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思想，所谓教育

mephistozhang

    已经是入冬的季节了。

    早晚不喜欢用“冬”字，并不仅仅是为了秋日之美在北京过于短暂，也不是为了这冬天太过无趣、在城里又没有个观景去处，纵是一夜大雪下来，天不亮，诸多车辆和行人一过，便不见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英国诗人雪莱那首妇孺皆知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被诵读太多遍，不是俗句，却也见了俗意了。

    坐在咖啡馆里静候友人，读着本刚买的《先生》的书，不觉一看便入了神，已是数十页翻过去了。书中介绍着的，是中国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相接时的一批“先生”们。蔡元培、胡适、张伯苓、陶行知、梁漱溟，各个名字提起来都是震耳欲聋、这些人后来的人生境遇都不同，但普遍活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尚留在大陆的，最终都被划入黑五类，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尤其是胡适先生与陈寅恪先生，胡适先生当年认真地读完了红色中国发表的每一本批判他的书，每一篇批判他的文章，随后以惊人的包容心接纳了这一切，并且笑着说道：“胡适的鬼魂还飘荡在中华大地之上”。至今对胡适先生的评价渐渐趋于公正，但是仍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声音依然在揪着这位先生不放。

    陈寅恪先生晚年双目失明，但仍然风雨无阻地在大学里教书授课。只是后来也未曾逃过红色中国一系列的割命大潮，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批判第一线。学校里的老师学生发誓要七天写出一部中国通史，超过这位“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而他在骨折卧床之际，也几乎被人用箩筐抬出去接受批斗，幸亏他的爱徒刘节先生挺身而出，代替老师接受批斗，让陈老躲过了这一劫。

    又想起在章诒和女士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记录的张伯驹因所谓“级别不够”而不能接受相应较好的治疗等事，唏嘘不已。自建国以来至今，中国人对那个时代“先生”们的所知所学，仅存褒贬不一的鲁迅先生一人而已。很简单的，参考一下现在的人教中学语文读本，鲁迅先生文章尚有几篇，蔡元培先生似有《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一文收录，而剩下的近现代文章，大多数是不疼不痒的散文诗歌话剧节选，余下的，就大约是《咬文嚼字》一类于学生心智思想并无太大益处，却非要学生挖心掏肺，从字里行间寻出些什么“意义”、“思想”的文章了。

    啊，如此这样说，似乎大有“僭越”之感了。是的了，毕竟这些文章也多出于大家之手，也多有“钦点”意味在其中。只是我实在不喜欢一些花花文章做得甚好、却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并无所裨益的“大家”了，也有不喜欢一些学问文章做得花团锦簇般，私德却差的一塌糊涂的“学者”。我也并非借此自命清高，只是这些人做出的事情、为人处世的方法，实在和一开始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位“先生”差的太多。

    想的杂了。回到那本书去。我也曾经有过与这本书的作者同样的疑惑。为何越到了可以做学问的年代，我们这里可以，也值得被称作“先生”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有那么几个敢于作跳梁小丑的，也在未必正义的攻讦中与明显不正义的嫉妒和拆台中草草收场了。即便就像是南怀瑾般颇有清名的老者，生前、身后之名，实难维持。

    那么，到底是“先生”一词其意变化了，还是我们这个“自有中华民族而来，最好的时刻”真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我也没有很准确的答案。这些事情，往往最难在时代进行之时说清道明。唯有待时代一过，历史自能说清功过是非。不过我多少还是多少有点想法，只恐怕是因为，那段相对动荡的岁月，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才是诞生了如此多“先生”的基本原因。也许不破不立，唯有“新”和“旧”的碰撞，才能诞生出陈寅恪先生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是啊，思想！这是一个多么平凡而又伟大的词语。

