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牢中爱打扮 坐牢也不失“戏子”本色

缤纷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割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在我国历史上，这还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特殊问题。要进行这项工作，首先要解决一个立法问题，才能使审判工作取得合法的地位。在中鞅领导小组及有关的policia xina、检察和法院等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后，于1980年9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割命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任命黄火青为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为特别法庭庭长，同时任命我和曾汉周、黄玉昆3人为特别法庭副庭长，还有一批审判员。连我们庭长、副庭长在内，共35人，其中有8名是各鈱主党派的代表，如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等。黄火青和江华等审判工作的主持者，都是我们党的老同志，他们割命历史悠久，斗争经验丰富，在群众中也很有威望。特别是江华同志，已经担任了较长时间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法律内容和审判工作十分熟悉。他对于这次审判，从方针大计到注意事项，都能及时提出重要的建议，作出必要的指示。后来的重要审判，他都亲自主持，实际上是为我们作了示范。他不直接出庭时，也通过闭路电视随时了解审判情况，对“前台”的工作进行指导。我原来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这次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我们相互间工作配合得一直很好。

　　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5名“文职人员”。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5名原军人主犯。我受命任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黄玉昆为副审判长，还有15名审判员。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员共有400余名，各省、市的policia xina厅长、检察院长和法院院长都来了，部队里也抽调了有关部门的得力干部来担任审判员等工作，集中了强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审判工作的第一阶段是policia xina预审，首先确定受审的案犯究竟有什么罪名。这一阶段的工作量很大，是一件件核实他们的罪行事实，肯定他们的罪状，然后由特别检察厅向特别法庭提起公诉，特别法庭接受后，才能进行审判。这个工作相当复杂，并且不是没有争论的。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究竟审什么、即什么是各个主犯的罪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出现过周折，有个别同志认为林、江反割命集团案是在“文化大割命”中发生的，一是党内路线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同党内的路线错误是分不开的，是由于党内的路线错误才发生的，因此，单纯审理他们的罪行是不好办的。经过争论，最后认为对林、江反割命案的审判，只审理林彪、江青等人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否则就会把党内的路线是非同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割命刑事罪行混淆了。决定只审判有关的刑事罪行，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不然确实是很难开审的。

　　正由于有过这些争论，关于本案的起诉书的稿子，也就反复修改甚至重写，我记得起码经过了30次修改。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定稿后，才将起诉书提交特别法庭。按照法律规定，特别法庭有权接受起诉书，也有权拒绝接受。认为起诉书内容符合事实，证据确凿，就接受起诉并进行审理；如果相反，就可以不予审理。法庭有权不按检察院的意见办，他们是明确分工又互相配合的。林、江反割命案的起诉书由特别检察厅提出后，特别法庭进行了研究，认为起诉是有根据的，就接受了这一起诉书，对所指控各主犯开始进行正式的审讯和判决工作。

　　第一审判庭负责审理的江青等5个主犯的案情，较之第二审判庭的黄永胜等人要复杂得多，江青等人的态度也特别坏。相比之下，第二审判庭的担子要轻一些，各个主犯的罪行都比较明确，态度相对地也比江青等人好些。但是在开始确定哪些人应该是出庭受审的主犯时，也是有过周折和多方考虑的。第二审判庭审理的案犯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其中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吴法宪是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是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是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是林彪反割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但是在林彪的反割命政变阴谋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企图直接谋害毛主席的“小舰队”的活动。这个阴谋组织的头头是林立果，他下边的重要分子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及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林立果与林彪、叶群随机摔死，周宇驰、于新野二人乘直升飞机叛逃未成，迫降后自杀身亡，王飞由于突然事故，又得了神经病，都已无法出庭受审。就在参与上述阴谋活动的案犯中，经过衡量比较，确定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为合理的受审人，通过他将整个小舰队的问题带出来，使他也成为出庭受审的10名主犯之一。在10名主犯中，有9人是中鞅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江腾蛟不是中鞅委员，相比之下地位最低，仅仅作为“小舰队”的代表人物，才列为10名主犯之一，就被排在最后1名。

　　在受领这次任务以前，我们许多人本来都是不大懂法律的，受到党和人民的委托之后，我们都认真地钻研起法律条文来，把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令找来一一反复研读，对照我们受理的案件，看某个犯人符合某条某款，要记得很熟，因为到开庭时就不能临时再去翻看本本，只能说根据某某法的某条某款，某某人犯有什么罪行，并且能针对实际情况随时找到法律根据来回答问题。除此以外，我们还看了一些有关法庭审判的中外影片，对我们要进行的工作增加一点感性知识，对一般的法庭情况和审判程序等，也有点间接的感受。在预审过程中，曾经将讯问各个主犯和旁证案犯的情况，一一作了电视录像，我们在开审前看了全部录像，对我们将要打交道的这批罪犯，预先熟悉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特点和态度表现。

