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历史 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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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版本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公元 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 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为延平郡王。因进攻南京受挫，后回师厦门，大修船舰，倾力筹划驱逐侵据台湾的荷兰人，收复国土。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厦门、金门，亲自率领2.5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台湾同胞的积极支援下，与荷军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将荷兰殖民总督和残敌围困在热兰遮城内。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城9个月之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不得不签字投降。自此，中国人民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2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土，改称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肆垦荒，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琅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 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众达十数万。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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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 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 “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 “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１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３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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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版本

有文献记载且无争议的历史大约有四百年之久。但在文献记载之前，台湾就已有人类活动。台湾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在台南县左镇乡所发现，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欧亚大陆迁来到台湾，属于旧石器时代。在台湾原住民的传说中，有一些故事描述可能是关于矮黑人（尼格利陀人），但是目前并没有考古证据。台湾是南岛语系民族分布的最北端[1]。

台湾介处中国大陆、日本、东南亚间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各国船只的停泊与货物转运站。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及西班牙分别占领台湾西南部及西北部进行殖民统治。后来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统治台湾西部。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经过激烈战斗，1662年2月，荷兰签字投降，台湾进入郑氏王朝时期。在此期间汉人开始大量移入台湾，逐渐成为台湾主要构成人口。1683年，郑氏后人归顺清政府，台湾进入清治时期。

1895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本人征服居住于东部和中央山脉的原住民，成为第一个有效统治全岛的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战败，台湾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收，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出中国大陆后，台湾与澎湖、金门、马祖成为中华民国政府仅存的实际统治地区。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宣称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从此台湾的主权成为一个具争论性的问题。




就地质学上来说，距离现今三百万至一万年的更新世冰河期期间，台湾曾数次与中国大陆本土相连，当两地相连时，大陆的生物及古代人类可能来到台湾定居。目前台湾已知最早的人类，是在而台南县左镇一带挖掘出的原始人类骨骸，被称作左镇人。然而在左镇地区并没有相对应的文化存在。

而根据考古遗址的发掘，台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50,000年前-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类居住。以现有的证据而言，目前台湾最早的文化为长滨文化（以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遗址最具代表性），挖出了大量的粗制石器及骨角器。虽然长滨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文化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然而以目前的考古学证据而言，尚不能确定台湾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哪一种族群的人类所留下的。

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及金属器时代的文化与旧石器时代文化关联性不高，较著名者有台北县八里乡的大坌坑文化及十三行文化、台北盆地的圆山文化及植物园文化、台东县的卑南文化等遗址，其中部分遗址中曾出土来自中国大陆的钱币等物品，说明部分文化可能与台湾以外地区有所接触。目前我们已能够确定，新石器时代（始于纪元前5,000年）以来的史前文化，是台湾南岛语系民族的遗留。也就是说，在原住民定居于台湾以前，可能还有别的族群曾经在此定居过。
卑南遺址，由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拍攝
卑南遗址，由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拍摄

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曾表示：“今日在台湾被视为原住民的诸民族之间，不乏证明存在更早期先住民族的口头传承。自史前时代起，在本岛即有近20种的先住民族”。此外，也有部分文化可能是今日原住民的祖先，例如十三行文化人可能是凯达格兰族的祖先，不过目前的考古证据还不能完全确定台湾原住民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台湾的原住民族呈现多元而复杂的情况，中华民国官方认定的原住民原为泰雅族、赛夏族、卑南族、阿美族、排湾族、布农族、邹族、鲁凯族、达悟族等九族。21世纪后，又新认定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四族。台湾原住民今多居住在山地与东海岸纵谷，其文化特色至今大抵尚清晰可辨。

除了官方认定的原住民外，台湾尚有遭汉化已几乎不存的平埔族。曾为全台湾最主要族群的该族群，大致上则可分成十族：凯达格兰族、噶玛兰族、道卡斯族、巴则海族、巴布拉族、猫雾捒族、洪雅族、邵族、西拉雅族，以及猴猴族。台湾原住民并没有文字，因此我们只能由古籍记载及考古证据来推断原住民的早期历史，其中重要的历史文献包括《东番记》、《萧垅城记》等。

台湾与古代中国的接触不多。在中国史书，包括《三国志·吴志》、《隋书·流求传》及《文献通考》中，有疑似台湾的记载出现。例如《隋书·流求传》记载：“流求国在海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部分学者主张这是台湾与中国早期联系的证据[2]，不过一些学者主张并无法证明这些文献中描述的就是台湾[3]，部分认为史书所记者是琉球群岛[4]。目前所记者确定为台湾且较无争议的最早文献纪录，是《元史·琉求传》。台湾在何时成为中国版图也有争论，目前多将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及台湾本岛分别论述：澎湖群岛在元朝即曾设巡检司，隶属福建省泉州府；而台湾本岛则在清朝首度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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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荷西殖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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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欧洲国家对外扩张势力，开辟往东亚的新航路，发现美洲新大陆，缩短了亚洲与欧洲的距离，世界从此进入大航海时代。在海权争霸的国际环境下，台湾被迫走入历史时期，进入近代的世界史。17世纪初，除了一些零星的日本人、汉人、海盗游走进出于台湾之外，西方重商主义国家也开始注意台湾。此时远东海面已成为欧洲三国角逐的形势︰租得明帝国之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的西班牙、据有爪哇的荷兰，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的竞争。此时，各国对台湾的称呼不尽相同。日本称台湾为“高山国”、“高砂”，葡萄牙人则取名为福尔摩沙（葡萄牙语：Ilha Formosa），乃“美丽之岛”之意。[5]

