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 (21年1月28号更新至四十七)

DONLIN

蜕变

(一)

      我又无端做了这种梦—到处逃，解救我的仍是一束光。我慢慢睁开眼，是阳光。我翻过逃出梦的身体，左手摸起身旁的手机，显示着“2020年8月1日，星期六，10：00，巴塞罗那”。十点了！时间总在休息时变快。我快速起身，穿好衣服和拖鞋，习惯性看看窗外楼下：跟每天早上一样，每个从梦里醒来的人，都重新支配自己的肉体，忙碌苏醒的精神，为了让时间变得更慢。而许多时候恰恰相反，精神越是忙碌的时候，肉体的时间也变得越快，比如考试或者谈恋爱…

  “停！”—我把自己从思想的“黑洞”边缘拽出来，否则又是“撕裂”的一天。接下来的我，就像个机器人：洗水杯，烧热水，洗烟缸，给阳台晒太阳的乌龟喂沙拉菜，给阳台的几内亚花喂水，数一数开着的几朵花。然后歪到电脑前的椅子上，吸根烟，等水开，对着眼前黑屏发会呆。水开后，倒进保温瓶还有水杯，然后洗漱。接着，靠到沙发床上看手机新闻。手机，这个二十一世纪初大量吞噬人类时间的“怪物”，更像病毒一样感染精神领域—试图长期与人类共存。

  对于毫无成就的平民，这个“病毒”会让人忘记与它保持“距离”，成为“无症状感染者”，就像我。今天的阳光很温暖，我感觉会有好消息，比如“找到新冠病毒的源头”，比如“病毒疫苗已研发成功”…足以让我高兴到明天。

  我充满期待的打开新闻页，第一条：“2020年7月31日讯，根据《西班牙人》的报道，西班牙极右党派领导人日前，在西班牙议会全体会议上，就新冠病毒疫情大肆攻击中国。据介绍，西班牙‘民声党’领导人一贯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标签化的方式，来称呼新冠病毒。此次在会议上，更是将矛头直指中国，大放厥词…”。

      我关上手机，没有再看第二条新闻。站在阳台上，望向几公里外那一点隐约海水的蓝，静止的，精致的，像一块蓝宝石，永远在几公里外闪烁，随时在等着和我对视。我却永远够不到“它”，更加永远得不到“它”，因为走近了，它就不是“蓝宝石”，或许会变成一片浑浊。我习惯放下帷帐，挡住阳台从别处来的视线与阳光，那样我会觉得更安全，至少会阻挡我从七楼跳下去的想法，那个奇怪的想法，就像恶魔一样缠着我，每当我走上阳台就会出现，总会让我手心里冒汗。

  事实上，我总是从帷帐的缝隙，不被外界发现的偷看“蓝宝石”。那感觉，就像打开一个属于我的宝箱，然后我的灵魂与宝物融合，忘记人类社会所有的事，尤其关于意识形态，种族，政治，文化等，因为一张东方面孔而引来的那些“生而有罪”的麻烦。

  这一次，我看着“蓝宝石”，却浮现许多忘记的事…那些事就像在一个水晶球里面，我在外面默默地看着：一月到三月之间，我面前路人们的眼神，像五线谱里的休止符，更像足球裁判的哨音，尽管我尝试低着头走路避开任何人与他们的目光，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一股气场，比如迎面距离二十多米的路人，会下意识穿过街道走另一边，留给我的路畅通无阻…

  一阵清新的风，吹醒阳台的我。因为那条讨厌的新闻，我又看了“蓝宝石”好久，只觉得两条腿有些酸。身边更有几只苍蝇让我无法继续回忆，它们总喜欢不合时宜的刷存在感，到处打破人类的平静，让人与它们一样，找不到一处安身之地。更把人变得躁郁的是，今年苍蝇蚊子特别多。

      我很羡慕脚下的乌龟，在塑料壳围城的家园，尽情享受阳光与午餐，自己还有躲蚊蝇的壳。每次吃饱以后，它就想爬上塑料壳围的“城墙”，那是我和夫人给它的家园，它却总觉得是个监狱。它用餐的时候，不会在意有我的存在；它饱餐后，总想爬上“城墙”逃到看得到却触不到的地方，它以为那里有更多的食物与自由；它爬不上“城墙”的时候，总喜欢抬头与我对视。我知道，它想让我帮它逃出去。它也许想：既然可以从我这里获得食物，为什么不可以获得自由？因为它不知道，“监狱”的管理者就是我。

  就像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管理者。可是我总意识到被管理，因为我总在想逃出去，却不知道“城墙”在哪里，更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然而，我总觉得压抑到窒息，那个管理者无处不在，他甚至就藏在我心里。我能感受到他建立的无形而随身的让我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我却永远无法看到他。每个人都被这样的围墙所困，都不得不慢慢适应它。 也许，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瑞德的一段台词，“这些围墙很有趣的。开始时，你恨它们；而随后，你适应了它们。你开始离不开它们，那时候就是被体制化。”。

  我们都把管理者当成恩人，同时也把他们当仇人。人们都向管理者乞求，当一个人乞求的时候，被鄙视总多于被怜悯；人们还向管理者抗争，当一个人抗争的时候，被欺骗总多于被妥协。而最后他们没有输赢，因为彼此都囚于体制的墙内。我不想把乌龟与我变成祈求者或者抗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而事实却不得不如此，它乞求食物抗争自由。我给予食物限制自由，美化成保障它的安全。

  乌龟只拥有自然属性，我比它多了社会属性，我的“监狱”是无形的。人类实际上感觉“监狱”和“自由”的是意识，不是客观存在的身体。比如囚犯被关在监狱里面，而狱警—囚犯的管理者也在监狱墙内，他们只是比囚犯多一些空间。囚犯会觉得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意识里属于“被管者”；而狱警却觉得有自由，因为他们意识里属于“管理者”，刚好管理囚犯的自由。

  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在社会里的诠释与体现。人权的社会属性，平时会与自然属性和平相处。在疫情封城时，国家的管理者取的是生存权，舍的是公民自由的权利，偏重自由的人就会因此抗抑，忽视社会属性的责任。实际在任何空间尺度，有肉体容身之所就有自由，一米与一公里的活动范围，拥有同等的自由与不自由，关键取决于意识本身。当意识认为肉体的活动范围被自我意识管理，就是自由，反之则否。疫情时，人类为实现自然属性的抗争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属性的存续，比如西方国家的许多公民。

  所以，当西方国家正攵府想要封城时，许多喜欢平时就呆在家里的人也会觉得自由被束缚，因为被管理就是一种“监狱”，意识才是真正的囚犯。有人说地球就是一个监狱或者是一个试验场地，由高等文明管理人类，只是人类无法感觉到。如果确实如此，不知道就会比知道幸福得多。因为知道以后，人类会觉得没有未来与希望，命运都被外星人管控，即使再多的自由，也等于没有自由。

  然而在发现外星人以前，人类还要继续相互倾轧生活在种族相互纠缠的世界，生活在意识相互摩擦的人间。这一点，在外国的中国人，与在中国的外国人也许感受更深。他们更有相同的感悟：包容是唯一共存之道。然而在疫情席卷世界的时候，包容就不会那么容易。

  从疫情开始直到现在，那么久没有看到曙光，人类社会已经疲惫不堪，人们变得越来越躁动。我已经不期望被包容，只有努力减少出门的次数，把自己孤立起来，感觉世界还是温暖的。自闭久了，我的社会属性还是想让我回归人群。我不得不从身体自由空间被挤压的小“监狱”，回到意识自由空间被挤压的大“监狱”，不管有无包容，一米或一公里，只要看到人就好。每次迈出家门时，我都决意面对一切外界烦扰。然而实际上，我总像狮子一样思考，像豪猪一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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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LIN

蜕变

(二)

      10月16日，加泰罗尼亚正攵府决定，餐饮业开始封城两周，我们的酒吧再次歇业。如今，我又站在阳台上，楼前的叶子，该凋谢的已经都凋谢了，不该凋谢的仍迎着风，真正的寒冷就要来了。自我禁闭的日子又来了，而眼下生活履步为艰，无所事事更让我狂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记忆快要让我窒息，它就像泥石流，在心里漫过我的呼吸。我越来越想找个地方，把记忆取出来放进去。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继续把它写出来，哪怕仅仅是一小部分，我也许都会轻松许多。

      2020年1月23日，我们的酒吧终于开张，那一天也是中国新年。而就在同一天，2020年1月23日，中国武汉因新冠疫情而封城。

      刚开始我们面对客人，既兴奋又紧张，因为彼此陌生，都需要时间拉近距离。第一天，酒吧里的气氛有些尴尬，于是打开电视机，可是几乎没有人观看。第二天，还是打开电视，我准备好许多话题，而人们的目光却被电视聚焦，里面播报着武汉封城。客人们边看边问我们，武汉在中国什么地方，是否知道武汉的新型肺炎，距离我们的家乡多远，我们家乡在哪里等等。我们与客人热聊起来，他们多数人都很健谈，我们也很快变得熟悉。客人们开始表达观点，有人说，人们都不让走出家门，整个城市都封锁，中国政党很强硬，这么做有些侵犯人权…

