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一、二

mephistozhang

到了南京，第一件事，当然是放下行李后，立刻起程奔赴明故宫遗迹。

六朝故都……六朝故都……“六朝”中偏偏就没有把明朝这个大一统王朝包含在内。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哪一朝能与赫赫威名的大明王朝相提并论？尤其是如东昏侯、陈叔宝昏君辈出的南朝，又如何能与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赶出中原的朱元璋类比？

唯一的解释，恐怕就是因为自成祖皇帝以后，明朝迁都北京的原因吧。但无论如何，这个庞大的帝国，也至少总是在这个城市留下了一些印记的。即便因为各种原因，它的影子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也总是比相距更远的六朝要多少深刻一些的吧？

那么，就先从明故宫开始吧。

明故宫的故事，要从十三世纪中叶开始说起了。

那正是一个乱世。元朝在覆亡迁徙，如同刀板上的鱼一般拼命挣扎着。义军四起，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只好从数十年的放荡之中重新尝试捡起他们当初的勇敢和无畏。只可惜，当他们再次尝试面对着这些他们一概不放在眼里的汉人的时候，蒙古人这才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他们曾经耻笑、凌辱、蔑视的柔弱的民族，突然间换了另外一幅面孔；那些层卧拜于路边泥涂之中的、看起来文弱无力的汉人们，居然反过头来，要狠狠地咬他们一口了。

而朱元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

1367年的朱元璋，已经自封为“吴王”，都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虽然他尚未称帝，但是他还是决定于石头城开始为自己修建一座宫室。新宫殿的选址就在元集庆城——亦即南宋建康府城东门之外，钟山之南。第二年九月，新宫落成。而这座宫殿落成时，它的主人也已经换了名头。它已经不再是吴王宫殿，而变成了大明皇帝的禁宫。

洪武年间，这座气势非凡的宫殿历经扩建与增筑，虽然由于当初选址不慎，内廷的部分建筑立于被填平的燕雀湖之上，即便施工时多方留意，于地基内也打入了木桩巨石铺底，日久之后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沉降。殿室前高厚低，企鹅内宫下雨时易形成内涝，排水不易，但是无论如何，这座庞大的宫殿也的确昭显了新王朝的开国气象。当然，从结果来看，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也的确从延续时间上要比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要长很多。

遥想当初的大明禁宫，朱柱黄瓦，紫光流雾，纵是位极人臣一方诸侯为王，纵是出警入跸起居钟鸣鼎食，一至此地，便会有当年刘邦见始皇帝出巡时的那种感慨吧。

大丈夫，真当如是也！

只是为什么，时间刚刚过去了七百余年，如今的这座宫殿，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午朝门和五座金水桥，尚无声伫立于此？

如果非要找出些理由，南京明故宫的衰败，也的确有其特殊之处。通常上来讲，改朝换代是破坏一个王朝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的最快速的方式，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多沦为充满了暴力美感的变态行为。想想项羽焚咸阳，想想隋军平毁建康城，想想李自成烧毁北京故宫的例，便知一二。只明南京故宫稍有不同，它的衰败，并不源于明亡清兴抑或明末农民起义，而源于两个人之间的争斗。当然了，这两个人并非是普通寻常百姓罢了。有关他们之间的胜败恩怨，数百年过去了，民间官方仍然争论不休。

朱棣与朱允炆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相比起生于军旅之中、一直到七岁上才拥有自己名字的朱棣不同的是，朱允炆自出生以来便能与自己的父亲——亦即是皇太子朱标共同生活在一起。他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培养，举手投足皆有风度，性情也与其父相似，温文尔雅，宽大和善。朱元璋虽然也很欣赏朱棣的军事才能，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与延续，朱标的太子地位仍然牢固的很。

假如历史没有开玩笑，而是一步一步地由朱标登上皇位，然后再传位于朱允炆，后来的故事又会是怎么样呢？也许明朝会慢慢地走上一条如同宋朝般的文治道路，许多朱元璋制定的苛政都会被取消或者纠正？比如他为了报复那些支持过陈友谅的淮西百姓们而征收的高额税款；也许那些在随后即将到来的杀戮中受难的百姓们也好、官员文士们也好，都不会丢掉自己的性命，而回平安地过完自己的一生甚至成为一代名臣；当然，对于作为最强藩王之一的朱棣来说，恐怕他能面临的最好结果，就是乖乖地交出自己的兵权，随后踏踏实实地享受他作为藩王所应得的待遇。然后再幸运一点的话，安安稳稳地得享天年，也就是了。

