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转贴一本书在这里--《黑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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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写的内容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所以我想将全书转贴至此供大家评论。
作者系北方人士，文中可能会出现对南方人的一些蔑视，不过总体来说还是一本很让人震憾的作品，不是在于文笔，而是在于他的纪实性。
希望所有读这本书的人都能从中领悟到人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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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在欧洲

作者:刘项原来不读书(田力)


据1993年3月欧洲时报载：巴黎警方查获13名从中国温州地区偷渡到法国的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拒绝

遣返，集体聘请律师与警方对簿公堂。律师的精彩辩护最终为这些中国偷渡客赢得了居留权。在其洋洋万

言的辩护词中，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打动了法官以及整个陪审团——
    “这13位中国人只不过是渴望过上一种比巴黎最穷的穷人再稍稍穷一点的生活……”

                                                                           题记


楔子



这一天，布拉格国际机场还如往常一样宁静。
这里不是重要的航空枢纽，来往的旅客并不很多。今天最大的团队应该算从曼彻斯特来的一个中学生铜管

乐队了，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到来使候机楼里短暂地热闹了一下，但很快就又安静下来。等待乘机的旅客

们有的在办理登机手续，有的在逛候机楼里的迷你商店，有的在咖啡吧里喝咖啡，有的就干脆在打老虎机

。
巨大的电子显示牌在哗哗的翻动，红灯不住地闪亮，告诉人们又有什么航班在布拉格降落或起飞。
两个中国人走到电子显示牌下边，仔细地查找着他们要接的航班。
显然找到了，而且已经在降落，因为他们急急忙忙地向乘客出口跑去。
谁也没有注意到，还有一拨儿中国人也走进了候机楼。

在布拉格的一个小酒吧里，我正在和林海光喝啤酒。我们虽然做着不同的生意，但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知道他在捞偏门儿，他也多次劝我扔下纺织品生意跟他做。这不，今天他又旧话重提了——
“我说老田呀，你那破生意有什么劲呀？扔了吧，和我一块儿做。多了不敢说，我保你一年挣一百万——

美金呀！”
我喝口啤酒，说：“月黑风高的勾当我可干不来呀。”
林海光不满意了，“怎么说话呢？”他伸出白皙的手说：“干干净净。”
我一笑：“那怎么会挣这么多钱？”
林海光拍拍脑袋：“靠它呀！三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今天就有一桩大生意成了，这样吧，明天晚上

我请你去希尔顿吃牛排，到时候掰开揉碎了和你说。”
我说：“好啊，你也该请我吃饭了，我记得都是我请你的。”
话音刚落，林海光的手机响了。他打开电话，神色渐紧，只说了一句话：“我马上去！”
关上电话，他着急地对我说：“老田，你赶紧送我去机场！”
我一边起身一边问：“来什么贵客了？”

大街上，我把车开得飞快。
林海光还在一边催我：“再快点！再快点！”
我大声说：“你以为我是詹姆士·邦？”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把油门狠狠地踩了下去。
迈率表已经越过了140。
我一辆接一辆地超车，循规蹈矩的捷克人吃惊地看着我。
前面十字路口黄灯闪烁，我猛冲了过去。
对面车里等灯的捷克人用手拍着自己的脑袋——这是欧洲人说你脑袋有问题的常用方式。
前边就是候机楼了。我问林海光：“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林海光铁青着脸：“现在我也说不清，但愿是一场虚惊。这么着，你先把我放到候机楼前你再进停车场。

”
我一脚刹车。
林海光一跃而下，跑进了候机楼。
我把车开到停车场，刚锁好车门，便听到从候机楼方向传来了枪声！我赶紧往候机楼里跑，迎面都是四散

奔逃的捷克人。
我冲进候机楼，直接上了二楼，往下一看——
一个中国人在血泊里躺着。
另外几个中国人用枪指着十几个显然是刚下飞机的中国人，喝令他们快走。
远处，两个胖胖的捷克警察一边吹警笛一边向这里跑。
十几个留着一样的分头，穿著不合体的西装，每人一个编织袋的中国人已经被押上一辆货车飞驰而去。
我被惊得目瞪口呆！
正发愣呢，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头。我回头一看，见正是林海光。刚想问他什么，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说：

“快走！”
我俩快步走出候机楼。
刚一拐出停车场，就看见几辆警车鸣笛呼啸而来。
在回城的车里，我问他：“这就是你的大生意？还拉我做，明摆着害我嘛。”他不回答我的话，却在那儿

自言自语：“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我拍拍脑袋：“靠这儿呀！”
他毫不理会我的调侃，面无表情地说：“在前边加油站那儿停一下。”
林海光下车了，对我说：“慢点开啊，忙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深夜，电话铃声把我从美梦里惊醒。
我好不耐烦地拿起电话：“谁呀？”
是林海光的声音：“老田，你马上过来一下好吗？我有急事！”
我懒洋洋地问：“你在哪儿呀？我困得要死。”
林海光急切地：“拜托你快一点！我在希尔顿酒店门口。”

我刚把车停下，就见他急匆匆从酒店的转门里走出，快步来到我的车旁，拉开门坐了进来。
我问：“急着请我吃牛排？”
林海光：“赶紧走，没心思开玩笑。”
我缓缓驶上大街，问：“去哪儿？”
林海光：“不好意思，去德国边境。”
我急了：“这大半夜的你让我往德国边境跑？”
林海光一笑：“我已经说了不好意思了嘛，你就走吧，路上我跟你慢慢说。”
我摇摇头，加大油门，很快就驶出了布拉格。
我看了他一眼：“说吧。”
林海光想了想，说：“我这几年一直在带客人，你知道吗？”
我笑道：“什么带客人呀，不就是蛇头赶鸭子吗？”
林海光：“你还懂什么叫鸭子呀？是的，这活儿的利润你难以想象。”
我点点头：“风险也惊人，我亲眼看到了。”
林海光摇头：“不，今天的事情是一个偶然。”
我反驳：“就是偶然也不得了呀。”
林海光同意我的观点：“你说得对，所以，带鸭子有两条严格的纪律，第一是到了出境的口岸时不准给家

里打电话……”
我问：“为什么呀？”
林海光给我解释：“这行也和咱们中国所有的行当一样，充满了竞争。鸭子就这么多，我带走了别的蛇头

就没得带。如果鸭子们在出境的口岸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里他们什么时候出境，难免会传到其他蛇头耳

朵里去。他们就会给口岸公安局报告，说什么时间有多少人要偷渡，一抓一个准。
我不解：“为什么要这样呢？”
林海光：“我带不走了他带呀！”
我问：“你们不都是老乡吗？”
林海光辛酸的一笑：“让我告诉你什么叫老乡？老乡老乡，背后一枪！”
“那第二条呢？”我问。
“也是不准打电话。不准鸭子给国外的亲朋好友打电话。”
我问：“这又是为什么呢？早点通知国外的亲朋好友，也好给你们准备钱呀。”
林海光批评我：“幼稚！你如果给国外的亲朋好友打了电话，告诉你哪天乘哪个航班到达，或者从哪个地

方越境，那么，来接鸭子的恐怕就不是什么亲朋好友，而是全副武装的中国黑社会——今天的情况你亲眼

看到了。”
我：“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林海光：“很简单——鸭子们还没付钱。鸭子在谁手里，鸭子的亲属就向谁付钱。”
我气愤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干？这不是不劳而获吗？”
林海光笑了，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行当，虽然有暴利可图，但也有难测的风险和四伏的

杀机。既然捞的是偏门，就别指望有什么游戏规则可言。据说正宗的黑手党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非

常爱护自己在业内的名誉。但那是产地在西西里岛的洋人，他们经营大规模有组织犯罪活动已有百年以上

的历史。而我们，一切都还在初级阶段。对于特别善于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于

能把西方高雅的台球当做赌具一摆满大街的中国人来说，要求我们的黑社会组织在干活儿时像个绅士，也

太奢侈了。”
“那你这次赔大发了？”我问。
林海光：“是的。我这次不是偷渡，至少从中国到捷克这一段不是。我是花巨款托人从捷克大使馆签证官

那里买来的签证——算算我该损失多少？”
“天呀！”我为他心疼。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已经来到了距德国边境很近的一条盘山公路上。这里是捷克7号公路的尽头，山那边

就是德意志。
我问他：“从哪个关走？”
林海光：“哪个关也不走，从左边进林子。”
我大惑不解：“你不是有西班牙身份吗？可以进德国呀？”
林海光苦笑：“我还有德国签证呢。”
我一边拐进林间小路一边问：“那为什么要钻林子？”
林海光：“我回国带人的马仔死了，临死前说出了我的名字。捷克的所有海关肯定都得到了通报，我从海

关走是自投罗网。”
“就今天中枪的那个？”
“对。”
我们都沉默了。
很快就到了小路的尽头，我把车停下：“山下就是德国。”
林海光下车，说：“我走了，再见。”
我说：“等等。”
我从车里拿出两瓶矿泉水：“带上吧。”
林海光点点头，说：“谢谢，后会有期！”
我目送他消失在密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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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也做一回蛇头

                              