      我们似乎比客人淡定，当然，我们也关心疫情，毕竟发生在中国，而且我们家人都在那。可是因为西方媒体基于政治正确而习惯夸张描述中国的负面新闻，我们并没有非常担心。本地人多喜欢讨论政治，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尤其中国的，他们都喜欢作为谈资，特别是酒杯里的谈资。通常，平民讨论政治多数都是批评。所以一开始，无论客人想表达什么，我们都佯装充耳不闻。我们和身边的多数中国人一样，不热衷政治，更不热衷讨论政治，除非被动地卷入讨论。

      闲下来的时候，我随意看看手机，发现新闻里，微信朋友圈，满满的“病毒”，“人传人”，“武汉封城”等词汇，那些字时刻充满屏幕。于是，我们与国内家人联系，他们的淡定让我们觉得安心。然而我隐约感到担心，回想2003年的非典，也是不明原因的肺炎，后来又不明原因消失。而这一次的不明肺炎，网上新闻说好像要严重许多。我预感到中国将要面临一场世纪性的考验，甚至全世界都将要面临考验。同时，我预感到中国与中国人尤其是旅居国外的华侨们，甚至其余东亚国家人，不久的将来，会卷入被歧视的风波，我感觉有些忐忑不安。

      果不其然，当疫情来到欧美，电脑里，手机里，看着那些在英美等国被侮辱，被暴力“惩罚的”中国人还有其他亚洲人的事件，冲击着我的每根神经。而这里也开始蔓延着：比如一个华侨女子乘坐二路地铁仅仅因为戴口罩，被人用灭火器给“消毒”；还有华侨新闻说，华人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称呼为“中国病毒”或是“冠状病毒”，孩子们委屈向家长哭，家长们向校领导投诉，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都无动于衷放任“言论自由”；还有其他亚洲人被歧视，比如鈤本女球员被侮辱等等。对这些，我感到既无奈又无助。当然这些歧视是绝对少数，但是比例比平时明显高许多。

      新闻媒体每天都围绕疫情，而每天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我的心理渐渐发生变化，可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疫情刚开始时，新闻说猜测病原是蝙蝠，本地媒体都争相报道。美国更大肆渲染，甚至称呼华人为“Sick man of Asia”，称呼病毒为“Chinese virus”等等极端歧视的名称。那时候，客人都喜欢讨论中国饮食文化，“中国人什么都吃”这句话成为日常用语，有些人喜欢私下讨论，有些人喜欢跟我们说。不知不觉，我渐渐有一种负罪感，感觉新冠病毒就跟我有关系，吃蝙蝠的那个人是我，病毒一定不要传到这里，否则我就是千古罪人…我陷入了莫名的自责与愤懑，虽然我上次回国是在2018年2月到3月间，虽然我从来没吃过蝙蝠，我却总莫名其妙的觉得病毒的根源，就是我。一股莫名的恨油然而生，充满全身，恨吃蝙蝠的中国人，恨这个让人窒息的人类社会，恨自己也是人类。

      接着，围绕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说法又甚嚣尘上，疫情也渐渐蔓延欧美。那时候，西方许多国家围攻中国，要求赔偿疫情的损失，甚至有的还要求割地。我越来越讨厌看到与听到“冠状病毒”这个词，我甚至讨厌看到与听到“中国”与“中国人”这些词。走在街上，听到有人说这些词时，我就莫名其妙的感觉在说我。那种感觉很让人抓狂，视觉与听觉像警犬的嗅觉，我总回避看到与听到那些词，却总忍不住确认看到与听到的是否是那些词，如果是那就进而确认，是否出于恶意而且与己有关。如同暗地里做了坏事的人，常常不敢正视却又偷窥别人的表情和言语，一旦疑似被嘲笑，心底就会激荡起惶恐的波澜。然而好多时候被嘲笑的却是无中生有的坏事，立于无意对真正“坏事”的暗示之上，我的惶恐瞬间就变为恼怒，立于对隐藏的似乎被发现的真正“坏事”的羞怒之上。而我却仍怀疑“坏事”的真实性，是环境逼我认为真实，缠着我，似乎就想惩罚清醒人。      

      比如有一天，一个客人看到手机新闻里说：“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已经有二十万，因为有二十万人手机已停机。而对外宣称才几千人。”，他读完新闻然后递给朋友看，笑骂道：“中国人太混蛋！”。我马上对他的用词作出回应，他才意识到在中国人酒吧里，于是向我道歉，说他习惯说脏话。而我却无法对他的观点给予回应，因为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已经定型几十年。我笑笑，心里却恼怒到临界点。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把二十万手机停机的用户给“判死刑”，而且还都死于“新冠病毒”，媒体是用什么大数据才会得出如此结论？科技竟然已经如此发达？！我更无语有那么多人，对这些信息深信不疑，而媒体喜欢投其所好，所以，这样的信息多得惊人。当然，新闻撰稿人无法提供证据。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就像有人曾经说：西方有好多媒体喜欢制造新闻，而从来没有下文。停机代表死亡，哪个西方国家媒体用这个理论做过自我实践？他们只有对中国才如此肯定：停机不是死亡就是屠杀。他们在揣摩中国时，互相比较谁更有创意。

      根据我曾经亲身经历，中国的电信行业有一个规矩，手机欠费就会被停机。而封城时间刚好是春节，人们多数休假与家人们团聚，手机应用会相应减少。另外，据说有个电信公司系统升级，他们的用户没有及时的跟进，才导致手机被迫停机。当然，还有其它好多的原因。中国有十三多亿人口，二十万人是很小的比例，就算正常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几十万人欠费停机的概率，西方媒体为什么不平时调查？而更荒唐可笑的就是，新冠肺炎死亡与手机用户停机有什么必然联系？难道是说死亡一个人，手机必须停机是这样么？就是说病人在弥留之际，对家人说他走后记得跟电信公司说手机停机？还是说病人没有嘱托，家人在他走后的巨大悲伤里，还记得联系电信公司，请求把他的手机停机？西方也许是这样，因为这里手机可以欠费使用，而中国就像我说的，手机欠费就会被停机。

      后来，当中国援助西方国家的时候，有的国家说中国为“挽回形象”。还有些国家责备中国出口的物资质量有问题。一时间，媒体里与网络上，各种批评声音每天此起彼伏，远远超过正面的评价。身边还有网上的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中国有意“造假”，而且趁疫情赚西方钱。即使是无偿的捐赠物资行为，或者派遣医疗队援助，有些国家也认为中国的目的不纯，就是为收买人心。总之，西方主流舆论都想证明：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都是有阴谋与侵略性的。

      那时候，据说有的国家，自己说进口物资质量有问题，尽数扣留没退回又拒绝付款；有的国家刻意避开中国正攵府推荐的国有企业，因为不想把钱给正攵府，而私下进口私企物资，遇到质量问题又问责中国正攵府继而大肆宣传；有些国家没有对医疗工具使用说明详细阅读，错误的理解使用方式与效果，继而高调的责备中国，正确理解使用方法后，又低调的向中国道歉。西方媒体把这些隐藏在角落。

      开始时，在如山似海的信息里，我每天都陷入迷乱中。西方媒体与中国媒体对于同一件事报道的差别巨大，我无法评论哪一个才是事实，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西方媒体用语与表达上，总带有强烈的攻击性与敌意。而中国媒体却始终如一，报道着客观疫情发展，对于西方的主动攻击，总是被动的招架，被误解成理亏的姿态。西方媒体总在报道“国”，中国媒体总在报道“事”。我惊讶而惶恐地看到，中国，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被关注。我多么希望都是正面的，可是我无法改变什么。

      随着欧美病例与日俱增，尤其是本地尤为严重，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每天，像逃犯一样走在街上，害怕被人认出来。远远的看到对面有个人向我走来，我马上就会让出人行道，贴着路肩走在车道上，车流从耳边呼啸而过，等那个人走过我“遥远的”身旁，我再回到人行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听到落叶的声音，与位置，我无法控制我的感应。许多时候，遇到人们在我身旁吐痰，从痰在喉咙里咳响的声音，我的心总会微颤一下做出准备，等吐出，最后到落地那一瞬间，我的心总是猛颤一下，神经就像电流经过，直抵脑门还有四肢。我强烈抑制激动的情绪，强迫自己这么想：“那个人没有在吐自己，而是朝向别的方向，即使不去看也会知道。”。我每次出行时，都像在行走在兽林里。

请叫我饼哥

过于敏感了。

DONLIN

蜕变

(三)

      人对现实极度忧虑时就会萌生自卑感，与内心的负罪感两者紧紧纠缠在一起，快要把我的情绪压抑成奇点，日里诚惶诚恐夜里辗转反侧。心理医生让我戒酒前，我赖以解压的方式就是灌醉自己和让烟缸无法容纳烟蒂。我努力减少上街的次数，除了上班与购物，我都会呆在家里把门反锁好，让烟缸无法容纳烟蒂。

