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还要走红毯？太可怕了 “中德作家论坛”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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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隆重的歌舞表演、被媒体重重包围的红毯，中国作家处之淡然，德语作家们却惊慌失措。莫言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话筒塞到克莱谢尔面前，她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德国作家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中国居然有“作协”这样的机构。

摄像机对准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照相机闪光灯也闪个不停，把这位德国作家吓坏了。

2013年9月1日，由社科院外文所、柏林文学研究会（LCB）联合主办的“中德作家论坛”开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中德作家论坛。当日，主办方特意安排了一场欢迎晚宴。

论坛主办方显然花了心思，中方邀请了莫言、贾平凹、劳马、刘震云、阎连科、李洱、苏童、毕飞宇……他们的画像放在会堂的左侧，莫言一走出来，会场响起了掌声。

面对隆重的歌舞表演、被媒体重重包围的红毯，中国作家处之淡然，德语作家们却惊慌失措。莫言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话筒塞到克莱谢尔面前，她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我是作家，不是明星。在德国我们从不这样，这太可怕了。”克莱谢尔事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开幕那天，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站上讲台，向大家许诺：这将是场“互相凝视、互相发现”的交流。但不久，德国作家舍尔克·法塔就失望地发现，他根本没机会与莫言“凝视”——两天的论坛，莫言只出席了两次：一个早晨和一个晚上。

“莫言就像个神一样。”法塔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见到他我才知道，想跟他说句话，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论坛后有一天参观游玩时间，法塔决定在长城上找机会和莫言好好谈谈——就像论坛手册上写的那样：“在大自然中自由漫谈”。但他随即又一次失望：只有两位女作家一起去了“大自然”——方方和金仁顺。

中国人也不满意，他们盼望的德国文坛众“神”并没有出现。“君特·格拉斯85岁了，他飞不动了。马丁·瓦尔泽本来要来的，可惜生病了。赫塔·穆勒讨厌社交，她不喜欢这种场合……”LCB主席雅内茨基摊摊手，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克莱谢尔、法塔，以及前来参加论坛的另外八位德语作家——尽管在欧洲，他们都是得过德国国家图书奖、毕希纳奖、柏林文学奖等奖项的“熟面孔”。

即便是中国作家们，对他们也知之甚少。论坛上，有人问张悦然最喜欢哪位德语作家，张悦然欣然答道：“写《香水》的。”十位德语作家相当震惊。《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的作者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位1980年代后期昙花一现的流行文学创作者，根本不登大雅之堂。

“这只是第一步。中德作家论坛才刚刚开始，以后会好的。“法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至少见到他们的面孔了。我想要和我的中国同行谈话、不停地谈话。我很好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他居然问一个外国人，这是不是真的

一定程度上，决定哪些当代德语作家有机会在中国成为“熟面孔”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卡夫卡小说全集》主编韩瑞祥。他的另一个身份是LCB的“选本评审”。每年，LCB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联合翻译出版两本当代德国小说，韩瑞祥负责选本，并与两家机构共同决定选择哪两本。

如果中方出资，一本三百多页的长篇小说翻译费大概是两万元。如果是德方出资，可到三万至四万元。低廉的稿费决定了翻译团队规模很小。全中国专业翻译德国文学（非德语文学）的只有大约十几人。人力不足，导致了每年能够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德国文学屈指可数。

韩瑞祥选本，标准有四条：一、作品在德国引起普遍关注并获得有影响的文学奖项。二、作品代表当今德国文学创作的新发展趋势。三、该小说题材有可能被中国读者喜欢。四、他本人的文学趣味。

整个2012年，韩瑞祥都在翻译克莱谢尔2008年完成的小说《上海，远在何方》——中国题材，又得了约塞夫·布赖特巴赫奖等众多文学奖，是个理想的选本。

二战期间，犹太人在欧洲无处藏身，能让他们安全的地方是当时不需要任何签证的国际港口，上海是其中之一。

1980年，克莱谢尔跟随一个德国作家团来到上海，遇到了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老太太。

“二战”开始，老太太一家带着十个帝国马克流亡到上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虽然生活贫寒，但至少他们不会被“种族灭绝”。克莱谢尔并不是犹太人，但犹太移民的故事激发了她的兴趣。

