

　　不过，英国没有这么做。它在谈判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汉口租界。尔后的四年里，中国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命」。如果不是发生了满洲危机，这场外交革命肯定会在1931年治外法权全部终结时达到顶点。到了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国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这些谈判中，中国谈判家运用了华尔德伦（Arthur Waldron）所称的（虽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这大概比单方面斥责旧条约更加有效。为这种艰苦而专门的工作，如朱莉（Julia Strauss）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国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归还之前，民国政府就已经重新取得了对租界内中国居民的司法控制权，并且──我在别处论及过──它还努力去驯服内部国界最桀骜不驯的地带：条约口岸的国际社会。旧条约制度的终结奠定了民国在战后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新条约谈判的基础，而这种新谈判则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构成了中国外交议程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香港和澳门还处于殖民政权之下，但看来亦不会长久。在港澳之外，随着治外法权的消亡，中国法律开始管辖并逐渐加大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现在依然如此。

　　国际环境边界的维护──当中国无力为它而战时──和国内主权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助于中国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西藏1913年宣布了独立，许多省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独立。它们没有一个得到过民国认可，而且除了组成满洲国的东北省份，也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外国的正式承认。不管是利还是弊（不利面如须偿还清政府的外债），民国作为清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不仅告诉了中国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国的衰落。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普拉特（John Pratt）认为，英国「一项实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胁」。派遣军队确实被提出考虑过，但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在对付国民党人最有力的武器──民众经济抵制运动时，「军队是毫无保护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进行了威吓，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护租界区，但英国的参谋总长们心里明白，如果民国军队坚决攻击，想不出来有哪支英国武装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总之，在英国公众舆论变得反干涉反帝国主义之时，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在给中国公使蓝普逊（Miles Lampson ）的信中写道：「远离英伦，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挑衅充斥你的耳目，但你无法想象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极度地温静。」

　　西方不但开始从中国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战之后分裂开来，不再成其为一个纯西方的实体。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的联合体在对付清政府时把日本囊括了进来，从而极其严重限制了清帝国的外交自由。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盟约体系，纵然它想加入时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欧洲的灾难改变了这一切，使中国成为重组中的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可能仍不知道中国曾加入其中。但无论中国在徐国琦所谓的民国「无知年代」里经历有多痛苦，它加入这场战争乃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转折点。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国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的积极份子。但国联在执行其法度上之无能，反过来增强了民国以独立的外交争取自己利益的意愿。中国后来在1931年满洲危机中对国联之无能更感切肤之痛。但在两次大战之间，民国是以其外交实践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国得以首次与列强单个地而不是整体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双边互惠关系则是1928-1931 年间条约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并在日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重要的国际结盟或联盟。
  
　　盟友与敌人随着与日本关系加剧紧张，结盟在整个民国期间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于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中国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国民党政府1927 年后动作迅速，从中国被列强联合盘剥的时代，跃入与世界三大最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结有重要经济和战略联系的时代，以抵御第四强日本。按英国外交部的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但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回，中国在同盟国中的角色与一次大战时不同，是合作者而不是乞求者。的确，此时的中国已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在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所确认。

　　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上，在许多方面都是民国期间最成功的，并可以说赋予了中国在中日战争的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实用政治再加上一点对日本的共同畏惧，导致了民国与苏联的联盟（1938-1940 年）──高龙江和贺军对此深有研究；以及与美国的联盟（1941-1945 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全是美国的看法。这些伙伴关系确保了中国的生存，训练了中国的军队，并把民国带入了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这些关系没有一个维持永久，但每一个都正当其时。民国如何寻求、处理、确立和最终结束每一个伙伴关系，是近代中国外交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之一。这些关系总起来证明了中国外交灵活多样，能够在短期内通过极其不同的关系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最复杂、最危险，而且最终最具灾难性的，是与日本的关系。战争是对外关系种类中最终极的类型。八年与日本的战斗给中国人民、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并且战后时期从未真正恢复过来。在与日本的关系中，中国也试图实现大体一致的目标和政策。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的手段──执着、合法度、经济抵制──在中日关系上最多只能说未起作用，最糟得说适得其反。而中日关系则从外交争端走到公开军事对抗，最终进入野蛮。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亚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尤其在西方学界，不过战前的中日关系已是近来研究的课题。虽然还没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关系史，但「国际史」的多视角研究方法却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30年代中国对日政策在国内的方方面面以及「公众舆论」在政策的酝酿和制订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见于柯博文（Parks Coble ）的杰作《面对日本》（Facing Japan：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的中心部分。乔丹指出了30年代初国民党的一轮新「革命外交」导致了出其逆料的结局，尤其是抵制日货运动。他认为这轮外交非但未能吓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实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孙友利对中国30年代「绥靖」外交富有启发的修正性阐述，则强调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文化构成。他认为「绥靖」外交的制订与实施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解，确信日本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定见」体现在蒋介石1937年7 月的战争巨赌里，也体现在尔后四年他试图使世界政治纳入其预想之决意中。基于此，入江昭力荐我们重点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首先是各自文化国际化中的伙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竞争成为一种文化决斗后至死方休的敌人。