      然而现实里，无论我如何想方设法地躲避，还会与“歧视”相遇。10月16日，就是餐饮业开始歇业的那天，我和夫人在一个超市里购物，我们通常一次买一周的食物。当我来到一个货柜时，一个吉普赛女孩经过，大声说：“中国人！看！中国人！冠状病毒！”。我回身，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却若无其事地笑着继续走。我愤怒的看着她，突然一个男人挡在我的面前，很粗犷，说他的女儿未成年，有什么事让我跟他说，他说话时一步步贴近我，用手指连续点我肩头。我严肃地告诉他不要碰我，同时下意识的摸摸自己裤兜。他听我的话没有再用手碰我，继续为他的女儿辩护。于是，我跟这个摘下口罩的人讲理，说话时我偶然侧过头，才注意到那个女孩竟然没有口罩，超市里的保安居然也没警告，她正在洋洋得意看着我。男人说他女儿才十四岁，是孩子，我不可以跟孩子动怒，孩子说什么都很正常。最后，他虽然在我的要求下道了歉，但是我看到了无比的敷衍。

      一星期后，我跟心理医生见面，对她讲述了超市的事。她对我说：“你知道的病毒跟你没关系，所以你没有必要生气。”。我说：“可是她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医生说：“那是她没有教养，世界上没有教养的人很多，这里没有缺少教养的中国人么？”，我回答：“当然有。”，她笑着说：“所以说，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我说：“因为没教养的中国人，不会刻意主动侵犯我。”。

      然而，我不相信说我是“病毒”的那些人都没有教养，也许他们在其他人面前就会很有教养，而在中国人的面前就不需要有“教养”，我遇到许多这样的人。所以我相信，他们不是没有教养，而是赤裸裸的表现种族歧视。甚至他们自己内心也不清楚，他们潜意识里的歧视。就像德国媒体里说的：在德国进行一项对于中国第一印象的测试，第一位的就是“冠状病毒”，这件事说明什么现象？感谢西方某些大国政客与主流媒体们的努力！他们锲而不舍的制造对人权深度破坏的武器：种族歧视—从精神到肉体的伤害。我的心理医生评价德国测试的结果：“伤害力太强，简直都不敢相信！”。

      无论她信不信，我都频繁因此而受伤害，让我有时候幻想暴力。因为被陌生人刻意主动侵犯，被人重复的恶意称呼，就像相干波在某点振动加强，强到我想对世界嘶吼。有一天，我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揣进裤兜一直到现在。就在那次被女孩辱骂的两个月前，我在另一个超市，一个斯文的成年女子看到我，嘴里一边不停地说：“小心，病毒，病毒…”，一边又推着妹妹走远，边走边回过头看看我。那一次，我当时没有跟她理论，心中压抑的一团怒火无处发，买了四瓶一升的啤酒。然而我第一次被人称呼为“病毒”是在今年二月份，中国疫情刚爆发不久。那是一个傍晚，我走在一条狭窄坡路。迎面一个棕色小男孩，长着一副印巴人面孔，具体我不知道属于哪个国家。他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在我身边响亮的说一个单词：“冠状病毒”，然后快速的跑开。我本来想继续前行，可是一股怒气堵在心间：疫情爆发以来，我一直努力与人们保持距离，希望减少被歧视的可能性，唯独这次与人距离近，就被人如此当面称呼！想到这，我顺着他跑的路线追过去，穿过几条街道把他拦住，没有惩罚他。因为男孩跟我道了歉。

      这三件事很让我抓狂。然而，我抓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新冠病毒首先在中国被发现，作为中国人，我本就下意识地自责，尽量更努力与人为善。而西方媒体宣传新冠病毒时表现出敌对中国的痴狂，却让我受到比往年更多的歧视。西方媒体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全世界共同歧视中国人。我在中国曾经生活二十五年，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新闻媒体或者广告歧视过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反而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好，到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偶尔会有中国人被在中国的外国人歧视的视频，被人发到社交平台上。也许有人会说，也有中国人歧视外国人的事情，我相信肯定有，但二者数量会持平么？当然，我反对任何歧视行为。

      人类最好的共同语言是“尊重”，歧视是最大的不尊重。不尊重就是一种侵犯，它来源于偏见，衍生出仇恨。我认为可以不尊重另一个人，前提是自己首先了解那个人，确定对方不值得被尊重才行。我更认为真正高等文明是，人都会尊重不值得被尊重的人，哪怕是敌人。那些刻意主动侵犯陌生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把某个群体自定义为“不值得被尊重的人”，把对方当成动物，认为对方没有人类情感。也许在他们眼里，对方不存在无辜的人，他们不吝惜精力与时间去侵犯对方的肤色种族国籍信仰还有意识形态等等而获得满足。我曾经幻想，他们侵犯我的时候，发现我是个无辜的人，至少发现我是有情感的动物。

      有一天，我又受到了刻意主动侵犯。当我无法抑制愤懑时，来到心理医生的面前。她让我尝试骂她，让我看她如何面对侮辱，可是我无论如何都骂不出口，她说我是有教养的人。然而，我不觉得自己因此而有教养，因为我也会骂人，可是我无法骂一个无辜的人，更无法侮辱一个帮我的人。我就想骂侵犯我的人。

      心理医生说我很敏感，是的，那些“不被尊重”，让我变得越来越敏感。我没有反驳我的敏感，而且我承认与日俱增。我向她举个例子，假如她认识十个中国人，与她们关系都非常好。有一天，一个中国人向她借钱，她不假思索把钱借出。到了还钱的日期，推说自己没有钱还她，而生活得比她还要好。此后，第二个中国人向她借钱，她会不会有些犹豫呢？她沉思片刻没有回答。世界上，不因个体而迁怒种族，也不因种族迁怒个体，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多数人的潜意识里面，都有个体行为代表群体行为的普遍偏见，同时也有群体行为代表每个个体行为的偏见。当然，我的敏感也源于这种偏见，一种因被偏见而产生的偏见。这是一把心锁，病毒的出现越发的让它生锈。每个人，都会因经历慢慢“生锈”。

DONLIN

蜕变

(四)

      这多半年我经常幻想：病毒是神对人的惩罚，是末世前最后的考验，人类是否会戮力同心，将影响神最后的决定。给我一些答案的，就是酒吧往来的客人。特别是其中的三个人，他们喜欢拿自己的“钥匙”，试“开”我“蜕变的锁”。

      第一位，郎纳(Rana)，六十多岁，瘦高，独居。让人看一眼就可以记住他的外貌的特征—豌豆荚似的面颊上硕大笔挺的鹰钩鼻，几乎占据了半个脸庞，让人与他说话的时候，总把它当成两只眼睛而对视。他的眼睛更冷傲不逊，睥睨物表，喜欢半眯着，像密探似的环伺周围。

      他最喜欢穿黑色的衣服，让人感觉更加阴郁肃杀，带着一股藏弩欲发的煞气，经过的地方，仿佛落叶都躲到两边。他每天都喝几杯烈酒，永远都是一个人来去。他的生活轨迹很简单，除了在我们的酒吧，或者在其它酒吧，或者在超市里买食物，剩下的地方就是家里。

      他最喜欢的单词就是“不”，即使对方的话符合他的观点，他也会习惯性地摇着头笑着说“不”，然后再想象一个圆“不”的理由。实在想不出就会摇头，然后再说一些挽救尴尬的话，比如“总之，你得学会自己多思考。”。举个例子，假如我说：“地球是方的。”，他马上嘲笑的反驳我：“不，地球是圆的，你得多看书…”；如果我说：“地球是圆的。”，他也会马上说“不…”，然后才思考我说的话，及时的补个道理：“谁说地球一定是圆的，那些愚蠢的人骗人的！好吧，就算地球暂且是圆的，你也得有自己的想法，要学会独立思考。”，同时举起鹰爪般的食指，敲三下他突出的脑壳。我猜他也许说着“不”字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一生活在否定里。在他的世界里，除了书与媒体还有他的思想，没有其它事情是对的。他认为身边所有人都很愚蠢，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人们越认为对，他越认为错，如果还没有找到论据，他认为论点就是论据。

      他很喜欢假扮学者，偶尔会戴副眼镜，从“密探”变成“教授”，把手机举到与眼镜同等高度，镜面几乎贴着屏幕看，好像在用放大镜看一群蚂蚁，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有意的把音量给调高。如果没有人搭话，他会放下手机，仍旧保持低头的姿势，两只眼睛高出眼镜框，向斜上方看身边的人，然后才抬起头，额头的波浪纹变得舒缓，对着人群缝隙的空气，又重复一遍“自言自语”的内容。说话时他会扫视一圈，如果还是没有人搭话，他会静音两秒，然后哈哈大笑，一边摇头一边端起酒杯。当然，多数时会有人来搭话，所以他对这招也乐此不疲。

      我的经验是，千万不要和他搭话，因为他就像隐藏起来的蜘蛛，时刻等待网上的猎物，等待“自投罗网”听他说教的人。陌生人不明就里，偶尔会与他热心搭话，几句话后，才发现陷入一个大网，一个捕食者在吸吮自己的耐力：如果不打断他的话，他可以说到下个世纪；如果对方想开口说话，他会马上生气的打断：“不！听我说…”。说完以后，还会问“懂了么？”，如果对方回答“是”，他会觉得很有成功感，然后继续跟你讲下一个“道理”；如果说“不”，他会马上表现出惊讶，用力往后一靠，首先惊飞地上的鸽子，然后又边摇头边苦笑，这种状态通常会持续十多秒，同时不停的重复“我的上帝…”。他所有举动只有一个目的：让对方觉得自己在他面前就像个“蠢货”。享受对方“弱智”的表情，是他人生的一大快事。