荷兰人在远东的商业目的，原以明帝国为重要对象，但因受制于葡萄牙人的竞争和明帝国的抵制，荷兰人只好转向澎湖，先后在1604、1622年两度进占澎湖[6]，但因澎湖为明朝领土，所以明政府亦两度派兵驱离荷兰人。1604年沈有容成功赶走荷兰人，但在1623年则，历经8个月不分胜负，终而议和。在议和订约中，明政府要求荷兰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去占领对面的“化外之岛”台湾，明政府则无异议，经此议和，荷兰人遂在1624年进入南台湾，建“奥伦治城”，后又改建为“热兰遮城”。1656年建“普罗民遮城”[7]。

荷兰人侵入台湾的第三年（1626年），西班牙也自马尼拉派兵占领台湾北部，先后占据鸡笼（今基隆）、沪尾一带，并建造了“圣多明哥城”，与南部的荷兰人展开殖民与商业竞争，不过情况不甚佳。此外，西班牙统治者在金山、三貂角等地都建有天主教教堂，试图向原住民传教。西班牙神父也对原住民语言作了一些研究，著有《台湾岛淡水语词汇》（西班牙文：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1642年荷兰人赶走了西班牙人，占领了二城[8]。

荷兰统治台湾前后共约38年。其极盛时（1650年）的统治范围包括嘉南平原为主的地区，北部的西班牙殖民地二城和以及今台东沿海一带。荷兰人对原住民采取安抚、镇压、教化兼施的方式治理，采行“地方会议”（Landdag）制，从各村选出长老，每年集会以宣导荷兰当局时政措施，地方会议分北路、南路、淡水和卑南四区，长老须向荷兰当局宣誓效忠，拥有荷兰当局授予的藤杖后在社内行使司法权。荷兰人还广泛宣传新教，在传教同时推广文教工作，新港文是为其范例之一。当时，移居台湾的汉人也已有一定数量，也有部分汉人被招募来台开垦。汉人在很多方面扮演辅助荷兰人统治的角色，包括担任“社商”（包税商）等，但由于赋税沉重、人民无土地所有权[9]，台湾人民对荷兰统治者时有不满；在1652年，因甘蔗减产与人头税加重，而爆发了郭怀一事件。此外，1635年与1636年也分别发生麻豆溪事件与萧珑事件两次大型的原住民反抗活动。

经济方面，荷兰人引进了许多新物种，包括豌豆、蕃茄等等，同时也引进了黄牛。当时荷兰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摩尔亨”（Morgen），相当于“甲”，一直沿用至今[10]。此外，荷兰人在台湾发展贸易，并以台湾作为转口站，台湾成为明帝国、日本、南洋、欧洲等地的货物集散中心。此时的台湾已跃入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海洋贸易体系，有别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式小农经济。不过，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毕竟是剥削式的殖民统治，1650年左右，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每年净收入约40万荷币（约4吨黄金）。

[编辑] 郑氏王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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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来自满洲的清兵攻占了北京，明朝部分遗臣在中国南方，先后拥立几位宗室为王，组织流亡政府，继续抗清， 郑成功就是当时抗清的一股强大势力。郑氏于1658年至1659年出兵南京失败后，决定转进其父亲郑芝龙和 颜思齐等人曾经经营过的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军25,000人先抵澎湖，然后转进台湾，迅速登陆，展开对荷兰人之热兰遮城的进攻，终于在翌年攻下热兰遮城，顺利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11]。

有学者将郑成功攻台之役形容为“人类有史以来一场空前的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也是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的战争”[12]。

郑成功据台后，改台湾为东都，设承天府，以新港溪（今盐水溪）为界，北路为天兴县（县治在今台南县佳里镇）、南路为万年县（县治在今台南县仁德乡）。由于岛内粮食不足，郑军各营各镇部队，分批在嘉南、 高屏平原上屯田开垦，故该地区留下带有“营”、“镇”、“劲”、“协”等称号的地名（例如：左营、前镇、柳营等），延用至今。

郑成功在1662年，就以39岁的英年过世，之后由他的儿子郑经接替其位置。郑经将所有留守厦门的残存势力撤到台湾。郑经改东都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为州，自称东宁建国，国际称呼他为“The King of Tyawan”，郑经俨然独立建国之王[11]。

在参军陈永华的辅佐下，郑经经营与英国、日本及东南亚的贸易，以取得武器弹药的补给。主要的出口品是糖。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一度在台设立商馆，但经营并不理想。此外，郑氏政权也有计划的在台湾植入汉文化，郑经在陈永华的建议下，于1656年在台南建孔庙，设学校，是为“全台首学”。沈光文则成立了台湾最早的诗社“东吟社”[13]。

