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为什么尊黄帝为“祖”？

木風郎

中华民族为什么尊黄帝为“祖”？
——评“三祖文化”的荒谬提法

曲  辰

中华民族为什么尊黄帝为祖？这个“祖”的含义是什么？依何而定？是一祖还是有多祖？这些本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有些人则对此就是搞不清楚，因而乱提文化口号，错了也不让别人说，所谓“三祖文化”口号的提出与长期宣传，就是如此。因而，我们还得说一说历史常识：

一、“祖”的具体含义
什么叫做“祖”？《尔雅?释诂第一》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说文》言：“祖，始庙也”。所以，祖的含义，就是最初、肇始之义，并非指血缘关系上的祖孙之“祖”义。《说文》之言“始庙也”就有了后世因祭始祖而有的解释，已与《尔雅》古义有所区别。在祭祖问题上，家庭、家族与国家祭祖是根本不同的：家庭、家族祭祖，有的有家庙，多数人没有，但国家祭祖，自古以来，就没有过无庙而祭的，而且庙有多种：明堂、近祖之庙、近祖陵寝之庙、远祖陵地之庙。家庭、家族祭祖，是按血缘关系，而国家祭祖则是按对国家的功勋。所以，国家祭祖就有一个以近祖配远祖的礼制。这就是历史上各个朝代以自己这一朝代的开国之祖、宗，陪肇造中国始有国家之制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对此，该祭谁，不祭谁，并不按血缘关系，而是按对国家贡献的大小，标准就是：“夫圣王之制礼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①

正因为如此，夏后氏记尧、舜依法处死治水无功而遗祸的禹父鲧之私仇，在国家祭祖大典之中，不祭唐尧、虞舜，反而编造鲧化黄熊，从羽渊赴穷山，求告于黄帝在天之灵，又南行至灵山，被灵山十巫以药将其救活，然后北行至穷山以北的诸沃之野，教民播小红黍，织蒲编，立了功，符合了“以死勤事”的条件，在国家祭祖大典最低的一级中，进行了郊祀。这种假公济私、违背祖制的行为，不仅在当时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直到战国时期，屈原还在提出质问：“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②  因为，就连炎帝，历史上的功劳比治水无功反造灾害的鲧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因其在有熊国末期发动了争权的阪泉之战，其后黄帝肇造了大一统的国家之制，仍使其主政于南方，然则事实上业已降为臣属，不在君位，在历朝历代凡五年一“禘”、三年一“袷”、一年一祭的祭祖大典中，都没有他，而只在一年四季按天神、人鬼、二十八宿星神一揽子的郊祀之中，才有炎帝。

现在，人们一般都说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是由其战蚩尤平息叛乱，战炎帝制止分裂，并由此而接受教训，“以战去战”③，一统中华，播道于天下为己任，以道设教，以道制礼，以道立法，④开创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的社会制度。⑤所以，我们中国历来尊历史上的轩辕黄帝为“祖”，这个“祖”的确切含义就是“人文初祖”、“人文始祖”，现在多作“文明始祖”，其义是绝对排斥以血缘关系论的。

五帝时期，是执政治国者以“天下为公”，以黎民百姓为治国者之根本的科学民主制度，故，黄立明堂之议，尧立诽谤木于通衢大道，舜置敢谏鼓于各级衙署门前，鼓励黎民百姓向执政者提意见。自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的民主制度，建立了父传帝位于其子的“家天下”君主独裁政治制度之后，实行的就是剥削、压迫、愚弄人民的“君本位”、“官本位”思想与政治了。孔子对此评论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⑥为什么？政治制度不同。而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在不同的哲学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也就是说，将夏代以来的任何君王尊之为“文明始祖”都是不够格的！由此而言，将大一统国家制度产生之前的有熊国叛乱之臣蚩尤也列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二、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只有一位
从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任何角度讲，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只有一位，而不是两位、三位、多位！中国的古典哲学是太极一元论，而非两元论，或者多元论。这个理论认为，任何事物之中只有一个太极，而非多个太极，若一个事物中出现两个以上的“中心”，就要乱套，就会发生分裂。所以，自古以来，言及不同的始祖，都是一位，中国的文明始祖是轩辕黄帝一人，木匠始祖是鲁班一人，养蚕纺织始祖是嫘祖一人……1985年，由于“炎黄子孙”一词在宣传上的不断出现，“浙江省一位老干部给中央书记处写信表示了异议，全国政协在一项提案中也提出了意见，据国家民委反映，一些少数民族同志也是有意见的。”⑦对此，中央分别征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最后决定：“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华民族’更好一些。鉴于‘炎黄子孙’一词，今天在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积极作用，今后这个方面的个人署名文章、一般性谈话或讲话以及对台宣传中，仍可沿用。”⑧  

为什么对于宣传中仅四个字组成的一个词，就会引起普遍的社会反响呢？中共中央对此就要分别征询学术研究机关与中国高等院校？原因，就是这涉及到了如何认识和解释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的大问题，它涉及到了民族历史形成的问题，它又直接影响到现实的民族团结问题。因为，历史上有“黄帝子孙”的提法，而绝无“炎黄子孙”的提法，严格地说，炎帝不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那么，一个县级领导人，个人心血来潮，将蚩尤列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就可以到处印于文件、刊登于报纸、杂志，进行既不符合历史、又引起争议而影响民族团结的宣传吗？谁赋予你这么大的权力呢？

我们之所以要指出“三祖文化”这个宣传口号荒谬，一是不合哲理，二是没有历史依据，三是对民族团结有害。中国自古以来就尊黄帝为文明始祖，是由国家礼制固定下来的，不是想改就改，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的。现在，我们的提法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为什么这样提？因为提中国的文明始祖，就会将世界上的很多华人排除在外，这样就不科学、不唯物，不符合历史事实，提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就不仅包括了现代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而且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华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兄弟民族都要找出一位始祖来，那样，不仅做不到，而且不科学，不合理，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而且十分有害。因为由此会造成不必要的民族感情负面作用！

就涿鹿而言，你现在提黄帝、炎帝、蚩尤三祖，须知古潘县、古历山，是尧之都，舜之乡，只是现在未作宣传，日后提到宣传日程上，你再改称“五祖文化”么？你不改，又将唐尧、虞舜的历史地位置于何处？难道连发动叛乱的蚩尤都不如么？但你再改称“五祖文化”亦还是笑话！为什么？唐尧、虞舜功劳再大，他也都不是中华文明国家之制的开创者，不是“文明始祖”，而是“文明始祖”的子孙！中国历来是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能有祖孙不分、祖孙比肩而坐的事情发生么？

三、对待黄帝史事遗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历史址在涿鹿，是涿鹿人民之福，涿鹿可以很好地保护、利用、开发旅游经济，为进行爱国教育、历史教育、文明和谐教育做贡献。但是，所有文化遗址却不是涿鹿一县的私有财产，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举例而言，伏牺时代、神农时期、黄帝以来，都是崇拜龙，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才自称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而涿鹿则印出画册言黄帝图腾为龟，在黄帝城塑的黄帝像，也让其双手捧个王八，中国不是日本，你不顾历史事实这样搞，不是自辱先祖并自辱我民族么？对此，专家、学者都无数次地提出过意见，但涿主管此项工作的官员，不但不听、不改、而且还要反驳，因此就到处宣传对黄帝史事、遗址解释上的拢断权，这次旅游避局长大人又重提“拢断”。请问是谁授予你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随意解释“拢断”权了？你“拢断”得了么？

这话说回来，我们也并不要求任何政府官员都懂历史，不要求官员每发言必需正确，因为那样就是苛刻之求。但是，希望事涉国家、民族利益之事，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不要自己出风头，装行家，胡乱提口号进行宣传，因为这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你这么做的！

平心而论，涿鹿县的原县委副书记自作主张，提出“三祖文化”口号，提关于黄帝遗址解释涿鹿县“要拢断”也是好心：想以黄帝、炎帝、蚩尤都在涿鹿活动过，有遗迹，而别处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争黄帝、炎帝、蚩尤遗址是就不如涿鹿。同时，自己认为这又体现了民族团结。可事实上这反而坑害民族，坑害涿鹿，对民族团结煽起了民族悲情，对民族团结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涿鹿的宣传，造成了人们的不相信感，因为事物往往是“假做真时真亦假”！在全国，涿鹿县在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化遗址实在是太多了！多得研究都研究不完，因为这些都有历史遗址、遗迹、文物、历史记载所证，我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反而编谎说假话呢？像现在这样，硬要将唐尧、虞舜的历史文化遗址与黄帝文化遗址合并，谁要是讲真话就对谁进行责骂，并且扣上一顶“与涿鹿人民为敌”的大帽子，这也太可怕了吧？文化大革命都结束这么多年了？还搞这一套，能说明什么呢？

注  释：
①  《国语?鲁语上》。
②  《楚辞?天问第三》。
③  《商君书?画策》。
④  见《黄帝经》及《新书》援引。
⑤ ⑥ 《礼记?礼运》引孔子语。
⑦ ⑧  1985年第6期《宣传信息》。

木風郎

蚩尤如何能变成“文明始祖”？



蚩尤如何能变成“文明始祖”？
——再评“三祖文化”的荒谬提法

曲 辰

任昌华先生对于“三祖文化”这个提法，是非常自得的，他在《“三祖文化”始说》一文的开头就这样说：“中国历史上，大凡谈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通常以“炎黄文化”为正称。1993年月10月，我根据炎帝、黄帝、蚩尤在涿鹿的史实和对史志及古遗址遗迹的考究，第一次提出了“炎黄蚩三祖文化”的观点，得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以及海内外一批高层专家的认同。并于1995年9月，就这个命题专门召开了全国首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值此，一个新的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源根的命题正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和高度视。随着“三祖文化”这一命题的广泛宣传和深入研究，我相信，她必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任昌华先生是高于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及海内外高层历史研究家的见识的，是他在中国五千年以来的历史上，首次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全新命题，从而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且由此而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是这样的么？这个命题成立与否，首先要看其是不是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华民族历史上对蚩尤如何记述：

《逸周书?尝麦解第五十六》载：王若曰：“宗掩、大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赤帝〕命蚩尤于宇〔宇于〕少昊，以临四〔西〕方，司□□〔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太〕帝〔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这是周成王亲政第一次献新麦于祖庙，举行祭祖仪式，宣读册书内容的一部分。直译成现代通俗的白话，就是这样：“周成王如此说：宗掩、大正：过去在始有国家制度之初，诞生了两位君后，开始设立职官典章以治天下，轩辕黄帝请赤帝分封正副二相。赤帝就任命蚩尤赴东方的少昊地方司治，以与西方之都相临为固，以完成少典宾天未完成的可庆之制。但是，蚩尤却乘机发动叛乱，登九淖，伐空桑，向赤帝发动进攻，一直将一战败北的赤帝追回到帝都涿鹿，这种在涿水流域的追杀，跑遍了涿鹿山湾的犄角旮旯！这可把赤帝吓坏了，他恳求黄帝援救，黄帝就出兵战蚩尤，将其杀于帝都青丘东北，并将蚩尤败逃中拽断了马缰绳落马被杀之处，命名为“绝辔之野”。——这，是三千零四十九年前周成王依据历史事实的一段叙述。古代称炎帝为赤帝，亦将黄帝、赤帝并称为“二后”，这是对有熊部落方国军事领袖轩辕黄帝、行政首领榆罔赤后的最真实称呼。

管仲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①虽然，依照我们的研究，管仲此言有附会的成份，但言其涿鹿之战发生前为黄帝之臣，则是没有问题的。

《尚书?周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万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

孔子在《三朝记》中说：“蚩尤，庶人贪者”②

《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载：“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

《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擒）杀蚩尤。”

《路史?后记四?蚩尤传》注：“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

我们也不必搞繁琐哲学，将记载蚩无信、残暴、贪虐的古籍都列举一番，仅以上几条，就足以证明：

第一，蚩尤原是黄帝、炎帝手下重臣，其被委派到少昊之地（山东）以治九黎居住地方时，经过密秘准备，发动了叛乱，被黄帝所杀；

第二，九黎人已是经过盟誓加入黄帝联盟的一部分，唯其如此，黄帝才派重臣去治理这个地方。然而蚩尤到此欲发动叛乱，先是矫虔为黄帝、炎帝之命横征暴敛，鱼肉九黎人，接着就逼九黎人随其发动叛乱，九黎人（苗民）不听他的话，不愿背叛诅盟誓言，蚩尤就用割耳朵、削鼻子、往脸上刺字、破坏人的生殖器等慘忍的酷刑为“法”逼迫九黎人造反；

第三，为了引历史事件为戒，夏、商、周三代在青铜礼器上铸以饕餮纹警示官员与世人。
在这里，我们还没有列举黄帝杀蚩尤后，民间欢呼胜利，纷纷扮作蚩尤让人打（类公于活报剧），因此而有了“蚩尤戏”的诞生，“冀”这个地名，“冀阙”的建筑物……

请问任昌华先生：这些确凿的历史记载有谁举出铁证推翻了？还是被你给推翻了？你所发表的论文在什么学术刊物上？请你说说将蚩尤列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理由！