      在他的观念里，有人听不懂他的理论，或者不同意他的看法，不仅是对方理解能力有问题，更是对他智商的侮辱。所以他每次苦笑以后，都会重复说过的话，有时候一个字都不会差，直到对方被他给“说服”。许多时候，遇到“强敌”，他会不惜余力的“奋战”。极少数的时候，他会不接对方说的话，或者主动转移讨论的话题，或者干脆不作出回应，那就是对方比他还要强势，或者对方比他说的话多好多，或者他发现对方生气的时候。这三种情况里，他才会认为属于‘争论’。所以，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总是对我说：“我很讨厌争论，所以我从来都不与人争论。”。事实上，他即使闭嘴的时候，眼神都似乎在争论，无论往哪一个方向看。

      他看上去很享受孤独，其实他无比寂寞。他不想承认没人愿意搭理他，他总说不想与普通人讲话，因为他认为他们很蠢很虚伪。然而他喜欢喝酒的时候，偷看与旁听别人讲话，时而会摇摇头笑着说：“喔！我的上帝！他的话多么愚蠢…”，然后喝一口自满的酒。放下酒杯，然后总看向沉默的我，兴奋地问：“马诺罗(我的西班牙语名)，你听到他说什么了么？”，我总说：“没听到。”。他总表现出惊讶：“他的声音那么大，你都没听到？”，然后他总会重复一遍那个人的话，然后笑。他笑的时候总看到我没有笑，总会问：“你没听懂？”，我总是点点头，继续忙手里的事。这时总又听到他的笑声，对我说：“这么简单都没有听懂！不要只想着干活赚钱，你应该多学习…中国人就只知道赚钱，我的上帝…”，说完，满足的再喝一口酒，然后继续侧看身边的人说话。

      从那些普通的对话里，他总会敏锐的找到笑点，让自己可以喝得痛快。我实在不觉得有多么可笑，就算有的时候会可笑，那也是别人随意聊天，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每一天，没有人比他在酒吧里的时间更长，他总会用大量的时间观察与评论每个人，而人们从未回馈他的“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是个无所谓的存在。当然，他非常希望可以参与人们的话题，可是他的“骄傲”把他拦住，他总想用自言自语引来陪聊。实在没有人跟他搭话的时候，他就会介入别人的话题，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

      有一天，酒吧里除了两个闲聊的客人，还有郎纳，他无聊的一个人喝酒，不时的侧头看那俩人，他们聊得很惬意，郎纳看得痒痒，暗地等待搭话的时机。一杯酒已经喝好，又续一杯，他还在耐心等待机会，就像草丛里潜伏的狼。终于，当他们聊到中非国时，郎纳突然插嘴，“‘中非国？’‘中非’是个地理的名称，就像‘中美洲’一样是个地理名称，不是一个国家，两者涵盖了许多国家，‘中非’是说中部的非洲。”。

      二人被他的插话搞愣了，同时看向饥渴的郎纳。其中一个对他说：“先生，怎么就没有这个国家？中非就在非洲的中部。”。郎纳大笑反驳说：“哈哈哈…我的上帝！‘中非就在非洲的中部’，按你这么说，德国也在欧洲的中部，为什么不叫‘中欧’呢？”。两个人被他的推理惊呆，互相对视一眼，然后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笑就把郎纳刺激了，他怒道：“笑什么？！我在跟你们讲道理呢，你们说究竟哪里可笑？”。另一个人接他的话说：“没有笑您，没有，您误会了。中非确实是一个国家，也许您不太关心非洲，所以才不懂那里的事。”。

      郎纳听罢越发恼怒：“你说什么！？谁说我不懂！我什么都懂！年轻人，我比你们俩懂得都多！”。那个人摇摇头回复他：“这些我们中学就学过，中非就是一个非洲的国家，难道您都没有学过么？”。郎纳马上回怼道：“你是说我没有读过中学？是这个意思么？”，对方发现郎纳误会自己，连忙说：“不，不是的，先生，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书上写的，您认为不是国家，我无所谓的。”郎纳大笑：“哈哈哈…‘书上写的’，我读的书比你们谁都多，‘中非国’我从没听说过。你看的是什么书？年轻人，现在有些人不负责任，把错误的知识写到书里，你得多读书才会明白。哈哈哈…”。听到这里，二人早没心情跟他多做纠缠，纷纷说：“算了，先生，我们不争了，您看世界地图就明白。”。郎纳冷笑说：“我不用看，地图都在我脑袋里面。我上学时没有这个国家，地图上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懂了么？所以不要只知道看书，你们更应当看对的书！”，同时半举两只手，做出看书的样子，像看小孩一般看着两个人，然后有意的放声大笑。他笑到一半，无意间瞥到窗台的鸽子，马上收拢笑脸回看两个人。二人看他轻蔑的眼神与鼻钩，就索性与他争论到底，我就在一旁安静看着…

      我偶尔到门口吸根烟，隔着窗户看他们三人，就像在演皮影戏。最后谷歌搜索让争论结束，郎纳输了。两个人欢呼着庆祝胜利，郎纳涨红着脸，望向窗口。窗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一只鸽子。他走过去大咳一声，鸽子飞走了，他望着窗外嘀咕几句，好像在骂鸽子，骂声被淹没在欢呼声音里。他又回到椅子上，闷不作声看着酒杯，须臾抬起头，看到吧台里我的夫人，随口说：“克里斯蒂娜(我夫人的西班牙语名)，这杯酒为什么这么少！？”，夫人说：“当然，我看到你刚才有喝过。”。他又看看那杯酒，然后掏出钱放到旁边，起身离开没说一句话。

DONLIN

蜕变

(五)

      对于多数人而言，跟郎纳先生聊天时候，就像冰面上开碰碰车。无论怎么留意，自己的好心情都会被他给触碰。我想给郎纳的社交方式起个名，就叫“碰碰车社交”。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喜欢“碰碰车社交”，喜欢相互挖苦与嘲讽，也许生活太清淡寡味。嘲讽是郎纳人生最大的乐趣，认识他的人都很清楚。所以我习惯面对他时保持沉默，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会情不自禁的“触碰”到我。

比如有一天，他一个人在酒吧外椅子上喝酒，偶然听到酒吧里面有人说到中国货，就摇头大笑，然后侧对旁边的我说：“我的上帝！中国货，都是没用的垃圾…”。他看我没有回应，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只是少了“我的上帝！”，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努力的测试我的反应。我与他对视，他的眼神像荆棘一样把我缠住，他像平时一样得意的找一个不会和他发怒的人的乐子，以陪伴他寂寞的酒杯。那天我却跟他吵起来，让他终于见识到老实的我，生气时的爆发力多强。

      我从来不否认有许多中国商品质量有待提高，虽然价格低廉，会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可品质才是信誉保证。我也经常与朋友聊这话题，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然而中国货也有质量好的，郎纳看待事物的绝对性让我无法接受，在他的字典里永远找不到“辩证”这个词。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说话的针对性，无论说到中国任何事，他都喜欢用“垃圾”这个词表达，即使他没见过的事物。

      那一次和郎纳的争论，不由得让我想到初到西班牙时认识的两个西方女孩，也是我初次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他们居然如此的相似。那是2003年秋，我曾经居住在塞维利亚特里安纳区，在瓜达基维尔河一侧，靠河是很有盛名的贝蒂斯大街。这条街餐饮业很繁荣，每到夜里就非常热闹，人们面对平静的河水，还有对岸迷人的灯火，尽情享受着美好时光，经常持续到凌晨三点。

      特里安纳区也是塞维利亚最有文化特色的区，每到夏季的时候，就有许多欧美年轻人来度假，享受他们的年轻时光。那时候，我居住于一个两室一厅套房，客厅属于公用的，可是当地女房东把客厅左侧用屏风給隔起来，里面摆一张单人床，就成为一个“房间”出租。我入住的时候，这隔间挤着一对墨西哥夫妇，我住在旁边一个房间。

      一个月后等他们回国，我就跟房东申请换到客厅住，仅仅为了省四十欧元，那是一个月的伙食费，烟酒钱当然另算。房客更换得非常频繁，一个月或两个月换人，因为多数是度假学生，而英美来的学生居多。我搬到客厅那一个月，另外两个房间也住进新房客，一个英国女孩一个美国女孩。她们都是学生而且跟我同龄，我们很快就相互熟悉。那时候我刚学西班牙语，只能用英语跟她们日常交流。当然，不是很复杂的语境里，我们尽量说西班牙语，毕竟每个人都想练习。

      认识还不到一个星期，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她们也到客厅看电视，于是我也坐到沙发上。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找话题闲聊。有一个台在播放斗牛集锦，多是最后杀牛的镜头，我不喜欢那样的场面，侧过头点燃一根香烟。我忽然听到她们愤怒的抗抑：“Fuck spanish！”，同时对电视竖起中指，人愤怒时会不假思索说母语。她们也对斗牛的文化传统感到残忍，我当然也有相同的感觉：虽然属于传统文化，可杀牛环节需要取缔。我在心里这么默默说，外表却依旧平静。