　　在正式开庭审判前，我们还按照实际开审过程，搞了几次练兵性质的预演。在指定时间内，应该出庭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法庭工作人员和法警等等全部到场，又指派了几位同志分别扮演各个主犯，如同正式开审一样，由法警一一押解出庭，程序和气氛要求与真的完全相同。这真是一项既严肃认真，又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开始，要受审的假犯人以他所充当的真罪犯的口气，尽量为其罪行作狡辩，再由审判者依法据理予以驳斥。这虽然有点像在演戏，可是实际上比审真的犯人还难，因为假犯人精神上没有压力，又熟悉案情和认识审判人员，可以钻空子和我们纠缠，审判者就必须能随时治得住对方。记得有一次假扮吴法宪的“犯人”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与作为军事法庭副庭长的黄玉昆过去在空军共过事，两人曾经有过矛盾，这次黄玉昆可能会乘机报复，因此黄玉昆应该回避，不能参加审判。这个意外的问题，使黄玉昆同志措手不及，一时无法回答。我见机稍一思考，马上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有关文件的精神回答说，这次审判工作的人选，是经过人大常委的慎重考虑后确定的，每个人都是受党和人民的委托，来对危害国家的反割命罪犯进行审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报复问题。因此，包括黄玉昆同志在内，全体审判人员都没有回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本法庭予以驳回。

　　在此期间，我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悄悄地看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在抹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我看到张春桥时，还是同他后来受审时一样，靠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带死不活地木然不响。开审前送起诉书给他，他依然如此，装作不理睬不接受的样子，但是在他以为没人看见时，又忙去偷偷翻看，可见他还是心虚得很，却又想故作姿态，也不失其惯耍两面派的阴谋家本色。我见到姚文元时，他正在吃饭。这家伙很能吃，他们那一伙人就数他胖，养得肥头大耳的。后来受审时他常常眼睛朝天连连翻动，半天才说一句话，其实他是在考虑问题，也刁得很。只有王洪文看来精神上完全垮了，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讲什么。这个人出现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文化大割命”中产生的一个“怪胎”。尽管这次审判一直强调要把他们的问题同“文化大割命”的路线错误分开，但是王洪文这个人物的产生、起家和上台，确实很难同党内路线错误分开。按照当时盛行的唯成分论和返动血统论，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等等，本人又学了些上海滩上的吹吹拍拍本事，在“一月风暴”中“偶然露峥嵘”，被江青、张春桥之流发现了“人才”，一下子竟成了天然的“割命派”，甚至理想的“接班人”，被他们又推又抬突然提拔上来。可是他毕竟根底极差，品性很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当初也有人说，如果他本人争点气，好好学习的话，说不定也还是可以的。其实这也是过分善良的主观愿望，事实上他一开始就同江青等人搞到了一起，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早就是江青反割命集团的头面人物。当时毛主席曾经指示他不要同江青他们搞在一起，可是他没有听，反而变本加厉地参与他们反党篡国的一系列重大阴谋活动，与他们结成了“四人帮”。加之他被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忘了自己算老几，终于同江青等人一起成为受审的反割命罪犯。

　　（本文摘自《亲历共和国60年》，陈一然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缤纷

                   江青简历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女。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鈤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榘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当年江青十七岁.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贡浐谠。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1937年秋到延安，后恢复党籍，改名江青。

    1938年与El presi mao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中鞅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1963年起，以“京剧割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割命的发动制造舆论。

    1966年5月后，任中鞅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鞅政治局委员。文化大割命期间，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

     1976年10月，／·共·产·党··／中鞅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

     1977年7月，／·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割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1年5月13日，江青在《人民日报》头版写下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这一天，政治局任命她为中鞅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又写了一句话：“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次日凌晨3时30分，值班护士发现江青上吊身亡。 生命被自己定格在77岁上。6月4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江青的百字死讯。
    当天下午，El presi mao和江青的唯一女儿李讷到医院签署死亡通知书，并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5月18日，江青遗体火化，李讷没有到场，江青的亲属也都没有到场。江青的骨灰盒由李讷保存，一直存放在家中。      

    2002年3月，李讷为了让妈妈入土为安，自掏腰包，花了五六万丧葬费，墓地选在西山风景区的北京市福田公墓，上面刻着：“先母李云鹤之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一年，女儿、女婿、外孙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