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之定，是由黄帝战蚩尤平息有熊部落方国的内部判乱，战炎帝制止了炎帝争权的内部分裂，由此而认识到只一味反对战争，对有熊国四周大大小小部落拥有的武装不行解除，终将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这就是黄帝所言“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用斧柯。诚不能慎祸之根也”③哲理性观点之意。正因为如此，一向“养性爱民，不好战伐”④的轩辕，接受涿鹿两战的痛苦教训，改变策略，采取“以战去战”⑤的根本性措施，东西南北征战，然后合釜山，建立了大一统的文明国家制度，中华民族由此进入了文明时代。我们历来是依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事伯、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具体历史人物作为，将黄帝尊为文明始祖的。这一就连历来的政治家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祭黄帝文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涿鹿奋战，区宇以宁”。此是依祭祖之时的时局、变通之于历史之说。但同样肯定是黄帝经涿鹿奋战，战胜蚩尤，平定了暴乱而才有了“区宇以宁”的局面；孙中山祭黄帝说得更直截了当：“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而你们则说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是“他们之间争夺地盘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⑥没有“谁是谁非”⑦的问题。如果照赵先生的说法，我们尊黄帝为祖，不是过去说的“人文初祖”、“人文始祖”，现在说的“文明始祖”，而是一个以血统关系论的简单化“祖先”了？若如此解释，不仅国内的五十六个现代民族通不过，就连汉族也不会承认黄帝这个“祖”！因为，现代的汉族并不是由黄帝一条血脉繁衍而来的，这是个民族历史常识！看起来毛泽东、孙中山都连历史常识也不懂了，说错了，只有你们这些身为涿鹿县高官却连《保安州志》都不读的人，才是学术“权威”，才是对的！如果照你们的逻辑推理，全中国的五十六个现代民族，都势必要每一个民族找出一位“始祖”来与黄帝并列，不然，何以能够代表中华民族？

在事涉国家、民族上的任何发言，都要有历史的责任感，请问：你们提什么“三祖文化”的口号，是站在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想的呢？还是只想你涿鹿县一个县的利益？是弄懂了“文明”、“文化”的含义而提出的呢？还是根本不懂，脑子一热就提了出来，然后利用新闻传媒而大肆炒作，不许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谁要是有不同的看法，你们在网上宣布的：“与每个涿鹿人为敌”，乃至全中国人民的公敌呢？



注  释：
①  《管子?五行》。
②  《史记?索隐注》。
③  见《黄帝经?称经》，在吕望所撰的《六韬?文韬?守土》以及《古诗源》中，有词意上的修改。
④  见《蒋子万机论》。
⑤  《商君书?画策》。
⑥ ⑦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1996年第1期《先秦史研究动态》。

木風郎

“大汉族主义”如何“左右中国几千年”？

“大汉族主义”如何“左右中国几千年”？
——三评“三祖文化” 的荒谬提法

曲 辰

为了给“三祖文化”的荒谬口号制造理论，为了给蚩尤平反，原涿鹿县旅游局副局长赵育大先生，提出了不少非常新颖、大胆的说法，这种话在学术界我们是闻所未闻，故其一发表，就有许多人称奇。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有一些人在学舌。但是，普通人民则是不知此事的，现在，我们将其摘录一段在网上，大家欣赏一下，讨论讨论。

赵育大先生说：“（黄帝与蚩尤），他们之间并无谁是正统该歌颂，谁是叛逆该贬责的问题。我国封建历史比较长，封建正统史观、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过去对蚩尤的定性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违背了历史，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至今日，对这个问题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凡我诸多国人，只知有炎黄，不知有蚩尤，往往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而对蚩尤这个始祖不认可，甚至还有〔人〕认为〔蚩尤〕是“暴虐之徒”①。

赵育大先生在这么一段短文中，提出历史无是非、大汉族主义左右中国历史几千年、对蚩尤定性不对、中国历史要按马克思理论为标准重写、蚩尤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等许多重大问题，我没有赵先生厉害，无法在一篇短文中讨论这么多的大问题，此就是否“大汉族主义左右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问题进行一点议论，对此论在民族团结方面的危害，则象征性地、稍微点到为止。

现在的汉族，若论其历史上的古代民族成分，是最为复杂的。可以说，在现代的汉族人口中，几乎包含了五十多个现代民族和古代民族的绝大部分成分。若要说其形成历史的简单，似乎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即以黄帝、炎帝所领导的古有熊国百姓、黎民为基础，在近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接纳、融合了各古代民族而形成。至于族名，则更没有任何讲究，只是因为自汉代以来，在历史记载之中为与各兄弟民族相区别，而统称中原人民为“汉人”，这就得了一个“汉”字的族称。由“汉人”到“汉族”的族名出现，是现代各兄弟民族开始形成之际才有的，其时间可依蒙古族族名确定为大体上的时限。而且在此之后，亦并非是汉族尽占历史的主导地位。在元朝，是蒙古族排老大，两族并称之时称“蒙、汉”；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是满族排老大，两族并称时曰“满、汉”。甚至，就连学术用词，日常生活用语都是如此：黄色人种定名为“蒙古人种”，不同民族风味的宴席称“满汉全席”，而绝不是倒过来说。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是由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写成的，历史上匈奴、鲜卑、白氐、羌、突厥、吐谷浑、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都曾先后建立过大大小小的民族政权，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那种在学术论著中说“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话，是既不顾历史事实，又很不负责任的有害言论。

民族的融合，是一种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走向“世界大同”这一历史发展总趋势所决定的。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交通、通讯、能源、环保等各个文化层面，都面临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国际标准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们再来反观历史，中华各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一种民族大团结、大凝聚、大融合的历史实际。汉族的产生，正是历史上各兄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真正起着强大无比、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是人种属性，不是民族属性，不是民族大小，不是政治强权，不是刀枪，更不是甚么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悠久的历史之根，是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这种哲学就是现代学者们所称的“易道哲学”。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历史发展极快，很早便呈现出文明时代之光，与此种哲学的产生和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受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绝不是习惯上所说的“上下五千年”，“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中华文明已有一万年”②，这种说法虽可商榷，但却并非毫无依据，而是从中国考古发现的大批古城遗址和礼器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一种认识，其代表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学者们的倾向性意见；在大陆，学术界虽然还没有人认为中华文明历史有万年之久，但史学界、考古学界认为中华文明绝非五千年者，也有不少学者。如郑光先生说：“现在，考古界、历史界，都把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国家社会和文明时代呢？我认为是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③。同样，郑先生的认识，也是从他长期的考古实践中得出的历史认识。

轩辕黄帝以其仁慈而能战胜蚩尤之强暴，继之一扫群雄而建神州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其所使用“神奇武器”，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理论。亦正是因为黄帝以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科学研究等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这就使中华文化有了博大精深的历史之根。这个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为精髓、为本质的历史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如同宇宙间巨大星系旋转着的中心旋涡，以其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吸引着各个地域的不同文化，吸引着如同众星一样的各兄弟民族围绕着这个文化中心旋转运动，并不断地融入其中。

这种由优秀的历史文化引力而造成的中华民族历史大融合，虽然可以表现为和平的，非和平的，自愿的，被迫的等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式，但其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上，不论他是一时之间拥有多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多么能够叱咤风云，都绝对阻挠和抗拒不了这种历史趋势，也绝对扭转不了这个中华民族历史大融合的进步方向。对此，我们举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例，就可说明问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鲜卑族、氐族为中原文化所吸引，纷纷南迁，慕容鲜卑是“慕诸夏之风”以“燕代多冠步摇”，“见而好之，乃敛髪袭冠”④ ， 学中原人之仪容风度，并改姓慕容氏的；拓跋鲜卑是以记事为姓，表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 ⑤。他们后来分别建成立了前燕、前秦、北魏等政权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採取措施，加速与中原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而不搞民族压迫、民族对立、民族隔离活动。如符健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之初，就致力于调整民族矛盾，按着中原地区文化提倡礼教，修尚儒学，发展农业生产，遇災年便“蠲免百姓租税”；符坚更是推崇儒政，举贤才，大批任用汉人参预朝政。特别是在任用王猛为相的事上，更是不拘俗套，顶住氐族内部的反对，用而不疑，并为此杀了氐族中功臣卓著的反对者大将樊世；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在推行民族融合政策上，更是不遗余力。如重视农业，实行屯田。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计口受田，放棄游猎。脱去胡服，改穿汉衣。禁说北语，一从汉音。改变籍贯，胡汉通婚。推行汉制，尊从儒学。至孝文帝更带头改变鲜卑复姓，姓汉姓，用汉名……这就加速了鲜卑人与中原汉人之间的民族融合。

（二）辽、金、元时期：
辽、金、元政权，分别由契丹、女真、蒙古族建立，这几个政权的执政者，是没有哪一个像前秦、北魏那样主动地采取积极的措施，加速民族融合的。契丹、女真、蒙古族，推其根源都是由古之鲜卑族演变而成，但到辽、金、元时期，这些民族自己已不知自己的历史根源。所以，当他们建立了政权之后，就远不如魏晋之际的氐族、鲜卑族那样有寻根认祖，主动同中原民族相融合的历史自觉性了。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其南下进军中原之时，曾大批掳掠中原平民和财物，是不折不扣的野蛮的征服者。但这个以其野蛮征服文明者，最终还是“被征服地区较高的文明所征服。因此，他对……农耕文化表示倾慕。这在他的建国过程中，已有所表现。后来，他又积极兴建孔庙，认真学习汉语，熟悉汉地的风土人情，……并且要求他的儿子们学习汉文化”⑥。到辽圣宗耶律隆绪之时，更明确下诏修葺黄帝及历代先圣庙貌，以时而祭，认同了中原历史文化。涿鹿县桥山黄帝庙、历山的尧庙、舜庙就是在这一年（公元995年）最后一次修葺，到公元1333地震毁坏的。

然女真与蒙古族建立政权之后，则既缺乏文化认同，更不愿推动民族之间的融合，而是进行民族压迫。他们唯恐自己的民族一旦失去了民族特点，就会危及到他们自己的政权。而当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反金、反元的起义中认识到实行民族隔离与压迫没有出路之际，一切都为时已晚，而只能在由他们逼迫而起的民族斗争中败亡。美国的历史学家海斯等曾经这样说：“欧洲人来到，对中国的影响比印度还要少。很多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相当坚固和稳定的帝国；虽然那个帝国包括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并且被外来的侵略和内战所干扰，但是它却是统一的，被一种浸透到各部分的共同文化团结在一起。蒙古人、鞑靼人和所有其他种族， 都是以侵略开始， 而总是以被‘文明化’ 告终。 就是说， 他们采用了中国的习俗”⑦。当然，美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的，即使是史学家，他们也很难彻底搞清中国的历史问题。他们说欧洲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不了中国，但不能将蒙古人、鞑靼人入主中原说成为侵略，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是内战。有一点，海斯等人说对了，那就是，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战胜的，它是凝聚中华各民族的历史纽带。

（三）清朝时期：
清朝的统治者，同历史上氐族、鲜卑族完全相反，建政之后非但拒绝使满、汉民族融合，使满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而是想把汉族改造成满族，想把中原文化改造成满族文化，其入关之后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等屠杀惨案。汉族人被屠杀约有两亿。我说这些，涿鹿县某些人可能会不服气。那么，我们就举公元1634年（崇祯七年）8月的保安州屠杀案为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纪元为“甲戍”，故《保安州志》称此为“甲戍之难”。

1634年7月，皇太极亲自率兵绕开山海关，从独石口、野狐岭南扰宣府、大同，大批掠夺妇女、青年男子、金银财宝、绸缎、衣物、茶叶等，制造了很多屠城案，这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的保安州屠城案只是其中的一例，我这里只摘抄一小段驻宣府监视太监王坤于七月二十二日赴涿鹿视察后给朝廷的报告：
卑职蒙委前去保安州查勘失城情由，于二十二日卯时随带六仆……申时至州，老幼带伤诸民一见，悲号满道，死者遍野尸横，井中各皆填满，秽污之气难闻，抢攘盈街，流亡满眼，惊惨酸心。职随请同朱举人及标下听用守备郭君都等查看，城门俱已损坏，军民房舍烧毁十止一存，本州六房文卷及仓库册籍尽已烧毁，州印查无下落，察院顾公祠俱已烧毁，惟存怀隆道公署一所。文庙牌坊、奎星楼已遭火毁，守备衙门并火药局俱已烧尽，城外南关并东关临街铺面尽行烧毁，城垣残坏数处。至于紧关仓廒俱已放火烧塌，瓦土木料压于豆米之上。职到尚皆火焰大炽，本州各役并无一人，事急亲率沿街高叫诸民挑水一担，给米一升。幸遇天降暴雨，止共费米一石零七升，将火即时扑灭。其中米豆俱压土瓦之下，不能见数清盘，仅据仓门粘贴之数，预为呈报。草场堆草二堆，内已拆动一堆，不能稽查其数。狱中重囚被虏去逃回绞犯三名：张承恩、周世兴、魏科，见在固守城池。州库尽遭虏劫，并无钱粮。……再查阎知州妻子（曲辰注：指知州阎生斗，山西汾西人，字文澜，保安州城破前，与军民守城在城墙上，城破时，悬梁自尽于城墙角楼内，其妻在州衙内自尽）尚存身尸，据伊男称系已获见，停州内宾馆。吏目王士翔重伤伏枕，教官马化麟、张国正俱带重伤，学印尚存美峪所。查吏目尚存美峪所，候缺王吏目及徐守备生死未明。原任李推官、蔚州张教官，俱遭杀死。州中马举人阖家尽被虏去。州中斯文，止存朱举人，郭、夏二监生，并生员十余人，而家属俱已死尽……城中死尸腐烂盈街⑧……

木風郎

保安州城因地处桑干河、洋河交汇处，地下水位极浅，故城中居民或三五家一口井，或一家一口井，各个街、巷又有很多官井，太监王坤所说的“井中各皆填满”，“城中死尸腐烂盈街”，是有区别的：“盈街”者，是死于皇太极大兵所杀；“井中各皆填满”者，多为自杀。是时，有官职的家属、斯文者家属，多为气节而拜别文庙中孔子像、祖先堂上列祖列宗，然后全家投井，大多年轻妇女、姑娘是防备被后金兵所辱而投井。此摘录清?康熙五十年《保安州志》一小段记载如下：
李氏，原任福建福宁州同知张崇德妻，明崇祯七年城破投井尽节；
司氏，河南祥符县主薄王论妻，明崇祯七年城破投井死；
郭氏，生员夏祖禹妻，禹志行端介，氏贞烈性成，明崇祯七年遇变，挈子女、同夫俱投井死；
董氏，训导易成器妻，甲戌之变，身先投井，子女七人从之，同入井死……