在郑经时期，郑氏政权曾经和清廷五度谈判，但郑经坚持比照朝鲜事例办理、不剃发、世守台湾、称臣纳供等四个条件，清廷不允，最终谈判没有结果。1674年，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等三藩反清。郑经率兵攻打福建，夺下漳、泉、湖、惠数府。至1680年，郑经海战失利，尽弃福建、撤回台湾[14]。翌年，郑经去世，东宁王国发生政变，监国郑克臧遇害，冯锡范立其弟克塽，国政日坏，人心涣散。1683年，清将施琅率军攻台，郑克塽向清朝投降，结束郑氏三代在台23年的统治[15]。

[编辑] 清朝治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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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早期的消极政策

清虽领有台湾，但刚开始对台湾却没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清廷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因此有意放弃台湾，后因率兵攻台的施琅力争，才勉强将台湾留下，并入清之版图[16]。清朝领台初期，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隶属于福建省。朱一贵事件后，清廷于1723年（雍正元年）在诸罗县北部增设淡水厅与彰化县。1727年（雍正五年），又增设澎湖厅。1812年（嘉庆十七年），在宜兰地区增设噶玛兰厅。清治理台湾共计212年（1683年-1895年），尽管清廷最后并未放弃台湾，但早期对台湾仍然采取为“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态度，规定驻台官吏任满三年，立刻调职，官吏不得携家带眷；驻军采班兵制[17]，三年轮调换班，家眷不得随军来台。可见清廷对台湾极不放心，视台湾为危险之地，严禁闽粤人无照移民台湾，且不准携带家眷；但闽粤人民因山多田少，资源有限，乃不断涌入。他们或正式持有垦照入台，或买通船头偷渡，皆不计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沟”波涛之险，进入台湾，台湾乃成为闽粤移民的新天地。禁渡措施对台湾的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不少已经定居在台湾的汉人被迫返回原籍；同时由于禁带家眷，导致台湾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因此不少汉人男子娶平埔族女子为妻，造成平埔族人口减少；并致产生童养媳等问题。大量无业的单身男子（被称作罗汉脚）游手好闲，亦使社会治安败坏。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才奏请解除该禁令[18]。

定居来台的汉人，着重于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土地开发的区域呈现为“由南而北，先西后东”的顺序。今日台湾尚有大量带有“股”“份”“结”的地名（例如：五股、五结等），显示当时已有垦户股份或结首制的形式来开发土地。为了提高农作物收成，大量水利设施开始兴修，著名的如八堡圳、琉公圳、曹公圳等[19]。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物则以稻米和甘蔗为主。同时，经济的发展伴随了港口与商贸的兴起，随著贸易量的发展，在台湾府城之后，又有鹿港、艋舺等口岸发展兴起，有所谓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
平埔族之一的西拉雅族人物畫像。右圖男子用鼻子吹簫，是為特色。
平埔族之一的西拉雅族人物画像。右图男子用鼻子吹箫，是为特色。

由于台湾吏治不良，官逼民反，在清朝统治台湾的这两百多年，台湾民变迭起。班兵制度三年轮调，扰民侵民；清之政策又无法配合台湾移垦社会的发展，台湾民众乃因之起而反抗，发生民变，较大规模者有70多次。“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俗谚乃形容清领二百多年，台湾社会动乱的频繁情况[20]。其中最著名的反抗清政府的民变有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等。除了对清朝统治反抗的民变之外，各族群内部也经常发生分类械斗，其中既有不同族群间的（如顶下郊拼、闽粤械斗、漳泉械斗）、不同姓氏间的（如同治年间竹堑北门的苏黄二姓械斗）、职业团体间的械斗和因商业利益而起的械斗等[21]。

清廷将原住民分为“生番”（以高山族为主）和“熟番”（以平埔族为主）两类，其中清廷对生番采取封山隔绝政策，划定“土牛沟”为界，严禁汉人越山开垦，而熟番和汉人之间常因土地问题冲突，不少平埔族的土地被汉人用欺骗或抢占等方式占有。部分平埔族因此开始进行大迁徙，有的进入兰阳平原；有的进入埔里盆地，还有的进入东部山区，也有很多则日益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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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与外国势力的再进入

清廷对台湾的消极态度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了改变。然而，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却不是源于清廷内部，而是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怒涛似地冲击著中国大陆和台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同意开放台湾（今安平港）和淡水两港口通商，不久又开放了打狗（今高雄）和鸡笼（今基隆）二港。此后，台湾的对外贸易相当热络，台湾盛产的茶叶、蔗糖和樟脑大量出口，这增加了就业机会与政府税收，一些新的城市也纷纷兴起；同时也产生原住民东移、客家人地位上升、买办兴起与水土环境被破坏等社会影响。