                           一


七年以后。

我和虾米易在布拉格的一个露天酒吧里喝啤酒。
虾米易是我后来认识的蛇头朋友，他当然也是浙江青田人。个子很高，却极瘦，还有些驼背，活像一只大虾米。他的生意顺不顺我不知道，但我的生意顺不顺他却知道。因为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他只要一见面，必要问起我的生意。
虾米易喝一口啤酒：“田老板，生意怎么样呀？”
我叹口气，说：“我求你了，你能不能从今以后别再问我生意好不好？”
虾米易放下酒杯，问：“怎么不能问呀？”
我瞪着他说：“你问一次，生意就下一截儿！你不吉利。”
虾米易笑了：“这怎么好怪我呀？我要冤枉死了。”            
我恨恨地说：“真没法做了，国内棉纱连年涨价，价格优势基本没有了。到了这边又竞争不过你那些做假货的老乡。”
虾米易摇摇头：“田老板呀，我早想跟你说，你根本竞争不过他们的，他们都是自己家里开的小工厂，什么成本都没有。这边有什么好样子，马上就能仿造。没有中间环节，没人从中拿回扣，你能行吗？你的东西什么价儿？他们的东西什么价儿？价格上就能压死你！”
“那你的意思我去死吧？”
虾米易笑了：“怎么会？你田老板是一条大路在眼前呀！”
“愿闻其详。”
虾米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你不会不懂吧？”
“不说废话行吗？”
虾米易：“知道就好，你要发挥你的优势呀。你要拿你的优势和我们的劣势比，而不要拿你的劣势和我们的优势比。”
我也笑了：“我的优势在哪里？”
虾米易：“听说你出国前是Police？”
我问：“那又怎么样？”
虾米易：“你的优势就在这里呀！”
“你有人在国内折了？”
虾米易：“没有。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
“知道，小蛇头嘛。”
虾米易：“还要加个小字，你真刻薄呀。小就小吧。我想你以前大概也听说过，干这行赚钱赚得要死哟！可是现在不行了，外国政府管，咱们自己的政府也管，越来越难了呀！”
“那就换别的生意做嘛。”
虾米易：“这你就不懂了，做惯了这行的人，这辈子不会再做其他生意——做什么有做这个来钱快？做什么有做这个利润大？而且永远是供不应求，中国有十亿农民嘛。”
我指出他统计上的错误：北方的农民饿死也不出去。
他爽快地接受，也不屑与我在无关紧要的数字上纠缠，说：“那就把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傻瓜刨去。”
我无话可说了。
“现在的问题是困难重重。过去我们还可以买关……”
我说：“现在不行了吧？党风在好转嘛！”
虾米易一笑：“不是买不到，是边检要的钱太多，给了他们就没得赚了嘛！”
买关是所有蛇头都熟悉的专业词汇，意思是用重金买通中国武警部队的边防检查人员。这样的事情仅我知道在XX机场就发生过两次，偷渡客浩浩荡荡，排队过关。
“那你怎么办呢？”我问。
“条条大路通罗马，黑了南方有北方嘛。听说田老板在内蒙古颇有人脉，神通广大，出国以前就是Police嘛。头几年生意好的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不敢张这个嘴的。要不怎么年年问你生意好不好呢？你的优势要是发挥出来，在布拉格谁能和你争锋？”
我喝口啤酒：“赶紧告诉你面前的傻瓜，他都有什么优势？也省得他在黑暗里摸索。”
虾米易微微一笑：“你不算傻，就是脑子有点慢。”
我问：“还有救？”
虾米易：“有救。”
我把啤酒杯往桌子上使劲一放，说：“别跟我扯淡！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未必不如你清楚我自己。”
虾米易依旧笑眯眯地：“那好，求你帮我一个小忙。”
“说。”
“能不能把我的客人带到蒙古去呢？”
虾米易的小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
“别跟我提蒙古啊，小心我跟你急！”我气哼哼地说。
“这又是怎么回事呀？”虾米易小心翼翼地问。
“有个青田人叫朱明山的你认识吗？”我问。
虾米易说：“认识，那是个小角色，办不成大事的。”
我给他讲起三个月前的一件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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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京建国门外的小巷里有几家破烂不堪的小旅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离使馆区近——和便宜的价格，深得蛇头们的喜爱。他们带着大批“鸭子”暂居于此，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这些简陋的小旅馆因此而生意兴隆。
我来到永安里中街,推开幸福旅馆吱呀作响的门，立即有一个正在前厅躺椅上打盹儿的
胖老头儿睁开眼睛警觉地打量着我，问：
“找谁？”
一口标准的京腔。
“找418的客人。”
“姓什么？”
我懒得理他，说：“418有十个人，我都找。”
老头儿看我有点傲慢，听口音看打扮瞧长相似乎也不是浙江农民，慌忙站起来给4楼服务台打电话，让他们通知418有人找，麻溜儿着下来接。然后又对我笑眯眯地说：“马上就下来了，您稍等会儿。”
我看见他袖子上有一个红箍儿。
我点点头，环顾四周，墙上几乎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纸片儿，全是广告。有承揽翻译各国公证文件的，有帮助签证的，有推销特价机票的，有专门收发传真的……五花八门，但全同一件事有关——出国。
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胖乎乎的矮个子农民从楼梯上跑下来，问老头儿：“谁找我们？”
老头儿朝我呶呶嘴。
小个子农民来到我面前，用一口蹩脚的青田普通话问：“先生，你找我们？”
我皱皱眉头，“你是418的吗？”
“你是？”
“我问你呢。”
“是，我是418的。”
“认识朱明山吗？”
“噢！”小个子农民欢呼起来，“您是田老板？哎呀，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你十天了！请上楼请上楼。”
我跟随他上楼，他灵巧又欢乐地跑在我前面，不时停下来等我，活像我在布拉格养的那条狐狸狗。

4楼走廊里迷漫着浓郁的厕所味道。这种味道大概有助于睡眠，因为一位老太太在臭气中睡得格外香甜。她伏在楼梯口一张三屉桌上，嘴角溢出一丝涎水，脑袋边儿是一部电话机，袖子上有一个和胖老头儿一样的红胳膊箍儿。
我们从她身边走过，她连眼皮儿都没动一下。
418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有十几张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都是小小的、瘦瘦的青田农民。带我进门的农民用家乡话宣布了我的到来，立刻沸腾了！大家一骨碌都爬了起来，有给我倒水的，有给我递烟的，其余的人就围在我身边。我不抽烟，但很想喝口水，可一看那杯子，便也忍住了。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
“走吧。”我说。
他们倒麻利，每人一个小包儿，拎上便跟我下楼。待他们结完账，我已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告诉他们：“北京站售票厅门口见。”
从反光镜里，我看到他们拦住了一辆大发，争先恐后地往车里钻。司机好像嫌他们人多，还骂骂咧咧的。
到了售票厅门口，早有票贩子鬼鬼祟祟地凑上来，“大哥，要去哪儿的卧铺？”
“呼和浩特，89次，有吗？”
“有有，要几张？”
“一张。加多少钱？”
“40。我们也不容易，落手里连5块钱也没有——方方面面都得打点……”
“打住打住。”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啰嗦，把钱递给他，接过票看了看，塞进口袋里。十个农民也过来了，在站前广场的人流中，我带着这些穿着皱皱巴巴的农民西服、梳着一式分头的小个子们，十分引人注目。不远处停着一辆警车，车上的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我向警察笑笑，扬扬手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啦！”然而没人接茬儿，我没好气儿地对农民们说：
“赶紧去买票，呼和浩特，89次。”
票贩子一看我有这么多人，又跑了过来，“大哥，都是你的人？”
我一笑，“怎么，你想弄俩回去？”
票贩子也乐了，说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满脑袋高梁花子我弄回去有什么用？都让他们买我的票吧，我给您匀点儿钱？”
我不耐烦，说：“去去去，跟他们自己说去。”
票贩子一头扎进农民堆儿里，唾沫星子四溅口沫横飞。没用，农民们都不吱声儿，既不说买，也不说不买。
我觉着怪，就问：“你们都有病哪？“
谁也不说话。
“嘿我说，集体吃了哑药啦？”
领我上楼那个开口了，“朱老板说是大包呀。”
我一听这气呀！原来是指望着我给他们买票呢。我说：“什么***大包小包，你们跟朱明山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愿买票就买，不愿买就不买，我反正是到点走人。”
票贩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从堆儿里钻出来问我：“大哥，怎么回事儿？”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儿呢？跟农民打交道要有耐心，懂不懂？”
“我懂我懂，”他笑了，说：“大哥，你也真不容易，领这么帮玩意儿。”
我看他一眼，“这还像句人话。”
农民们用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叽叽喳喳吵嚷了一顿，看样子是达成了一致：两个农民突然飞也似的向售票厅冲去。
我对票贩子说：“你没戏了。”
“嘁。”票贩子一脸轻蔑。
没多久，俩农民都出来了，沮丧地摇头。
没票。
“能有票吗？票都在我们手里。”票贩子得意地说。
农民们向我们走来。
我赶紧推票贩子，“去去，别让他们过来。”
票贩子重新扎进农民堆儿里，又是一通口沫横飞。
成交了，我看见票贩子一边数钱一边骂街，大概没挣上什么钱。