但遗憾的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死。著名的文士方孝孺——也就是很快就要走上历史舞台正面的那位，作挽诗十章为之纪念。其中吟道：“圣子承皇业，能疏四海衰。”到底朱标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四个月以后，朱允炆被推上了皇太孙的位置。十五岁的朱允炆，就这样不得不开始了自己复杂而危险的政治生命。他承受着祖父和父亲的期望与遗愿，也即将要背负起一个庞大帝国的兴衰的压力，当然，还有来自他那位野心勃勃的叔叔、燕王朱棣从他背后投来的、满含深意的目光。

六年后，太祖皇帝驾崩。朱允炆终于登基。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他的父亲幸运。

但事实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也比他的父亲不幸。

朱允炆一如他的父亲一般，决心以“仁”字治国，但是他也没有迂腐到认为他的几位重兵在手的叔叔们会完完全全地支持他。于是，在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的帮助下，削藩开始了。第一个倒霉的家伙是周王朱橚，随后是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岷王朱楩。除去湘王朱柏自焚而死以外，其余四王均被废为庶人。再愚昧的人也会看出，下一个目标除了宁王朱权以外，可选择的，也就只剩下燕王朱棣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得出的了。

朱棣终于无法等下去了。他眼看着朝廷做好了一切准备，剪除掉了他的一个个兄弟。他也知道如果不做些什么事情的话，他绝对会像那几位废王一样被剥得干干净净，甚至连命都不一定能保住。他看看被他通过装疯才好不容易迎回的三个儿子，还有他的大谋士姚广孝、大将张玉、朱能，还有那些他不知花了多少用脑子和心血才养起来的死士们。

反就反了吧，就赌这一把。

他赌对了。从耿炳文、李景隆到平安、盛庸、铁铉，都没能挡住朱棣南下的脚步。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燕，北军蜂拥而入，南京城陷。宫城内火光冲天，朱允炆不知所踪。

正史记载朱允炆死于火中，但大多数人都不支持也不相信这个观点。例如明朝马生龙所著《凤凰台记事》中所述：

“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以备临祸潜出。”

即便是《明史》，也有“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之。”的记录。一直到郑和下西洋，《明史》中都不忘写一句“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录描写的更加详细：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手，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以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故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

这样的记录有点太神乎其神了。假如朱元璋真能预料到建文帝以后会遇到的“大难”，为何不在位时就自己进行削藩？恐怕这样的内容大多是后世文人臆测猜想创作罢了。不过就连朱棣本人，也对建文帝死难一事并不相信。否则他就不会派胡濙四处探访，一直到永乐二十一年，胡濙自江浙湖湘匆忙赶回北京，永乐皇帝当时在宣府军中连夜召见了他，两人一直谈到四更，自此朱棣释然，两人的恩怨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对于这段接见，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记录，但那夜二人到底谈了些什么，胡濙是否真的寻访到了朱允炆，也不可能知道了。

一般来说，一段故事总会有个结果，这段故事也不能免俗。仍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二年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流浪在外的建文帝。朝廷也不知真假，便在宫中找来一位当年侍奉过建文帝的太监吴亮来辨认。建文帝一见这位老太监便问道：“汝非吴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鹅，弃片肉於地，汝手执壶，据地狗餂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视之，持其踵，复哭不能仰视，退而自经。”

总之，建文帝逃了也好，未逃自焚死也好，二人之间的故事也就到此了。朱棣修复了建文帝举火焚掉的奉先殿，但实际上，他早就将目光移向了北方。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次年朱棣迁都北京，自此南京宫殿不再使用，但至少仍为留都宫殿，委派皇族与内臣管理。到了宪宗朱见深成化十六年间，他下令“南京皇城内宫不许重修”，遂任由宫室倾颓。万历三年，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记述南京宫殿荒芜之貌：

“迨今唯睹城郭崔嵬，而宫阙荒芜，殿阁止存武英、奉先，犹旧物也。”

应该说，这算是明故宫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损毁吧。由于无人照看，宫室多处塌毁，自然灾祸导致的损害更是严重：

宪宗成化二年九月，南京御用监火；

三年六月，雷震南京午门楼；

二十一年五月，南京大风拔太庙树，摧太祀殿及皇城各门兽吻；

世宗元年七月，暴风雨、江溢，郊社陵寝食阙城垣皆坏。

不过似乎随着南京故宫的衰落，大明江山的气数，也算是到了尽头了。甲申之变后，明朝基本可以说是已经覆亡了。随后到来的，是清军的南下。多铎率军屠扬州亡嘉定，南明政权崩溃。顺治六年，明故宫午门前筑起八旗兵驻防城，十七年，又改建驻防城，两次建城均拆下皇宫内的材料用于工程，使得明故宫变成一片废城，城内多出没蛇虫，令人唏嘘不已。康熙皇帝南巡时亦有“一代规模成往迹，千秋兴废逐流波。宫墙断缺迷青锁，野水湾环剩玉河”的诗句。而清末的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等人为修新宫再复拆剩余宫殿墙瓦。自此一变，明故宫几无一墙一柱存世。建国后，又为了保护剩余残留古迹和节省土地，将百余石础全部掩埋。现在的明故宫公园所占面积，仅剩下当初三大殿所在区域而已了。