西方文化伴随著台湾开港再次传入台湾。在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教长老教会影响为最大，著名的来台传教士有马雅各、马偕、甘为霖、巴克礼[22]等。同时，各国的势力也纷纷侵入台湾，1867年（同治六年），发生了罗妹号事件，十数名美国船员在恒春一带被原住民杀害。最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恒春半岛十八社首领签订了船难救助条约，这等于否定了清廷在番地的管辖权，为其后日本侵略台湾提供借口。1871年，五十四名琉球渔民因台风而漂流到恒春半岛，被原住民所杀。日本派代表要求清廷处理，清廷以“生番系我化外之民”[23]为由拒绝，结果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兵攻打台湾南部牡丹社的原住民，是为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照会日本，要求日本撤军，并承认日本此行动乃“保民义举”，等于断送对琉球的宗主权。同时自此以后，为因应国际局势的变化，清廷于是甩掉190多年来的消极政策，积极拟定经营整个台湾的方针。1884年十月，中法战争中，法国海军将领孤拔也曾占领基隆，进攻淡水，并下令封锁台湾[24]。
劉銘傳
刘铭传

1875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再度来台，尽管他在台湾仅停留不足一年，却对台湾近代化有所建树。他推行开山抚番的政策，以下令开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鼓励汉人入山开垦，至此台湾东部才逐渐纳入清的领土中，但在以武力开拓东部的过程中，也残杀了不少原住民。此外废除渡台禁令，积极推动近代化建设，如机器采煤；在安平建新式炮台亿载金城等。沈葆桢数度奏请调整台湾行政区划。次年（光绪元年），增设台北府；恒春县；埔里社厅；嘉义县；新竹县；淡水县；基隆厅，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增设卑南厅，全台至此共二府八县四厅[25]。之后经营台湾的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他继承了沈葆祯的现代化政策，修建了台湾最早的电线。1885年，清廷决定提升台湾的行政层级，将隶属于福建将近两百年的台湾独立出来，改设为行省，并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伴随台湾建省，行政区划再次调整，全台从南到北分为台南、台湾和台北三府；一台东直隶州；淡水、新竹、苗栗、台湾、彰化、云林、嘉义、安平、凤山、恒春与宜兰十一县；基隆、澎湖和埔里社三厅。刘铭传在台湾积极实施一连串的改革，于是，台湾在1891年有了中国第一条官办客运铁路（基隆—新竹），南北普设电报可通福州，同时也设立邮政与新式学堂，台北城的街头亮起了路灯。在刘铭传的积极治理下，台湾成为当时满清近代化程度较高的省份[26]。其后的台湾巡抚邵友濂、唐景嵩也继承了其的政策方针，不过由于经费紧缩，建设脚步相对放缓。但是，台湾建省还不到十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的失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的主权割让给了日本。

[编辑] 台湾民主国

    主条目：台湾民主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李鸿章代表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并以台湾为“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之地来塘塞满清政府，称弃台并不可惜。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决定，在台湾住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时称“绅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希望清廷改变态度。1895年5月25日，台民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巡抚唐景嵩为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义勇军统领。同时，民主国也制定蓝地黄虎的“黄虎旗”为国旗、刻有“民主国宝印”文字的国玺、并建年号为“永清”。同时也并发表宣言，向各国通告建国宗旨，希望能藉此引发国际干涉，使台湾免于被割让。[27]

未料，日军在5月29日于基隆背后的澳底登陆，6月3日攻陷基隆。于是，台湾民主国政府的首脑们，包括唐景嵩和丘逢甲，都争先恐后地逃跑到中国大陆去了。6月下旬，余众又在台南拥立大将军刘永福为民主国第二任总统，为筹措经费，刘曾经发行钞票、邮票。有些学者将刘永福在台南所建的政权称之为“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28]或“第二共和（Second Republic）”[29]。之后三个月，民主国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但到10月下旬，刘永福也弃守内渡中国大陆，日军占领台南，这个只存活184天的短命政权，终于完全划下了句点[30]。

[编辑] 日本治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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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台湾日治时期


台湾民主国瓦解后，日本已基本控制全台，但各地仍常有抗日事件。早期著名的抗日领袖有简大狮、柯铁、林少猫等，但到1902年就先后被镇压下去。之后的重要抗日事件有1907年发生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东势事件与苗栗事件和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后期的抗日运动除了西来庵事件外普遍规模较小，且在密谋阶段就被剿杀，此后汉人就不再有大规模的武装抗日。

1896年，日本公布“六三法”，授权台湾总督得颁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早期总督都是武官，权力极大，融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权于一人。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这三任总督的任期都不长。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任期长达八年，但实际治理台湾的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藤加强了台湾的保甲与警察制度，用严格的手段对付抗日活动。医师出身的后藤新平自命以生物学的原理治理殖民地，其著名的治台三策，认为台湾人的弱点是“贪财、怕死、好面子”，所以同时采用高压与怀柔的两面手法，将台湾的游击活动完全弥平。并派大量警察监视人民的举动，1922年时，平均每547名台湾人中就有一人是警察。不过，日人在台湾建立了详细的户政与地政档案；统一了度量衡；设立台湾银行以与日本统一币制；大兴电信事业，至1919年，全台已有7146支电话与六条电报线；1908年完成了从基隆到高雄的铁路，并加紧修筑基隆与高雄两港；推动“绿色革命”，使台湾成为“米糖王国”。而在文化上，则施行同化怀柔的策略，对台湾人教授日语，并实行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佐久间左马太总督在任时开始对原住民施行理蕃政策，以使其顺应接受日本的统治。社会方面，总督府致力废除“三恶”，即阿片、缠足与辫发。同时加强卫生体制，改造下水道并进行捕鼠工作。改农历为公历，在街头放置时钟，培养台湾人的守时观念。推行市区改正计划，对后来台湾城市的营建影响深远。