清朝的统治者为了满化汉人，采取了极其严厉的具体改造措施：⑴ 任用满人擅权，打击汉人参政；⑵  为满族圈汉地，推行农奴制度；⑶“首崇满州”特权制度，坚决实行民族压迫； ⑷ 强行民族隔离，禁止满汉通婚； ⑸  强调满族骑射以“勇”，拒绝接受文明文化；⑹ 严禁满族说汉语用汉文，强迫汉族穿满服习满俗，以此作为汉族被征服的一种象征。就连平民百姓，谁不剃那种阴阳头，不留脑后拖吊那条“猪尾巴”，就格杀勿论：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政府向全国发布“薙髪令”后，就也同圈地一样，列入“不准奏议”之列，诚可谓砍头没商量。保定府祁州郑章村疯人党国宾因流浪在外，没有剃头，不但这个疯人被砍了脑袋，就连他的弟弟党国安、邻居赵一龙、党登山、党国然、乡约党三重，也都因“知情不举”而被治罪 ⑨；武强县陈家院道人赵高明因蓄髪未剃被判斩，赵万银、赵应亭因剃髪二指，“不合规制”被判绞死 ⑩；湖北武昌嘉鱼县七十岁的乞丐王楚荣，因未剃头，于行乞中被官捉拿处斩  ；武当山云游道人田真文，行至涞水县被捉，刑部呈文上奏后，同样被顺治皇帝御批：“田真文，著即处斩” ……为强迫汉族以满族式剃髪留辫，清政府不仅执行了“留头不髪，留髪不留头”的极野蛮措施，杀人如麻，而且其府、州、县等地方官为此而被治罪、降职、罚俸的不计其数。而这些又都是列为不准记载，不准写入史书的史事之一。这样历史上最严厉的改造汉族政策，并无任何历史效力，反倒是满族记不得自己的民族文字，说不来满族语言，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其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完全与汉族没有任何区别了。

我们通过对汉族历史形成的回顾，就可以得出对“汉族”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一，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由中华历史文化融合了各兄弟民族而形成的文化认同群体。在中国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之中，除了汉族之外，其他民族，或多或少，还依稀能有一点民族形成的历史线索可寻，甚至还有种族形态可辨。而唯独汉族中的种族历史成分最杂，以至没有种族性形成历史线索可以追溯，因而汉族也就没有狭义的民族族性。而汉族中表现最基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语言相同，文字相同，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上相同，对于中华历史、中华文化认同上一致。因为这一群体的形成，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就是由中华历史文化为纽带。所以，汉族的历史体现不是种族，而是一种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之体现。

第二，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是由历史文化所造成的。
汉族的族称，最早始于元朝，到今不过是七百多年，就是再往前，自唐朝以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上，先是五代十国的政治动乱局面，接着是宋辽对峙的状态，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统治，完全由汉族人执政治国的时间，不过是明朝二百五十年左右，还不到这段历史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明朝对少数民族从来都是采取怀柔政策的，没有那种野蛮的杀戮。如我们张家口《宣府镇志》历史记载，就是修长城防御、开马市互货这两方面的内的内容。赵育大先是依据了什么得出一个“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几千年”这种荒谬的结论了呢？我以为，在事涉民族问题上，须采取极其严肃、谨慎的态度，如我在一部学术研究专著中，原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简论，出版之时，责任编辑反复审读多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最后责任编辑让我自己作决定：“曲先生，如果您能割爱，是否将写这五十六个民族的部分删掉？因为，涉及到民族问题，我们都战战竞竞，如履薄冰……”我就自己下决心将这一部分全部删除。而赵先生如何不肆历史根据，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呢？

而正是在汉族大部分时间受压近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还是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其所领导的民族在建立政权，对中华各民族进行统治之后，这些个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就无一例外地要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大部分融合于自己的胸怀之中。这种民族融合的强大力量并不是“汉族”这一族属所致，而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积淀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引力所致。

从上面的历史事实，我们就可证明，赵育大说“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几千年”，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与狂妄，就是有意煽动苗族而作的谬说！现在，赵先生的民族煽情终于开始奏效，所谓反对大汉族主义，成了一种时尚之谈，对此我们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论坛》上发表《关于坚决反对网上大汉族主义》的文章，《三苗网》上发表歌曲《哭蚩尤》、《祭蚩尤》为证，对这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情绪性发言，不知赵育大先生有何感想？至于提出“三祖文化”口号的人，是否认为自己很有号召力而感到自豪了呢？

附1：歌曲《哭蚩尤》。
附2：歌曲《祭蚩尤》。
附带：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文章：《关于坚决反对网上大汉族主义》。

注  释：
①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1996年第1期《先秦史研究动态》，第57页。
②  黄大受：《中华民族  万年文明》，原载台湾《中央日报》1999年2月27日。
③  郑  光：《关於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④  见《晋书?前燕?慕容廆载记》。
⑤  见《魏书?帝纪序》。
⑥  卢中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载《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传》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27页。
⑦  （美）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不变的中国》，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1年修订版。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兵部为报后金兵攻破保安城情形事咨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
⑨  《顺治朝薙髪案?保定巡抚郝晋为党国宾抗旨不剃头事揭贴》，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一期。
⑩  见《顺治朝薙髪案?保定巡抚郝晋为审拟赵高明等蓄髪传孝事揭贴》，出处同前。
  见《顺治朝薙髪案?湖广巡按曹叶卜为捉获七十岁蓄髪人王楚荣拟斩揭贴》，出处同前。
  见《顺治朝薙髪案?刑部尚书吴达海题请将违旨蓄髪道人田真文处斩事本》，出处同前。

木風郎

中华民族的族徽到底是龙还是龟？

中华民族的族徽到底是龙还是龟？
——四评“三祖文化”荒唐口号及其造假宣传

曲 辰

中华民族，是一个体现着团结、进步、勤劳、智慧、勇敢精神，有着悠久文明历史，有着博大精深历史文化传统，极具创造能力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很多独特的传统性与历史特点，崇拜龙，自谓“龙的子孙，龙的传人”就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历史特点之一。关于龙的内容，几乎渗透到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伦理、道德、传统教育、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崇拜龙是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上一个最显著的民族特征。这，在外国人的眼里，似乎有点奇特，甚或认为有点神秘、乃至迷信的色彩。但是，在中华民族之中，则是一个很平常、很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中华民族就是一条巨龙，这条巨龙正是伴随着民族历史的形成而形成，包涵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容。但是，涿鹿提出“三祖文化”荒唐口号的宣传者，则通过发表文章、印成画册、在黄帝塑黄帝像、制造假“文物”拿到全世界人的眼前讲述等一系列手段，硬说黄帝的图腾是龟！对此，我作一驳：先说龙的形成与历史意义，戳穿“黄帝图腾是龟”的虚假把戏！

（一）龙的历史形成

龙的形貌，是综合了牛、马、羊、蛇、鹿、鸟、鱼、猪、虎等许多动物的基本特征，而形成的一种形象，这是伴随着国家制度的演变，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氏族大团结、大融合而形成的。其最初的根源，来自于中国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信仰，普遍发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这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经过的历史阶段。图腾崇拜产生的思想基础，就是古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以原始思维方式为基础，对于人类起源、生命起源、生命演化、以及人类自身发展演变历史的探索和认知体现。这种认识当然不是客观唯物论，而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所以，列维?布留尔就说：“在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中，在这个似乎是人类意识对经验的引力的最早反应的自发的‘自然哲学’中，这些表象有共同的根源。”①

古人类在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支配下，对自己本身来源及如何生活，是最为关心的。他们或认为自己这个氏族有可能是由某种动物演化而来，或认为某种动物是本氏族的吉祥物，于是，便对某种动物产生崇拜之情，或画其图形，作为宗神祭祀。在祭祀之中甚或扮以本氏族所崇拜的动物形貌，舞之蹈之，以求与所崇拜的动物之神交流思想感情，以保本氏族人丁兴旺、生活平安、生产发展等等，这就是原始社会产生图腾崇拜的历史原因和大体情况。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全盛时期，也正是图腾崇拜最盛行的时期。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代，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图腾崇拜物，其中多为动物，或禁杀、禁捕、禁养、禁食等。不同氏族的名称多得自氏族图腾崇拜物。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桑干河、汾河流域是一个独特的构造运动引力结合与转换地域，这就形成了有利于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的独特地理和自然环境。因而，这一地域也就成为了世界上三大人种之一的黄色人种形成的主要地域。又由于该地域由地质原因所致，自然环境常常发生周期性巨大变化，这既促进了古人类为战胜自然环境之变进行奋斗，不断改变和改进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历史进化的速度，使这一地理环境中的古人类一直保持着人类历史进化与进步的先进势头。同时，又在历史周期性自然环境发生大变化之中促进了古人类四处迁徙，这不但使得黄色人种在地域上得到了历史性的扩展，也将这一地域所形成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带往了各地，从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人种性地域分布和文化圈。

最为重要的，是一直坚持留居在桑干河、汾河流域生存的古人类，亲身经历了这一地域自然环境巨变，他们在密切观察、认真总结的基础上，产生了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哲学。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也由于这种唯物史观的影响，原始主观唯心思想不断受到削弱，图腾崇拜也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最先消失，而变成了一种用之以团结人类群体的文化教育习俗。以至于现代民俗学者很难再找到中国人图腾崇拜的任何直接历史证据。现在有一些学者们所知道的“有熊氏”、“有穷氏”、“有易氏”、“西陵氏”等等，事实上已经是进入文明时代之际的部落方国名称，这些名称都是古部落方国以其所居地域之中具有代表性的大山、河流、都邑而命称，而根本就不是由图


(此表在页面已不能正确显示）
古史分期    时代名称    伏牺氏历史时期    神农氏历史时期    “五帝”时期
    史料
依据    《周易》、《列子》、《白虎通》、《管子》、《补史记》等    《周易》、《战国策》、《吕氏春秋》、《尸子》等    《山海经》、《史记》、《左传》、《大戴礼记》、《竹书纪年》等
图腾崇拜    名称    龙    龙    龙演变为国家象征
    代表性
史料    《竹书纪年》、《竹书笺注》、《归藏》《周易》等。    《周易》、《列子》、《吕氏春秋》、《太平御览》等。    可见于名种古籍以及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文物之证。
社会
生产    主要特点    畜牧渔猎    农业种植    农牧工商全面发展
    古史依据    同古史分期所举    同古史分期所举    可见于历代史籍记述
依摩尔根的历史分期    相当于“蒙昧时代”    相当于“野蛮时代”    文明时代
考古学文化
分期    代表性文化    细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    仰韶末、龙山初
    代表性学术研究论著
    《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等    同左    同左
中国
境内发展变化    主要
区域    起源于桑干河、汾河流域，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中。    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江苏等地。    全国名地渐趋于一致
    代表性学术
研究论著    卫奇、谢飞：《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尹达：《新石器时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陈星灿：《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任式南、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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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風郎

腾崇拜形成的氏族名了。依照古籍之载，推动中国上古社会历史发展的，是居住于桑干河、汾河流域崇拜“龙”的族系，若依古代的时代划分，这就是伏牺氏时代、神农氏时代、五帝时期。为简明起见，兹列表于前。

中华龙的产生历史极为久远，若依历史记载及现代考古发现的与龙之形貌有关的文物为证，则大约在距今三万年左右的历史上就已经产生了。而且这条龙的最早形貌是以蛇为原形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记载。
《山海经》记载桑干河、汾河流域的尊神，都是蛇形：
“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隄）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
“自单狐之山至于（敦）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
“轩辕之国（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牺鳞身，女娲蛇躯”；《列子?黄帝》曰：“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而人面”。

第二，文物发现。
在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画像石刻中，伏牺、女娲是蛇身人首模样；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中，伏牺、女娲手捧日月，亦是蛇身人首模样；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中，有羲和捧日图，也是蛇身人首。同样，其女娲捧璧图，还是蛇身人首。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地下出土文物中的龙不断被发现：河南濮阳西水坡第四十五号墓发现的蚌塑龙，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公元前4570±135年，也就是说，此龙的堆塑在距今六千四百多年前；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绿色玉龙，距今为五千多年；桑干河流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龙，是五千多年前的制品；山西陶寺发现的彩绘蟠龙陶盘为距今四千四百多年。

在汉代，通常所画出的龙，虽然同明清时代所画的龙有些差别，保持了一定程度上蛇的细颈粗腹特征，但从总体上说，已非蛇形，而是龙形，同明清之际的龙形相差不是特别大。那么，汉代的人们画龙不是蛇形，而一画伏牺、女娲之像，为什么要画成蛇身人首模样呢？显然，这是在绘画上的一种历史沿袭而造成的。也就是说，汉代人画伏牺、女娲像，是一种依上古画像之形在很大程度上的复制。战国以来一些书籍谈到伏牺、女娲，都说是“蛇身而人面”，亦是按上古画像而作的一种描述。

第三，甲骨文字形的印证。
商代所通用的文字，我们现在习惯上依发现于刻在甲骨上，而称其为“甲骨文”。在甲骨文中，不但早已有了“龙”字，而且还有“龙”和庙宇之形合体的“庞”字，“龙”与在它下面双手捧起之形合文的“龚”字等。那个时代的“龙”字字形，就是一条其头部有束发之冠的长蛇之状“ ”。而山西陶寺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上的蟠龙，也是一条口吐蛇信，头上有束发之冠的长蛇。这就说明了“龙”形与“龙”这一称谓，最初是由“蛇”演变而来。