      换个台，我们继续着边说边聊，她们也点燃香烟释放着情绪。电视里播放着非洲人，与贫困的生活环境，和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女孩忽然转向我，亢奋的说：“你们的国家也很贫穷，你们都吃不上饭，因为你们正攵府是独裁正攵府。他们那么的压迫你们，甚至都不给你们自由，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呢！？我们西方有自由鈱主，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我们都曾经上街游荇，呼吁‘不要战争！’。所以，你们得学会反对正攵府！”。说完，把剩下的啤酒一口喝完，空易拉罐捏得嘎嘎响。我惊讶地盯着她，那双多米尼加蓝珀似的眼睛，仿佛变成了警车顶灯。

      英国女孩也接茬说道：“是的，中国人没有人身自由，你们应当上街游荇呐喊示威，你们得反抗争取权利！”。说完，吸一口烟，又长长的吐出来。看着她那双哥伦比亚祖母绿似的眼睛，仿佛变成了交通行灯。我忽然意识到，她们在等机会对我说憋在心里的话。现在她们觉得时机成熟，才坦诚给我“醍醐灌顶”。

      等两个女孩把话说完，我语气平静的问她们：“你们从哪里知道这些？”。二人异口同声说：“我们电视上，报刊上…”。我又问：“你们到过中国么？”，女孩们彼此相视摇头。我继续：“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来到塞维利亚，经过几个月亲身经历，我知道这座城市大概什么样，我可以跟别人描述我看见的塞维利亚。然而即使如此，我的认知不代表对整个国家。同理，中国的媒体说美国有毒品，枪击案，还有普遍的种族歧视等问题。可那是媒体说的，毕竟我没有到过美国，我就没有资格来评价，经历过才有资格评价。”。

      两个坦率纯真的女孩，听完我的话闭上了嘴。我很清楚，她们是好女孩，有正义感也热情友好，除了有些政治的“距离”，我们相处得都很融洽。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人类之间，交往虽然可以跨越国界，但却不容易跨越国籍。而让我觉得最迷惑的事就是：我越发努力从客观认知西方，越发现西方人努力提升对于中国的主观认知。

DONLIN

蜕变

(六)

      回到我与郎纳的争论，有一次让我印象最深。一天清晨，酒吧刚开门，他就来到门口要烈酒。我们知道他从来都不吃早饭。夫人给他斟好，他端着酒杯没有进入酒吧里，而是一个人坐在酒吧前的长椅上。那天他喝得很快，几分钟，眼睛周围就泛起一片红晕，拿出一根烟慢慢点燃。周围的邻居纷纷走出家门，有的忙于上班，有的过来喝一杯咖啡，只有他清晨就喝烈酒。他一边吸烟一边从左看到右，又从右看到左，回头看看身后，抬头看看树叶，低头看看落叶，偶尔自言自语摇头笑。美好的一天才刚开始，他却一副无聊的神态，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

      他把烟蒂扔到一旁，百无聊赖的端起酒杯。我的余光发现他正在看向我，好像有话对我说。他又抽出一根烟，没点燃，酝酿一下情绪，笑呵呵地对我说：“马诺罗，你知道么？有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我看你一直在忙，刚才就没有叫你，把扫帚放下歇一歇先听我说。新闻说：因为疫情中国要衰落了。所以我很高兴，我更高兴看到中国衰落的过程，现在整个欧洲都联合起来，要把中国一切都赶出去...”。我听他说完，低头继续扫地，他有些扫兴于是继续说：“嘿，马诺罗，你在听我说话么？我说‘我想看到中国的衰落’，对不起，是‘衰落的过程’，我知道你在听我说话，你对‘中国的衰落’有什么看法？”。

      我一边扫地一边回答：“世间万物都有规律的，一切都顺其自然就好。你说中国衰落让你高兴，那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我不知道会不会衰落，我也决定不了什么，我只是不认为现在就会衰落。”。他继续说：“不！现在就衰落，你是中国人，当然不希望中国衰落，也不愿意承认，而我们西方人都很乐意看到，全世界都希望你们衰落，这可真让我感到高兴！”。我说：“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请你不要跟我聊这些，你知道我不喜欢政治！”。他哈哈大笑说：“我的上帝！中国人都这样，我认识的中国人都这样—聊到中国就开始回避，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说完，才把手里那根烟点燃，翘起二郎腿。我说：“聊天的规则是，聊双方感兴趣的话题，你感兴趣我不感兴趣，这跟回避有什么关系？”。

      他丝毫不在意我的话，继续说：“但是我今天非常高兴！你们中国遇到大问题了！”，我问道：“那你说说什么问题？”，他双眼顿时闪烁光芒，清清喉充满激情地说：“我刚说过的，新冠病毒已经蔓延全世界，美国总统要制裁中国，中国如果不接受制裁，美国就会带欧洲围攻中国，中国要完了，哈哈哈...”，他的笑声震落许多树叶，在安静的小区里回荡，有的人把头探出窗口，我觉得既尴尬又恼怒，他在有意的挑起争论。他知道公开的场合里，争论是我最讨厌的事。

      我放下扫帚，稍显怒色的问道：“你刚说的‘欧洲要把中国赶出去’，‘美国要和欧洲围攻中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这些新闻从哪里来的？”。他得意地说：“就是新闻说的。”，我追问：“哪个媒体？”，他停顿一下，继续说：“就是当地的媒体，哦对了，中国人从来不看这里的新闻，哈哈哈...”。我追问：“他们说的你就相信么？”，他瞪圆眼睛说：“为什么不信！这里都是自由的媒体，他们敢于说实话。当然了，中国的媒体只会给你们‘洗脑’，说的都是假的，这一点西方人都知道！不要这样看着我，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么？”。

      我收回不屑的目光，反问道：“既然你那么了解中国，难道说你有到过中国？你看到过真实的中国？你说中国媒体说的都是假的，你看到过中国新闻么？”，他摇头：“没去过，我不一定要去一个国家才会了解它。我看过好多介绍中国的书，比如中国人备受压迫，到处都是便衣警镲，随时监视人们，说错话就被关进监狱。还有比如...中国是男权社会，女人都没有地位，吃饭也是男人可以上桌，女人只能在一边吃饭，我说的没错吧？我非常了解中国，哈哈哈...还有就像我刚说过的，中国的媒体都是被管控的，无论什么事不会让人们知道真相，他们就想让人们仇恨西方。还有...我就先说这么多。总之多读书就有好处。”。

      我说：“我如果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你肯定也不会相信，那你就先把汉语学好，有机会到过中国以后再定论。”，他马上接着说：“不！我不需要学习汉语，我如果到中国肯定会找翻译，到哪个国家都是一样，我会找当地专业翻译。”。我笑问：“那我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为可以更好地了解本地。”，话音刚落，他尴尬地挠挠头补充：“我们不一样...反正我不会学习汉语。”。

      我想问他为什么说我们不一样，忽然想到他刚才说的“这里媒体说的是实话，因为他们是自由媒体。”，于是问：“你确定西方媒体把一切都会如实告诉你们么？他们不会说想让你们听的么？”，他不耐烦的回答：“我的上帝！那肯定！我刚说：我们这里是自由媒体！”。我摇头笑着说：“西方人常说中国人被‘洗脑’，可是我越来越发现，跟西方多数国家人被‘洗脑’的程度比，中国只能排倒数。”，他喷出刚入喉的一口酒：“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你的话完全证明，你已经被彻底的洗脑了，哈哈哈...贡浐谠的手段好厉害！我的上帝...”。

      我问道：“你知道‘洗脑’的意思么？”，他反问：“难道你不知道‘洗脑’的意思么？”。我拿出手机搜索“洗脑”的词条，维基百科里这样解释：洗脑（英语：brainwashing），通常指透过系统性方法，有意图地向被操纵者灌输思想，来符合操纵者的意愿的一连串手法与过程。我把这段话念给他听，他双手一摊，对我说：“这个词的意思谁都懂，你究竟想说什么？”。我回答：“我认为，人一出生就被按下‘洗脑开始键’，从零开始接收世界传递的信息，开始启动认知，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源于‘洗脑’。就是说，任何信息都属于‘洗脑’的方式，无论信息容量与范围有多大。人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洗脑’。”

      “比如，你到一家新公司上班，第一天同事就跟你说，公司老板性格很温和，而部门经理却很急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没有与他们有过接触，也会因同事的话对他们两个人产生特定‘印象’。如果你的同事对你说，要当心某个人喜欢打小报告，还有某个人经常偷东西，你也会对那两个人心生芥蒂，所有这些‘印象’都来自那个同事给你的间接信息。如果那个同事说的话不符合你后来的认知呢？而你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时候，曾经相信他所说的话，这是不是一种被‘洗脑’呢？当你真正接触与认识同事说的那些人以后，你又会被直接信息‘洗脑’，相对于前者的间接信息，后者‘洗脑’更有客观性。”

     “由此及彼，你对中国的所有印象，是不是都来自于间接信息呢？你非常相信那些信息，自然就被它们给‘洗脑’。我和你不同，我只相信自己亲身经历感受的直接信息，我更愿意被它们‘洗脑’。”。

DONLIN

请叫我饼哥 发表于 2020-12-23 17:04
过于敏感了。

说得对

请叫我饼哥

DONLIN 发表于 2020-12-23 17:39
说得对

不卑不亢，谦逊不懦弱

请叫我饼哥

原来随口一说 现在看来你已经不是 敏感而已 这已经是心理疾病了

请叫我饼哥

既然这两白左那么鈱主自由，我会请求她们拯救我。我就告诉那两个女孩 我下面有个恶魔 想把它关进你下面的深渊里。。可否？

请叫我饼哥

你的问题是 代入感太强。虽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你这种但凡有一点点跟国家有关的信息 你都把自己摆在了救国救民的 末世英雄地位，这样会太累。

DONLIN

请叫我饼哥 发表于 2020-12-23 21:10
你的问题是 代入感太强。虽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你这种但凡有一点点跟国家有关的信息 你都把自己摆在了 ...