    到底什么叫思想，似乎亦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议题。我对这个词的定义简单，不过也怕难失偏颇。我个人以为，平凡的讲，所谓思想，便是在信息经过采集、整理、汇总，“自行”分析和“自行”判断后，形成的可以指导人的意识。而如果说的稍微的“高”一点，似乎又可以说，思想是一种可以在汲取了从外界传来的信息后，“自行”辨识、解读信息后加以思考，最终形成的，拥有明显的“自我”标识的新的信息。无论这两个定义如何谬误，其中“自行”两字都断无谬误之理。唯有“自行”形成的，方可称之为“思想”。正如其字所云，乃是自心而来。自别处而来者，未经自我更新加工而顺手拿而用之，此类意识则不可称之为思想。而尤为难能可贵者，是本已不易形成的“思想”，再经过加工整理，涉及到国计民生，能使之称之为“思想体系”，流传于后。

    很显然的，文章开始提到的那几位先生，都是拥有这样的“思想体系”的大家了。有人称自春秋战国诸子百花齐放以来，唯民国那一段短暂的时期，所诞生之拥有伟大思想的人可与之匹敌。这种说法似乎有一点点的偏颇，但是整体上来看还是合适的。这些先生们的思想各有不同，一部分将自己的思想融化到各所大学当中，普及“鈱主”与“科学”，随后开花结果，培育了更多的拥有“自由之思想”的学者大家；另一部分则尝试将自己的思想融化到整片华夏沃土之上，以“天下”为己任，教众民以“权利”，“平等”。也就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农村教育——或者说是基础教育留下了方法论，点燃了火种。此话并不夸张，晏阳初先生究其一生，投入在中国大陆开辟“脑矿”，普及平民教育的伟大事业，欧美诸多教育家对此也称赞不已，其思想也被应用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普及教育工作当中。如斯人，冠以“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绝无半丝半毫谬奖。

    中国本是一个思想大国。然而诚然如上文所说，自诸子百家于春秋时花开，汉武帝时期花落以来，肯在“思想”上下功夫的人，并不太多。再算上统治者强调“上智下愚”，又如程朱理学般，非要“格物致知”，“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牢笼”思想，就阻止了“自由之思想”的出现。绕来绕去，数千年的时间，尤以明、清时期为甚，竟就围绕着几本前秦时期的书来回来去的转而以。当然了，我本所学所知有限，并不十分百分了解这基本著作的全部内容核心，也并非意欲将儒家一把推翻，而是似乎无论怎么看，儒家都更强调的是“集体”、“统一”而非“个人”，“独立”。孔子教学尚讲究“有教无类”，仍然强调着人与人之间在行为、思想上的“不同”，但遗憾的是，儒家思想在经过董仲舒以来各朝各代的修订更改之后已然面目全非，与其说是一种思想存在，更不如说是为其人民制订了一条一条的行事以及思考的清规戒律。这种戒律虽以道德为名，而明显的，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除去一些道德上的普世观点当应遵循以外，在思想上，这“人欲”往往是断不能灭的。诚然，“人欲”中当然有许多不可取处，朱子也是以为“人欲”妨碍人思考“圣人之道”，所以“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只是朱子过分夸张了“人欲”中的“恶”，而忽略了“人欲”往往是推进这个世界发展的最基础的燃料吧。完全没有欲望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向什么方向走的机器而已。

    因此这样看来，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如此牢笼突然崩溃，自然会产生诸多的思想家了。然而这些思想者当中，真正将这些思想尝试落于实际当中者，又少之又少。我一直于鲁迅先生略有微词之原因，除去他“逮谁骂谁，有时甚至为人所利用，却不知自省”以外，还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做到像蔡元培、胡适、晏阳初几位先生一样，将思想从脑中汇到笔尖，再从鼻尖汇到行动之中。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所见甚深，百年来恐怕为李敖、柏杨先生可与之相比，但这三位先生都只偏于著书立说，为见其“拍案”，却未“而起”。实如马相伯先生所言:

    “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相伯先生先后创立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培育出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诸多弟子，尚且如此评价自己，不知鲁迅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又该如何说了。