第四，龙形的演变与国家制度的产生有关。

“龙”，为什么会由“蛇”的形状， 而变成了现在我们所常见的蛇身、鹿角、牛头、羊须、马鬃、鸟爪、鱼鳞、猪腿、狮尾等具有很多动物特征的形貌呢？这个问题，就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国家制度的演变等，有着直接性的关系了。

考之于古史所记，中国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崇拜物，大约有蛇、牛、马、羊、鹿、鸟、鱼等多种。但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尽知其族属和所在地域了。按照《山海经》的记载，以及我们的研究，也只能知道很少的一点情况：在桑干河、汾河流域，是以龙（蛇）为图腾崇拜之族所建立的古“有熊国”所在地域，其图腾崇拜物“蛇”之所以不称“蛇”，而是谓之以“龙”，或许就与“有熊”部落方国的建立有关。在这个以“龙”为吉祥物的古国之中，分别有：与“龙”崇拜之族世代通婚的“西陵氏”族团。西陵氏的原始图腾崇拜物是“三青鸟”，其族团大约居住于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正因为有熊国君娶“西陵氏女”都做正妃，其所生之子为嫡出，在后来五帝时期的选贤任能禅让帝位之中，就占有优先地位。也正因为如此，青阳、昌意，就都是以鸟为吉祥物。“西陵氏”这一与“龙”崇拜之族通婚的氏族群团之中还包括有羊、马、鱼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成员。比如我们所知的羌族，就是以“羊”为图腾崇拜物——这是我们从甲骨文的“羌”、“羊”、“姜”字形，结合古史记载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在桑干河流域之北，有以“牛”、“马”为图腾崇拜物之族，蚩尤就属于其中的“牛”崇拜氏族；在今河北省、山西省南部交界处，或者也包括河南，有以“猪”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在长江流域可能存在过以“狮”或“虎”为图腾崇拜物的氏族……

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爆发氏族间掠夺性战争之后，多个氏族联合为部落，再加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生影响，原先各氏族中的图腾崇拜就已经淡化，不再具有重要的实际社会意义了。这一时期，各原来氏族中的不同图腾崇拜物，就剩下了这样几个用处：一是作为各部落军队编制中的最基本组织单位，并将其图腾崇拜物绘之以军旗之上，作为军队基本组织单位的一种标识物；二是以其原先的图腾崇拜物名，作为得姓的最初来源，用之于限制近血缘者通婚，防止所生后代身体出现遗传性生理缺陷。当着最初的国家雏型——部落方国出现后，其一国也就只有一种以原先建立和领导这个国家的氏族之图腾崇拜物，而作为这个古国大家都认同的惟一的代表国家的标识物了，古有熊国就是“龙”。此后，又由于古有熊国统一了神州大地，“龙”也就成为了神州大地上的惟一国家性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最初的“国徽”。不过，从此，“龙”也就由最初的“蛇”形，逐步吸收各部落方国“国徽”的特点，向着一个以“蛇”为主体，而长着牛头、鹿角、羊须、马鬃、猪腿、鸟爪、鱼鳞、狮尾的形象发展了。

当然，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各地和各种绘画、雕刻之中，是并不完全一致的：在北方，龙的形貌是蛇与猪、鸟先行结合，如大量细石器中的龙形玉珮中，蛇与猪相结合，形成猪首蛇身式龙。自然，这其中也明显地存在着制作和使用中防碎方面的考虑。而在绘画中，又多为蛇与鸟形相结合，使龙的形象体现出一种飞腾、飘逸的动感效果；在南方之龙，则多表现为蛇与虎类四足动物相结合，这就使得其龙形体现出一种威猛精神。在器物的花边之类装饰性龙形纹的绘画或雕镂中，龙形则瘦而长，一般无四足，而又往往头小而有角，颈细长，龙形蜿蜒如行云流水，给人以一种舒畅的动态之感。而在单体圆形图案画中，则龙的四足伸开，其爪张而有力，且龙首昂扬，龙角稍长而显雄劲，突出地表现了龙的神奇与威严性。到了周朝以后，龙的形貌就在全国渐趋于一致的方向发生历史演变了。对于中华龙的形貌之变，于今出土文物很多，如细石器中的玉猪龙，仰韶文化中的蚌壳堆塑龙，战国时期的帛画龙，汉代画像砖刻中的龙驾车，青铜器上的龙云纹等。

正因为龙起源于蛇，不仅表现在史籍记载中龙蛇不分，既言伏牺氏为蛇身人首，又言其属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②；

既言轩辕国人俱为人面蛇身，又说轩辕黄帝日角龙颜③……而且，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同样亦存在着龙蛇并提、龙蛇不分的不少痕迹。如：言生肖而说“属大龙”、“属小龙”；谈书法有“笔走龙蛇”的形容用语；说地灵人杰讲“深山大泽，实生龙蛇”④；而在论及人们事业、前途、策略方面，又有“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⑤等，就是如此。

木風郎

（二）崇龙之因与“龙”字义涵

中华先祖崇“蛇”而又依其为“龙”，是出自提出并完善中国古典哲学的伏牺所属之族，且成为有熊国之很多所属氏族的共同崇奉之物，成为一种极其古老的国家象征，这其中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腾崇拜”可作解释的了。因为，“蛇”属卵生而非胎生动物，古人也很难会依此认为与人有什么血缘关系，因而会以为人是由它进化而来，并由此对其进行执著不移的崇拜。而实际上，则是依着“蛇”的许多特点，认为人正需要这么一种精神而才能够昌隆，这才产生崇拜之情的。在古人的眼里：蛇能大能小，能巨能细，能屈能伸；其虽无四肢，却能在地上疾行，能于水中游动，可借助于树木、柴草而在空中飞行，又能钻山缝，入地穴，藏匿踪影；蛇不仅能顺时势而动静，冬蛰伏，春苏醒，夏生长，秋末隐藏于地下；同时，蛇又是能预知风雨变化、地震等类自然灾害者；蛇虽小，然却昂首挺胸行走，你不犯它，它不犯你，你若犯它，它就会咬住你不放，而以死相拼。特别是蛇在受到杀伤、残害、欺凌之后的复仇行动之中，会事隔数年而等待时机成熟之后，丝毫不差地确认出仇敌，扑过去咬住，虽碎尸万段之后也绝不会松口！所以，其虽小，人人见而生畏，绝不亚于对虎狼的惧怕……唯其如此，伏牺、神农、黄帝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都以“蛇”为“龙”，画其形“ ”为“龙”字，而蛇的原形“ ”则造字为“它”用。故“龙”原该是民族昌隆的“隆”之原字。崇拜蛇为“龙”，是要人们学习蛇这种知天时，明地利，能屈能伸，能伏能现，顺时而动。既能上天而大有作为，也能潜渊而韬光养晦，避开不利形势保存实力。对残害自己的仇敌有敢于搏斗，以死相拼的大无畏精神，由此而才能够实现民族昌隆。因此就依蛇形造字谓“龙”，其义为“隆”。不信者，可以查一下古代字辞工具书，做一点古文字研究，就会明白：为什么甲骨文中以阜为偏旁的字很多，但却无“隆”字；在金石文字中也无“隆”字；甚至《尔雅》中也同样无“隆”字。这就是说，“龙”字在上古具有昌隆之“隆”义。只是到了夏、商、周三代相继“神道设教”，对“龙”神性化之后，又将“龙”字作为神性龙的专用字，才又造出“隆”字，以表达增高、昌盛、丰厚、尊崇、崛起等原“龙”字所代表的涵义。

中国古代极其重视天文观察研究，这是进入农耕时代高度发展农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科学研究。所以，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建立了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研究体系。其中，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在天空中的分布，正如一条中华龙。东方表春，配五色为青，故命此星宿天象曰“东方青龙”，为四象之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轴心倾斜，如此，在一年四季之中，地球运行于不同的星区位置中，从地球上看众星座的位置，自然也就出现了变化：春分时节的黄昏时分，东方青龙七宿中的“角”宿渐次抬高于空中。春分一般都在农历二月初，所以，这就有了民俗上的二月初二“龙抬头”节日；地球绕行太阳一周天而分为四季农时变化，故春分与秋分时节，地球在绕行太阳的旋转中正好呈一百八十度，如此，东方青龙七宿，在春分时表现为在星天中呈抬头升高，而在秋分时节则正好又开始下降。这就是东方青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⑥的自然体现；在中国北方，春分是进入春耕播种的时节，秋分则是收割一切大田农作物的时节。如此，这东方青龙一象，正好与农业生产、万物生长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北方历来干旱，特别是春旱发生年份更为常事，在夏、商以来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历史背景之下，冀望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人们，就又将这春分以登天、秋分而潜渊的青龙星神，当作了兴云播雨的主宰者，雕绘成头顶冕旒、身穿龙袍的“龙王”供奉于庙中，以为祈求及时雨的对象。这是科学变迷信的另一种历史体现。所以，在中国的实际历史上，“龙王”、“龙神”之类神话及形象的产生，远远没有中国人所崇拜的民族族徽“龙”历史久远！

中华龙的产生和受人崇拜，原本也就是在提倡一种民族精神，包涵有一定的哲理色彩。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经中，就以龙作为《乾》卦的代表性取象喻理之物，赋予其以明确无误的哲学思想精神，即：明白客观自然规律，懂得顺时而动，宜止则止，宜行则行，勇于进取，自强不息，体仁合礼，利物合义，贞行而干事，尊道而贵德，文明亢奋，以成伟业的一种精神象征。用以激励君子以自强不息。

由于龙是伴随着中国古典哲学而产生，在国家制度形成、完善过程中而完成其形貌演变的，因此，龙的蛇身、牛首、鹿角、羊须、马鬃、猪腿、鸟爪、鱼鳞、狮尾，其本身就是中华各古代氏族融合的结果，龙的形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民族团结的伟大精神。所以，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华古国的国徽，中华民族的族徽，被世世代代雕刻、绘画、塑造于宫殿、庙堂、樑柱、照壁、华表，以及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物上，刺绣到了古代官服上，铸造于各种古代仪表、器皿与礼器上。中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打出的国旗，就是龙旗。因此，“东方巨龙”也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三）简析几种“龙”的不同形成说

无论是研究什么问题，指导思想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使用材料和所举证据不同，其结果也就会大不相同。对于中华龙的形成和历史意义之研究，也同样是如此。现在，对于中华龙的历史形成，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说法。诸说之中较为流行的，还有以下这么三种：

第一种，是“海马形成说”。
此种说法的研究和提出者，不是依照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而去追根溯源，而是按着古文字中龙字的字形“ ”，简单、机械地与其形相近似的动物海马之形“ ”相比附，因而得出的一个结论。先是，有的甲骨学家有过此种猜测。如康殷先生释“龙”字曰：“这是古人想象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形，是由某些动物如海马、蜥蜴、蛇、麐角等的特点综合而成的。古文多反映当时的现实所有的动物，这是罕见的例外——或与古龙字有关。”⑦

作为古文字研究，康殷先生又是多种推论并说，虽有不确，然属正常的治学思维，无可厚非。有学者取其一，以为海马之形与甲骨文中的龙字相似，就提出了这种说法。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学术研究，而纯粹是一种相面式的历史猜测。作为学术研究，是应当就龙的历史形成问题做多方面的研究，举出多方面的例证来进行证明。而不能用相面先生的办法，孤立地与某种事物比照上那么一下，就作结论。此焉有不谬之理？

第二种，是“蜥蜴”、“扬子鳄”成龙说。
这种说法也不是做研究，而是相面。所不同者，是这一种说法根本不知道历史上的龙形的变化过程，而是依现在人们到处见到所画出的龙之形貌，以之去与其类似的动物作简单的比附，然后就提出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缺乏任何历史依据，但因为是用现在人们常见的、定形之龙与相似的动物比附，所以，还有不少人相信。

第三种，是说黄帝是“熊”、“鼋”图腾崇拜者，而由此成龙说。
由于这种说法的提倡者，一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著长文出版所提出，二是列举了不少“史料”，三是还援引了著名史学家郭沫若的话为证，四是借为涿“三祖文化”宣传造势的形式要变为一个事实存在。因此，我就不能不对此有辱先祖的行为进行驳斥。

木風郎

持轩辕黄帝为“熊图腾”崇拜观点者，在海内外学者中都不乏其人，笔者就有幸在涿鹿县招待所院内，亲耳聆听过一位海外学者，大讲其“黄帝与熊”的“理论”。这种观点的惟一历史依据，就是紧紧抓住皇甫谧“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这句话，硬说“黄帝是熊图腾崇拜之族”。至于“熊”与“龙”究竟是什么关系？“熊”又与“龙”的形成有哪些历史证据，则并不作论证。这种学者，一般说来，多为“食洋不化者”，接受一点国外民俗学上的图腾崇拜理论，就照猫画虎，生搬硬套地图解中国的历史，不论多么复杂的历史问题，只要用“图腾崇拜”一套，就算是解决了问题，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高论。

但执偏以言，就必然不能遍举。不知持此种高论者，对于中国古史事记载中的“有巢氏”、“有穷氏”、“西陵氏”、“夙沙氏”、“少昊氏”、“共工氏”、“长股氏”、“有虞氏”、“有鬲氏”、“有易氏”、“有仍氏”、“有莘氏”、“有施氏”、“有偃氏”都该作何种“图腾崇拜”的解释？由于我们在前面已对“有熊”作了论证，此处不再重复。

说黄帝是以“天鼋”为图腾崇拜者说：“黄帝即帝龟，作鼀（音龙）”。这种说法的学者，主要是依据了《国语?周语》中的一段话为依据，只可惜，引者一不懂天文学，二不知古代星野划分，三不明中华龙的演变史，四不晓龙作为民族族徽所表达的民族精神。因此，指其错误如下：