忆当初盛极一时，到如今尽如过眼云烟。南京故宫其实只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便衰败了。到现在仍有学者对此唏嘘不已。许多人也对朱棣迁都之事的原因有着诸多看法，以为他不安于孝陵和懿文太子陵寝即位于南京，自己推翻了正统的建文帝而篡位，于父皇兄长灵前总是不安；也有人以为他当年就藩于北京，亲信部众多年经营于斯；也有人以为其的确欲以天子之身镇守国门，尤其当时北方瓦剌鞑靼作乱仍不停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论如何，南京故宫的命运和它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也许也就仅有这么多而已了。

也的确，在经历了明初太祖皇帝屠戮功臣和成祖皇帝诛杀建文旧臣的血腥之后，但凡是谁都会感到一丝疲惫吧，更何况这不能言语的一砖一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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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之前已经连篇累牍地提到了靖难之役的两位主角的前前后后，那么也不得不提一提其他人的下场了。

应该说，靖难之役除了让我们记住了朱棣和朱允炆以外，更能让我们记住的三个人，是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作为太祖皇帝托孤的三大重臣，从人格的角度来说，朱元璋的确没有为他的孙子选错人。尤其是方孝孺，年少成名，朱元璋对其也颇有好感。《明史》中也曾经记载过这样的内容：

“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

以朱元璋的睚眦必报和刻薄而言，能做到“见其名，释之”，应该说明方孝孺的确给他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而且尤其是这大约也说明了方孝孺本人并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吧——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手下才会得到重用。不过在我看来，这也许就为后来建文帝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事实证明，只凭几个书生，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就这一点而言，也许朱元璋的确留错了人，而建文帝又用错了人。

朱棣攻破南京后，三人均被俘虏。《明史》记载，朱棣命方孝孺草诏告天下人新皇登基。方孝孺慨然拒绝，并于纸上大书“燕贼篡位”四字，随后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勃然大怒，命“磔诸市”，宗族亲支前后坐诛者数百人。

许多史籍称方孝孺于庭上质问朱棣后，朱棣以诛九族要挟方孝孺。方公愤而大呼：“诛吾十族又如何！”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诛灭十族的人。就各种史料记载对比而言，很难说清此事真假。像《明史》这般被满清皇帝以及以张廷玉为首的编撰者大加修篡的史料都未有记载所谓“诛十族”之事，恐怕大约是后世同情方孝孺者编出来的故事罢了。不过考虑到类如《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又均对“灭十族”之事有明确记载，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朱棣屠杀建文旧臣死难者甚众一事，绝非虚假。

我们可以稍稍看看靖难之役之后，建文旧臣们的下场：

黄子澄，凌迟，灭三族；

齐泰，凌迟，灭三族；

练子宁，凌迟，灭族；

卓敬，凌迟，灭族；

陈迪，凌迟，杀子。

诸多死难，难以一一列举。除此以外，鲁迅先生当年曾引用过《南京法司所记》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建文旧臣的家眷们所遭受的惨痛经历：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不过根据后世分析，如黄子澄之妹，铁铉之妻等发送教坊司，并非是让她们去从事妓女行业。教坊司是官方管理乐籍人员的机构，而非是官方妓院。在古代由官宦人家贬为乐籍贱民，已经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了。《南京法司所记》中所记载的“转营”等事，恐怕言过其实。不过即便到了仁宗年间，仁宗皇帝朱高炽下令赦免建文诸臣家属并命他们脱去贱籍，二十多年的时间，也已经让他们的身心都收到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了。

但话又说回来，在名相辈出的明朝，方孝孺先生的做官水平实在是一般。请不要误会我所说的这个做官水平的意思。做官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门艺术，既不同于简单的官僚，又不同于最基层的小官小吏的为官方式，而是一种既能保全自己不被大体来说并不那么清明的所谓“体制”所吞噬同化，又可以手握相当的权力而成为这个国家官僚体系机构的驾车人，甚至是拯救者之一。这点，方孝孺没能做到，齐泰、黄子澄没能做到。他们试图秉承着中国古老的礼法和为人、为臣方式去协助同样在政治上仍显得幼稚的朱允炆去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结果无需赘述，1402年的血腥已经证明了，书生误国，并非无理。

