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当效吕留良——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

木風郎

据说，评价一个读书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有两个标准。其一，要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必须是要心灵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其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第一个标准比较容易实现，不要说教育发达的今天，即使是读书不那么容易的古代，无论西方东方，可称作知识分子的大有人在——虽然这样的人也要百里挑一，可数量也是可观了。

可第二个标准要想达到却是极难。

在西方，也得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知识分子们才陆陆续续有了那么一点符合。直到了近代，才真正涌现了层出不穷的标准的知识分子。若要是拿来中国按图索骥，就会让人大失所望。古代社会，有着第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而要两个标准都符合，却是几乎是不存在的。虽然文人们都想着“载道”，可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现实环境，从这个群体出现的那一刻起，便和统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学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即使是春秋战国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奔走于各国的知识分子们，上至孔孟圣人，下到苏秦张仪，都是想着能够把自己的满腹经纶让某个国君赏识。至于科举制度兴起之后，“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第二个标准就更不能提了。

近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大批涌现，要归功于西学东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可以不用再依附于权贵而独立存在于社会，而社会，也给予了知识分子们亘古未有的广阔空间。但相对中国芸芸众生的读书人，可称作知识分子的仍是凤毛麟角。
原因为何？

根结便在于，文人们有没有骨气。而骨气的存在，并不是空中楼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文人们不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还要依附于其他经济实体，那么，就只是附于肉上的毛，生死存亡都要有肉来决定，绝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批评者”“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因此，金岳霖教授才有那句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这是需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精神的。而孟子的“大丈夫”标准，这两点最难做到。能够有着锦绣前程而不动心，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劳动让自己丰衣足食，同时坚持自己的本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何其难！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新中国的文人们是想都不敢想了。但那毕竟是既非传统专制社会，又非现代极权社会。如果说，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中国有这么一个堪称知识分子的文人，有多少人会相信？

有些人的名字，虽然熟悉得让人都有些听烦了。但要说对这个人的了解，却没有几个人说得出来。说出来的，也幻化的面目全非。

吕留良就是这么一个人。

人们知道他，因为他是清朝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的主角，这起文字狱不但牵扯到反清宣传，还有实际的谋反动作，更引起了雍正皇帝以万乘之尊亲自操刀写出奇书《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辩解，与吕留良辩论。尔后又有吕留良之后人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民间传说。余波所及，影响深远。

但这只是吕留良这个人物的表象，别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别号有耻斋老人、耻翁、吕医山人、南阳布衣等，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这个被时人称为“东海夫子”，甚至被提出“明末皇帝该吕子做”的人物，成长于明清交际之时，成熟与满清定鼎之后。在其五十五年的人生当中，经历过战火硝烟，有过彷徨无助，而最后集学者、教育家、商人、医生于一身，傲然独立于万马齐喑的时代。他的影响，遍及康雍乾三朝，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对于满清统治或实际或思想的冲击。他的后代虽然没有真的杀死满清皇帝，但他的传人们却使满清皇帝们不住的心惊肉跳。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吕留良是一个一生坚持做一个“独立进款”的文人，无论是头脑还是肚腹都不归附当权者，是一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知识分子。

公元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一代奇人出生在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父亲吕元学，母亲杨氏。他是个遗腹子，出生前父亲便已去世。同一年，著名的复社成立，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仍让人感到冥冥中似有安排。

吕的先祖是商人，到曾祖吕相时，财富达到“盛至倾邑”的地步。日后吕留良也干起了出版商的生意，应该是有先祖的遗传的基因。他的本生祖父吕焕，与明淮庄王的女儿南城郡主结婚，成为郡马爷。但并没能够以此光宗耀祖，以科举正途为尊的明代，商人出身的吕家是饱受歧视的。直到吕家有人中了举人，才逐渐改变了家运。吕留良的父亲中举后任过知县，此时的家庭应该是即富且贵的。

木風郎

在这样的家庭，吕留良的童年过的平静富足，基础教育也接受的很好。到八岁时，便已经能够独立写作文章。十三岁时，参加了崇德县十几个文人创办的文社——徵书社。那时候的文社门槛较高，不但要会写诗，还要会评选八股文，不是随便可加入的。十四岁时，徵书社选编的时文（八股文）出版，吕留良参与其中。

这样的安静日子，在他十六岁时终于中断。童年少年享受安静学习条件的吕留良，所处的时代却是大变乱的衰世，几乎每一年都有着腥风血雨的震撼性事件发生。到这一年，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皇帝崇祯在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自缢而死，明朝覆亡。紧接着，满清入关，大顺军西遁，南明朝廷建立，清军南下。祸乱频仍。

这时候的吕留良展现了传统士人的风骨，毁家纾难，与侄子宣忠（虽是侄子，但比吕大五岁）一起散尽家财参加了太湖起义军，奋起抗清。兵败之后，侄子宣忠遇难，他左股中箭，幸而不死。但一方面伤心侄儿之死，一方面痛悔国家沦亡，乃至“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工之亡，一呕数升，几绝。”