　　日本的战败结束了战时的同盟结构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国此时可以说已成了强国，那么它将不得不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世界里游弋，而这一世界又由于美苏皆无法控制中国共产党造反而变得极其复杂。国民党的中国将赢得战争──不光是对日战争，还有为中国的主权以及中国在世界上自立的奋斗──但它将丢失国家政权。这一结局不仅当时出人意料，现今回顾亦令人愕然，同时也说明了为甚么战后阶段一直是民国外交史中最具争议的领域。赖文（Steven I.Levine ）开创性的研究《胜利之砧》（Anvil of Victory），揭示了国际国内形势互动的相关性，比其它著作更好地解释了共产党人如何赢得满洲并为夺取中国打下了基础。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苏联和中国的资料，探讨了冷战政治背景下中国内战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庆、延安、莫斯科和华盛顿）主要的政策制订者几乎都不称职（充其量也不过是短视和失算），并清楚地展示了冷战外交如何从根本上塑成了中国内战并部分地决定了其结局，而且中国共产党亦已是冷战外交的一角。韩特进一步追溯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对外关系方针的起源，显示该方针独立自主于其它的后中华帝国政权，最后甚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导师。在共产党「胎中之国」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些主脉延续到1949年以后，其中有不少──这是我的理解，不属韩特的──是一位固执己见的领导人对对外事务横加种种危险限制的主宰。不过，毛泽东将继承一个国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历史，这二者将让人民共和国打一开始就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三  对外关系的内部化

　　界定和维护中国人的「祖国」是在国内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化的具体标志在城巿里最为明显，尤其在条约口岸：柏油马路、电灯、公园、大多放映着好莱坞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说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外国人了。但国际化也将随着以外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而穿越大地；随泛美和汉莎引入并与中国政府合伙的民航而飞升天空，并随军队──着西式军服，荷进口枪弹，听令于挂满入时勋徽肩章的将军，受训于接踵相继的外国军事顾问─ ─而行进到任何地方。甚至远山僻壤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国际经济力量改变。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县，它在二十世纪里得益于它的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但无疑是最戏剧性的一次进入全球巿场。大庾曾是县治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贸易站，是从广东出梅岭关口后往北的第一个城巿，正当在连接广州和华东华中贸易最繁忙的一条路线上。1736年法国人杜阿德（du Halde）描写道，这座城巿「像奥尔良一般大〔约100 ，000 人〕，人口稠密，风光秀美，有很大的买卖，亦是休闲胜地」。大庾在中西贸易的广东公行制全盛期繁荣了起来，买卖茶叶、丝绸和鸦片。但1858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西征越城而过之后，大庾开始衰落。随着条约口岸制向内地的伸张和上海的成长，梅岭之路便只限于地区间往来。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个最低等的征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养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叶、毛边纸和一度颇负盛名的大庾板鸭，产量纵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颓势。

　　后来在大庾发现了钨。矿石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的。他在西华山一带拥有地产，该地产结果证明蕴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黑钨矿，矿石可以采掘制钨。不久，当地士绅从教士手里买下地产，并立西华山为「公共财产」。但这种公民心胸只维持到1916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对钨有疯狂的需求，主要用它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于是一窝蜂的土地抢购接踵而来，西华山被瓜分成几百小份，20，000 个矿工挖掘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矿石。大庾成了暴发城巿。它发展了一个旺盛的巿场以经营精美丝绸，进口西方毛织品，甚至西方化妆品。茶馆酒楼也兴隆了。当江西和广东省政府在为如何发展和垄断中国最珍贵的出口商品争执不下并与南京政府意见不一时，大庾却在一边安享了20年世界钨砂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进入世界巿场之途并非对所有行业或地区来说都很平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制丝业，中国丝差劲的质量和营销已危及了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业之一。于是在1932年，国家和省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蚕丝改良会」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丝生产质量标准。在国际联盟专家的建议下，政府开始规范制丝业与个体生产者。中国农民被强制在自家或其它用于产丝的房屋里喷洒消毒剂，并被命令只向政府购买蚕茧。这些颇为成功的改革并不是朝着制丝业国家标准化的第一步，而是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国将国际标准内部化，使其为己所用。

　　政治样板从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国政治史上绝无先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独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宁主义党国。