此说的发明者，所举史料，为《国语?周语》中所载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年），想铸“无射”大钟，因此而向伶官州鸠问“七律”如何产生的一段对话：

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

按照州鸠的说法，周改黄帝时所制定的五音阶为七音阶，是依照周武王伐纣之时的岁时天象而论，按周先祖之德而制定的。因为，周武王伐纣之时，“岁在鹑火”。岁，指“岁星”，也即木星。木星运行轨迹，在黄道带的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这十二宫（明代以后称十二次）每年经过一个，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因为古代是以木星纪年，故称木星为“岁星”。这一年，岁星是在鹑火宫经过。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对应，鹑火一宫为柳、星、张三宿。这一年，岁星所经在“张”宿；“月在天驷”，“天驷，房也”⑧，即“青龙”七宿中的第四宿，有星四颗，也就是今称“天蝎座”中的π、ρ、δ、β四颗星。房宿，属黄道十二宫中的“大火”之宫，在十二辰为卯，为日出之时。辰与晨通。驷即马。故“天驷”又被称之为“辰马”。清辰赶马，是为农耕之象，由此，而谓其有“农祥”之兆。周人认为这“月在天驷”之天象，与周先祖后稷功业相合：“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弃为儿时……其游戏好种树蔴菽，蔴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以天象与人事相比附：武王伐纣，岁在鹑火，为周室兼有天下之始，故以鹑火一宫作为周之分野；月在天驷，象征周室溯源，依祖德而兴。如此，从鹑火一宫柳、星、张三宿之中星“星宿”，至大火宫之“天驷”（即房宿），依次为：张、翼、轸、角、亢、氐、房七宿；再，“星在天鼋”者，是指水星在天鼋一宫的位置。星有金、木、水、火、土，古人以此五星以比五德之象，水星自然象征水德。古史言颛顼帝居于北方，为水德。天鼋即玄枵，今名“宝瓶”。与二十八宿对应，为女、虚、危三宿，其中星为“虚”宿，以星野之分为青州，也就是今之山东。故《尔雅?释天》曰：“玄枵，虚也，颛顼之虚”。邢昺《疏》云：“颛顼水德，位在北方”。伶州鸠言：“我姬氏出自天鼋”，语含两义：其一，“天鼋”为“颛顼之虚”，颛顼传帝位予帝喾，帝喾生后稷，为周先祖，别姓姬。此是依武王伐纣时之天象分野所在，追溯周室所出之源；其二，周文王之祖母为齐女，本为姜姓，其母为任姓。“天鼋”一宫三宿中，虚、危分野为齐地，这又与周室依母系之出挂上了钩，推其源也为黄帝之裔。天鼋一宫与十二辰相对应为“子”，鹑火一宫与十二辰对应为“午”，自“子”及“午”乃子、丑、寅、卯、辰、巳、午“七辰”。

音律之制，其作用是以之协和各种乐器，以能演奏出悦耳动听之曲，感化于人，陶冶于情，祭天、祭地、祭祖宗，奏之于庙堂以通神。倡以神道设教的周人认为，音律合之以天数才能够通神而昭祖德，并由此而可以兴业。所以，就以周武王伐纣之时的岁时天象，改黄帝时所定的五音十二律，而为七音阶，称之曰“七律”。

利用这一记载，用来研究音乐发展史，研究古代天文学发展情况，用作商周断代时限，都是适宜的。但是，引武王伐纣的岁时天象记载，去为黄帝图腾崇拜说作证，则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牵扯不上的。

我们在前面谈周人以武王伐纣的岁时天象，追溯周先祖出生所由，就已经用了“挂上了钩”这样的形容性用语，这就是说，追溯族系所出，主要应从历史记载方面去说，而不应从星野划分上去做。因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强牵附会的情况：颛顼所都为幽陵，幽陵当在幽州地域，而不在青州之地。即使勉强与颛顼所都之地挂搭上一点边，也还没有直接追溯到黄帝，因为黄帝所都之地在幽燕地域之中。说到底，伶州鸠此说，原意也只是给周改五音阶而为七音阶的历史问题作一个说词罢了。所以，从这种特定的围绕音乐问题的君臣问对，也就大可不必苛求其如何论证严谨。然而，今人要考证一下黄帝的图腾崇拜物是什么，引星野之分的星宿名，以求黄帝的图腾崇拜物是什么，那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了。

如果照着此种“研究”路数，你用齐地的星野之划代表星宿“虚”、“危”二宿对应的十二宫“天鼋”，就说黄帝的图腾崇拜物是“天鼋”，可是，那毕竟不是黄帝所都之地，黄帝所都之地在涿鹿，地为幽燕，按星野之分，为“箕”、“尾”二宿，与黄道十二宫对应为“析木宫”，对此可又该怎么个解释法？难道还要说轩辕黄帝的图腾崇拜物是“尾巴”？是“簸箕”？或者说是“木头”？

至于说什么“黄帝即帝龟，作鼀（音龙）”⑨，除了给我们以自辱祖先的印象外，就是说谎：鼀，读cù（猝），是蟾蜍，“俗名癞哈蟆”⑩，其与“龙”字的字形、字音、字义相去甚远，根本不沾边！
说到底，说“黄帝即帝龟”者，所凭的只是依美国的易洛魁人“在奥次顿哥保存到1491年的兽皮画” 。

我们以为，研究中国的问题，得回到中国的国土上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得回到中国的实际历史之中去，而不能听外国人说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也说过黄帝与“天鼋”的错话。我们还认为任何人一生之中都不可能做到不说一句错话，不办一件错事，那几乎是做不到的。搞学术研究是认理而不认人，是重事实而不轻信谁的只言片语。不论是谁，只要是说得对，说得有道理，我们就信；说得没道理，违背历史事实，任其名望再高，我们也不能听。搞历史研究，同样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过程，只不过，它的特点是追求历史的客观实际，历史的真实之理。

我们坚持我们自己从中国历史研究中得到的认识。

（四）龙作为中华民族族徽的历史意义

正像人类的发展进步历史那样，社会形态会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思想认识会从主观唯心的万物有灵、尊神，逐步走向唯物、辨证、求实；中国历史上的起源于蛇形之“龙”，在中国“四维一絷”哲学思想体系的浸润之下，早已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由神性内容而变成了充满哲理的民族历史精神：

第一，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团结凝聚的精神
龙的由蛇而演变为蛇身、牛首、鹿角、羊须、马鬃、猪腿、鸟爪、鱼鳞、狮尾之本身，就体现了中华先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一种文明、文化为团结、凝聚力量，融合成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民族共同体，龙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形象体现、精神体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和结果。所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族徽，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团结凝聚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步之中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第二，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无论是从蛇变龙，还是从龙的形貌塑造，乃至中国古典哲学赋予龙的义涵，都体现出了一种勇于拼搏，敢于战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即其义。这是这个民族之所以勤劳、勇敢的思想精神历史性根源。是龙，就要飞腾；

第三，体现了中华民族求真务实的精神
龙或升天兴风雨，或潜渊以韬晦，宜行则行，宜止则止，都是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与天同道，与时偕行，求真务实精神的体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为其本义。这就是中华民族智慧之根，就是中华民族行为中，究天时，辨地利，重人和，善于把握和运用历史机遇，而发展自己，武装自己，壮大自己，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的智慧之源；

第四，体现了中华民族中正处世的道德
这就是孔子说的：“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换言之，龙的精神，就是恪守中正，不卑不亢，不信歪理邪说，而言必信，行必果，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功高不傲，德隆而善，艰险面前不低头。任何时候，都能够自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有自己始终如一的信念，有自己文明、礼貌、中正不偏的风度与精神；

第五，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与古老的文明的传统
中华龙的形成，正是在极其久远的历史上，伴随着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国家制度的萌生、发展、确立而形成的。所以，龙是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性标志。“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此之谓也。龙的精神又是直接在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后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所以，龙又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深刻体现。

涿鹿县主管黄帝遗址开发、旅游者，在黄帝塑了黄帝抱个龟的像已经二十多年，对专家学者、普通大众的意见充耳不闻，还印画册、写文章广为宣传，又伪造了有龟图案的所谓“合符石”假文物，指历山为釜山，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骗人。我以为这样做工是不好的。

注  释：
①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②  《左传?昭公一七年》孔颖达《疏》。
③  《白虎通》、《轩辕黄帝传》、《路史》等。
④  《左传?襄公二一年》。
⑤  《前汉书?扬雄传》。
⑥  许慎：《说文解字?龙》。
⑦    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年版，第167～168页
※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按：后稷之母为姜原，也有的古籍记作姜嫄，生弃。弃之得名，是因扔过他三次，后又因其不死而以为异，捡回抚养，因之取名弃。依其时习俗，弃当从母氏以姓姜，因其有功于国，令姓姬氏，有赐姓意义，故言“别姓姬氏”因受封于有邰，其后代以国为氏，则为“有邰氏”。弃、挚、放勋三人，为同父异母兄弟。挚为娵訾氏常羲所生，挚从母姓姬氏为嫡出，故受禅而登帝位，因自感政绩不隹，而禅帝位予放勋，放勋从母姓伊，即后来的唐尧。娵訾氏常羲才是帝喾元妃，姜原不是。因此，太史公言“姜原为帝喾元妃”者，误也。
⑧  《尔雅?释天》。
⑨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宣传册封底《轩辕黄帝族徽说明》。
⑩  《辞源》3587页鼀字之释。
  《周易?乾?象》。
  《周易?乾?文言》。
    《周易?乾?文言》。

木風郎

历史如何“无是非”？
——五评“三祖文化”的荒唐口号

曲辰

涿鹿主管历史遗址开发与宣传的人，为了独出心裁地强加给中华民族一个蚩尤为“文明始祖”，提出黄帝、炎帝、蚩尤所谓“三祖文化”的荒唐口号，编造出很多违背历史、违背科学、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中华民族的历史无是非”，是其诸多荒诞宣传观点之一。对此，任昌华先生说：“几千年来人们按照华夏族的史书为正统教材，一直把蚩尤看作‘暴虐’、‘作乱’……这显然是对蚩尤的丑化和对历史的歪曲。现在我们用‘三祖文化’的观点审视历史，自然就否定了几千年来对对蚩尤的不公正评价，推翻了加在蚩尤头上不实之词。”①而赵育大先生说得更加直露：说黄帝战蚩尤是“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无所谓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的，谁是谁非，谁尊谁卑，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并无谁是正统该歌颂，谁是叛逆该贬责的问题。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封建正统史观、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过去对蚩尤的定性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违背了历史，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②

中国的历史究竟有无是非？我以为不是任昌华、赵育大，为了独出心裁在提出个“三祖文化”，舌头歪起来一转就算的，而是要看五千年的历史事实，要以浩瀚的历史典籍作证的。

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史、志图书是其极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虽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靠毛笔书于竹简而成典籍，不仅其产生困难，而且极难在漫长的历史上保存下来，再加上历代独裁者们编着花样的焚书，以及战乱中的毁损，中华古籍能存于现在者，兴许只占原有的百分之几。举例而言：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非秦纪皆烧”，其所毁先秦典籍数量之巨，可想而知；后汉时董卓逼献帝迁都之中，竟将国家宫廷藏书七十车焚之于道；南朝侯景之乱中，梁武帝宫中的史籍图书被焚毁者，多达十四万卷；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大兴文字狱，不仅查抄焚毁民间藏书，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又毁掉了清朝统治者不喜欢的书籍无数……即使是如此，按《四库全书?史部》所录，这万劫之后的幸存史籍尚有三万八千二百三十九卷之多。如果，再加上散存于全国各个地方的民间藏书，中华民族的历史典籍，在数量上仍然是十分可观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史志，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典章、制度、发明、创造、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忠实地记录了下来，传承到了今天。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延续五千年的述史制度，没有这些浩瀚的史志对历史作有系统的全面记载，则中华历史文化就很难有今天这样丰富多彩，也很难谈甚么博大精深。说不定也会像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现象。

中国历经五千年漫长的物换星移，风雨苍桑，人为地焚烧历史典籍，以及历代战争的洗劫，还仍然能够保存下来这么丰富的史料，能够有五千年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文字记载，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对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称之为：中华史志文化。

中国的史志文化，是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指导下而形成的，对此，我们稍作以下分析就可知之。

（一）述史的目的明确

史书之作，并不是始自春秋，而是远在黄帝之时就已开始，并且定之为一项制度。述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传向后世，以为后世治国者从前人的经验、教训、历史变化、自然变化之中，吸取借鉴，总结规律性的问题，以便将治国诸事做得更好。从而，达到一个“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得失，知兴衰，辨是非，定犹豫，以便更好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百姓，福泽于子孙，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当中集中体现的，正是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就是天道、地道、人道、以时而变，人们必须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总体哲学观点。

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记载，原本就不是为甚么人歌功颂德，而要求的是秉笔直书，如实记录，于历史事实之中求其是。因此，史书之撰，要求不仅是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广泛性历史记载，更要求述史者要不畏权，不惧势，不为亲者讳，不加仇者罪，而是可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记功臣，赞贤良，辨是非，一切都做到持中以观，依实而记。对于那种杀父弑君、败坏人伦、祸国殃民、蝇营狗苟者的丑恶行径，要给予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所以，黄帝任命了史官仓颉造字述史，而鬼神哭；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然，述史而虚美曲笔，通篇唱赞歌，便是毫无意义的空文。