朱明山也是浙江青田县的农民，职业蛇头。他听当地的华人讲我出来以前是警察，便想方设法托人和我结识。我们通了电话，约好在布拉格五区一个酒吧见面。我准时到达，坐下刚要了一杯啤酒，见他西装革履，翩翩的来了。问他怎么没开车？说是车撞了，正在修理。
从此再没有修好。
他生得白白净净，个子照例不大，很会说话，国语讲得也对付。他又替我要了一杯啤酒，自己却只要了咖啡，而且不加糖，说苦咖啡才有味道。看他那做派，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农民。
“田老板，我有一桩生意，想请你帮帮忙，不知你肯不肯？”他笑眯眯地问。
“说说看。”我说。
“不瞒你说，”他一脸严肃，“我是专门带客人的。”
“什么带客人，不就是赶鸭子嘛。”我说。
“赶鸭子不好听，还是带客人好一些。”他笑着说。
不知道为什么，欧洲的华人都把偷渡客称做“鸭子”。仔细想想，还真挺形象的。跟着蛇头排成一行顾头不顾腚地满世界瞎跑，不是鸭子是什么？
“带客人这个活儿，”他慢条斯理地说，“以前我想田老板也听说过，那真是赚钱呀。可是现在不行了，愈来愈不好做。外国政府管，我们自己的政府也管。就拿我们青田人来说吧，领一本护照都难得很，手续都齐备，什么邀请信，担保书，公证书，都有，也不痛痛快快领给你。要是换张出境卡，那就和登天一样。”
他所说的出境卡据报道目前正在取消的过程中，那是一张附在护照上的小纸片，上面由颁发护照的当地公安局填写你首次出境的目的国。可青田人哪里有什么目的国呀？淘换来一个国家的邀请信，领了护照去签证，没签成，又淘换来另一个国家的邀请信，再去签。这时就需要去公安局更换出境卡，否则领事看都不看就会把你的护照扔出来。
他提出要我帮他把十个鸭子带到蒙古去，怎么去都行，只要能进入蒙古，就给我二十万人民币。
我想了想，问：“有电话吗？”
朱明山赶紧掏出手机。
我看了看时间，国内正是早晨，便拨了一个电话给以前曾经在北方一个边防局工作，刚刚转业到银行的朋友，询问他这样的事情是否能办。
“哪儿的人？”朋友问。
“一水的青田人。”我说。
“青田可是他娘的敏感地区呀。”他说。
“废话，敏感地区才能赚钱。怎么样，能不能办？”我问。
“来吧，小蜜蜂来例假——多大点事儿呀！”小子糙话又上来了。这家伙是个粗人，连中学都没好好上过。仗着老爹当着个什么厅长，硬到边防局混了个现役。人家也不想要他，只是没办法。才干了几年，找个借口就让他退役。退役的时候我曾取笑他：“边防局的人只要从一数到十就能提拔，看来你是连十也数不到。”他倒不恼，晃着脑袋说：“边防局认为我数不到十，可银行认为我能数到亿。抢着要我，行长亲自给边防局打的电话。”
我知道，又是老头子发力了。
又胡扯了几句，我关了电话，对眼巴巴看着我的朱明山说：“成了。”
就这么着，我飞回北京。
我那时有一个想法：政府为什么非要层层设卡不让这些人出去呢？又不是什么能耐人，留着也是害，不如放他们出去祸害外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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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列车准时到达呼和浩特。
我领着鸭子们走出站台，安排他们分别上了两辆出租车。还有两个坐不下，招呼到我车里了。我告诉司机一个宾馆的名字，这宾馆离我家特近。
到了前台，我对小姐说：“有房吗？给他们开几间。”
小姐说有，问我要什么标准的？
我说问他们。
小姐便问。
于是又重演了北京站前那一幕：谁也不吱声儿，一齐看着我。
我烦了，说两个小时之后我来找你们。
扭头走了。
回家洗了把脸换了换衣服，看看时候差不多了，便又来到这家宾馆，问前台小姐我领来的宝贝都住几号房间。小姐撇撇嘴说：“你都是从哪儿领来的呀？一直跟这儿砍价儿，刚上去，306房间。”
我上去一看，又是一个大房间。没有卫生间，没有电话，没有电视。原本只有六张床，又加了四张行军床，把个屋子挤得满满登登的。
我懒得跟他们闲扯，先告诉他们要在这里住几天，我去联系事儿。然后又告诉他们我没收朱明山一分钱，所以，你们也别指望我替你们出一分钱。至于你们和朱明山怎么说的或者朱明山和你们怎么说的，在我这儿统统不管用。
一听这话，他们立刻呜哩哇啦地讲起了家乡话。等了一会儿，乡音渐歇，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鸭子对我说：“朱老板骗我们了，说得好好的是大包嘛。”
所谓大包，是偷渡的一种付款方式。早几年的时候,偷渡活动刚刚兴起,各国政府还不十分警觉,成功的概率很高。因此那时都是鸭子预先一次性把款付清，蛇头才领着他们上路。那时的蛇头真是风光极了，在村里登高一呼，农民们便排队登记交钱。蛇头收足了钱，择个吉日浩浩荡荡开拔，还真像赶鸭子。这几年不行了，各国政府齐抓共管，中国也加大打击力度，三分之一的鸭子折在了半道儿上。人财两空，损失惨重。都是苦巴巴的农民，谁不心疼这么大一笔银子？又都是借的，指望着出去刷碗还呢。
谁还敢再跟蛇头走？
蛇头急了，便立起一个新规矩：大包。具体内容是，只要鸭子跟着蛇头出了村子，所有的费用——在国内的车船旅店、买关吃饭，在国外的中转签证、越境偷渡，均由蛇头负担。不到预先说好的目的国，鸭子不付一分钱。半道儿要是折了，活该。鸭子只赔了工夫，钱没损失——这比什么都重要。对于蛇头来说，首先要尽量缩短在国内和中途国停留的时间，时间越短，挣得钱就越多。我有一个蛇头朋友，他的鸭子在乌克兰困了半年多，赔得他连跳楼的心都有了。其次就是要大幅度提高价格——我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当然要有同样巨大的回报。鸭子们倒也通情达理，一般不讨价还价。到了偷渡目的国之后，一个电话打回家中，款就会付到蛇头在国内的关系人手中。
当然，个别到了不付款的也有，蛇头也不生气，用EMS把鸭子的手指头寄一根回去，请他们仔细辨认。一般都会认出来，所有的事就都解决了。万一还认不出来，这个鸭子就消失了，就像他从未来到过这个世间一样。
我曾向一个蛇头质疑：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他告诉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游戏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儿不成了。“我们那边的人你不知道，赖得厉害。只要有一个人不付钱走了，下次就没有人肯再付钱。我们是靠这吃饭的，而且已经垫付了那么多钱，你让我们怎么办？”他反问我。

我对鸭子们说：“去了布拉格再跟老朱算账，把他剁了喂狗！我走了，你们先自己生会儿闷气吧。”

从宾馆出来，我便去找在布拉格时联络过的朋友。他告诉我此事并不难办，但是有两个关键人物必须搞定：一个是边陲镇边防检查站站长冀，一个是边陲镇边防大队大队长王。我不明白这两个部门的职权范围，朋友介绍说边防大队是负责边陲镇地区的边防管理部门，而边防检查站则是直接检查出入境人员的机构。边防大队是营级，边防检查站是团级，都隶属于内蒙古武警总队边防局。
“那你跟这两个人熟吗？”我问。
“边防大队长是好朋友，彼此不分你我。检查站站长则仅仅是在边防局一间办公室的同事，而且时间不长。这个人不苟言笑，单凭我的力量恐怕不行。”他说。
“那还得凭谁的力量？”
“你。”他说。
“我？可我不认识他呀！”我说。
“他的父亲是……”他说出了冀站长父亲的名字。
我笑了。我不认识他，但知道他的父亲和我的父母非常熟悉。他父亲曾任当地公安厅长，是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情报工作的老同志。我们虽说没见过面，彼此还是应该知道的。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去吧。”我说。
“明晚儿出发。”朋友说。