谢谢朋友一直关注更新，请细读，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DONLIN

蜕变

(七)

      他跳过我说的道理转而问道：“那么你对这里的认知怎么样？”，我回答：“这里和每个国家都相同，有好人也有坏人，生活状态和中国相近。只是偷盗抢劫比较多，治安问题有些许担忧。对于我比较特殊的困扰就是—偶尔遇到种族歧视者，每次都让我非常愤懑。总之，上街时候安全感少一些而已。当然，多数人都很善良友好，还有这里的生活方式，我觉得非常适合自己，还有这里的美丽风景建筑等，当然还有食品安全等方面，这些都让我非常喜欢。”。

      他追问：“自由方面比中国好很多对么？”，我笑着回答他：“说实话，我在中国的时候感觉自由好像会更加多一些，也许我是移民的关系。”。他显然对我这个回答不满意，一脸疑虑的皱起眉头问：“中国会给中国人自由？”，我反问：“中国为什么不给中国人自由？”，他摇头说：“我的上帝！‘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总知道吧？中国到处都是摄像头，时刻都在监视人们，让他们没有任何隐私，这样你还会说有‘自由’！？”。

      我认真回答他：“当然知道！不过，得看你怎么理解‘自由’。在每一个国家，平民都不会轻易接触到上层建筑里的决策者。人们可以最多见到的就是属于国家机器的警镲，所以衡量公民权益的尺度，自然与警镲息息相关。因为在任何国家里，警镲都约束人们的行为尺度，所以许多西方人都讨厌警镲，认为警镲在约束自由。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差的治安更约束自由。”

      “在中国，生活真没有西方媒体宣传的没有自由，相反人们仿佛有更多自由。中国治安比西方要好得多，在中国人们看到的警镲数量，还有听到警车鸣笛声，比西方街道少得太多。因为中国社会很平稳，人们生活得越来越好，犯罪率也会相应减少。人们不会因为顾虑某些地方的治安而放弃出行，更不会觉得警镲的存在是对自由的一个约束。相反，人们认为警镲带来安全感，不但不讨厌他们，反而更信赖尊敬他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西方警镲执法有时候会很暴力，比如美欧警镲对待游荇示威的人群时候的举动，我想你比我会更清楚；相比之下，中国警镲要温和得多。我说的话你肯定会怀疑，你经历过才会感受到。”

     “至于你说的中国到处都是摄像头，那是西方媒体夸张的说词。的确，中国公共场合摄像头数量比西方国家要多，这也成为西方诟病中国人权的一个‘事实’论据，我觉得西方过于掩耳盗铃。在中国，女孩子可以凌晨一个人逛街，没有人会过来侵犯她，她虽然也被路上的监控器监视，但是却换得人身安全。人类社会，任何自由都需要代价。只有想为非作歹的人才会觉得人权受到限制，因为它们的确限制了坏人自由，为了保障好人的自由。试想一个有持枪自由的社会还缺少监控，一旦社会出现动乱，人们还有多少安全感？你喜欢那样的环境么？”

      “此外，在公共场合安摄像头，有什么不可以呢？公共场合谁会有隐私！？你在我酒吧有隐私么？还有比如这里的地铁，公路，商店还有赌场里等等，都安装摄像头，他们也侵犯隐私对么！？如果中国在公共卫生间里面安摄像头，那才真的是侵犯隐私。对了，有个事想必你也知道，听说有的西方国家用高科技摄像头监视着全世界，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你没有感觉到它们，就认为不存在，这是不是很荒唐可笑呢？如果有外星人时刻监视人类世界的一举一动，甚至监视你家的洗手间，可是都不会让你知道，你仍旧觉得拥有‘自由’。有一天，人类的媒体把他们曝光，你知道后会做何感想！？会不会拒绝再上厕所！？”。

      听完最后一句话，他大笑，用尖尖的手指搔搔头，然后又安静地看着我。我于是继续说：“哦对了，我想起来刚才回答你‘对这里的认知’的那个问题，我忘记说一点：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西方的媒体。我每天都会透过西方媒体看到所秉承的双重标准，同样一件情发生在西方和中国，许多西方媒体描述自己的时候，思维逻辑正常而客观；而当描述中国的时候，就像患上精神分咧症！如果‘零’代表没有，‘一’代表最弱，而‘九’代表最强，对于中国的负面事情，多数西方媒体会用‘九’描述‘一’，或者用‘九’来刻意描述‘零’—臆想出负面‘新闻’而且极力夸大；对于中国的正面事情，他们会用‘一’来描述‘九’，或者用负面语境描述正面。而他们对自己的负面，经常会集体患上‘阿兹海默症’；对于自己的正面事情，永远是‘公正的’媒体人。”

      “多数西方人完全相信他们媒体的信息，尤其对于中国的负面信息。当然有人也会有怀疑，但是对于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可以主动怀疑中国的负面信息，主观把‘九’怀疑到‘五’就已经很难得，而这样的人会有多少呢？更别说有人怀疑到‘零’—看到某些‘新闻’就确定是假的，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

      “实际上，在我来到欧洲以前，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会因为国籍与种族被某些西方人保持距离，视为异类甚至是敌对。这些都是媒体的‘功劳’，他们除了给中国编造假信息，还会以各种单词形容中国人，让许多西方人对于中国人都有一种‘自然’的排斥感，比如德国媒体喜欢称中国人为‘黄祸’，这是个充满歧视与憎恨的词，中国人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我庆幸居住在西班牙，这里多数媒体对中国比许多西方国家要温和，只有少数媒体很极端。”

      “还有，中国人对待媒体相对更理性，西方人却不乐于发现这一点，而是觉得中国人都‘傻’，哪怕没有接触过我们。他们之所以有此看法，也许是我们习惯沉默，习惯躲避自作聪明者。多数西方人比如你，已经这么大年纪，却仍然没有发现被媒体洗脑，恰恰因为你们认为西方所有媒体都是‘自由鈱主’的。”。

      他很少会听我说这么多话，当然我说话的时候也看到他心不在焉的表情，但是至少没有打断我。我拿出一根烟点燃，他也拿出一根烟点燃，缓缓说：“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想表达我们西方都误解了中国对么？那么你又怎么肯定是误解呢？”，他用右手食指弹弹烟灰，然后把搭在左腿上的右腿，换到左腿的下面。

DONLIN

蜕变

(八)

      我吸一口烟慢慢吐出，回答他的问题：“准确的说应该是‘有意的误解’。整个西方对中国‘有意的误解’已经持续好多年，在‘误解’里成长的政客，自然会更加延续‘误解’，形成一个病态的循环。许多西方媒体更喜欢与右翼政客沆瀣一气，屡屡把中国推上‘被告席’，却不告知中国而进行‘缺席审判’，用主观的‘证据’否定人们对中国客观的认知，强行的宣判中国‘败诉’。他们长期把他们的国民当成傻瓜一样欺骗，‘制造’无数对中国充满偏见的人。”。

      我说话的时候，他又把两腿放平端坐，待我说完，他把烟头用鞋尖给踩灭，端起酒杯猛喝一大口，抬头说：“你仅看到西方媒体说中国不好，可是我相信中国媒体也会说西方不好，我也会很坦然地接受，而你却不想听到负面的声音。另外，即使这里的媒体有些假信息，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法官还会判错案子呢。假信息也许是记者的原因，也许是信息来源的问题，也许是你们理解方式的问题。总之媒体的任何信息，不可能无中生有。而现实的情况是，恰恰因为西方媒体说了实话，你们感到不舒服而已。你们太过于敏感，所以总反对不同声音。”。

     说完，他笑呵呵靠在长椅上。我看着他得意的神态，认真说：“关于中西方媒体互相说对方不好的这件事情，凭借我对两方的认知，中国媒体无论对于任何事情的描述都很客观，包括对于西方的报导。翻译都很严谨而求是，不会带有主观的成分，也不会扩展字面意思，更不会玩文字游戏，只要求符合客观事实。西方媒体的做法，你也懂，我就不用具体多描述。两者风格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媒体是逐利的，新闻讲究实效性，议事作为常规，所以自然主观性较强；中国媒体是逐信的，新闻讲究纪实性，叙事作为常规，所以自然客观性较强。”

      “关于你对假信息的理解，我不敢苟同，至少对于中国所有信息而言，西方媒体远没有实事求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意的误解’，他们习惯对中国的新闻有意的作假。我从来不反对所有客观而公正的描述中国的信息，我反对的是所有被主观刻意夸大甚至捏造的中国的负面信息。多数的西方媒体，给他们本国公民对于中国所有负面的认知与感受，远远大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身在中国的中国人觉得生活过得还算蛮幸福，身在西方的西方人却替那些中国人觉得不幸福，这有多么的荒唐可笑！”。