伴随著民族自决的风潮与日本进入“大正民主”时代，1918年后，台湾总督可由文官担任，军权另设台湾军司令官掌管，治理台湾的策略也改为同化政策。台湾在许多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轨。1922年，“台湾教育令”通过，台湾实行与日本相同的学制。1921年，日本国会通过“法三号”，修正部分六三法的内容，台湾开始通用日本的民法、刑法与商法。1920年，全台行政区划改为州厅、郡市与街庄三级制，并推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在经济上，台湾陆续完成了数个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桃园大圳、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利发电所等。米糖产业也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蓬莱米的研发成功大大提高的稻米产量[31]。

日治中期，台湾社会受到各种新思想的启迪，民智已开，一些留日人士大力推行政治、社会文化运动，力求平等待遇。1914年，林献堂奔走成立台湾同化会[32]，追求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地位平等，但成立不久即被勒令解散。1920年1月，留日台湾青年在东京发起新民会，推举林献堂为会长，主张改革台湾政治体制[33]。并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要求台湾自治[34]。1921年，蒋渭水等人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藉著对台湾文化活动的关心，增进台湾人的知识以及对政治关心，以求唤醒台湾人的觉醒，启蒙台湾人的意识，尤其想要唤起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批判。蒋渭水于1927年7月10日成立台湾民众党，台湾第一个政党宣告诞生[35]。总督府终于在1935年和1939年在台湾举行州会议员和市会议员的选举，这是台湾人首次拥有选举权。同时，农工运动也蓬勃展开，简吉成立了台湾农民组合[36]，是日治时期台湾最大的农运团体。1928年，蒋渭水指导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发动劳工罢工以争取权益。1928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其主张台湾独立[37]，被总督府认定为非法团体。面对农工运动的蓬勃展开，台湾总督府开始进行全面镇压。1929年2月12日，台湾农民组合与台共数千名成员被捕，是为二一二事件。1931年，台湾民众党被查禁。附生于民众党的台湾工友总联盟也趋于式微，之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在1937年7月自动解散，日本治台进入紧缩阶段。

1930年10月27日，雾社地区原住民因不满日本政府压榨统治，在莫那鲁道的带领下，爆发“雾社事件”，砍杀了各地警察及雾杜公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的日本人一百三十六名，轻重伤百余人。日方随后进行武装镇压，杀害雾社原住民近千人。时任台湾总督石冢英藏等官员因此下台。[38]
嘉義街外/ 陳澄波/ 1926/ 畫布、油彩/ 64×53cm/ 第七回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入選
嘉义街外/ 陈澄波/ 1926/ 画布、油彩/ 64×53cm/ 第七回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入选

随著社会运动的展开加上西方文化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的文学、美术、绘画等方面开始走向与日本和中国大陆都不同的方向。台湾新文学运动在1920年展开，领导者有黄朝琴等，他们主张使用白话文；认为文学的目的应是启发民智。其中赖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1933年，台湾作家与日本作家组建“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刊行中日文并用的《台湾文学》杂志。之后，又成立了完全由台湾作家组成的“台湾文艺联盟”。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画家则有陈进、林玉山、郭雪湖、陈澄波和廖继春等。雕塑艺术上以黄土水成就最大，他的代表作是“水牛群像”。著名的音乐家有江文也等。电影和广播也在这时进入台湾。

[编辑] 皇民化与南进基地
臺北公會堂，該建筑見證了臺灣主權的交接與兩次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台北公会堂，该建筑见证了台湾主权的交接与两次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1936年，随著中日关系的恶化，自第十七任总督小林跻造起，台湾总督复由军方将领担任。在这期间，日方推行对台湾人的“皇民化”、台湾产业的“工业化”、使台湾成为进出东南亚基地的“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在日治中期蓬勃开展的社会与文艺运动也逐渐停摆。

皇民化运动展开后，总督府大力推广讲日语，在各地设立国语（日语）讲习所。并取消报纸中的汉文栏，废止学校中的汉文课。1940年2月，总督府公布改姓名办法，准许台湾人改为日式姓名。最初台湾人对此并不热心，但后期在奖励政策下，不少人改用日本姓名。同时，总督府大兴日本神道，广设神社，强迫学生参拜，同时压抑民间信仰，裁并地方寺庙，这点引发不少台湾人的反对。日本以“农业义勇团”等名义招募台湾人从军，人数达12万人以上、同时前后对原住民进行八次动员，计有四千名左右的“高砂义勇队”前往战场。1942年，总督府实施志愿兵制度，总督府前后三次招募男子志愿军，总数为一万六千人。1945年1月，全面实施征兵制度。台湾籍日本兵总计207183人，阵亡30304人。1941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皇民奉公会，其与皇民化运动不同，是以皇民为口号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但总的来说成效有限。
台北街頭慶祝光復情景，當時不熟悉中國的臺灣人將中華民國國旗左右弄顛倒。
台北街头庆祝光复情景，当时不熟悉中国的台湾人将中华民国国旗左右弄颠倒。