第二天晚上，我和朋友带着十个鸭子登上了开往边陲镇的列车。在车上我向朋友询问出境的大致程序，他悄悄说：“先得找当地公安局给他们办暂住证，就说他们是来经商做买卖的。边陲镇现在有十几个浙江人弄了个温州市场，专对蒙古人的，生意火得不得了。他们都有暂住证，有暂住证就可以去边防大队领边民证。”
“领边民证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这你就不懂了吧？中国和蒙古有协议，双方边民可以持边民证免签进入对方领土200公里以内活动，以利开展边境贸易。”他说。
“转业好几年了，业务还满熟的嘛。”我夸他。
“那是。”他得意地一笑。
“可咱们既然已经有了边民证，两国政府都同意进入，还找那位姓冀的仁兄干什么？”我问。
“幼稚。我看你是出国呆久了，不了解咱们的国情了。从法律意义上说，有了边民证就可以自由进入蒙古。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蒙古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不能自由进入蒙古。”朋友说。
“蒙古方面刁难？”我问。
“咱们自己刁难自己，冀就是专门负责这个刁难工作的。列车或汽车过境以前，要出动大批边检人员检查护照，查找可疑人员。一旦认为你有疑点，管你是不是手续齐全，一律押回去接受审查。如果不事先疏通好，你这十个小分头保准全被拿下。”朋友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睡吧。”我躺在卧铺上，沉沉睡去。
天亮到达巴掌大的边陲镇，给他们找了个小旅店住下。我和朋友则在另外的宾馆登记了房间，洗漱完毕，用过早餐，先给公安局的哥们儿打了电话，说要办十个暂住证。
哥们儿说才十个呀？办呗！多会儿来办？一张30块，再把身份证带齐了就行。
我说可没有租房的证明啊。
哥们儿说就算在我家住，赶紧着过来咱们喝酒去。
搞定。
朋友挺高兴，说你出去这么多年了，关系还在啊。
“那是。”我说。
“去边防大队，让你也看看咱们的关系。”
我俩出去坐上三轮车——那时边陲镇还没有TAXI，一水的三轮车，不论远近都是两块钱——直奔边防大队而去。
我这朋友真不吹，王大队长跟他真是好兄弟。见我们来了高兴得厉害，非要中午安排一顿不可。席间朋友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他又起立握了一回手。三杯酒下肚，他已满脸红得像着了火。说过几天公安厅长要来视察工作，希望我能给他引见引见，“到现在还是个正营，窝囊透了！”他说。
现任厅长曾经是我老爸的秘书，他们都知道。
我一概应允。
这时，朋友恰到好处地说我也有一件事求他。
他问：“什么事儿？”
朋友说：“田力有几个浙江朋友，想去蒙古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不知能不能给办些边民证？”
他听了先是一愣，已经端在唇边的酒杯也停住了。但马上又一饮而尽，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明天一早拿上身份证和暂住证来办吧，咱们谁跟谁呀？”
喝了个一塌糊涂。
第二天一早，我去鸭子那儿把十张身份证收齐了，一人又要了两张照片——别看鸭子是农民，都挺有经验，每人都备了不少照片。然后根据办暂住证和边民证的收费金额，让他们每人交80块钱。
鸭子们一听出钱就乱嚷，都说朱老板没说过这个费用。我气得脑门儿冒火，说你们***爱出不出，不出就赶紧回家种地去，别误了农时。
扭头就要走。
鸭子们忙上前拦我，说田老板你别生气，咱们商量商量，能不能少一点呀？
一听这话我更气了，***这是想跟我砍价儿呀？那是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定的价儿，跟我砍得着吗？
我说：“得得，别商量。”
推开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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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宾馆坐上三轮儿刚走了几步，鸭子们嘈嘈嚷着追了出来。车夫慌了，说：“老板，他们是不是要打你呀？我拉你快跑！”
我说：“敢，停下！”
三轮车停下了，鸭子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800块钱交给了我。
暂住证和边民证都顺利拿到了，有了边民证就可以免签进入蒙古200公里。不用进那么远，只要能进入一公里，就可以租车直奔乌兰巴托。当然，为了安全起见，我准备让鸭子们在蒙古的赛因山达市下车，这里仍在200公里之内，但交通方便。
看着这十本边民证，我问朋友：“按道理应该没问题了呀，你看这边民证是真的，身份证也是真的，两国的协议也是真的，怎么就过不去呢？”
朋友笑了，说：“可你的人是假的——他们没在这儿经商。边陲镇一共有几个浙江人，边防检查站清楚得很。不就是那个露天市场嘛，总共十七八个浙江人。你这儿呼啦一下就是十个人去蒙古，还个个都是生面孔，怎么可能呢？”
我叹口气，说：“那你赶紧联系那冀站长，咱们马上去见他。”
“已经联系过了，他昨天去边防局开会。”朋友说。
“哪天回来？”我着急地问。
“怎么还不得三五天？他家在呼和浩特。”朋友说。
我算日子，要是三五天能回来还行，再拖就麻烦了。我这次的往返签证只有一个月时间，在家耽搁了几天才去的北京，也就剩十来天了。
刚说去吃饭，朱明山又从布拉格打来了电话，说是去蒙古接应的人提出这十个鸭子的护照上必须盖有蒙古海关的入境章。“否则你就是签好证也走不了，蒙古警方会按非法入境处理，罚款都是轻的！”
我说咱们事先的约定可没这一条啊，当初你说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人弄到蒙古就行。我现在已经到了边陲镇了，又出这妖蛾子，你他妈是怎么回事？
朱明山在那头儿急得要哭，说我求你了，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你是看不见，你要能看见我现在就给你跪下。
“你趴下也没用，我想想办法吧。”我说。
我问朋友该怎么办？朋友说这可难了。我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看这样行不行？出中国境时，咱们用边民证，在边民证上盖出境章。等到通过蒙古海关时就换成护照，让蒙古边检在护照上盖入境章。”
朋友摇头，说绝对不行。“那边儿的边检也不是傻瓜，一看你的护照上没有中国的出境章，根本不会给你盖入境章。当着那么些人，打钱也不敢收。绝对不能这么办，必须想办法盖入境章。”他说。
我赶紧给呼和浩特的哥们儿打电话，七拐八拐，找到了边陲镇旅行社的一位姓于的经理，当下约他来吃饭。
酒桌上，我告诉他我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希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
他略一沉吟，说：“马总给我打电话，让我全力以赴为你们排忧解难，但马总也没说具体是什么事儿。你们和马总是好朋友？”
“铁哥们儿。”我说。
其实这位马总是方是圆是男是女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国内的事情怎么也好办，不就是花钱托人嘛。可你们这件事一下子跑蒙古国去了，这可不大容易。”于经理面露难色。
“马总说了，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儿。”我说。
“马总夸奖马总夸奖。”他挺高兴，掏出电话说：“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
眼见他拨了一大串号码。通了，他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讲起了蒙语。
“成了，”他擦擦脑门上的汗，“每本护照100美元，明天一早我过去办。”
我大喜，问：“你刚才是给谁打电话？”
他说：“是蒙古边检的一个朋友，我们经常办过境游，都熟了。”
我又问：“那你明天去了几天才能回来？”
他笑了，说：“你以为我要去乌兰巴托呀？我就去边陲镇对面的蒙古口岸，叫扎门乌德，中午就回来。”
又喝了个痛快。

下午，我把鸭子们召集起来，给他们讲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说：“按我在布拉格和朱明山的约定，我只负责把你们送到蒙古，至于怎么走，他一概不管。但现在他又有了新问题，要求我必须给你们的护照盖上蒙古海关的入境章。说如果没有蒙古海关的入境章，你们去了蒙古也走不了。我本来可以拒绝他的要求，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具体情况，还是愿意帮你们再办一下。一共1500美元，我知道跟你们要钱就等于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愿上架的鸭子就掏钱。”
鸭子们沉默了一会儿，没人敢出来和我砍价儿。
晚上，我把1500美元交给于经理，——这回没费我口舌，鸭子们乖乖地把钱拿了出来——说：“你点点。”
于经理点了一遍，说：“多了500。”
我笑笑，说：“给于经理的辛苦钱。”
于经理坚决不要，说：“不行不行，让马总知道得骂死！哪有帮朋友办点事儿上来就要钱的？”
我说：“你还必须得要，马总那儿我去说，你要是硬不要，那我的事儿就不办了。”
于经理没辙儿了，只好收下，但还是一脸不安的表情，好象是件多不好意思的事儿。边疆的百姓，心地确实憨厚。
第二天中午，十本盖好了蒙古海关入境章的护照已将拿到了我的手里。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冀不回来，我度日如年。朋友倒乐乐呵呵，拉我在镇子里四处逛。一个万把人的小镇，能有什么逛头？正觉得没劲要回宾馆，他一眼看连巷子里有个理发店，招牌上写着男士洁面。   非要去，只好跟着他去了。
一个很小的房子，一只理发椅子，一张做皮肤护理用的小床，一个颧骨红红的小村姑。见我们进来，小村姑笑着说：“理发哇？”
一口不知道是哪儿的方言。
我问：“小姑娘是什么地方人呀？”
她说了一个地名，朋友说他知道，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你们那地方我去过，穷得连裤子也穿不上。”
小村姑不好意思了，两个颧骨更红了。
朋友笑了，跟我说那地方的女人都这样，他用手指指自己的颧骨，“红二团，老区来的队伍。”
我说你就别废话了，要干什么快干。
他大剌剌地躺在小床上，对小村姑说：“洁面。”
小村姑乐了，说：“行呢。”就去忙活。
朋友不乐意了，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行呢？还不行咋的？”
都笑了。
小村姑问他：“你要用什么洗面奶呀？”
朋友说：“纯天然的。”
小村姑有点为难，她也不知道什么是纯天然的。我说：“你就省点事吧，她们家自己做那猪胰子是纯天然的，你用吗？”
“好好，你随便吧。”朋友对小村姑说。
小村姑先用热手巾把他那满是疙瘩的国字脸擦了一遍,又匀匀地涂了一层洗面奶,然后揉搓起来。她鼻子里有一堆鼻涕，总往出跑，隔个十几秒就得往回吸溜一次。我听着那声音可真烦，又不好意思说她。朋友倒挺惬意，闭着眼睛享受。我可替他捏一把汗——那鼻涕几乎要落在他脑门儿上！又打心里佩服小村姑的绝技——她每回都能在鼻涕要落在朋友脑门儿上那一刹那间把它吸溜了回去，就像高空蹦极似的。
然而，再好的杂技演员，也有失手的时候。小村姑在第99次的时候，没有能够稳稳的吸溜住，两坨清鼻涕亲切地盘在了朋友的脑门儿上。
我禁不住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说：“我的妈呀，纯天然，这回可真是纯天然了！”
小村姑满脸都红了，慌忙拿块毛巾给他擦。
朋友睁开眼，狐疑地问：“笑什么？疯啦？”
我刚想说，看见小村姑一副大祸临头可怜巴巴的样子，心软了，说：“没事儿，我想起一个笑话。”
“神经病。”朋友嘟囔着，又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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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冀终于回来了。
我和朋友急忙赶到他的驻地办公大楼，在门口被哨兵拦住了。问找谁？朋友说找冀站长，哨兵说请等一下，便打电话。讲了一通，又回过头来问我们的姓名。朋友说了，哨兵再次报告，然后对我们笑着说：“冀站长请你们进去。”
站长办公室在二楼，宽敞得很。站长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肩上扛着中校肩章。朋友和他很熟，握手寒喧了一阵，又向他介绍我。于是冀又来和我握手，说：“知道知道，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我去过老爷子家，好像对你出国不大满意呢。”
我笑笑说：“他希望我能和他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
早有小战士进来给沏好了茶摆好了烟。
各自都坐下，冀笑眯眯地说：“有什么事？说吧。”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朋友知道这干系非同小可，早做了缩头乌龟。
“是这样一件事，”我按和朋友事先商量好的故事讲，“我打算在蒙古办一个小厂，服装加工。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服装加工，”说到这句话时我注意观察冀的神色：他一直在办公桌上轻轻敲着的手指头突然不动了。
“是假的，”我继续说：“在那边搞几台缝纫机，租一个厂房，再雇几个蒙古人。把这边半成品当做原料运过去，在蒙古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加工，比如缝缝扣子，钉钉商标什么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冀不解地问。
“嗨，为了避开配额限制嘛，西欧各国和美国、加拿大都对中国纺织品实行严格的配额限制，不让我们大量出口。但是对蒙古的纺织品却没有任何限制，——它根本没有产量嘛。我们在那边做这样一个小厂，就可以拿到蒙古的产地证明书，随便往西欧北美出口。”我为他解释。
他放心了，手指头又开始有节奏地敲击桌面。笑着说：“你们的办法可真多呀。”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过有个问题必须请你帮忙，我有几个合作者，投资人，还有几个工人，想过去看看，边民证都办好了，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说。
“都是哪儿的人？”他问。
“青田人。”我说。
“高危地区呀！”他说，手指头又不敲了。“你为什么偏偏找青田人合作？”他看着我问。
“我倒是想和咱们当地人合作，合作不起呀！全是国营企业，一谈就是设备折旧费、退休工人的工资、劳保、医疗费，我有多少钱够填这个黑洞？青田人就简单多了，都是家庭小作坊，装车就走。再说了，浙江人多勤快，多能吃苦呀。咱们这地方人你也知道，尽是这样的，”我指着朋友，“一个个懒得筋疼！”
冀笑了，说：“那倒是。这样吧，你把他们的身份证都拿来，押到我这儿，你再给写个担保书。我就破上一次例吧，谁让咱们两家是世交呢？不过，田老板，丑话我还是得说到前头，”他笑眯眯地说，“一旦他们不回来，你可就是犯下了组织偷渡罪，怎么量刑刑法上都有，你自己找来看看。到时真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可不找他们，就找你。”
他双目迥迥地看着我。
“没问题，找我好了。”我一拍胸脯。
别看胸脯拍得响，腿还是有点软。心里便埋怨政府，没事儿定那么严厉的法律干嘛？你就把全世界都当成国内看不就得了，国内哪个城市没有一群一伙的浙江人呀？我倒也不是害怕对我有什么不利——我人在欧洲呢！再说了，他们出去不回来，我有什么办法？林彪还驾机叛逃呢，也没听说把毛主席怎么办了。我只是觉得挺对不住冀的——头一回见面就把人家给涮了，怎么也说不过去。
胡思乱想着，就到了鸭子们的旅店。我宣布：“明天一早乘车去蒙古。”
鸭子们刚要用家乡话欢呼，被我一摆手制止了。
“闹什么闹？”我烦得厉害，“把身份证都拿来！”
马上就安安静静了，再没一个人说话。
原来，他们刚刚把身份证都寄回家了。
我气得大骂：“一个破身份证你们***寄回家干什么？”
他们嗫嚅道：“以为没用了，就……”
我叹口气，说：“也是，一辈子苦巴巴的，政府没给你们发过任何证件，可算有了个身份证，能不金贵？我是该走了，签证要到期了。你们怎么办，和你们朱老板说吧。”
我推开门走了。
身后的鸭子全呆成了木鸡。