公正持中以述历史的起源之早，在古文字之造上有着明确无误的表意反映：“史”字之造，便是以“手”持“中”而为其字。今所见到的甲骨文，都有是如此。如： ③、 ④、 、 ⑤，至于 ⑥，则更像执中而书写的表义。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事职也。”这是很正确的解释。因为，中即正，与公、平、中庸、执中不偏的涵义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所置，述史记事之早，在古代典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论衡》言：“仓颉……为黄帝史”；《吕氏春秋》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惑乱，载其图法而泣……商太史高势，见纣之迷乱，载其图法出”；《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国之六典”。古代史官又有左史、右史的不同分职。如《玉藻》所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就是为什么在记载春秋史事的典籍中，《左传》重记行动，《国语》重记言论的历史缘由。

（二）史籍所记载的内容

史籍所记载的内容方面，同样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合四维为一絷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所以，中国的史籍，不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不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其内容所载，同样是天、地、人、时四方面的记录。所谓天的内容，有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及其特殊变化方面的记载。如日蚀、月蚀、星变，以及彗星、新星的观察与发现。有气象方面风、雪、雨、雹、大旱、水灾等方面的内容；在地道方面，有江、河、湖、海、山、川、地理位置，以及各种动物、植物、土特产品的记载。有行政建置、变更，以及地震、山崩之类的记录。有风景、名胜、古迹、桥梁之建，道路修筑，河渠开凿之类的记载；在人道方面，其记载的内容就更多。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的真、善、美，假、恶、丑各种思想、语言、行为、前因后果，以及社会政治、经济、论理道德、思想文化、发明创造、文学艺术、建筑工艺等等；在时变方面，除了将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般按时间先后为序而行记载外，还要记录帝王年号的起止，各种典章、制度、法令的讨论、制定、颁布施行和废止时间，各种职官的设置、任命、职务升降等，更少不了对历法制定、颁行、修改、废止时间的详细记载。只不过，在先秦历史上，多为编年史。自司马迁以来，发展成为分门别类的综合性纪传体，更好地体现出了天、地、人、时偕而行之、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

（三）史官之职的特殊性

中国的史官一职，自其设置之始，就对充任此职的人员有其特殊的严格要求，并赋予其某些独特的权力。凡此，又都是紧紧围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述史，以体现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精神而产生的特殊人才、特殊品德之需而提出来的。

第一，史官须是高级人才
首先，史官必须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精音律、明历法、通法律、懂军事、能文章，善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贯通古今的“高级知积分子”，不然，他就不能胜任述史的工作。

第二，史官必须是公正无私的人
因为，只有个人品德高尚，为人正直无私，不图名，不谋利，不畏权势，不计个人恩怨，才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为历史负责，而秉笔直书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然，其笔下的史事记载，便不可能成为供后世资治、借鉴的一面镜子，反而会成为遗害于后世的祸根性文字。正因为如此，在先秦历史上，史官一般都为世袭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充任此职的。这也是造成一种从小就能接受特殊教育，从而达到博学，砺志，树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木風郎

汉代以来，这种史官的世袭制被打破，而渐为以文采选用，甚至私家述史。如此，便使得一些名利熏心之徒成了史官，由此而出现了述史不实，借述史之机，抬高亲己者，贬低己恶者，甚至为了取悦于帝王，对帝王曲笔虚美和篡改史的事。班固、魏收之徒就是其例。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而言历史无是非。因为能够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史事的史官还是多数。如司马迁是为史官世家出身，其先祖在周代就为史官，后虽有间断，但到其父司马谈时又做了西汉的史官。迁少时对于作史官，述史事，并无兴趣。而是在其父的不断教诲下，才逐渐认识到史事记述的重要性，并最终继承父志，以先贤自励，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而发奋述史以成《太史公书》的。

司马迁事汉武帝为臣，他一家人的荣辱死生，是都攥在汉武帝的手心中的。但司马迁述史，并未因此而为汉高祖刘邦讳，也不为随时可杀他、可赏他的汉武帝虚美，而完全是忠于史官职守，站在为历史负责，为后世借鉴的立场上，对于汉武帝敬事鬼神，重用方士，为追求违背“人固有一死”这一客观规律的“长生不死”，不惜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封禅遍于全国山川，滥建庙宇于各地，候伺神仙一十三载而终未有验的历史事实，都作了如实的记录，并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史事，并不因史料不足而不述，也不为汉代多加神化而回避，而是不辞劳苦，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并“北过涿鹿”对黄帝都邑、阪泉、黄帝葬地等遗址、遗迹进行了实地考证，予以实录。特别是针对汉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编造“黄帝乘龙升天”长生不死的鬼话，就在其所记载的90多位帝王事迹中，有选择地记载了黄帝、虞舜、夏禹三个不同死因、三个不同葬地的记载，以证黄帝亦人，非能成仙。更在记述自己扈从汉武振兵释旅归途经涿鹿至桥山祭黄帝，汉武帝见到黄帝冢时，惊奇地问从者：“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以事实揭露梦求长生不死的荒唐。其对于黄帝、虞舜、夏禹葬地记载，挑选适当，文笔很妙，喻意深长：“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虞舜是“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黄帝是因地震死于地处涿鹿的都邑轩辕之丘，故只言“黄帝崩，葬桥山”。这是因为，在专记汉武帝史事的《今上本纪》中，详记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北巡至单于台后，由野狐岭入塞取道河东返都途中经涿鹿之鸡鸣泽至桥山祭黄帝的事，就自然载明了黄帝葬地桥山之所在处。

中国的文字，在其使用之后，是与时偕行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什么新事物，就造出什么字来使用，表述历史上消失了事物之字，也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成为消亡的历史曾用文字。所以，中国文字不仅永远保持活力，而且研究中文的发展变化，可以用之以考古。中国，在秦以前的历史上没有桥梁建筑，所以，在先秦历史上也没有“桥”字被造成出来使用。所以，历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被称作“桥山”的地名。司马迁是随汉武帝“北过涿鹿”祭黄帝之际，听当地百姓呼斯山为“穷山”，他实地看到斯山东侧峰顶有一天然形成的拱型石桥孔洞，依当时已有桥梁之造，并以“乔”字而记为“乔山”的。我们依着地名学中关于历史地名的演变规律，按着商代帝王祭祀黄帝的甲骨文刻辞、《山海经》关于黄帝陵所在的记载，证之以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对夏代编造神话破坏古代国家祭祀制度，违规祭鲧的驳斥，就可以明确地知道，黄帝葬地之山，初以山峰上拱型石桥孔洞，得名“穹山”，后称“穷山”，秦汉以来史书载之以“乔山”，在有了木字旁的桥字之用后，才书作“桥山”的。如甲骨文中祭黄帝刻辞：

《乙》4832条：“贞帝穹”；《乙》5321条：“戊戍卜，祐伐父用牛于穹”；《存》2?484条：“辛未卜，亘贞乎先穹“；《掇》1?488条：“己巳卜，王弜步帝穹”等。

中文自其产生之后，走过了一条由简到繁的发展之路，目的是使一字一义的文字表义准确。同样，“穹山”是依山峰上天然形成的拱型石桥般孔洞，按“穹”指中间隆起、四周低垂的物象而得称，但穹一般是指天空，山峰与此义有其一定的差距。故后又造“穷”字专称黄帝陵所在之山，名称读音不变，“穷”字字义则表达准确了：指高极、尽头、极限。《山海经》对穷山的记载，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明确的。《海外西经》曰：

“轩辕之国（都），在此穷山之际……  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从自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

《大荒西经》关于“灵山”和“诸沃之野”的记载，又给穷山、轩辕之丘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明确的地理位置之证：

“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凰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诸）沃之野。”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灵山，在今涿鹿县东南，有东西二峰，西峰名西灵山，海拔2?420公尺；东峰称东灵山，海拔2?303公尺，现为涿鹿县与北京市区的界山，并为开发旅游的自然风景区；东、西灵山之间为由南向北流的灵山河，也就是黄帝战蚩尤之际令应龙筑坝蓄水、水冲蚩尤城的地方；灵山北22公里处是轩辕之丘，也就是现在所称的黄帝城遗址；古阪泉在轩辕之丘西南3公里，黄帝泉在轩辕之丘东南约300公尺处的涿水南岸，蚩尤城也就是《山海经》所记载的“凶黎土丘”，在轩辕之丘东南3公里，遗址上有蚩尤泉。轩辕之丘东北约3公里处是蚩尤墓，有东西二冢；轩辕之丘以北10公里是穷山黄帝陵所在处，当地人称之为“陵寝山”，山上存有新石器时代至元代祭祀黄帝的黄帝庙遗址，庙址经我和郑光先生调查，黄帝庙始建时奠基用石斧，西汉、北魏、辽代重修证据确凿；穷山以北的山间断陷盆地即《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诸沃之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海山”实为“海陀山”有“大海陀”、“小海陀”之分，在诸沃之野东北；《山海经》所记载的“壑山”实则为“豁山”之误书，这就是熊耳山顶上上新世的三个古河道，“在熊耳山中有三个哑口状分水岭（称达沟、辛窑子和李家沟）。它们皆曾是上新世古河道，后成为分水岭”⑦；《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西有王母之山”也是熊耳的一部分，因其山腰有一层白色岩石，当地人称之为“白道山”。“壑山”、“王母之山”确实地处“诸沃之野”西。

夏禹建立以国家为私有的家天下独裁统治后，为破坏古制而将他因罪被杀的父亲列入国家祭典公开进行祭祀，曾经编造成了一则荒唐的神话故事以为说辞：说是鲧被尧、舜依法处死于羽山后，欲再生而补其过，就变成了一只黄熊，向西北而行，赴穷山向黄帝之灵求救。尔后，由穷山向南行，到达灵山求十巫以药将其救活，此后，鲧就在诸沃之野（涿鹿之野）帮助百姓播种秬黍，搞蒲编而立了功。因此，鲧属于“以死勤事”者，合该祭祀。所以夏代的国家祭典之中，就不祭唐尧、虞舜，反祭被唐尧、虞舜依法处死的罪人鲧。战国时的屈原就不信这种鬼话，其在《天问》中这样质问道：
“阻（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夏禹是受舜禅让帝位才得以掌权的，其既破坏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搞了违背黄帝之道的君主独裁制度，又仇恨尧、舜依法处死其父鲧，不将尧舜列入国家祭典进行祭祀，反编造谎言违制将其父鲧这个历史罪人列入国家祭典，更编造“天锡禹《洪范九畴》”的鬼话，大搞神道设教以愚民，用以抵制五帝时期指导国家政治的道学思想。所以，人们怀疑“三代前之文物，完全为夏禹所毁灭，以掩其不仁之痕迹。唯实物不存，若有文字之记载，亦可传实情于后世，故三代之前文字（指史料）为亦夏禹所毁灭。”⑧这种怀疑，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历史上极难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就很难寻找。夏代编造神话以混淆史事，秦汉以来方士们为投秦皇、汉武求长生之所好，更编造了不少黄帝成神、成仙、长生不死的神话。所以，到了西汉之际，就造成了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皆言黄帝史事，而汉代绅士不敢言⑨的实际状况。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他以历史的使命感和考信实录的精神，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次“北过涿鹿”，经过对黄帝遗址、遗迹的调查，对照古史书所传，于《史记》开篇如实追记了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的史事。司马迁为了慎重，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⑩。然司马迁据古史、重考证，以其实地调查所载黄帝史迹所在，与《山海经》殊途同归，互可印证。

第四，史官须有特殊的献身精神
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忠实述史，除了给史官以一定的特殊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史官必须具有不怕打击、报复，必要时甚至为忠实述史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史官是很多的。如：公元前548年五月甲戌日，齐庄公被其臣崔杼杀死，太史依实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对此非常愤怒，就把太史杀了。但是，太史的二弟见其兄被杀，记好的竹简被毁，便又于简上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太史之二弟同样被砍了头。此时，太史的三弟、四弟闻其两位兄长被杀，就进宫当着崔杼的面在竹简上再一次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盛怒之下的崔杼又将太史的三弟杀了。太史最小的弟弟不惧必死之祸，照例如刚刚被杀死的三位哥哥一样，提笔挥毫于竹简：“崔杼弑其君”！崔杼在杀了齐君庄公之后，还一连杀掉很多敢于哭祭庄公的大臣，可是，他在史官这种毫不畏惧，毫不退缩，毫不犹豫，坚守职责，秉笔直书事实的气概面前，最终让步，任凭史官依实记述其弑君的事实。其时，南史氏闻知崔杼连杀太史的消息后，就急忙怀抱竹简前往，准备继太史兄弟之后，当着崔杼的面照录崔杼弑君的史实，当他跑到宫门外，“闻既书矣，乃还” 。

在中国的历史上，秉笔直书史事，可以说是自轩辕黄帝之时起，就一直保持着的一个述史传统，正是有这些历史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株连家人的史官们，前仆后继，秉公述史，才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上下五千年的珍贵史志，使后来的人们，能够从历史的兴衰中得到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知道历史的公正！惟其如此，贾谊就说：“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属太史之任也。”

木風郎

（四）史志文化的历史作用

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条根，是一面镜，是一只船。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斯为至言。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将学习历史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从小就明是非，辨忠奸，以历史英雄以自励，立报国之志；黎民百姓读史册，知史事，便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必要时就能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做官者知史事，不仅能够增强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常常想到“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的问题，对于促进廉洁奉公亦有一定的作用；学者研究史事，联系社会实际，可献治国良策，可写警世文章……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路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志文化，及其历史作用。

史志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它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塑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历遭劫难，然而却不像西方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虽亦有落后而被外国列强欺辱之时，但却始终知道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根之所在，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就越是能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甘于沉沦！凡此种种，都同中国重视述史，重视学习历史的史志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而任昌华、赵育大，无视中华历史典藉这样五千年科学历史遗产的事实，无视史事之载对于鉴往知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事实，无视一代代史官们考证实录、秉笔直书历史，乃至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历史事实，大舌头一转，大笔一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无是非”了！

其实，稍具社会历史常识的人一听就会明白：说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无是非的人，就是他们要颠倒历史的是非！