这一点，恐怕即使方孝孺并未被杀，也很难明白了。幸好，在他身后的大明王朝里，还多少有些人明白了这一点。于谦、李贤、李东阳、徐阶、张居正……其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陶行知先生、以及当年鈤本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等人的偶像王阳明了吧。这些人屡屡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间，解瓦剌土木堡之变；除徐有贞、杀石亨、曹吉祥以解夺门之变后的混乱官场；诛刘瑾；实施万历新政；平宁王之乱……正式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大明帝国才能在各种极度困难的局面下踽踽前行，所谓“知行合一”，莫过于此。

与他们相比，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单纯的可爱，也有些可笑。他们的单纯，还有建文帝的单纯，就注定了，朱棣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而历史总是这么的有趣。

二百余年后，大明帝国在满洲铁骑和农民“义”军的蹂躏下土崩瓦解。李自成攻入北京，思宗烈皇帝自缢于煤山之上，随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皇太极率军入关，弘光政权于风雨飘摇中建立起来。一位同样满怀忠诚之心、却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人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这个人就是史可法。

据传言，史可法的母亲在生史可法的前一天的晚上，梦到了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也的确，虽然这样的传言并无根据，但是史可法所处的时代与文天祥所处的时代颇为相似，国家危如累卵，内忧外患，朝中有奸臣把持朝政，外则有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威胁。崇祯元年，史可法进士及第，开始了他十七年的为官生涯。在这十七年中，慢慢地，他逐渐靠向了当时朝廷中两大党派中的一方。这事实上也就宣告了，他也无法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也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不仅仅是史可法一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党派，这个国家的悲剧。

东林党，在明朝后期俄然崛起的党派。必须要承认的，东林党在建立之初，还是为扭转士风气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他们在讲学中崇尚能够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内容，喜欢讨论如何解决官僚腐败的问题，以及当前国家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状况。但自神宗-光宗朝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之后，亦是在东林党逐步击败浙党、齐党、宣党等其他党派之后，东林党的某些本质发生了变化。我个人仍然是肯定东林党对道德高度的追求的，但是不得不否认的，是东林党逐渐开始表现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善恶必然两分”的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就像是一种洁癖，他们试图建立起一种完全清明的、理想化的政治制度和朝廷，但是很遗憾的，水至清则无鱼，东林党的悲剧，是他们自己慢慢酿成的——更何况，那个时候，还有另外的一个大党能与他们一争，这就是横贯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的阉党。

所以，自光宗皇帝登基仅一个月驾崩后，大明帝国的根基在两党争权之间松动了——不，或许是应该说，就几乎被彻底破坏了。崇祯皇帝无论如何励精图治，都无力以一己之力挽救大厦将倾的局面的原因，除了接连不断的天灾以外，东林党人当政而无所为，也要承担极大的责任。

也许，你会认为此事与史可法并无关联，但是事实会告诉你，又正是因为东林党和复社与阉党残余力量阮大铖以及朝中重臣马士英等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南明弘光政权才会在拥有着远远优于当年南宋面对蒙古时的局面下迅速分崩离析。先是就拥立谁成为新任皇帝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紧接着，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因“太子案”而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率领大军自武昌反攻南京，手足无措、被东林党人硬成为“阉党”的马士英被迫调动江北四镇兵力抵抗，而史可法身为督帅坐困扬州，竟连一万人的部队都无法调动。这才有了多铎率十万大军攻扬州十日破城的结果。

据后世学者考证研究当年史可法守扬州的布防图，有相当多的人支持的说法是，史可法于军事上实在才能一般。不过恐怕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纵然是袁崇焕、孙承宗在世，大约也无回天之力了。有明一代党争不断，至明末越发进入高潮，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悲哀。

扬州城破后，史可法欲拔剑自刎于城上，却被将官救下，抬下城楼后正遇清军入城。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遂于多铎一见。多铎反复劝降，史可法大义凛然，答之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不可杀戮！”随后引颈就义。但可惜的是，史可法最后的意愿却都没有达成。多铎为了报复同明军一同守城的扬州百姓，竟下令清军屠城。《扬州十日记》内记载，曾富饶平和美丽的扬州城，“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八十万人死难，天地为之变色。

史可法所收养子史德威遍寻养父尸骨不见，只得将其衣冠依史可法生前所托，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上，亦即是现在的史公祠内。如今梅花岭已经难见梅花，但是史公一丝正气犹存，也便足矣。只是每当想起明末种种党争所酿恶果，就不免唏嘘不已。但若魏忠贤未能当政，但若东林党能一心为国而无权争私欲，历史又会是一番什么光景？

只可惜，历史永远容不得“假设”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