当晚，我和朋友乘上了回呼和浩特的列车。
第二天晚上，我又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
离签证到期只有四天了！
我铩羽而归。
20万元没赚到不说，还白白贴了好多钱。
鸭子们的损失也挺大——他们千辛万苦弄到的护照作废了。在没有中国边检出境章的情况下便有了蒙古边检的入境章，将来即使取得合法签证出国，也会被中国边检扣留审查的。
当然，损失最重的要数朱明山了。

“朱明山是朱明山，我是我。他龟缩在布拉格连回国的钱都没有，能做成什么事？”虾米易说。
“我就奇怪，你们都往蒙古带人干什么？” 我不解地问，“那边儿比咱们中国可差远了！”
“不是要在蒙古呆着，我们那边人不吃羊肉的，膻味很厉害的。我在布拉格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杨子。他和捷克驻蒙古大使馆的签证官很熟悉，说了，只要你的客人去了蒙古，我就能把他们签到捷克来。”
“原来是这样。”
“钱好说，钱好说，一定让你满意。一个人也是两万人民币，怎么样？朱明山那是空头支票，我老易可不一样，说付就一定付的。”
“这次我预先讲好，我负责给办签证，合法签到蒙古去。像上次那样的事我可说什么也不办了，害朋友嘛。”我说。
他说：“那当然好了，能取得合法签证谁愿意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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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虽然难，但还是成功了


一


    虾米易回国组织鸭子已经一个月了。
我的生意不顺，行期一次次推。他老婆成天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走。以前她曾借过我一些钱，几年了，从不提。如今也主动还给了我，就是希望我能快点回去。
我终于飞回中国。
一下飞机就跟虾米易联系，他听到我的声音激动得不能自己，说你可算回来了，让我叫你一声爹吧！你要再不回来，鸭子都要跑光了！
我说不管怎么样，辈份就不要变了吧？咱们呼和浩特见。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接到了虾米易的电话。我问：“你现在在哪儿呢？”他哈哈笑着说：“我就在呼和浩特，解放区的天可真蓝呀！”
我们约好地方见面，是此地一家著名的海鲜大酒店——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说顺便给我介绍一个朋友。
在酒店门口一下车，虾米易早喜笑颜开地迎了上来：“老天爷呀，可算见到你田老板了！”
我说：“杂事太多，回来迟了。”
他领我进了一个小雅间，里面已经坐着一位汉子，壮得像大象。虾米易介绍说：“这是阿昌。人家都叫他大象昌。”
大象昌热情地上来握手。
虾米易端起酒杯：“老田，咱们预祝成功，干一杯！”
我们一饮而尽。
虾米易刚坐下，大象昌又站了起来，说：“田老板，我是从荷兰来的，我也敬你一杯。”
丁当一声儿，又见了底儿。
放下酒杯，大象昌问：“田老板去过荷兰吗？”
我说：“去过，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荷兰做什么？”
“原先做餐馆，现在不做了。太累，又赚不到什么钱。好家伙，这样大两口锅，”他用手比划着，“这样大两盆米饭，还有这样大一盆鸡蛋、胡萝卜丁、火腿丁，我一个人要在十分钟内炒好，不做了。做人，做人好。”他痴笑着,一脸傻相。
他对这两口大锅极为痛恨，经常向不同的人提起。
酒足饭饱，大象昌买了单，提议大家去唱歌。我听不明白，虾米易解释说大象昌要请我们去卡拉OK。我连忙拒绝，说还有事要办。虾米易知道我不愿意去，便说：“阿昌，今天就算了，还有时间嘛，改天。”
大家握手告别，散了。

第二天,我来到他们的住地——他们租了一套公寓楼，三室一厅，和鸭子们住在一起。这回他们也带了十个鸭子，八男两女。一见面，便和我商量如何走法。
我说：“在布拉格时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还是去蒙古领事馆合法签证吧，偷渡太麻烦，花钱还多。“
虾米易怀疑地问：“田老板能签到？这可都是青田人呀，也没有邀请信。”
我一笑，说：“差不多吧。”当下便给旅行社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柱子，我的人可是都到了啊，能签吗？”
柱子也是蒙古族，因工作关系跟蒙古驻边陲镇的领事很熟。
柱子说：“只要花钱就能签，蒙古人就认钱，你给他钱他敢把国家给卖了。”
我问：“大约得多少钱？”
他沉吟了一下，说：“签一个两千块吧，不包括签证费。签证费一个三百。”
我捂住话筒问虾米易：“一个两千，签证费三百。签不签？”
虾米易眉开眼笑，连声说：“签签签！”
我对柱子说：“我们哪天去？”
他说：“随你，我反正自九大以来，基本是闲人。”
放下电话我问虾米易：“你看什么时候去签？”
虾米易说：“越快越好，夜长梦多，田老板你就辛苦一趟吧？”说罢把十本护照交到我手里，又点出两万三千块钱来，说：“这是签证的费用。”接着又单独数了三千块钱，说：“这是你路上用的。”
我也不推辞，都拿过来装好，说：“那我今儿晚就走。”