1936年，总督府成立台湾拓植株式会社，积极推动台湾工业化，扮演“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角色。1935年在高雄港成立炼铝工厂。1937年，台湾总督府推动第一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增设水力与火力发电所。珍珠港事变后，台湾总督府又在1942年推行第一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力求台湾工业自给。1939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

1944年10月起，美军开始轰炸台湾，大量官衙和工厂被炸，各项生产事业几乎停顿，工业产量急剧减少。台湾人在军事管制、经济统制金额消息封锁下，自由全无保障。日本军方控制了报纸、广播等事业，战争真相消息全被禁绝，但是民间依然流言不断，人心浮动。全台各大城市都笼罩在战争的炮火下，人民经常需要“跑空袭”，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不少都市居民被迫迁徙到乡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公会堂签署降约，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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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领台时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并签署《日本降书》，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何应钦接收台湾，而后设立与中国大陆省级行政体制不同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由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但因为陈仪等接管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陈仪本人大权独揽，加上战后经济崩溃导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和政府急于“去日本化”造成文化上的隔阂，以及部分新住民（外省人）相对于老住民（本省人）在社会地位上具高度优势的不平等待遇，导致在1947年初，因查缉私烟所引发的警民冲突，“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数星期后，国府派兵来台镇压，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事件无关的各界菁英与百姓也被无故杀害，或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此事件揭开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压的序幕，并埋下后来族群对立态势与台湾独立运动的种子。二二八事件后，国民政府调整台湾地方政治制度，废除台湾省行政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届省主席，缩小公营事业范围。1949年（民国卅八年），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改革币制（旧台币以四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台币），实行三七五减租[39]，通货膨胀形势得到缓解。



1949年，中国大陆易主，国民革命军和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新败来台初期，一直扬言要反攻大陆，但缺乏美国的全力配合，只是有一些小规模战役，直至金门炮战双方暂时停火后，反攻都未能实现。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透过“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令，配合党、政府、军队、特务的结合掌控，持续政治与社会上的强势压制，巩固一党专政、独裁的体制，造成许多人因实际或是指称的反对言论或行动，甚至无故被指为“匪谍”而受到非法迫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

1950年起（民国卅九年），台湾实行地方自治，县级以下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及省议会由公民直选产生。1950年代起雷震等知识分子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批评时政，要求民主。1960年（民国四十九年），雷震等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很快就被政府镇压[40]。在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的“党外”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酝酿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规模抗争，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1979年12月在高雄市所发生的美丽岛事件，可算是对二十世纪后期台湾民主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主抗争事件，随之而来的对被逮捕相关人士的军事审判更是引起广泛注目。1987年，台湾和澎湖地区解严（不含金门、马祖等外岛）。随著蒋经国在1988年1月去世，蒋家父子两代的统治也随之结束。经由“狂飙年代”中不断的民众运动，民主意识深植民心，民主政治在台湾的推行速度也进一步加快。在国民大会代表超过四分之三绝对多数决下，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总统李登辉宣布自1991年5月1日零时起，结束施行长达44年的“动员戡乱时期”。李登辉任内推动民主化与台湾本土化政策，陆续推动六次修宪，万年国代在1991年宣告退职，并在1996年举行首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


2000年3月18日总统大选，因为由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另一组候选人分散了票源，最终由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及吕秀莲以些微票数之差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正、副总统。2004年，陈水扁及吕秀莲在总统大选前一天，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九枪击案，隔天陈吕二人以些微领先票数当选连任，因此泛蓝阵营就三一九枪击案的真实性，及陈水扁当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2005年，任务型国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这有利于两党政治的形成[41]。2006年9月9日，因民进党政府爆发多起弊案，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一度引发社会风潮，但对立政党仍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政治僵局之中。

[编辑] 台海两岸关系与国际地位的变化

    主条目：台湾问题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

1943年底，开罗宣言发表，其中表示包括台湾在内的日本所占据的中国所有领土要归还于中华民国。该宣言并于1945年所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盟军统帅令在台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在台日本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向中华民国代表陈仪投降，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1951年，日本正式签署旧金山和约，但因国共内战中国情势不明，和约未注明台湾主权归属。在1952年的中日和约第二条中，日本依据旧金山和约，重申了放弃对台湾、澎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197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单方面宣布中日和约失效，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42]。

在开放探亲与解严之前，两岸关系基本处于“隔海对骂”的状态，国民党政府长期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来对抗中共的攻势。1987年台湾政府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两岸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199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可谓最高点。但在千岛湖事件、李登辉1995年访美及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下坠入低潮。其后虽有所回温，不过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跌倒冰点，此后两岸关系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中。2005年中，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等政党前后访问中国大陆，引发两岸政党交流的热潮，两岸紧张的情势有所缓解，但两岸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


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或曰两岸是否走向统一，亦或是持续相互独立状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国内及国际宣称：“无论从历史、政治还是国际法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并在统一无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弃以武力解决”。而主张台湾主权独立的人士则认为：由美国、日本等国家所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并未明白指出台湾的主权归属（台湾地位未定论），而且台湾的未来走向应由全体台湾人民自主决定，不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1970年代中期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坚持自己为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即“汉贼不两立”），并一直未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梦想；自1970年代中期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口号演变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治日渐民主，加之冷战结束这一背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演变为“民主自由统一中国”。然在1999年7月9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专访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为两个对等的国家（即“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2002年8月，陈水扁公开表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台湾各界、中国大陆及美国的不少争议。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部分台湾人民对此事感到不满，在3月26日有超过100万人走上台北市街头，参与了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以表示强烈的不满与抗议。台湾内部虽有统、独两派立场，但多数人的态度为维持现状[43]。