和大部分德国作家一样，克莱谢尔是个学者型的作家。她拥有科隆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从上海回去后，克莱谢尔开始做犹太人流亡上海的相关历史研究，此后30年，走遍了全世界的主要档案馆，搜集了当年流亡到上海的1.8万名流亡犹太人的历史资料。

“战后的德国人都挺自私的，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悲惨经历与遭受的损失。”克莱谢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经过大量的调研，我发现有很多被淡忘了的战争受害者。我开始对那些从没发过声的人感兴趣。”上海犹太人，就是“没发过声”的一群人。

小说的扉页上，克莱谢尔引用了一段流亡者的话：“我们不敢讲述我们是怎样在上海幸免于难的。其他人遭遇了那么多更大的不幸，却没有幸存下来。”

在上海各个大学与图书馆搜集文献的时候，懂德语的中国人开始跟她小声说起“文化大割命”、上山下乡。她记得中国曾在1960年代初遭遇过巨大的饥荒，但当她1980年坐在上海的餐桌前，人们总是问她：“还要添饭吗？”

三十年间，克莱谢尔来过中国五次。在她眼里，中国的变化一次比一次“令人震惊”。

在北京798，她听着餐厅里的音乐，观察身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神情和穿着，他们如何点饮料如何聊天——他们和柏林、钮约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差别。

某种程度上，她感到担忧。“我和一个中国男孩子聊天时，他谈到他的祖父在1957年因为政治原因被捕入狱了。”克莱谢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居然问我——一个外国人，这是不是真的？当年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克莱谢尔停顿了很久，然后对那个年轻人说：“是的，据我所知，这很有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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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大多严谨而学究。克莱谢尔1980 年来到上海，遇到流亡上海的犹太人。此后三十年，她走遍全世界主要的档案馆，搜集关于1.8万上海犹太人的史料，直到2008年才完成小说《上海，远在何方》。 （克莱谢尔供图/图）

只有科学家才能穿越东西德

2010年，韩瑞祥翻译了巴耶尔的《卡尔登堡》。近几年，巴耶尔在德国炙手可热。从1996年开始，这位出生于1965年的“新生代”作家每年都会获奖：德国批评家奖、柏林文学家奖……

“得奖”对德国作家而言，不仅是荣誉，更是生计。比如德国国家图书奖，奖金是2.5万欧元。更重要的是，有了奖，作品就能卖成“畅销书”——在德国，畅销标准是2.5万册。

德国作家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中国居然有“作协”这样的机构，每月给作家们发薪水。“很多中国作家是被养起来的，德国作家是自己闯出来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会造就两种完全不同的作家。”韩瑞祥说。

在德国，赚到稳定的生活费是极少部分作家能做到的事。因为赚钱太难，很多作家不得不单身。除了评奖和销量，他们的收入和名气，只能来自朗读会与奖学金。

许多国家都有朗读会，但德国有所不同。在德国书店或大学，不定期举行的“朗读会”，就像演唱会一样，听众买票进入，门票就是参与朗诵的作家的收入，一次300欧到500欧不等。

德国作家往往觉得，把自己作品中的段落念出来，是让他们舒服的交流方式。巴耶尔就是一个喜欢用“朗诵”来回答一切的作家。和克莱谢尔一样，他有着绝大多数德国作家的典型气质：学究气。

这多少和德国作家热爱申请奖学金有关。如果申请到一笔不错的奖学金，作家就能在几年之内不愁吃穿安心创作。成为作家前，巴耶尔一直都是一名德语文学学者，在贝克大学做教授，研究奥地利诗人梅罗克。梅罗克影响了他大部分的小说创作。

2003年，学者巴耶尔开始构思一部可以把整个德国历史从1940年代讲到1970年代的小说。

在韩瑞祥看来，巴耶尔这代作家，和君特·格拉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已经过渡到对第三帝国以及东西德的另一种反思，“是对战争整个的反思：对第三帝国反思，对盟军狂轰滥炸德国也反思；对东德反思，对西德也反思；对资本主义反思，对社荟主义也反思。”