早晨和柱子到了，直奔边陲饭店——蒙古国驻边陲镇领事办公室就在这里。柱子和那领事就是熟，推门就进。两人像老朋友似的握手寒喧，蒙语一串又一串，我一句也听不懂，但看得出是在争执什么事情。
说了一大顿话，柱子转向我，说：“田力，把护照给他，再给他一万五千块钱。”
闹了半天儿俩人是在讨价还价呢！
我赶紧取出护照，又数出一万五千块钱来，一齐恭恭敬敬地交给领事。
领事并不看护照，细心地数了一遍钱，装进了贴身的西装口袋，然后又是一串蒙语。
柱子说：“签证费一本三百。”
我又连忙点出了三千块。
领事接过来，又仔细数了一遍，放进了抽屉里。
我心里暗笑：这外交官公私倒是分得很清呀。
收齐了钱，只见他伏在桌上，摊开一本本护照，掏出笔来刷刷地写，细心的贴。然后打开身后的保险柜，取出签证专用印鉴来，小心翼翼地一个接一个盖上。对我说：
“OK？”
“OK，OK。”我收起护照，一脸笑意地说。
柱子对他说了一串蒙语，他看看表，又回了一串，笑嘻嘻的。
柱子告诉我：“我说咱们请他吃饭，他很高兴，说再等一下，他儿子就要放学回来了，一块儿去。”
我含笑点头。
不大一会儿，儿子背着书包回来了。是个小学生，在这里一所小学就读。很有礼貌，用汉语向我们问好。
午宴就在边陲镇饭店举行。
我原本担心在这儿吃饭被领事馆的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会对领事不利——平白无故怎么会有两个中国人宴请你？但他毫不在乎，一副浑不吝的样子。他不怕，我们还怕个鸟！便在大厅里拣张桌子坐下，请领事点菜。
他倒不客气，点了一条烤羊腿。
又请领事儿子点，小家伙想了想，用汉语说：“过油肉土豆片儿！”
我们都笑了，乱七八糟要了一桌菜，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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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然走不了，那就每天胡吃闷睡吧。他们两个照样是夜夜笙歌，——蒙古签证握在手里，等于钱已经进了自己的账号，还担心什么？
我没事做，就跟鸭子们打扑克，有时也聊聊天。
一位年轻的小分头对我：“田老板，碰上你我算是有救了，我已经在外面转了一年多了，这回总算到头了。”
我非常吃惊：“怎么会转了一年多？”
年轻的小分头说：“可不是嘛，蛇头开始说是从上海买关，带着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说不行了，从香港走。在香港一住就是三个月，蛇头天天找人教我广东话，怕过关时露馅儿呀。结果白学了，还不行。又说从新疆走，转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还好，没让我学维吾尔语。吃了三个月抓饭，又不行了。改走云南，在瑞丽又住了好几个月，蛇头说去缅甸接应的人失踪了。他没办法了，才把我转给了易老板。”
中年分头对我说：“田老板，你看看他的护照，都盖满章了。”
我说：“是吗？拿来看看。”
我打开护照。
翻过一页页：法国拒签，德国拒签，意大利拒签……只有一个签证——以色列。
我问：“以色列给你签了呀？你怎么没从以色列走？”
年轻的小分头苦笑：“我真是命不好，从以色列往欧洲带我的蛇头在加沙踩上了地雷。”
大家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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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分头插话：“你小子是个倒霉鬼，这次可不要给我们带来霉运呀？”
年轻分头反唇相讥：“你的霉运是我带来的吗？你进了德国还让人家给送了回来。”
我问：“怎么回事儿？”
年轻分头：“田老板你问他，谁倒霉也倒不过他。”
我笑了：“讲讲看？”
中年分头叹口气，说：“我们是从捷克往德国偷渡的，一共十一个人。我们是晚上由越南人带着翻山，蛇头有德国签证，白天开车过去。我们一人一个密码箱，嫌拎着翻山不方便，正好蛇头有车，就说都放蛇头车上吧。我们成功的越过了边境，在一个废弃了的房子里休息，等待蛇头接我们去汉堡。”
我问：“这不已经过去了吗？”
中年分头：“你听我讲呀，蛇头过海关，交验护照，一切合法。上车要走了，一个德国老警察漫不经心地往车里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出事了。”
我问：“出什么事了？”
中年分头：“他看见后边座位上堆着十一个密码箱！蛇头得意洋洋地开着车在公路上跑，他哪儿知道后边不远不近的跟着一辆德国人的车，头顶上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到了我们休息的地方，大家都跑出来拿自己的密码箱。我突然听到有动静，抬头一看，妈呀，眼前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德国警察！”
年轻分头意犹未尽：“然后呢？”
中年分头：“然后就送回来了呗！”
小胖子分头插话：“就怨自己懒！为什么要放车上呢？”
中年分头反唇相讥：“早知道尿炕还睡筛子呢，废话。轮到谁说也轮不到你说，天底下就没有比你再笨的人！田老板，我好歹还进了德国，你让他说说，丢死人了！”
我说：“是吗？怎么回事？”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了，说：“听他乱讲。”
中年分头：“你不说是吗？田老板，别带他走。”
我说：“对，不说就不带。”
小胖子分头急了：“我说我说，是这么回事，带我们的蛇头是个女的，姓于，也在捷克，田老板认识吗？”
我点头：“认识，以前是公派公司的翻译。”
小胖子分头：“对，她有一个同居的男朋友是捷克人，是个律师。”
我说：“叫瓦尼亚。”
小胖子分头：“对对。瓦尼亚和捷克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特别熟，两个人就飞回来想做一单大生意。于小姐陪着领事夫人天天逛商店，什么裘皮大衣、黄金首饰之类的东西可没少买，钱花得海了去了。看看差不多了，于小姐跟领事说，她有一个农民企业家考察团想到捷克考查汽车工业，请领事给予签证。领事问有几个人，于小姐说有十几个吧。领事说人多了一点，我一个人作主不好。你明天带他们来吧，我让商务参赞也听一下，然后就给你们签证。于小姐就到酒店找我们，跟我们说今天下午就去捷克领事馆，所有细节我们都商量好了，领事什么都知道，但必须通过一下商务参赞。你们只要记住两句话六个字，事情就成了。领事会问你们去捷克做什么？你们就说买汽车。问你们买什么汽车，你们就说斯柯达。记住了吗？十几个人一齐回答记住了。于小姐不放心，说咱们试一遍，‘你们去捷克做什么呀？’我们一齐回答：‘买汽车。’于小姐又问：买什么汽车？我们又一齐回答：‘斯柯达。’于小姐满意了，夸我们聪明，一学就会。说你们继续练，一定要背熟，我下午来接你们。下午我们到了领事馆，在花园里于小姐又最后和我们演练了一遍，我们都说对了，于小姐眉开眼笑地说OK。”
我说：“我不知道还能出什么问题？”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可是一进领事馆的会客厅，我们的头就都大了。瓦尼亚陪着领事和商务参赞走进来，于小姐站起来问好，我们都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领事上来就问，‘你们去捷克干什么？’我们像小学生一样集体回答，‘买汽车。’商务参赞的中国话说得不如领事好，但也能听懂，他问我们要去捷克买什么汽车？我们一下子全哑了，面面相觑，谁也想不起来买什么汽车了。领事有点急了，问，‘说呀？买什么汽车？’领事一急我们更急了，十几个人一齐脱口而出，‘买桑塔纳。’于小姐两眼一翻，瘫在沙发里了。”
年轻分头：“后来呢？”
小胖子分头：“哪还有后来？”
我哈哈大笑。
这十个人中有一男一女我比较喜欢，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男的名叫叶土根，今年35岁了，他的目的地是巴黎。叶土根读过初中，能讲一点国语。他给我介绍了偷渡潮在他的家乡是如何呈波浪态势发展，也讲了父老乡亲对偷渡的看法。
他不是青田县人，是距青田县不远的永嘉县七都镇人。他告诉我永嘉县也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几乎家家在海外都有人。“就拿我们七都镇说吧，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了，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全镇11000多人口，有将近9000人分布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在欧洲和北美。”
“全是偷渡过去的？”我惊问。
“95%以上。”他说。
这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赞叹不已。
“偷渡费用很大的，你们……？”
他明白我的意思，轻轻一笑，说：“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家里已经出去的人寄钱回来——为什么说是波浪式发展呢？就是这个情况。出去的人是借钱走的，到了目的地打一年黑工，把债还了，再挣的钱就拿回家往出办别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偷渡潮两年一个高峰的道理。再一个办法就是找村子里的亲朋好友甚至左邻右舍借，只要是说去偷渡，有钱都会借给你。借给你不怕呀？你肯定能还他。”
“你们是为了生活才偷渡的吗？”我问。
“完全不是。现在我们那边生活蛮好的，至少比你们呼和浩特市好。几乎家家都是三四层的小楼房，每户都有开通国际的电话，村庄和村庄之间都是柏油路，日子相当不错。人嘛，都希望过得更好。谁都知道这楼房是从外边寄钱回来盖的，外边肯定比这里还好呗。而且，你要是不出去，人家都看不起你。就拿我说吧，我在家里开着一个榨油的小作坊，一个月赚不多，但也有两三千块钱进账。两个孩子一个老婆，也够用了。我不想出来，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蛮好的。可我老婆不干，非让我出来不可。唉，没有办法。”
我笑了，让老婆逼出来的偷渡客还真不多见。
女的叫刘蓉，今年23岁。眉清目秀，皮肤白晰。喜欢唱歌，但跑调儿跑得相当厉害。她是青田人，姐姐一家在意大利的米兰，也是她此次偷渡的终点站。姐姐和姐夫是四年前偷渡过去的，现在不但已经获得了意大利身份，而且还开了一家中餐馆。她没上过学，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女孩子很少上学。“但这没什么，我姐姐也没上过学，照样过得可好呢。”她对我说。
我劝她今后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去读读书。“读书和不读书绝对不一样，不信你以后试试。”我说。
她笑了，说：“我看我们那边学校的老师都蛮傻的，又穷。”
叶土根和她开玩笑，说：“读书才好嫁鬼佬嘛！”
刘蓉撇撇嘴，不屑地说：“谁要嫁鬼佬？我姐姐说他们都很穷的，只懂得玩，不懂得赚钱，笨死了。”
我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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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又过了几天，还不见要走的样子。再看虾米易和大象昌，每人都是一副愁眉不展的苦相，连卡拉OK也不去了。
我问大象昌：“出什么倒霉事儿了？”
大象昌说：“是来乌兰巴托接应的人节外生枝了。在布拉格时他们说好鸭子到了布拉格再付钱，未到之前一分不付。可他知道老易赶着鸭子到了内蒙古，而且已经办好了蒙古的签证，马上改主意了，非要在布拉格先付钱，两万美金一分不能少。他说的也有道理——鸭子到了布拉格你们不给我钱我找谁去？老易没辙儿了，给你问题也不大，可你要是万一签不过去呢？老易又该找谁去？正犯愁呢。”
“谁都不信谁，还做什么事？”我说。
“江湖险恶呀，田老板。”大象昌说。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懒觉呢，让虾米易的电话吵醒了。虾米易说请我马上去一趟，有事情要商量。
一见面，虾米易就说：“田老板，咱们准备走吧，越快越好。”
“解决了？”我问。
“给了他两万美金！他娘的，反正迟早也要给，我老易不欠任何人的钱。田老板，你安排吧。”虾米易虎着脸说。
当天晚上，我们就登上了开往边陲镇的列车。