      他摇头不语，阳光照到他脸上，让他感觉到非常舒服。他又要了一杯酒，重新翘起二郎腿，一只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搭在长椅上。这时，他唯一的酒友里不睿来到酒吧，他们在一起寒暄几句。他抱怨里不睿来得太晚，自己已经喝了好几杯，因为在跟我研究政治，他笑里不睿没有赶上。里不睿庆幸没有赶上，大声说：“还好我没有那么早来，一大早就开始聊政治，这一天得过得多郁闷！你们聊，留点话题下午等我聊。”，然后走进酒吧，进门时回头看看郎纳，摇摇头。

      郎纳又拿出一根烟点燃，仿佛忘记刚聊到哪里，一口又一口的吸着烟。我没提醒他那个话题，拿起墙根的扫帚继续扫地。刚扫几下，郎纳突然对我说：“听我说，西方国家都提防中国，那就说明中国有问题。中国现在努力发展军事，将来肯定会侵略我们，中国想要统治全世界。”。

      我一怔，又把扫地暂停，把扫帚立在两手下面，看着他那半开玩笑的表情，犹豫是否继续与他辨。他的表情僵在那里，仿佛在等我进行辩论。也许因为已经辩论那么久，我索性一次说个痛快：“不是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西方某些国家的问题，因为害怕被中国赶超，在各个领域里被赶超。正因这种害怕，才会有各种‘中国威胁论’出现，把中国描述成侵略性的国家。他们都忘了本世纪初延续有十多年的‘中国衰败论’，对中国，短短二十年西方就从嘲笑到害怕，实在是让人觉得可笑。‘中国威胁’，关于西方的这个心理，我觉得就是以己度人，他们强大的时候会侵略他国。可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所以才如此杞人忧天。”

      他反驳我说：“年轻人，你没学过历史么？历史上哪个国家强大的时候不会侵略别人呢？”我反问：“首先，我问你，中国历史上用武力侵略过谁？中国曾经的唐朝盛世，是世界都向往的中心，侵略过谁？”，他一时语塞，吞吞吐吐地说道：“中国古代...蒙古人...那个叫什么来的...对！成吉思汗！他的军队打到欧洲呢！难道这还不是侵略么！？”。

      我笑问：“你也说他是个蒙古人，怎们又变成中国的呢？”。他说：“那他们建立的国家也是属于中国的历史朝代呀，他们的侵略就代表中国的侵略。”，我说：“他们侵略欧洲的时候，中国还是宋朝，史称南宋。你是说南宋皇帝派他们侵略欧洲对么？哈哈哈...不过就算后来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蒙古帝国也有侵略欧洲的历史，但是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因为侵略欧洲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与元帝国是两回事。算了，不说了，说了你也不理解，哈哈哈...”。

      他最讨厌别人和他嘲笑别人一样嘲笑他，瞪着眼睛说：“总之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中国的军队！”。我说：“那好吧，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他不高兴地说：“什么叫我这样认为呢？这就是事实，我们的书里就是这样写的，中国古代侵略过欧洲！”。我不知道这里的书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写的，我只知道他从来都不肯认输。

      我不想跟他再纠缠那个话题，于是说：“我可以给你讲几个朝代，他们综合国力都很强，应该都比元朝时候强。”。他问道：“哪几个？”，于是我开始给他补课：“中国汉朝，唐朝，宋朝，明朝这四个朝代人口都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以上任何一个朝代可以派军队侵略他国，世界上现在说汉语的土地，会有多少？例如距今七百多年的明朝，当时航海居世界第一，大船可承载千人。当时郑和带领舰队七次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东非和红海，然而这些仅仅为了贸易通商。相反，西方许多国家都在自己强盛的时候侵略过别的国家，包括中国，所以才以为中国强盛以后会‘理所当然’请君入瓮；其次，我再问你，到现在，中国向哪里输出过意识形态？西方很惶恐贡浐主乂意识形态蔓延到自己领土，就对中国的‘侵略性’大肆渲染。他们都以为自己惯于输出意识形态，所以中国也会‘理所当然’那样做。西方‘吃了’自己的‘毒药’，却又拒绝中国的‘解药’。”

      我看他没有回应，于是继续说：“事实上，西方某些国家习惯贼喊捉贼，永远都一面掩盖自己的错误一面又归咎他人。他们自诩有人类最优越的‘自由’‘鈱主’‘人权’的体制，为什么现在对自己如此没有信心？如此害怕被中国‘侵略’？如果真的对自己有信心，就会让民众认识真实的中国，而不是利用中国在西方缺少话语权的优势，封锁真实的中国信息与渠道。”。

DONLIN

蜕变

(九)

      他又出乎意料的让我把话说完，用两只长手揉揉眼睛，掏出烟盒想要拿一根烟，又看看脚下那些烟头，把烟盒又放进衣兜里。两只手互相揉搓，站起来几秒钟又坐下，对我说：“马诺罗，我有我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我们都不能说服对方。总之，我今天非常高兴，新闻说中国因为疫情重创经济，就要衰落了，现在美国将要带领西方国家共同抵制中国，我非常愿意看到这些。中国就是邪恶的代表，世界上许多坏事都是中国做的，就像这次的新冠病毒。所以，我就希望中国会衰落，不然世界将被中国统治。西方不想看到那一天，我们可不想变成中国的奴隶。”，说到最后一句时，他双手做出被铐的姿势，又举过头顶呵呵坏笑。

      我知道他已经喝上头了，每一个词都沾满酒气，言语虽然半开玩笑而实际夹带真实内心情感，他清醒时也这么说的。我本想回到酒吧里面，不再与他无谓的争论。然而，双腿却被情绪给拦住，他最后那句话让我难以平复，我认真严肃的对他说：“不要对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妄加评论，我刚才说过，你到中国以后就会改变看法。而现在，你从媒体里得来的对中国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争论再多也无济于事。”

      “另外，作为人类，我们都有共同的情感。你认为西方国家必须要有同类作为共同的敌人，打垮他才会让自己活得更好，而‘最理想’的敌人就是中国；我认为所有人类是一个阵营，人类的敌人不是同类，而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隐患。西方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思维。西方人为中国变差自己才会好，中国认为可以一起好，这一点就是根本矛盾。所以，你希望看到中国衰落，希望看到西方攻打中国，可是中国乱了，对世界又有什么好处？如果发生战争，大量的难民逃到世界的各国，还有其他战争国家的难民，都该往哪逃？而且到时候气候变迁，世界经济衰退，从而更加速资源耗竭，各地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么？”

      “不过我想这也许是西方某些国家政客希望的，他们希望中国乱，最好从内部开始变乱，达到不攻自破的目的。他们希望中国重现一次‘文革’，所以千方百计挑起中国内部民族与地域矛盾，在外部施以‘人权’大棒，寄希望于强制鈱主化，他们真的为中国好么？很明显，一个稳定的社会状态被打破，肯定会经历漫长的动乱时期。他们不会不知道，像对美国的那些战败国一样进行社会结构的重组，人们生活倒退混乱局面持久。强迫鈱主化的社会现状，有哪一个比原来更好？”

      “鈱主不是不好，关键还得看怎么形成。一个个事实证明，外来力量无法建立真正的鈱主社会，自发形成鈱主虽然好，也得看各方面的条件。谁可以肯定中国将来不会实行鈱主的体制呢？而就目前看来，中国的体制又有什么不好呢？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幸福，为什么非要想方设法搞乱它？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那些西方的政客，中国人的死活与他们无关紧要，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是：要让中国沦为资源补给站和帝国主义加工厂。”

      “那些叫嚣‘人权’的西方国家，那么‘在乎’中国人‘人权’，为什么不愿正视自己非裔等少数群体的人权呢？他们难道伟大到替中国人民‘争取人权’优先于为本国人民么？‘坐而论道’的那些西方政客们，有谁实地考察过中国民生与真实人权面貌呢？此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落后温饱都无法解决的地方，那些西方国家又为他们努力争取和改善多少呢？也许有些地方，他们都不会知道名字。”。

      一口气说完，顿时感觉轻松好多，心情就像刚洗过的车般舒爽。然而我说话的时候，他鞋尖不时在踢烟蒂。他没接我的话：“我的上帝！中国人都这样，只要一说中国的问题就会对我开始长篇大论。我们只是随便聊，你为什么感觉好像有些生气？”。我说：“抱歉，我刚才有些激动，我现在比较敏感，疫情让我变得很压抑。‘尊重’是人交流的前提，然而你的心态与姿态，我觉得不是很好。另外我不喜欢你这些话题，你却总聊这些，今天索性一次都聊痛快得好。”。

      听完我的话，他严肃的绷起脸，像成人看小孩一样看着我说：“年轻人，请注意你的用词，我从来都尊重每个人，包括你。另外我的心态很好，我每天都很开心。我的姿态也很好，从来都没人说我姿态有问题，除了你。你看只有你才会生气，所以是你自己有问题，你自己也承认现在比较敏感。”，他耸一耸肩摊开双手。我说：“你没有理解我说的话,我说的‘心态’与‘姿态’是...”，他马上打断我的话：“不！是你没理解我说的话！听我说，我刚刚就是在回复这两个词，你确定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他摇头笑，表情肌搭配出孩童般的狡黠。