小说主人公“必须是一位科学家”，因为“东德人除了科学家，没有谁可以迁徙到西德去”。此外，“科学代表了某种可以贯通交流的东西，我想强调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贯穿，而不是它们的断裂。”巴耶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后，巴耶尔写了一个鸟类学家的故事，“动物世界是人类世界的某种映照”。于是，整整五年，文学研究背景出身的巴耶尔不断在图书馆、档案室学习鸟类知识。最终写好的《卡尔登堡》充斥着鸟类学的专有名词，拉丁文的。

为了写好那些自己从未生活过的年代，巴耶尔不断翻找文献，寻找当年城市的图片，架势如同在写一篇历史论文。

韩瑞祥觉得，在中国市场上，德国文学跟英美文学没法比，原因就在于这种“传统思维”。要读懂巴耶尔，读者得知道点东西德历史，还得懂点鸟。哪怕是德语系的中国学生，要读下去也很难。

巴耶尔深谙这一点。上海世博会期间他来过中国，在德国馆朗读《卡尔登堡》，和德语系的教授学生座谈。效果并不好，人们毫无反应——没人读过他的书。他把自己的书赠送给学生，学生们也愉快地收下。但他认为：这些人并非对他的东西真正感兴趣。

“不过在德国，大家对待中文作品也是一样的。”巴耶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他自己就没读过几本中国作家的小说——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残忍的异域风情

一直想跟莫言“在大自然中自由漫谈”的舍尔克·法塔，是个伊拉克德国混血儿。

2011年，韩瑞祥翻译完法塔的小说《黑暗船》。他在序言里评价这本书是“为德国小说注入新活力”的“移民文学”。法塔不同意：“我不是移民文学，我的语言是德语。”

法塔的父亲当年作为伊拉克留学生，在东德认识了未来的另一半，法塔就出生在东德。他既不希望自己的小说被说成是伊斯兰世界的，也不希望被说成是德国的。“我两边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和两边的读者都产生距离感。”法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儿童法塔是少先队员，每天戴着红领巾，吹着小号看升旗，直到今天他还觉得自豪：“你感觉你和整个世界，和莫斯科、和北京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1976年，法塔的父亲揣着伊拉克护照，带全家从东德移居到西德。西德干净、漂亮，和东德完全不一样，法塔心中的社荟主义神圣信仰开始倾斜。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那是个寒冷的夜晚，法塔听到喧哗声。他冲到柏林墙前，看着人们从东德走向西德。“我亲眼目睹了历史的产生，那一刻我明白，一个时代已经结束。我并不怀念东德。”

很多人打开香槟，爬上东德开来的车顶，欢呼庆祝，没有人能在这样的夜晚入睡。法塔走进一个酒吧，里面所有的人都在互相聊天，不管聊什么，不管认不认识。第二天早上，法塔看到成队的车缓慢地从东德开往西德，每个人都想看看柏林墙对面的世界。

法塔一直在“跨界”，不仅是东西德的跨界，还有伊斯兰世界和德国的跨界。

父母离异后，父亲回到伊拉克，法塔常去伊拉克看望。2004年，法塔发现那里已经充满混乱和杀戮，每个伊拉克年轻人都想去欧洲，并且永不回国。

“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如果他不能去欧洲的话，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法塔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因此决定为这些人写本书。

他将这本叫做《黑暗船》的小说分成两部分：“家园”和“新世界”，讲述一个青年逃离伊拉克，又迷失在柏林的故事。黑暗船，既是偷渡船，也是“连接两个世界的部分”。

青年在柏林的生存、挣扎与迷失，源自法塔对土耳其移民的感触。德国大约有两百万土耳其移民，最初的一批主要是来做清洁工。直到现在，“德国人有什么脏活累活都觉得应该由土耳其人做，Ali做这个，Ali做那个。”法塔说。Ali是一个最平常的土耳其名字，就如同中国的张三李四。

“然而Ali的后代们身份已经不同，他们希望成为德国社会的一员，得到一样的待遇，但血统与家庭背景成了他们梦想的障碍。”法塔说。

虽然拒绝被称为“移民文学”，但法塔清楚，他的小说在德国卖得好，靠的还是“异域风情”。这和中国小说在德国的境地一样。“比如《红楼梦》和《金瓶梅》，德国人会看，因为这些作品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世界。”法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个作家写中国大城市的故事，那一定不会被翻译。”