我把他们安排在边陲镇一家很不错的宾馆——康泰大酒店住下，便拿着鸭子们的护照去找公安局的朋友，问他们能不能顺利出境。
朋友看了看，还给我，说：“肯定不行。”
我问：“为什么？”
朋友说：“证卡不符。不光在这儿，在全国任何一个口岸也出不去。”
我懵了。
所谓证卡不符讲起来又是一段啰嗦话。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中国护照里有一张薄薄的小纸片儿——出境卡。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有。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境不仅需要有护照，护照上有所去国家驻华使馆的合法签证，还需要有出境卡。别看这纸片儿薄，却重于泰山！那上面写着你在领取护照时所持邀请信上国家的名字。出国一次，要领；出国回来再走，还要领。到哪儿领？门儿难进、事儿难办、话难听、脸儿难看的公安局。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了，就改成首次出国者必须持有出境卡，再次出国的就幸免了（现在人权状况日益改善，据说连首次出境也不要这捞什子了）。可这帮鸭子领取护照时的邀请信没有一个是蒙古的——去蒙古干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虾米易他们，一下子都急了，让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我在脑海里苦苦搜索昔日朋友的名字，突然，一张漂亮面孔出现在眼前。
对，就找她！
她叫莎仁高娃，女警察。警察学院的毕业生，当年的校花。曾在边防系统工作多年，后来调回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我们过去挺熟的，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先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打电话，说在一个分局呢。又给这个分局打电话，说在一个派出所呢。又给这个派出所打电话，说没上班儿，在家呢。问清家里的电话，又打，正是她接电话。
“嗨，莎仁高娃，猜猜我是谁？”
“老马？”
“不是。”
“二牛。”
“不是。”
“你是骆驼！”
我皱皱眉，说：“你那儿多会儿改牲口圈了？我是田力！”
“哎哟喂，怎么是你呀？你不出国了吗？”
“出国就不兴回来了？我是专门回来找你的。可你倒好，把我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现在是心如刀搅，万念俱灰，只想最后见你一面，你能来吗？”
“你就神经病吧！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她问。
“我在边陲镇呢。”我说。
“边陲镇我怎么过去呀？你多会儿回来？”
“我不回来了，我从这里直接上车回欧洲去。你当然能过来，而且你必须过来。你今天晚上上车，明天早晨我手持鲜花在站台上迎接你。顺便问一句，你是喜欢郁金香呢还是喜欢红玫瑰？”
“喜欢你个大头鬼！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真的在边陲镇，而且还真有一件事儿求你。”我说。
“别逗了，你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这小警察头上？”
“这事儿还真就得求你，没法儿求公安厅长。你边陲镇边检熟吗？”我问。
“什么事儿吧。”她说。
“有几个人想出去，可就是出不去。”我说。
虾米易和大象昌一看我全说出去了，而且对方还是警察，急出一头汗来，比划着让我不要讲。我烦了，干脆背过身去。
“是通缉犯吗？”
“保证不是。”
“有前科吗？”
“都是老实巴交的浙江农民，一辈子奉公守法，从来不知道派出所的大门儿朝哪儿开。”
“我不熟，但我有个朋友熟，他刚从边检退役不久。我马上跟他联系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你在什么地方住？”
我把宾馆的名字、房间号、电话号码都告诉了她。
“行吗？”虾米易苦着脸问。
“差不多吧。”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在梦中被门铃声惊醒，穿着裤叉去开门。
一身警服的莎仁高娃尖叫一声，说：“你能不能穿上裤子再开门？这里是中国！”
赶紧穿好衣服，再次开门。莎仁高娃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走了进来，给我介绍说：“朝鲁，我的朋友。”
我知道这就是那位退役武警，急忙上前握手寒喧。
“花儿呢？郁金香和红玫瑰都行。”莎仁高娃坐下说。
她还像以前那样漂亮，只是稍稍丰满了一些。我说：“谁知道你今天就到呀，一会儿让人给你买去。”
“得了吧你，你以为我还信呀？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你怎么胖成这样？”她问。
“你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特坏，啤酒比水便宜，鸡蛋牛奶跟白给一样，猪蹄儿猪下水几乎不要钱，专门迫害咱们中国无产阶级。也怨咱自己不争气，一吃一个肉蛋！”
“跟以前一样贫。”她笑嘻嘻地对朝鲁说。
“怎么样，离婚了吗？也该离了。”我说。
“离了也轮不上你！”
瞎侃了一顿，我打电话把虾米易大象昌都叫了过来，然后把事情原委给他俩叙述了一遍，让他们想办法疏通关系。“太君钞票大大的有。”我指指虾米易。
虾米易笑眯眯地点头。
“走一个多少钱？”朝鲁问。
“三千块怎么样？虾米易问。
朝鲁点点头，又打了个哈欠。
“先开个房休息一下。”我说。
大象昌抓起电话说：“我来订房。”