吕留良经过了明末有风骨的士子必经的一条路，尽自己的所能，拼死一搏，为天下兴亡尽自己“必负的责任”。而在未果之后，却有两个选择：或以身殉难，或只能以“遗民”自居，苟且偷生在新生的异族政权之下。幸而不死的他，与和他同年出生的复社的众多知名人士一样，选择了后者。这不能算是懦弱，只可看作是不甘心就此去死，还希望着将来。

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为了免遭仇家迫害，他被迫改名光轮出应科举，只是他终身引以为憾的耻辱。之后，他结识了黄宗羲等人，相互究治为学处世之道，决意摒弃科举之业。

与黄宗羲等人一样，吕留良在残酷的现实中，有了凤凰涅磐般的飞跃。产生了穷治乱之根源、明学术之得失的启蒙思想。他强调指出，坚守民族气节，辨明夷夏之别，乃是“域中第一事”。指出：“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

在吕留良的思想中，辨明夷夏之别虽然是“域中第一事”。但以此引申出君臣尊卑相去仅一间，而不影相去悬绝。认为臣之侍君，在于“谏行言听，膏泽下民”，而不在高官厚禄，对于“只多与十万缗塞破屋子，便称身荷国恩”的人，极为鄙夷。

这与黄宗羲《明夷侍访录》的思想何其相近！但是，吕留良若仅只是在思想上可与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比肩，尚不能展现他的特别。关键在于，作为思想者，思想如何传播出去？如何产生影响？不能用思想吃饭，那么靠什么安身立命？靠什么安身立命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思想而不为世俗所吞没？

黄宗羲的道路，显然是越走越窄的。为了生存，而又不想出仕，便找了一条这种的道路——依附权门，依靠权贵的提倡，方才能够开馆讲学。这样的现实生活，夏夷之防，民贵之论，都成了镜花水月。他虽然写出了《明夷侍访录》，但却不能传播，思想空困于笼中。

而吕留良则选择了一个无限宽广的道路。身为思想者，身为担负前朝遗民和本朝异议分子双重身份，出仕做官决不可行，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词科，浙江官员推荐，他誓死不从。第二年，郡守欲以隐逸推荐，他干脆吐血满地，剪去青丝作了和尚。依附权门，只是变相讨食，也不可行。他做起了集教师、出版商、医生三位一体的自由职业者。以“天盖楼”为名评选时文编辑成书，发到当时全国大贩书市场之一的南京承恩寺书坊发售，后又感到书坊不可靠，边改成直接自售，派儿子到南京经理售书，还在福建开辟市场。除选评八股文外，还刻印《二程全书》、《朱子遗书》、《仪礼经传通解》、《唐鉴》等书贩卖，每卖一批书便可得四千金的收入。

依靠评选时文和贩书积累起来的名声，他开馆授徒，培养自己思想的接班人。同时，还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开医馆，悬壶济世。行医之余，著《东庄医案》一卷，主张行医要严格辨证。又著《医贯注》，对赵献可、张景岳之医论颇有研究与发挥。

这样，吕留良的生活来源完全靠自食其力，面对着权贵和朝廷，可以挺直自己的腰杆。而通过出书、售书、授徒，又可尽可能的传播自己的思想。作为读书人，更是可以把读书和出仕做官分开。寻找一条读书是为明理而非图富贵和稻粱谋的道路。

至于从商行医，吕留良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从商只是为了谋求读书明理的宽松环境，决不是为了追逐利润。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吾之为此，卖书非求利也。志欲效法郑氏，则其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不先足备，正欲使后世子孙知礼义而不起谋利之心，庶几肯读书为善耳。……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也。”

这样文人，便可称作真正的知识分子了。而在那个年代，吕留良的所作所为，不但为他自己赢得了声誉，他所传播的思想更是引起了当权者的恐慌。康熙时代的“朱三太子案”，雍正时期的曾静谋反案，乾隆时期的齐周华反书案，都与吕留良有着直接关系。满清朝廷全盛时期的三个皇帝都被这个只有一支秃笔的文人所折磨，只能用一次次的残酷屠杀和镇压来消弭他的影响。曾静案发后，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其子孙或惨死屠刀，或发配宁古塔，后以它事又改发黑龙江。他的门人弟子也大部分屠戮殆尽。到齐周华案审结之后，吕留良彻底成了大清帝国朝野共讨之的“名教罪人”。

在清朝覆灭前夕，吕留良终于重见天日，诗文得到刊布。革命党人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还特地赶赴东北寻找吕氏后裔。几百年过去了，吕家子孙在寒苦之地仍然秉承着祖先的遗训：“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为‘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初，开原、铁岭以外，皆故胡地，无读书识字者。……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

一个文人，在专制社会之下，思想谋求独立，而为了这个独立更是力求经济的独立。苍茫大地一片奴才之中，将自己矗立成大写的人字。中国古代有这样知识分子，足可视作骄傲。只不过，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民族精神，等同于传统的忠臣烈士，又足可视作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