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合法代表，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54年，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到1971年，联合国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之际（第2758号决议案），国民党政府坚持“汉贼不两立”，宣布退出联合国，此后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与美国断交，更是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造成严重冲击。在1991年的亚洲银行年会上，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合法政府，不再将中共视为“叛乱团体”。近年来，中华民国政府多次试图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但在对岸的强力干涉下一直没有成功。


文学

marrioes

[编辑] 经济的成长

战后初期，台湾物资缺乏，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严重。国府迁台后，首先发展农业，实行包括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领等一系列扶植农业的政策。至1953年（民国四十二年），台湾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政府奉行“以农养工”的政策，在日治时期的基础、中国大陆来台的资金人才与技术及美援等因素下，台湾经济逐步走向迅速成长。在1950年代时期，政府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将农业所得支援工业部门，以农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以进口工业机器，发展民生工业。并提高关税，管制外汇，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土产业。到1960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同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面临工资上涨等因素，因此纷纷搬迁到一些具工业基础又劳工成本低廉的地区，台湾的经济政策遂改为出口扩张。1960年（民国四十九年），政府通过《奖励投资条例》，积极争取外商在台投资；1966年（民国五十五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区，这是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以扩大加工生产。台湾以加工中继站的角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环。1963年（民国五十二年），工业占台湾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台湾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成长率。1971年（民国六十年），台湾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从此台湾长期维持贸易出超的局面。


1970年代初，台湾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机与基础公共设施不足等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意愿降低，经济成长受到冲击。政府因此调整经济政策，改采“第二次进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设”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资计划，国内投资环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了就业，景气强劲复苏，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台湾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土地价格上涨；环保意识抬头；治安形势恶化；劳工意识勃兴等一系列不利于投资的因素。政府于是再次推动经济转型。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力鼓励内外厂商投资积体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科技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台湾经济日渐自由化国际化，并在2001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后，台湾国内的市场持续开放，大量外来产品冲击了国内产品，以农产品和民生工业为甚。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很多企业出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造成产业空洞化的现象。经济自由化也造成国内金融业竞争激烈，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台湾政府先后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辉时期要将台湾建设为亚太营运中心；民进党政府时期则提出发展生化产业，但前景如何仍未可知。如何提升自身生产力，经济更趋多元化与提高科学研发能力，让企业“根留台湾”，均是台湾经济在未来要面临的课题。

[编辑] 社会的变迁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致力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迹与影响，推动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教育政策。国府迁台后，颁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和一系列法令，在日常教学中大力灌输反共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并推行发禁等一些列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措施。1968年，也就是民国五十七学年度，政府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该计划对台湾的社会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伴随著更多人进入国民中学接受教育，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提升。解严之后，教育政策日益宽松，校园风气日益自由自主；教科书由过去的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入学管道也多元化。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乡土教育的教学比例与本土语言的教学，出现了福佬话、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的教育。但是，一纲多本造成学生负担加重，补习风气日盛，因此最近也有部分县市要求恢复一纲一本。同时，推动十二年国教也成为了教育界的焦点[44]。

伴随经济的发展，台湾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生活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70年代，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提倡“客厅即工厂”，成为一道奇观。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各都会人口激增，形成了大台北地区等都会圈。但是，伴随著城市生活品质的恶化，与乡村建设的展开，又有一些农村居民回流，不少乡镇演变为中小城市。随著人口的流动，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核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主流，从而使老人安养与幼儿托教成为社会问题。伴随著医疗条件的改善，台湾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成长已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1951年（民国四十年），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53岁，女性为57岁。2004年（民国九十三年），男性平均寿命增加为73.6岁，女性增加为79.4岁。1981年（民国七十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为四十一万四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2.46个子女。到2004年（民国九十三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下降到廿万六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仅1.18人。台湾已经成为高龄化、少子化社会。

解严之前，台湾人的结社、游行、言论、出版、新闻自由都没有保障，加上片面重视经济效益，底层人民的权益却不断遭到剥夺，维权意识与社会发展都不健全。1970年代后，伴随著教育的普及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人民的自主意识开始抬头。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标志著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兴起。1980年代，随著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街头抗争也成为台湾社会的常见现象。著名的如五一九绿色运动、三月学运、鹿港居民反杜邦设厂事件、五二〇农运、无壳蜗牛运动等。各个少数族群亦注意维护自己的权益，如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发起的“还我姓名”“还我土地”等诉求；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成功实现开放赴大陆探亲的政治诉求；客家权益促进会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等。男女权益的平等亦获得社会的重视，在立法院已有女性保障名额，并有《两性工作平等法》等维护两性平等的法律通过，女性的地位显著提升，两性渐趋平权。同志团体亦时有游行示威来要求自己的权利。立法院陆续通过《劳动基准法》等法令，劳工地位得到保障。1995年（民国八十四年），全民健保正式实施，福利制度的完善已初见端倪。近年来，大量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妇女来到台湾，形成了“外籍配偶”族群，亦产生了一些社会适应的问题。而近年的乐生疗养院等事件，体现出台湾的人权保障仍有欠缺之处。