这一点，也戳到了韩瑞祥的痛处。

2011年6月，柏林举办了一场由中德文学学者参加的论坛。论坛上，韩瑞祥向德国听众公开表明：“你们喜欢看的，无非就是那点关于中国最残忍、最原始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13亿人口，有多少作家，多少声音？现在你们只是介绍一种声音，并把这个声音当成中国的全部。”

1988年，莫言的《红高粱》，经张艺谋的改编拍成电影，在欧洲走红。2012年，莫言得了喏倍尔奖，德国人端起他的书。眼中仍是那点“残忍”和“异域风情”。

瑞士太小了

“总是有人提出，作家应该在政治事务上表态。但据我所知，这一要求还从未向牙医和汽车技师提过，药剂师和保险公司雇员也从未被公开这样要求。”

9月1日的论坛上，瑞士作家罗尔夫·拉佩特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我是说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动荡仪》。拉佩特用德语写作，2008年，他的德语小说《游泳回家》拿到了第一届瑞士国家图书奖。

“瑞士太小了。”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时，拉佩特总这么说。瑞士拥有四种官方语言，版图挤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之间。

“瑞士太小了”，所以拉佩特的书，大部分卖到了德国。

“瑞士太小了”，所以瑞士作家不必像德国人那样背着沉重的历史外壳，“我们只有干净的历史”。

“瑞士太小了，”拉佩特说，“而讲故事的人需要一个‘大舞台’。”于是从25岁开始，拉佩特不断跑到瑞士外面去。

和“学究式”的德国作家不同，25岁之前，拉佩特没读过什么书。1969年，拉佩特15岁，他决定不再上学，去做了五年的图像设计学徒，又上了一年艺校。写作生涯从学徒时期开始，十七八岁，感情丰沛无处宣泄，拉佩特全写进了诗歌和短篇小说里。艺校毕业，他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做了四年的设计。

为了跳出瑞士，拉佩特频繁地换工作，专挑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染坊工人、面包师傅……“在瑞士，这样的工作工资其实很高。”拉佩特解释。

每干三个月，他攒够了钱，就出门旅行。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灵感又开始积聚，拉佩特花了三年时间，写了本八百多页的长篇小说，却没有得到赏识——无论是瑞士出版社还是德国出版社。

“这一定不是一本好小说。”拉佩特想，他烧掉小说，回瑞士开了家爵士酒吧。1992年他重操旧业。1995年，他的《走失者之歌》拿了瑞士席勒基金会大奖，他也因此成了瑞士文坛的一名“成熟作家”。

“很多瑞士作家都是旅行家。”拉佩特扳着手指头数：彼得·施塔姆姆游历了钮约、巴黎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他的小说背景也多是这些地方，写《野蛮人的春天》的乔纳斯·路西欧，则把故事背景设定在摩洛哥。

尽管在论坛上振振有词——“我是说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动荡仪”，但拉佩特承认，“瑞士人对中国政治的好奇远胜文学”，这也包括他自己，因为“中国实在太重要了”。

“在德国，你想买太阳能装置，无论是便宜的还是高端的，都来自中国，甚至宜家的大部分物品也是中国制造。”拉佩特滔滔不绝。

演讲结束后的午饭时间，拉佩特连珠炮似的问起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的审查制度：“中国作家把书稿拿到出版社后，谁会最先读到书稿？谁来决定书稿能不能出版？又是谁来决定书稿中的哪些内容需要删掉呢？”

在论坛行程中见到中国作家的时机不多，拉佩特又只能和说着一口流利英文的张悦然对话，哪怕是十分钟的交谈，也让他觉得“又长见识了”。

一次茶歇，拉佩特拉住张悦然，请她做翻译，以便和朝鲜族作家金仁顺谈话。交谈的结果让拉佩特大吃一惊。

“我以为中国小说家只能描写中国如何好、社会制度如何完善。但金仁顺告诉我，她不仅描写乡村穷人，也描述城市底层人。我问她审查的事，她想也没想就回答了，也没有任何人阻止她。”拉佩特说道，脸放红光，“我真是太惊讶了。”

伦桥

懒得看莫言的书，看了有什么用？还不如弄懂一个易经的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