      我看着他高耸的鹰钩鼻，几片叶飘下我们中间。几秒后，我平静说：“好吧，我不想纠缠这个话题了，你除了从嘲讽身边每个人而获得快感的欲望，好像没有其它的欲望。现在，我不想继续浪费我的时间陪你满足这个欲望。”。他对我的话明显感觉不舒服，瞪大眼睛说：“你说什么？‘嘲讽’？‘快感’？‘欲望’？我的上帝！你用这些词来形容我！你知道它们的意思么？你和那些人一样无知！你应该多学习多看书！我从来不嘲讽任何人！告诉你，我的欲望就是酒，它可以让我产生快感，这个酒就是我的女人！”，他端起酒杯向我展示，大笑。

      我彻底没有继续聊的欲望，对他说：“你慢慢喝吧，我扫地。”。他皱了皱眉说：“好吧，中国人都一样，很勤劳。”，然后冲酒吧里面嚷道：“克里斯蒂娜，麻烦你给我再倒一杯！”，夫人给他又倒一杯酒。他抽出一根烟慢慢点燃，看着地上争食的鸽子，不时地发出几声冷笑。我把地慢慢扫好，落叶和烟蒂都倒进垃圾桶里，空气仿佛一下就清新许多。我抬头看看天，就像被洗过一样清新。

DONLIN

蜕变

(十)

      实际上，酒吧刚开业那时，他言谈举止都很谨慎。熟悉后没多久，他就慢慢把开始时憋着的那些嘲笑人的欲望，尤其嘲笑中国人的欲望，一点一点的释放出来。不过有一点我很明确，他和我没有根本矛盾，我们都是底层的平民。即使他嘲笑我的观点，他也完全理解我的话，只是他嗜好‘碰碰车社交’，让对方不舒服，他才会舒服，每次把对方彻底‘撞翻’，他的酒才会最有味道。我总庆幸他不是政客，否则他对中国的认知会‘编程’到政策里来运行。他认知的错误，相对于媒体可以说是无意的，因为他认知的错误来源于媒体的‘错误’，而媒体的‘错误’来源于‘错误’的媒体，它与我才有根本矛盾。

      话说开门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据说隔两条街另一个中国人酒吧，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店主对他很“好”，他也喜欢店主，说她很聪明，他说什么话她都会懂。事实上，无论郎纳说什么，那店主就是点头陪笑，从来不会跟他有争论。我承认没有那个‘气量’，我只知道‘看人下菜碟’。也许我天生不适合做生意。

      不过，多数时候我不会和他争论，因为我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还有他嘲讽人的欲望。我记得武汉疫情初期，他总喜欢拿蝙蝠说事，经常跟我和夫人调侃：“中国人都吃蝙蝠对么？中国人什么都吃对么？...”。就像网上流传美国一个政客的视频，他在一个公共节目上，向民众们大肆鼓噪说：“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因为他们有吃生蝙蝠和蛇的市场，他们是一群非常饥饿的人…我要求中国人正式道歉，哪怕是一句对不起也可以，我期待明天能得到正式道歉…”。

      这些话从西方政治家们嘴里说出来，如今我不会感到惊讶。他们的话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受众。所以我也不惊讶为什么有些西方人不戴口罩，甚至有许多人相信病毒根本不存在，是政客们编织的谎言…阴谋论从来在西方都有市场。在阴谋论的基础上，中国人吃蝙蝠的假证据一时间也风靡于网络，比如2016年5月，中国女孩到南太平洋岛国帕劳，录旅游节目时，吃了当地人的日常食物—蝙蝠汤。照片重新被人挖出来，地点被诬蔑为是中国。还有人从印度尼西亚拍摄的市场上的蝙蝠肉照片，说成中国市场里拍的…有几个人看到辟谣呢？

      郎纳也会调侃武汉封城：“我的上帝！一个城市被强行封锁，那么多人不允许上街，中国真的没有人权呀。不就是一个小感冒么？中国的医疗得有多差！你们在这里非常幸运，我们的医疗要好太多，如果病毒在我们这里，在人们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被消灭，根本就不用封城锁国。要知道，我们经历过好多病毒，前几年，伊波拉病毒都被我们给搞定，人们都没有感到异常，正常上班也正常娱乐。当然了，病毒只会在中国，因为中国人什么都吃，而且医疗落后，所以才会像这样严重，病毒就对中国人‘有效’。”。

      当疫情扩散到意大利以后，他说：“这病毒都是中国来的，中国得向意大利赔偿。如果传到这里，中国也得向我们赔偿，你们中国人欠我们的。就这样，我以后来喝酒都免费...”，他虽然是开玩笑，我听着就是感觉刺耳；当本地华人开始戴口罩的时候，他说：“我的上帝！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戴口罩？这里不是中国，这里没有人感染病毒，病毒都停在意大利呢。即使是病毒传到这里，就像我说过有好多次，这里的医疗水平比中国先进，所以你们没必要害怕。在西方，普通人没有必要戴口罩，只有医生才会戴口罩...”；当本地开始出现疫情的时候，他说：“因为中国没有控制好疫情，中国早就发现有疫情，那时却耽误好多时间，才让病毒扩散到这里。不！中国是有意这样做的，想让全世界经济倒退，中国才能够保持优势，因为中国有能力控制住疫情，他们却没有努力去做，这些都是中国的阴谋...”。

      当本地口罩短缺之时，他说：“你们中国人真的狡猾，中国正攵府早就察觉西方国家也将会出现疫情，他们命令中国领亊舘告诉你们偷偷储备口罩，你们却没有告诉我们，然后暗地里早就把口罩给买光了，害得我们有钱买不到...”；当中国捐助还有出口医疗物资给西方国家的时候，他说：“中国正攵府是想赎罪，想收买我们，我们都不傻不会领情。不！这是中国的阴谋，想要趁疫情大把捞钱，还要让我们感谢中国。不！中国卖的物资就是从我们这里购买的，现在又高价卖给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太狡猾！我的上帝！”；当中国控制住疫情后，他又说：“去年中国高薪聘请好多欧美医生提高医疗的水平，所以疫情才会控制住...”。

      在郎纳的思维里，所有道理都是从后往前，好像生活在逆时间世界里。当全球都在努力抗击疫情时，每一个曾经当事国当事人，又有谁做得更好？许多国家就算看到中国疫情封城经过几个月，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疫情。从郎纳的言论里让我感受到，也许中国最好的做法，就是发现疫情什么都不做，因为无论做什么都是“错”，做得越多“错得”就越多。中国疫情开始时，他用最低标准来嘲笑中国；西方疫情开始时，他用最高标准来指责中国，这就是他的“聪明”逻辑。一个以“单边主义”思考问题的人，只会相信自己的结论。

      几个月的接触让我感觉到，郎纳活在政治的世界里，也许常幻想自己是政治家，或者是个政治评论家。所以经常以大人物的姿态，说道理给我这个小人物听。他几乎每天都要“演讲”，“演讲”的“礼堂”就是酒吧。对于郎纳，“中国”就是调酒的材料，他就是“调酒师”，面对中国人品尝才最有味道，会让他忘记所有压力；对于我，酒吧开业就遇到疫情，精神压力已经很大，他却总想给我的承受力扩容。

      我想做一个地球公民，但是在郎纳面前，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总要时刻来提醒我：嘿！中国人！让我来跟你说说中国是什么模样的一个国家...我时常想，如果有一天他到中国，遇到一个中国人对他说：嘿！西班牙人！让我来跟你说说西班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用他喜欢的所有话题与傲慢的态度来测试他，嘲笑与批评他的认知，打断他不让他流畅表达见解，他会不会依旧很淡定？当然，郎纳永远不会到中国。人们说郎纳成年以后，至今几乎四十多年里，除了工作就医与探亲，就几乎没有走出这个小区。我的上帝！我已经对他产生同情...

无为而治

慕思淋于公元711年开始入侵西班牙，718年完全占领，直至1492年，慕思淋统治西班牙7个世纪。那么你可以反驳他：西班牙人就是慕思淋，因为它被慕思淋统治过。

无为而治

条件一：A 蒙古入侵南宋，推翻南宋王朝并建立新王朝，B 蒙古也入侵过许多国家进行领土扩张，C 当时蒙古不是中国
条件二：A 慕思淋入侵西班牙，推翻西班牙王国政权并建立新王朝，B 慕思淋也入侵过许多国家进行领土扩张，C 当时慕思淋不是西班牙
判断：如果因为上述原因可以认定中国就是蒙古，那么结论是：西班牙就是慕思淋。

DONLIN

无为而治 发表于 2020-12-24 14:35
条件一：A 蒙古入侵南宋，推翻南宋王朝并建立新王朝，B 蒙古也入侵过许多国家进行领土扩张，C 当时蒙古不是 ...

逻辑性很强，佩服！蒙古帝国有几个王国，元朝只是其中的一个，入侵亚欧的主要是其他几个王国，就算有元朝，那也是蒙古帝国的事。元朝继承中原汉文化，汉文化没有侵略基因，侵略我们又变成我们，足以说明汉文明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