注释
①  任昌华：《“三祖文化”始说》，载涿鹿县旅游局、涿鹿县“三祖文化”研究会所印的宣传册子《千古文明开涿鹿》，第21页。
②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1996年第1期《先秦史动态》，第59页。
③  《乙》3350，《合》281。
④  《人》3016。
⑤  《前》7?3?2，《合》422。
⑥  《摭续》91。
⑦  夏正楷、刘锡清：《泥河湾层古地理环境的初步认识》载《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4卷第3期。
⑧  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⑨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
⑩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左传?鲁襄公二五年》。
  《新书?传职》。

木風郎

蚩尤非苗族先祖
——六评“三祖文化”的荒谬提法

曲  辰

近些年来，随着对于黄帝、炎帝史事的谈论，蚩尤亦被炒了起来，有些人以为“蚩尤是苗族的先祖”。其实，这是汉代以来由孔安国等人对历史的附会造成的影响所致，假如人们读一读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周书?尝麦解》、《史记解》、《尚书?吕刑》、《山海经》、《归藏》，就会明白蚩尤并非苗族的先祖，而是黄帝、炎帝的叛乱之臣。本文就此，依据历史事实略作一谈，以驳“三祖文化”的荒唐口号。

一、蚩尤属塞外“马背之族”

蚩尤，并非其原名，其原名极有可能是叫做“之尤”，至少，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帝经?十六经?正乱》中记载得就是“之尤”，而非“蚩尤”。其文曰：“（黄帝）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遇之尤，因而擒之。”“蚩尤”疑为后世依“之尤”之音而故意记成。因为“蚩”字的字义为“愚蠢”、“丑陋”、“害人虫”，书“之尤”为“蚩尤”，具有明显的贬义。

蚩尤的原居地是为草原，也就是现在的塞北。其历史证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蚩尤出生地在塞外草原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记载亦是如此。羊水，就是历史上的“羊门水”、亦书作“阳门水”。“羊水”是“羊门水”的一种简称，它是今桑干河支流“洋河”的源流。出于雁门山。《山海经?北山经》记：“少咸之山，无草木，……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水经注? 水》曰：“水出雁门山，谓斯水也。雁门水又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洋河水由西洋河、南洋河、东洋河、洗马林河等汇合而成。小河流何以言“洋”？今“洋河”实为以“羊”加三滴水而作的讹书，约定俗成的名称。所以，治学严谨的陈平先生，谈到蚩尤的出生地时谨慎地说：“‘羊水’似当即涿鹿东北的桑干河支流‘洋河’。”①此说确当。

二、蚩尤为黄、炎重臣时曾长期驻兵赤城
蚩尤在臣服于黄、炎二帝以后，未被派往“少昊”九黎居住地之前，受黄、炎二帝之命屯军于涿鹿东北之赤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记：“古赤城，相传蚩尤所居”；《广舆记》载：“赤城城堡，即蚩尤所居。考赤城，古在北山，后移平地”；《畿辅通志》曰：“赤城县城，古榆罔氏诸侯蚩尤所都也”；古《赤城县志》及今《赤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中的记载，较之以上诸籍记载更为详确，言古代的赤城、龙门、古为缙云地，是蚩尤为黄、炎之臣时所居之地。这些记载，又与其他古籍之载可以互证于古今。如《管子?五行》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以为当时。”虽然，管仲此说未必十分准确，极有可能是将风后之事当成了蚩尤所为，但蚩尤臣服于有熊国之黄、炎后，被委为重臣没有错的。其在《地数》篇又言：“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

管仲之说十分重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这一记载符合找矿规律；从史事记载的角度说，它可与黄帝战蚩尤、战炎帝、以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都符合，可以互为补充与印证；从地名学研究的观点而言，与古今地名、方位、历史遗址、战略要地、交通、物产诸多方面都一致的这种记载，是不多的。“葛芦山”属燕山山脉，横亘于今宣化、赤城、龙关一线，葛芦山南有一关隘，名葛峪口，亦为内地通往塞北的一条军事要道，自古建有堡寨，称葛峪堡，驻军以守。《读史方舆纪要》曰：“葛峪堡……四山壁立，路径崎岖，中路参将驻此分边：东起赤城，西尽张家口，沿长（城）一百三十一里，辖龙门卫一，堡十，盖镇城（指明朝宣府镇城，今名宣化）北面之藩篱也。葛峪堡所辖墩台，以预筑镇边诸处为最冲。”

葛芦之山，确有铜、金、铁、铅、锌等矿物蕴藏，今宣化钢铁公司就是采此山之矿藏以冶，宣化、赤城各金矿亦在开采。此山因有大量露头矿存在，故为赤色，赤城之名因此而得，黄帝立国后以云名而命官，故以炎帝封地授名“缙云”，炎帝亦以此为氏，也见于诸多史载。

三、蚩尤是黄、炎之臣
《周书?尝麦解》曰：“昔天之初，□（此缺字可补为“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此“四”为“西”字之误书）方。司□□（此所缺二字可补为“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此段记载，出于祭祖献新麦之典时的周成王之口，其文虽有缺字、主语之省、事件之省，但若与《山海经》、《归藏》、《尚书》、《新书》之载结合起来研究，事情是非常准确而明白的。其文义是说，过去，在天下建立国家制度之始，产生了黄、炎二后，就设立典章制度。黄帝请炎帝分正、副二卿以治地方，炎帝就命蚩尤到少昊地方司治，以临近于西方的中央之治，以完成宾天的少典未完成的天下有序之庆。后来，蚩尤就逼迫九黎人随其作乱，“登九淖，伐空桑”将战败北逃的炎帝追赶回涿鹿，厮杀于涿水河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成王引古史事是要说明典章制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而非史家述史。因此，他省略了炎帝亲到太昊建邑空桑施治之事，省略了炎帝闻蚩尤在少昊用酷刑逼九黎人背盟作乱，因而率兵北上少昊建邑亦曰“空桑”以监，以及蚩尤举兵伐炎帝，炎帝一战败北的这一些史事。但是，蚩尤为黄帝、炎帝之臣，则是说得很清楚了，且可与《管子》、《归藏》、《山海经》、《新书》、《晋太康地理志》、《魏土地记》、《水经注》等众多史、地书籍记载的史事、地名、遗址遗迹、现在的实地调查互证。

四、蚩尤为塞北人的重要旁证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此载中的“登九淖，以伐空桑”，就是说蚩尤是受炎帝之命，登上了“九淖”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之后，举兵向炎帝驻守的“空桑”进攻的。“九淖”指的是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处，也就是今天渤海湾以西的地方。作为古代地理方位之称，多书作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相对应而称的两个地望之称，而非汉代以来某些杂书所言的“帝”称。少昊，本书作“少暤”、“少皞”。“暤”，义谓天空洁白而明亮貌。其称是以有熊国及后来的黄帝时期都城所在之涿鹿为言。日出东方，天空小有明亮，故谓涿鹿之东方达沧海之地为“少暤”，实为今京津及山东北部地方；中国地处北半球，一年四季之中，都是中午日至正南方，为一天之中天空最明亮之时，因而称南方曰“大暤”。古“大”、“太”通用，如指旌旗的“太常”，古籍多书作“大常”。有熊部落方国最盛、黄帝一统华夏之前的地域，南达淮河以北，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之际，“大暤”实指相当于今之河南地方。《周书》所载周成王口中之“空桑”，是指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时，为纪念其在 泽落水而死的爱女，依其当时巡视天文观察而在空桑山之山名命称的两处“空桑”邑名中的第二个，其地理位置约为今山东省曲阜附近。后世史家为在史事记载中都书作“穷桑”。对炎帝在河南陈留以南的“空桑”邑，仍书作“空桑”。古代的黄河，由河南进入河北平原后，就分成很多水流，分分合合，乱流到今天的天津一带注入渤海。中国因受中国古典哲学卦画传承术语影响，以“九”言多，故称此处黄河为“九流”。但是，遍查古籍，除了《归藏》之外，从未有称此处为“九淖”的。所以，《归藏》之载，上距黄帝时期最近，是以蚩尤的语言习称为记的。塞北人称流速和缓、面积较大的水域为“淖”。如今在张北、康保、沽源一带的湖泽名，就有：安固里淖、阿拉庙淖、黄盖淖、对口淖、木尼（泥）淖、九连城淖、黑沙土淖、三盖淖、囫囵淖、公鸡淖、水泉淖、白淖、察罕尔淖……所以，《归藏》的关于蚩尤“登九淖，以代空桑”之载，也证明了蚩尤为塞外人的客观性。

五、蚩尤属于“马背之族”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周书?尝麦解》记周成王之语云：“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应为“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绝义为断，辔为驾驭马的缰绳。我在《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中，从古史、地文献记载，从涿鹿之战的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寨、蚩尤墓、阪泉、黄帝泉、黄帝城（轩辕之丘）、八卦阵等遗址、遗迹方物出土的长期调查、考证，以及从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军事学、考古学、气象学等各种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证明蚩尤正是战败策马逃走时，到了黄帝所布八卦阵前，由于用力过猛，拽断了马缰绳，致使身体在马背上失去平衡，跌落马下被捉、被杀的。因而其墓也就紧挨八卦阵遗址。今村名仍称“八卦”，属怀来县李官营乡。“绝辔之野”，正是由此而将“涿鹿之野”作典故性的一种命称。草原之族自古善骑射，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

二、九黎是关内农耕之族

今苗族之根，源于古之“九黎”。九黎人原居地在今天的京、津以南，山东北部靠近渤海一带。“九黎”并非三国时的韦昭望文生义解释的：“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②，也不是所谓“古代南方的部落名”③，而是居住在黄河九流入海之处的农耕之民，在历史记载上，以黄河九流之“九”加种植主体植物之“黎”而为称。黎民之“黎”，原指具有黏性的一种黍类农作物，其黑色者名“黎”，红色者称“秬”，今北方仍有少量种植。农民，头顶烈日，长期在田间劳动，因受太阳紫外线照射时间长，皮肤发黑， 所以古代也就以“黎”组词而称农民，如：黎萌、黎甿、黎氓、黎烝、黎庶、黎民。所以，古史所记载的“九黎”，特以具体历史事件而指居住在靠近渤海湾的居民。

有许多历史不可能都详尽地载于史册，因为在造纸、印刷技术未发明和应用之前的历史上，用毛笔书写在经过处理的一根根竹简上，只能极其简略地记载一些历史大事。再加上简牒难以在历史上长久保存，在秦始皇的疯狂焚书之后，考证历史只拘泥文字记载，又不去下功夫仔细辨别真假，知之不确，强以为说，常常会流于一种主观唯心的臆测，古人、今人，都有此误。然而，通过对地名学的研究，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了解历史的线索：因为，地名之起，并非无故，而地名比人名存之久远，除了像“文革”时期那样对地名的乱改之外，地名一般都保持一种相对的历史不变性，如此，它就含有一定程度、一定方面的历史信息。

今之河北省东北部有一个昌黎县，在历史上它实际名称为“交黎”，西汉时置“交黎县”④，“交黎”显然就是“九黎”依音而记的一种讹变。因为，古代史籍中，在地名、人名、族名依音而记上，出现种种讹变是经常的事，就说这“交黎”吧，后汉改称曰“昌黎”，但却经历过被书作“昌辽”、“天辽”、“夫黎”、“扶黎”以及恢复“昌黎”的历史。由此而言，“九称”人是原居于靠近渤海湾的农耕之族。

三、迫害九黎人的元凶是蚩尤

现在，有人在互联网、出版物上，谈苗族在历史上如何受迫害，乃至于与犹太人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而且是对历史有一定误解的说法。首先，我明确承认，苗族在历史上受过一些迫害，但在古代历史上迫害苗族的只有过两个人，一个是夏禹，一个是蚩尤，而且蚩尤是元凶！

居住在渤海湾一带的九黎人，在有熊国发展到黄、炎为军事与行政首领之际，原是一个加入了部落联盟的地区，九黎人原本是过着和平生活的居民。黄帝与炎帝是为了推行以统一典章治理国家的目标，才委派蚩尤到九黎人所居之地做地方官的。但是，自恃英勇善战的蚩尤，则利用了放以外任、大权在握的机会蓄谋叛乱，欲推翻黄、炎之治取而代之。因此，他到了少昊之地，先是假借黄、炎之名大肆搜刮民财，以为发动叛乱的战争做物质上的准备。接下来，则是用各种刑罚逼迫九黎人随其叛乱。九黎人是不愿意背盟而叛的，是受不了蚩尤的酷刑，才被其裹胁进战争的灾难之中的。对此，历史将其记载得十分明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此‘皇’为‘黄’之误书）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⑤

此记载中的“上”、“上帝”，实指两人，一是黄帝，一是炎帝，为行文简约，而用了“上”与“上帝”，而非有人望文生义曲解的什么“天神上帝”。后文中单指皇（黄）帝，是因为炎帝在山东被蚩尤一举打败，又被蚩尤率兵追杀至涿鹿，“大慑”而不能战，是黄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擒杀了蚩尤的。所以，行文与先前听到报告的有两个“帝”不同。