[编辑] 多元的文化

国府迁台早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强力推行国语教育，并更改街道名称，以灌输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和对领袖的崇拜。戒严时期，政府以官方力量推动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文化呈现反共、传统、一元的特质。

1987年，台湾解严后，以中华文化思考受到质疑，多元文化思想也受国内外许多因素推波助澜下逐渐兴起。包含推动台湾本土文化的多元文化行动支持者认为：多元文化可肯定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尊重文化多样性下的人权，增加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促进台湾社会正义与公平机会情况的大幅进步。不过于实际上推动上却也面对如种族主义与偏见歧视、文化价值判准上缺乏共识、文化差异和缺陷的区辨模糊不清、理论体系有待厘清和统整等问题[45]。

1996年，台湾学者蔡玮将此文化态样的改变称为本土化或去中国化，并认为中国会加以反对。[46]其中，首度出现的“去中国化”一词，后来大量被支持中国传统文化者引用。尤其于2000年民主进步党开始于台湾执政后。这些反“去中国化”者认为：执政民进党所推动的此“去中国化”，会让“历史记忆也难逃被切割肢解的下场”[47]。

marrioes

这个世界强者话事 美国之前是谁在生活 都是些土著印第安人 难道当年欧洲考虑一下他们的历史 就不去占领他 诚然 真正的台湾人都是些原住民 但是大部分所谓的台湾人都是从大陆移民过去的 这点不能否认 台湾在清朝的时候就被设做行省 这点也不能否认

     其实台湾为什么还不接受统一 说穿了 就是中国大陆还未够强大 只有大陆够强 台湾就乖了 现在台湾总是在做美日的看门狗 就是因为美国和日本强大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强者话事




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世界上大多数人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但美国仍然把萨达姆杀了，这证明什么？实力！懂吗？就凭几个跳梁小丑就能阻挡中强大的国统一台湾，就更加不可能了。

一句话：实力才是硬道理，其他都不重要。

zuqiuwangzi

很好,当然是顶了~~~~~~~~~~~~~
希望这位人兄继续努力发好帖~~~~~~~: :

Negro

你有个类似的命题,好象是和什么台湾飞鱼有关的,
那时候,你差不多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我是后来看到的.
可悲啊!!
花岗岩脑袋的毕竟占了我们大陆人的多数比例.难怪台湾人心惧归啊.....
恐怕,
这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角度,
去解释为什么陈水扁这样的政客的能鼓动那么多的台湾人!

我们大陆的花岗岩思维看起来还是很兴盛的.看看西华就知道了.

台湾这个地方也着实可怜,一千八百年以来,那是我们大陆一直不太关心的一个孤岛.
几百年前忽然成了我们的领土,既然是领土了,而且也勉强可以加上"自古以来".......偏偏,统治过我们的满清政府不懂得珍惜.

关于刘铭传和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台湾版本倒是没有忘记写,但是,漏掉了清廷拒绝发运军需物资和粮草的史实.
李鸿章还特意关照下面不要支持台湾的抗日军队.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7-7-26 16:37 编辑 ]

Negro

台湾这个地方,被大陆抛弃了50年,
大陆还又一次重演王朝覆灭,郑成功退守入台的历史复辙.
不过是国民党版本,而且,入台比郑成功轻松多了.

89年以后,很多台湾人在民进党的鼓动下,对"弃儿"的历史忽然感觉强烈起来.一部分原因实肈端于我们大陆自身的黑暗政治.

zuqiuwangzi

其实在也不能全怪他们,中国建国这么久了还不收回他们,迟迟没动作,而且老是被外族人占领,已经让他们受够了,所以他们觉的当日本人会比当中国人好,日本人是发达国家能保护他们~~
唉,~真的是有点黑暗中国的政治,所以才那么多贪管~~~~~~~

Negro

如果我是台湾人,我会相信谁呢?

是相信继续国民党的政治比较好一点,还是相信整天狂呼台湾人的台湾的那个阿扁??????
还是相信被广播电视妖魔化50多年的大陆政权提出来的"一国两制".....

而且,香港回归后言论自由空间收缩的的例子活生生的摆在那里....我们未必看得到,台湾人却是听到
新闻报道了.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7-7-26 18:50 编辑 ]

Negro

何况也不全是妖魔化,50年来,有很多关于大陆的新闻报道确实是
历史事实.

Negro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陆要想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给台湾民众一个信服的理由.我想光靠经济的吸引力是不够的.
想取信于台湾民众,不做入台后的蒋介石第二,更不做满清第二,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想取信于台湾民众,大陆除了两岸互动之外.
还得拿出真挚的勇气.痛下改革之手.
至少要让对岸的民众看到将来的希望.
然而,改革又是谈何容易!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7-7-26 20:43 编辑 ]

marrioes

是挺难啊的， 难，难， 难

animo chaval

MARRIOES说的很中肯好帖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