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Negro

（接第1楼）

退一步讲，即使有少数人利用“文革”中的大民主表达了（当然只能是极其隐晦曲折地）自己的某些观点，这种好处也不能使我们肯定“文革”中的“四大”。民主是，种平等的权利，而在“文革”中，所谓的“走资派”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力。如果一方可以任意地、不负责任地揭露另一方的一切，包括个人隐私，即使是诬蔑也不受追究，而另一方不享有同样的权利，甚至不能解释和澄清，那么，这种大民主不但对少数“走资派”不公平，而且对于大多数群众也只能起败坏作用。由于“文革”后不久取消了“四大”，而人们也因此缺少了一种表达他们意见的渠道和方式，他们怀念“文革”中的畸形民主，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坚持认为，我们现在要争取的，决不是“文革”中的那种民主，那种言论自由。

    “文革”对许多人仍具魁力，还在于它肯定了对于当权派“造反有理”。当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干部贪污腐化倍加憎恨时，有人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他的巨大权威，支持群众反对官僚特权。谈到这个问题，我仍然认为“文革”毫无可取之处。在“文革”中，几乎每一个干部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被批斗，如果老百姓支持这种对于干部非法的。大规模的迫害，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抗议对自己的迫害呢？如果说事实上许多干部确实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压制群众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利用一场权力争夺中对他们的大规模迫害来伸张正义吗？当你落井下石，站在不正义一边时，你就失去了道义优势，你就很难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你。难道中国人只能在要么你整我，要么我整你的恶性循环中生活吗？况且，“文革”中被整的干部是否每一个，或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呢？当他们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时，当人们以为自己正在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战斗时，难道不是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作了最荒唐可笑的理解吗？这种误解不是阻碍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吗？

    “文革”不仅改变了我的政治信念，而且改变了我的思维习惯。在“文革”前，研究政治理论和哲学的人无例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手段与目的、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哲学。这种哲学使人顽固地坚持一种教义而排斥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使人坚信历史上有某种终极性的、必然的东西，为这个东西而牺牲其余的一切是应该、值得的。“文革”中的许多经验教训使我抛弃了这种辩证哲学，现在，我相信我观察到的东西，我相信不能以历史的必然性为口实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在“文革”中，我和其他不少人早已看到政治斗争中充满了欺骗和残忍，早已看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在摧毁文化，除了整人没有干别的事情，但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安慰和说服自己：“文革”的根本意图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为了建立新的，就必须摧毁旧的，哪怕旧东西里面包含着＿类文化的结晶。我们还相信，最终建立的社会将完全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而要建立全新的东西，就必须根除一切旧东西，这时残忍和无情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从罗伯斯庇尔开始，革命暴力论者都以革命的名义为镇压和迫害辩护，都许诺说，目前的不公正和残忍只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不公正和残忍，这一次是必要的。结果，“这一次”变成了“每一次”，在长期的画饼充饥之后，那个最终目的也给忘得一干二净。我现在坚信，以最终的善为当前的恶辩护是行不通的。不能设想，一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恶，积累起来会变成最终目标的善，人们应该要求善在每一步骤中体现出来。

    我坚信，如果人们看到的东西全是丑的，就不应该相信，在丑恶的“现象”背后可能存在一种美好的“本质”。在“文革”中，人们亲眼看到的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却说，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1968年7、8、9三个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当时是全国武斗，全面内战。而毛泽东说这是形势大好，其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历史已经决定性地证明了他的错误。在“文革”中，我们身边发生的几乎全是丑恶的事情，但我们相信运动本身是正义的、伟大的。经过“文革”，我不再这样自欺了。如果我看到相当数量的丑恶现象，我就坚信这个事物决不可能是美的。人不应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理论遮蔽自己的眼睛，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健全的理性不应该保持无限的耐性，忽视或否认已经发生的事，而期待一种与所有已知事实相反的结论。我在“文革”中觉醒很迟，就是因为这种有害的耐性。

    “文革”破除了一代人对于极左意识形态的迷信，官方宣传中关于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说教也被大多数人摈弃。然而，没有新的道德规范来代替被抛弃的东西。《“文革”之后我明显感到，在与我同代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人中，存在着道德真空。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讲道德不是虚伪，就是迂腐。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未来将要面临的最大危机一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青年一代极其陌生。有人想引人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或其他关于人生意义的学说，但它们显然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上没有根基。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一方面，由于“文革”，人们把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当作虚伪的、骗人的东西加以拒斥，另一方面，“文革”后的开放改革使物质利益在理论上得到肯定，而在实际上中成了人们推一追求的东西。问题还不止此，“文革”使一大批人失去天真和纯朴，失去热情和信念，但同时又使他们在计算利害得失方面十分老练精明，在追求一己之利时坚韧不拔。一大批人经受过政治斗争的洗礼，一旦他们把“文革”中你争我夺的经验和技巧用于谋取私利，其竞争和倾轧的水平将是空前的。“文革”锻炼和培养了千百万个韬略大师，这一方面使空洞的宣传完全失效，另一方面使得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社团都在重演《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中的戏剧。

    我坚信，尽管中国人曾经长期生活在不幸之中，尽管多少代青年的理想、热情、追求都落空了，但我们并不是注定只能在虚伪、愚昧和道德虚无主义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文革”使一度显得绚丽闪光的泡沫消失，但它不能使人性之源、文明之流枯竭。中国应该有一个道德复兴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和它是不可分离的。问题不在理论方面，而在实践，我认为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某种道德体系或伦理原则。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那么多种文化，但一种根本的区分：好人和坏人，却超乎这些宗教和文化。中国现在亟需的不仅仅是理论，更是身体力行的决心。推行道德复兴的将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榜样的力量。说服人很困难，但高贵的、高尚的、英勇的行为仍能感动人。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12-24 17: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