木風郎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涿鹿之战，黄帝杀掉了蚩尤后，并没有对苗（黎）民有过任何报复行为，而是多于安抚。参战的黎民南迁后，黄帝、虞舜都曾简从而南巡，为此，黄帝在衡山失去了正妻嫘祖。虞舜南巡，死在了江南不说，连其南下寻夫的娥皇、女英也丧命于洞庭。特别是虞舜，他是在正式禅帝位与禹之后，于垂暮之年而南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要读一读历史记载就不难明白：唐尧、虞舜任命禹治水后，舜将禅帝位与禹，禹就诬告苗民治水不按时完工，要舜授权给他征伐苗民，骨子里则是要以此树己权威。舜对此未许，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⑥ 此后，舜对苗民进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⑦ 为了防止舜死后苗民受害，舜将苗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北迁三危，一部分南迁洞庭。这也就舜为什么移交了国家最高权力之后，不顾年老体衰而南巡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蚩尤是出生、成长、战斗在塞外马背之族，九黎是居于关内从事农耕之族。蚩尤与九黎本不相干，如何就成了苗族的先祖？蚩尤是黄帝、炎帝之臣，九黎人是黄帝、炎帝治理下之民。黄帝、炎帝为治理国家，派蚩尤到九黎人居住的地方行政，他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假借黄帝、炎帝的旗号大刮民脂民膏，又以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官、给黎民脸上刺字等酷刑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由此而造成黎民历史性灾难者，世界上可有这样的先祖？至于因蚩尤曾被派到九黎地方，他又用残酷的刑罚将九黎人送上了战场，应劭由此而言蚩尤为“古天子”⑧，孔安国说是“九黎之君”⑨，罗泌附会为“炎帝之裔”⑩，则都是一种毫无历史依据、经不住推敲、也不负任何历史责任的说法。
近年来，海内外华人兴起了一股“寻根问祖”热，这是对增进民族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性复兴的好事。这种“寻根问祖”事实上是分为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完全按姓氏、族谱、出生地，祖籍历史迁移地上溯先祖。这种追溯是依血缘关系上的寻祖；一个是依祖籍在中国，而祭拜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此亦是依历史功绩、历史记载、历史形成为说。而非五十六个民族都要各溯其“祖”为谁氏。因为民族的历史形成演进，不光其历史经历极久，而且其过程分分合合、极其复杂，很难做到，亦无必要。我以毕生对古史的研究，在解释龙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说过：“中华先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一种文明、文化为团结、凝聚力量，融合成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民族共同体，龙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形象体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和结果。所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徽，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团结凝聚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步之中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蚩尤非苗族先祖。像赵育大先生那样，为了将蚩尤说成“是苗族的先祖”，居然说“历史无是非”，更有“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的批判性发言。这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对此，我们倒要问一问，自有“汉族”之称至今是多少年？有了汉、满、蒙、回、藏这样的民族区分后，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历史长呢？还是汉族人统治中国历史长？自有了“汉族”之称后，到底汉族压迫了哪一个少数民族了呢？没有证据，胡乱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以为是不可以的。



注  释
①  陈平：《古阪泉、涿鹿地望考》，载《北京文博》1996年第三期。
②  见《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韦昭语。
③  见1983年版《辞源》。
④  《汉书?地理志》。
⑤  《尚书?吕刑》。
⑥  《韩非子?五蠹》。
⑦  《绎史》引《韩诗外传》。
⑧  《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
⑨  《尚书?孔氏传》。
⑩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曲 辰：《黄帝与中华文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59页。

木風郎

名为搞“团结”，实则造分裂！
——七评“三祖文化”的荒唐口号

曲辰

“三祖先文化”口号的提出者， 为了将蚩尤说成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采取了一系列不顾历史事实、对国家、对民族利益都很不很不负责任的大量宣传。

其一，是故意曲解历史，抹平黄帝战蚩尤的是非界限， 说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是野蛮时代发生的事，是“为了争地盘”①，无所谓“ 谁是谁非”②；

其二，无中生有地编造说：“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几千年”③，所有历史都是错误的记载，“对蚩尤的定性是不公正”④的，要推翻！

其三，提炎、黄、蚩为“三祖”口号，表面上说，是为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⑤，而客观上，则是在挑拨民族之间的仇恨。如说历史上存在什么“大汉族主义”，压迫了少数民族，颠倒了历史是非，并且煽动说：“由于先秦以后的历史典籍大都站在华夏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不仅把蚩尤排斥在始祖之外，而且对蚩尤进行了丑化和误传。使得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不少兄弟民族感到不舒服、不服气。因为在我国，除个别外来民族外，大多数少数民族如苗族、水族、布依族、瑶族等等，均自崇蚩尤为始祖。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显然出现了分根〔歧〕和不和现象。”⑥

事情难道真像“三祖文化”口号提出者所说的那样吗？非也！现在，我们就这些问题，据历史事实一一进行澄清，以明是非：

一、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历史不容否定

自古，中国人就将历史上的轩辕黄帝尊为“人文初祖”，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至今已有五千余年。

现在，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究竟有多么久远？研究者的说法虽还并不一致。因为，这涉及到对于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科学界定，涉及到对于历史文献记载的重新认识，涉及到考古研究的发展性认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研究者们早已摆脱了顾先生“东周以上无史论”的疑古影响，认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远在黄帝战蚩尤之前。

例如：桑干河流域的于家沟发掘与研究，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于家沟遗址的发掘几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者陆续在大量埋藏楔形石核的黄土层中发现了十余件陶片。香港中文大学热释光年代实验室所提出供的有关它们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1700年左右”，⑦这证明中国农业生产早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前就已经开始，而不是此前所认为的六七千年。

以桑干河流域细石器为源头而发展形成的玉器文化、以及红山文化、大地湾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相继发现与研究，都证明，中国，不论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其进入文明时代远“在黄帝之前”⑧，也就是距今5000多年以前。而按《竹书纪年》、以及建立中华民国政府时候的纪年考据⑨，黄帝肇造大一统的国家之制，则是在距今4700年左右。

因此，无论是从《山海经》、《周书?尝麦解》、《史记解》、《史记?五帝本纪》等古文献记载而言，还是从考古研究而论，说黄帝战蚩尤是野蛮时代的“争地盘”，“无谁是谁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者的妄说，就只能是故意曲解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

因为，道理是很清楚的：说黄帝战蚩尤是野蛮的争地盘，那我们尊轩辕黄帝为“人文初祖”、“文明始祖”又怎么解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又怎么解说？事情就是这样：对蚩尤的肯定，就是对轩辕黄帝的否定；言黄帝战蚩尤是“野蛮时代”的掠夺战争，是“争地盘”无所谓“谁是谁非”，就是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是否定轩辕黄帝“文明始祖”的历史地位。因为，如果黄帝不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而是依血缘关系而言的“始祖”，不但中华民族的56个兄弟民族不会承认，不会服气，就连汉族也不会承认，不会服气！

为什么呢？这道理极其简单：历史上的黄帝战蚩尤，不会是两个人的打架，而是由两个人为统帅，各自指挥了千军万马的一场持续多年的大战役，否则，为什么蚩尤要在距黄帝都城（历史上称“青丘”、“轩辕之丘”、“涿鹿城”）不足5公里的地方建造蚩尤城（《山海经》称“凶黎土丘”、《晋太康地理志》记曰“蚩尤城”）呢？而只要是千军万马的战争，其参加者、未参加者都会生育后代子孙。由此推论，不仅中华民族不是由黄帝一人的后代繁衍而来，就连汉族都不是如此形成，汉族成员中真正按血缘关系而论的“黄帝子孙”，顶多也不过是几十万分之一！如此，又何以言民族始“祖”？

如果否定“文明始祖”这一特殊义涵，而是按历史的久远而言，比黄帝更早的，还有“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华胥氏”、“大庭氏”、“柏皇氏”等等，你这所谓“三祖”够数么？

就是按任昌华先生的所谓“民族团结”为标准，蒙古族大概会提出增加“成吉思汗”的意见，如此，提“三祖文化”的任先生又如何处置？

“文化”是“文明而化之”的一种省略性词语，此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⑩所以，“文化”是指自有人类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文明始祖”指的是这位始祖在哲学理论的弘扬、应用和发展上，在典章制度的建立上，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的制定上，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上，在社会教化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以及衣、食、住、行的解决与规范化等等方面，都做出民历史性的伟大大贡献！而绝不是凑上三个历史人物，否定了文明教化内容，“三祖文化”的提法就能成立的！所以，所谓“三祖文化”之提，就是百分之百的不知“祖”义，不知“文化”为何指的一种胡说八道！

二、捏造并批判“大汉族主义”是别有用心

提出“三祖文化”口号的两个人，无一例外地都编造说，中国的历史上有什么“大汉族主义”存在，这个“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压迫了少数民族，颠倒黑白，歪曲了中国的历史。

这种论调，先是涿鹿县前旅游局副局长赵育大先生在1995年提出，到了2003年县委副书记任昌华不仅重弹旧调，而且又界定为：“先秦以后的华夏大汉族主义”。说“由于先秦以后的历史典籍大都站在华夏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不仅把蚩尤排斥在始祖之外，而且对蚩尤进行了丑化和误传。使得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不少兄弟民族感到不舒服、不服气。因为在我国，除个别外来民族外，大多数少数民族如苗族、水族、布依族、瑶族等等，均自崇蚩尤为始祖。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显然出现了分根〔歧〕和不和现象。”

好家伙！为了自己独出心裁地提一个文化口号，不仅凭空捏造出历史上有什么“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几千年”，压迫了少数民族，颠倒了历史的黑白，而且搞得“大多数民族如苗族、水族、布依族、瑶族等等”“感到不舒服、不服气”！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才是真正的颠倒历史黑白，是假民族“团结“之名义，而客观上煽动民族仇恨情绪，人为地制造民族分歧，与党中央建设和谐社会唱对台戏！
凡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民族的历史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漫长历史过程，它从原始社会的血缘家族、氏族、经过部落时代的分分合合，逐渐形成原始民族，原始民族在社会生产、生活、灾变、战争、迁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又开成古代民族。在中国，这些古代民族如匈奴、鲜卑、乌桓、林胡、楼烦、丁零、月氏、乌孙、柔然、敕勒、突厥等等，还分别建立过大大小小的民族政权。也正是由他们的建政过程，又客观上造成了这些古代民族的不断分化与融合，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之中，又形成了新的现代民族。在中国，现代民族的定名，蒙、汉、满、回、藏几个民族早一些，最早开始于元代。而绝大部分民族的定名，则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所以，在中华民族所包含的56个兄弟民族之间，绝大数没有人种差异，而只有一些因长期在不同地域中生活，因为自然条件的差异，产生一些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的不同。但是，“若追溯历史渊源，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为血肉相连的关系” ，根本就不存在56个兄弟民族各有一个“始祖”的问题，否则，何以谓“兄弟”？如果照任昌华的“理论”以推，只有56个兄弟民推出56位“始祖”才会“感到舒服”？真要是搞出56位“始祖”来，中华民族大家庭就会出现分裂，就会化为乌有，就会陷入一种历史性的悲哀与悲愤之中，何有“舒服”可言？！

将以文化认同为内涵、定名只有几百年而很少当政的汉族，硬要诬其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颠倒了历史的黑白，直搞得“不少兄弟民族感到不舒服、不服气”的指控，才是真正的无中生有、别有用心、颠倒历史黑白的一种诬陷！如果不承认这种客观效果，请拿出指控“大汉族主义”的历史事实来！请拿出你提“三祖文化”口号之前，“不少兄弟民族感到不舒服、不服气”的具体事实来！没有事实，就是造谣，造中华民族不团结的谣言而广为宣传，唯恐天下不乱！人民给你的公共权力和物质资源，难道就是让你这样用的么？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按照任昌华、赵育大的提法反对“大汉族主义”了，对此，我已在《三评“三祖文化”》一文中，举了三个事实例证。对此，两位先生难道还无负罪感吗？

木風郎

三、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容许任何人挑拨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团结的伟大民族。这种团结和凝聚精神，完全是由于一种博大精深文化认同所造成，而不是来自武力强迫，以及谁主导和谁服从的关系。这一点，就连美国的史学家都承认：“很多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相当坚固和稳定的帝国；虽然那个帝国包括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并且被子外来的侵略和内战所干扰，但是它却是统一的，被一种浸透到了各个部分的共同文化团结在一起。”

关于中华民族尊轩辕黄帝为祖的问题，我在自己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与中华文明》中一再指出：第一，这是从五帝时代起，经夏、商、周、秦、汉以来，由国家祭祀典礼而形成的一种历史存在，绝不是由任何个人说了算的，任凭他是秦始皇也不行！第二，它是黄帝吸取战蚩尤平息臣下叛乱、战炎帝制止兄弟争权分裂的历史教训，一统中华、合符釜山、定都涿鹿、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之后，实行帝位、官吏选贤任能、民主监督、倾听百姓心声的民主社会制度为依据，依发展农业生产，增创和统一文字，推广养蚕织造，制定典章法律，发展天文医药事业，制定伦理道德规范，制定音乐制度等重大历史功绩为凭据的“文明始祖”。孔子对此评价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种和谐社会建设，正是我今天所追求的。

否定了黄帝的这些成史功绩，就是否定了黄帝战蚩尤、战炎帝、釜山合符、定都涿鹿的伟大历史意义！换言之，我们中华民族尊黄帝为民族的“文明始祖”，就是否定落伍的血统论，而遵从文化与文明。遵从文化与文明，才是中华民族得以团结、凝聚、勤劳、勇敢的实质。所以，否定了这些，涿鹿的历史遗址也就成了没有了任何文化与文明内涵的黄土堆！

我们的结论是，黄帝战蚩尤是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多祖论就是无祖论，蚩尤连苗族的先祖都不是，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中华民族的团结容不得任何人随意挑拨！挑拨民族团结者，就是历史的罪人！


注释：
① ② ③ ④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1996年第1期《先秦史研究动态》，第59页。
⑤ ⑥  任昌华：《“三祖文化”始说》，载涿鹿县旅游局、“三祖文化研究会”所印的宣传材料《千古文明开涿鹿》，第21～22页。
⑦  梅惠杰：《旧石器考古的圣地——泥河湾盆地无古人类寻踪》，载《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⑧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1996年第1期《先秦史研究》，第23页。
⑨  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职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
⑩  《周易?贲?彖传》。
     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
  〔美〕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1年修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