    一般来说，中国人一直对不能直接创造利益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更遑论那些不能直接创造利益、还要将形而上的思想与形而下的行动，“学”与“器”相互交融贯通的思想。时至今日，依然如故。民国初年的思想爆发昙花一现，而这“昙花一现”的罪过到底应归于谁身，我们已经再清楚不过。然而自改革至今，中国人的“思想”发展依旧迟滞不前。而且不仅迟滞，甚至有退步的情况存在。懒于“独立”、“自行”地分辨已有的信息，尤更懒于摄入传统的学识，这样的情况在诸多高等学府内已成风气，更何况于民间乎？尤其是自红色中国以来，将“党”化入“学”之中，以“党”治“学”，更是对许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形成诸多阻碍。当年蒋公欲融“党”入校，令诸校校长入党，还尚会在竺可桢和陈序经身上碰了钉子，而时间推移至今，却未见有丝毫好转，反而在诸多学院中，少了些儒雅淡然的面孔，却多了些谄媚的笑容。师难以称之为为师，更当不得“先生”二字了。不过想想，当年将那些怀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们打出校外的，不也就是现在这批正在当着“老师”的阶层吗？

    说的又极端了。不过于我看来，如今中国“巨匠”甚多，“大师”甚少甚至于部分完美主义者看来近似于无，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思想”，缺乏“思考”的习惯。本应不断诞生新的“思想”的地方大多沦为学术“工厂”——做好模子，将学生套进模具内，一压一按，成型按章，发与社会去用。于我看来，中国之仍不得算世界强国之理、之源，正是因教育尚不及合格，思想尚不及自由，精神尚不及独立。陈寅恪先生百年前一声怒吼，如今尚且振聋发聩。百年之间我国家诸多变动，近三十年来终略入正轨，但是教育、思想，却远远落后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所言极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幸会。” 蔡元培先生所言亦是。有人将中国当前教育之失败归罪与高考，认为其与八股取士无误，考取者所会所学者，为有“考试”一事。然而我所以为，中国之教育失败，并未源于中小学，而源于大学。如今的大学教育问题，无非有二：

一、      如今的师教，与所谓“素质教育”并不贴合，许多老师本人虽然学问精深，但其实本身也缺乏对其所事所学者独立思考之能力。教出来的学生亦谨以考试分数、考试技巧为重。

二、      大学的管理机制官僚化。从学者治校，变成官僚治校。学者治校，则以学校学术风气、学生求学精神为最重之事；官僚治校，则以治校为政途跳板，更加以“政”、“党”务为重。

     当然了，就这两条而言，私以为，第一条是第二条导致的恶果。这也是当年开创中国诸多名校的先生们所恐惧的。许多人评价梁漱溟、晏阳初，称他们本可能成为中国的甘地，但只是他们的书生学者义气阻止了他们。但我看来，他们的书生学者义气，才正是在中国办学、办校、办教育所必须的，才正是让学校成为“思想”的诞生地的根本。请学者代为管理大学；不单纯以政治背景、学历高低，而以其学识来招收师资；学校所聘请的博学之士亦不可束之高阁；去除无用的所谓党建、政治课程，理、工科考试以实用为重点、创新为辅助；文科考试以突出学生的独立“思想”为重中之重，学校亦当考察学生、老师之行为品德，综合考量，如此学校方可称之为学校，而非一工厂矣。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好与坏，当然绝非是这一点所致了。私以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当有以下三条标准：

治国者有德；

治家者有理；

治学者有道。

    而治学，则是这三条的基础。百年前先生们的的观点，如今仍然绝对适用。甚至就如文中之前提到的，孔子的“有教无类”于中国社会浸淫千年，至今断然适用。教育不改，便不能产生博大之“思想”，纵是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如何改革，所率领的也无非是远落后于鈱主社会、鈱主世界、“能当奴隶便当奴隶、当不得奴隶便造反”的愚民而已。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于京

异国跑堂

回国了?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