　　从1924年至今，党国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术文献着墨于共产党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党治」──但党国的思想谱系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党为南京新都──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著特征的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党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并且主要在台湾，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还压制了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取代党国的异议。

　　不用说，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运作时不时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样走谱得依稀难辨。当历届政府制订或声称它们正筹备一部「宪法」时，并不总意味着它们有意于循宪法治国。在袁世凯筹划独裁时，正在为袁出谋划策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Goodnow ）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纽约朋友告诉他：不弄个宪法顾问就连最反动的政府也无法治国了，「活像咱这儿打算漠视法律的大公司们打一开业就没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师弄到手」。中国30年代自成一体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们的顾问和榜样，并且无疑在南京政权的历史形象上打上他们的标记。然而，导致中国「法西斯主义」获其名的所作所为与欧洲的法西斯现象鲜有相似之处。充其量不过是有意引进一个现成法西斯国家政权的上层构造而已──口号、队列、歌咏、宣传──从无意于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社会运动。后者是当时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之所在，而国民党领袖们对其味同嚼蜡。在论述法西斯本质的浩繁文献里，没有一个定义适合于定义它形形色色且经常争吵不已的中国崇拜者。对法西斯主义至今尚还未找到一个内涵充足的中文意译，只有一个干巴巴的音译「法西斯主义」。

　　然而，中国共产主义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共产」决心将转化为在其统治领土内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与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毛式的，与斯大林苏联所实行共产主义或是从台尔曼（Ernst Th？lmann ）到豪尔（Gus Hall）等西方共产主义领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很不相同。很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始初的研究到塞尔顿（Mark Selden ）「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论述，都费尽苦心地强调了这个党的本土特色，从而使人容易忘记这一运动在其幼年曾多么有力地与国际力量连在一起，多么深入地将国际共产主义的原则内部化。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在对外政策上，牛军最近的研究再度证明：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在1944-1946 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浅显的事实：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理念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党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国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国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国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还有，始于袁世凯和袁初逝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军事化。它先崭露为「军阀」时代的一种地方性现象，尔后在国共两家党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宰的政治中心制度化。再尔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所欲图的全民「军事化」，最后则是毛的人民共和国里无休无止「战役」的动员和在强迫性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把社会单元编为诸如「大队」（英文本义为「旅」──译者注）之类的重组。至于维护大城巿街区秩序，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

　　商保格（David Shambaugh ）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四  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不管对外政策对民国政权来说有多要紧或外国样板对民国政治有多重要，民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则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国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并且并非不重要的，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从东南亚、北美、西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亦然。中国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J.T.Trebitsch-Lincoln ）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国「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我们较为熟知的那类传教士则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对象。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警告说，「多一个皈依者我们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赶上的危险」。从那以后，一大堆怀疑论调的文献便涌了出来，与传教士们「主在中国的圣职」的友好记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涉及民国时期传教与国际政治利益间的关系。同时，研究传教活动中极少涉及过的宗教主题也得到了认真对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思（Daniel Bays ）现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是怎样被「内部化」，并在土生土长的各类中国宗教中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Wolfgang Eckart ）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 是斯特罗斯（Randall Stross）对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党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 1928-1938 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Max Bauer）的相互影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国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当中国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青年人齐聚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究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国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国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C.H.Becker）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国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观」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权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党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国人和外国人相聚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阶级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证了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国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Emily Honig ）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重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Jean Chesneaux）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文化，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Wasserstrom ）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国的银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John Hay Thornburn）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国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国的存在为中国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国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 ）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阶级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有民族主义的老板。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Thomas J.Rawski）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约口岸和城巿地区。劳斯基分析了1912-1937 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为晚期国民党和早期共产党政权经济核心的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国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国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五  结语
  
　　如果民国时代确实有这么一个国际化高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其后的年代？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除了一个西方大国，中国断绝了与所有其它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并反过来遭到它们在外交上否认。中国被拒于全球外交的中心论坛联合国之外。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中国，他们的机构、公司、家业被没收，他们的中国合伙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甚至接收西方国家的来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种阴谋煽动行为。中国人民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站起来了」，但却把中国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批外交关系弃如敝屣。

　　一种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对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作出反应，如果不说它是过度反应。可是，它承接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的主权的政权。难道不能简单地在这些成就之上谋求发展吗？上述中有一点应该是清楚无误的：民国赋予了中国晚清所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国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现成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把它用到极端。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译者注）。中国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国人和在中国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国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年度商谈，中国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国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前的国民党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泽东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国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的隔离和经济的孤立。那时，中国四面楚歌，自义和团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但对自民国时代一开始就已为中国近代史打上了标志的一往直前地国际化的规律来说，这只是一个大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