我们的队伍日见庞大，吃饭要开两桌才能坐下。问朝鲁什么时候能走？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别急，然后就不停地打电话，哇哇哇地讲蒙语。
莎仁高娃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她得上班。虾米易给她买好火车票，又塞给她一叠人民币。她有点不好意思，看看我说：“这好吗？”
我说：“乖乖儿拿上，走，我送你到车站。”
她高兴地走了。
可朝鲁还没动静，每天除了打电话就是吃饭喝酒去歌厅，还领回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四川小姐同住——当然是虾米易付款。
大家都心急火燎的。
第三天早晨6点钟，有人摁门铃。开门一看，是睡眼惺松的朝鲁。我说你有事怎么不打电话？他说不行，涉外宾馆里都有安全局的人在监听。让我通知虾米易他们，今天要走一拨儿。
他上嘴唇的胡子上粘了一根四川小姐弯弯曲曲的阴毛，一说话就乱动，一出气也摇摇摆摆。我想提醒他拿掉，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便在肚子里想词儿，根本没听明白他说什么。
“一会儿走五个人，听清楚了吗？”见我心不在焉，他不满意的又说了一遍。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马上去找老易。你不先洗把脸？”我说。
“一会儿再说，你去找他们吧。”他说。
我赶紧去敲虾米易他们的门，希望回来时那根毛已经不在了。
遗憾得很，虾米易他们都在我的房间里坐下，那根毛还顽强地挺立在他的短胡茬儿上，摇曳生姿。
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说。
朝鲁严肃地说：“马上做准备，今天上午先走五个人。”
“剩下那五个呢？”虾米易着急地问。
朝鲁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说：“有一条必须告诉这些人，一年之内不准回中国。因为他们出境时虽然盖了出境章，但并没有在计算机里输入他们的名字——证卡不符嘛。计算机记录保存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不管他们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入中国，边检人员一敲计算机就出问题了。我们的行话叫‘漏检’，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当时谁值班，谁就要负责任，接受审查。最轻的处理是转业。所以，千万不能在一年内回国。”
虾米易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其实他们五年也回不了中国——没有弄到身份怎么回？回来就再出不去了嘛！”
“那好，”朝鲁说：“9点钟出发，由我的朋友带他们乘汽车去蒙古的扎门乌德，再把他们送上去乌兰巴托的火车。”
“那五个呢？”我替虾米易问。
“过两天，一次太多不行。”他说。
我放心了。
朝鲁说回去洗脸，走了。
虾米易说：“好家伙，不知道跟那四川小姐怎么折腾的，把那地方的毛弄嘴上了。”
大伙儿就叽叽呱呱地笑。
“怎么眼都那么尖呢？”我笑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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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整，五个鸭子在宾馆门口上了三轮车。虾米易给他们每人一个纸条儿，上面写着在乌兰巴托要住的饭店及联系方式。一个戴墨镜的汉子跟朝鲁招招手，领着一串三轮车去了。
我们在宾馆房间里等电话，朝鲁说他们到了扎门乌德就会来电话的。国际列车应该在中午1点钟到，大致会在这个时间来电话。
果然，1点30分，朝鲁接到了电话，哇哇的一通蒙语后，说：“全部过去了，已经上了国际列车。”
虾米易急问：“我能不能跟他们随便哪个人讲一句话？”
朝鲁轻蔑地一笑，说：“你还信不过我呀？”不等虾米易解释，又哇哇的跟对方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虾米易。
虾米易开口就是家乡话，我照例听不懂。只是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知道他非常满意。
“很好。”他把电话还给朝鲁，“你那朋友很负责的，一直把他们送到火车上。”
“你以为他是对你们负责呀？他是对自己负责！一旦出个什么闪失，干系大了去了。”朝鲁说。
大家都笑了。
“老田，……”朝鲁看着我，眼睛直直的。
我明白他的眼睛为什么直，便对虾米易说：“还愣什么？快给人家拿钱呀？”
虾米易嗫嚅道：“不等全过去了一块儿付？”他是怕剩下的走不了。
朝鲁登时就把脸放下来了，说：“耍赖？”
大象昌赶紧站起来，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走走走，我们去取钱。”
几个人便又一起去了虾米易的房间。
按事先讲好的，走一个人3000，朝鲁收了15000块钱，眉眼都是笑。
送走了五个鸭子，大家都挺高兴，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中午又开始大喝起来。我对朝鲁说：“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拍拍胸脯说明白，都包在我身上。
几杯下肚，大象昌开始给朝鲁讲荷兰那两口大锅。
过了两天，剩下那五个也走了。十个人全部安抵乌兰巴托，我们也打道回呼和浩特。
虾米易一天给布拉格打一个电话，让那姓杨的赶紧去乌兰巴托，因为签证时间有限。再说了，每拖一天都是在花他的钱呀！
头一次打，姓杨的是在赌场，说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去定机票。
第二次打，姓杨的是在妓院，说已经定好了第二天飞乌兰巴托的机票。
虾米易把一张小脸儿笑得稀烂。
紧接着就音信全无，手机也关了。虾米易急得嘴唇上起了个大泡，明溜溜儿的。
眼瞅着虾米易的脸一天比一天绿。
又过了几天，电话终于通了。原来那姓杨的那天夜里一出妓院就被仇家雇打手放倒了，如今还在医院里躺着，头上缠着纱布，一条腿吊得老高。
虾米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象昌也一脸肃穆，好像同时死了娘。
终于有一天，他接到了十个鸭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等不到接应的人，签证期限已到，只得飞回北京。
好半天，虾米易才气若游丝地开了口：“老田，你算算我这次赔了多少钱？给了那边两万美金，给了朝鲁三万人民币，这就是二十万。蒙古签证花了两三万，这十个家伙坐飞机去北京，还有这么些日子人吃马嚼，开销大了！对了，还没算要给你田老板的钱呢，你说我要赔多少？”
他双手抱住小小的脑袋，不说话了。
干蛇头也真不易，我挺同情他，便说：“老易，我的钱就不要了。”
虾米易抬起头，说：“那怎么能行？不是你出的问题，是我老易无能，钱一定要给。我老易是说话算数的，否则以后谁还会帮我做事？”
我说：“得了吧你，赔成这样了还给我钱？真是瘦驴拉硬屎，等你赚了再说吧。”
虾米易还不干，大象昌出来说话了，“老易，人家田老板够意思，你就别那个了。”转头又对我说：“人都有背的时候，我刚到荷兰那会儿，两口这么大的锅……”
虾米易打断他对那两口大锅的深情回忆，说：“那好，田老板，先记到我账上。你放心，我老易绝对够朋友。”
刚消停下来，正准备出去吃饭呢，朝鲁把电话打过来了，找着虾米易就骂，汉语里夹杂着蒙语。
原来，那十个鸭子回到北京，北京边检在计算机里一查，全部没有从边陲镇口岸出关的记录。
一个电话打过来，朝鲁的朋友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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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过了几天，虾米易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姓杨的已经出院了，给他臭骂了一顿。现在虽然腿还有点拐，但是能出门了。“咱们还得干呀，我已经把鸭子们都叫回来了。”他说。
我一进门，鸭子们就热情地欢呼起来。
我乐了：“咱们见面可够快的呀？”
刘虹说：“是呀，老天爷不让我们和你分开。”
叶土根嘻嘻笑着说：“一想到又要见到田老板就高兴。”
虾米易脸一沉：“烦死了！回你们屋里去，我们要说话。”
鸭子们都走了。
虾米易问我：“老田，你说怎么办？”
我摇头：“我可没办法了，就那么一点关系，全让你给祸害了。莎仁高娃见了我都不说话，好像是我把朝鲁给坑了。”
大象昌说：“再想想办法嘛，田老板还能没有办法？”
我想了想：“咱们要不从满州里走？”
大象昌问：“怎么走？”
我说：“找一家旅行社办出境游嘛，七日游，去赤塔。到了赤塔你们撒丫子就往莫斯科颠。”
虾米易摇头：“不行，必须去乌兰巴托，姓杨的只能在那里买到签证，去了莫斯科不管用的。”
我想了想：“行呀，我们就办去赤塔的七日游，我跟他们一块儿过去，一过境我就把他们的护照揣上回来，赶紧去蒙古领事馆签证。签好了我再赶到赤塔，把护照交给他们，让他们从赤塔直接去乌兰巴托，比从边陲镇走还近呢。”
他们一听，都觉得不错。
我说：“现在重要的是找一家熟悉的旅行社。”
“为什么？”大象昌问。
“因为他们的护照都在导游手里攥着。”
“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拿自己的护照？”大象昌又问。
“因为他们是浙江人——地区歧视，你们应该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我说。
“能找到熟悉的旅行社吗？”虾米易问。
“应该没问题。”我说。
“那好，”虾米易说：“田老板你先联系一下。”
我当下就给柱子打了电话，约他晚上过来吃饭，说有要事相商。为了慎重起见，我只带虾米易去了，嘱咐他少说话，只听便好。
要了一桌菜，干了一杯酒，柱子说话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啥事儿？说吧 。”
我把情况叙述了一遍。
柱子说：“好事呀！我们社就正好办这种境外旅游，由我们社组团走。”
“他们可是一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啊！”我提醒说。
他略一踌躇，说：“交点押金，怎么样？少交点。交了押金我们就好说了，上边查起来我们就说你看我们也做了预防工作，押金都交了嘛！不交押金可不行，非让上边把境外游资格给撤销了不行——那就惨了。”
“交多少呢？”我问。
“一人交一万吧，不能再低了，再低我不好办。”柱子诚恳地说。
我看看虾米易，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我说可以，不能让你为难。但有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也过去，导游得把护照交给我。
一听这话，柱子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连声儿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护照在我们手里，出了事我们还可以讲话，说这帮南蛮子连护照都不要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可如果护照不在我们手里，事情可就大了。没有一个旅行社敢办，不信你试试？”
我愁眉不展地说：“这就难了，都是浙江农民，领本护照容易吗？”
“你说什么？他们有护照？”朋友问。
“当然有了。”我说，“还是你给签的证嘛。”
柱子笑了，说：“还是这拨儿呀？怎么没走？”
我说：“你就甭管那么多了，说怎么办吧。”
柱子说：“这就好办了，我以为他们没护照呢！这样的，我在满州里给他们每人办一本旅游护照，给导游带上。去了赤塔以后再让导游带回来，反正他们自己都有护照，要这本旅游护照也没有用。”
我心里想，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还省了我一会儿一趟的往俄罗斯颠。
再看虾米易，小眼睛里全是笑意。
我说：“办法倒不错，但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进入俄罗斯海关的时候，让你的导游负责在我们自己的护照上盖入境章。”
虾米易赞许地点头。
他沉吟片刻，说：“多少再加点小钱，是打点那边儿的。要知道旅游护照上也必须盖上俄罗斯的入境章，否则回来更说不清了。可是让他们一个人盖两个入境章，不给点小钱怕是不行。”
“多少？”我问。
“给个三两千吧，一共。”柱子说。
“OK，干杯！”我端起酒杯和柱子轻轻一碰。
我问柱子：“旅游护照跟咱们的护照有什么区别？”
柱子说：“什么区别也没有，就是因私护照，只不过在护照的备注页上盖了个章，写着‘一次性出入境有效’。中国字儿，老外根本看不懂。多余。”
三杯酒下肚，柱子向我叹起了苦经，说旅行社的日子不好过。“内蒙古有什么呀？就有一条边界线。几十家旅行社在竞争，都搞出境游，杀价杀的太厉害，根本没钱赚。以后有这样的事儿，全给我带来。”

这次相当的顺利。
一应杂事都由官方色彩的旅行社办理。很快，旅行团组好了，我和虾米易陪鸭子们去满州里。导游我也见到了，是一个精明的小伙子。我们在一起喝了一顿酒，虾米易又给他塞了点钱。他很高兴，说你们放心，我保证一个也不给你们带回来。
要出境了，叶土根和刘蓉来和我告别。他们分别把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米兰的地址写到我的本子上，嘱咐我去法国和意大利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们。刘蓉留的是姐姐的电话，叶土根留的是一个好朋友的电话。我说：“好的，我一定去。到那时你们说不定已经是老板了呢！”叶土根说：“老板当上当不上不好说，刘蓉老板娘是肯定当上了。”
两个人笑着打成一团。

十个人顺利抵达布拉格。
据虾米易说没多久，他们便分别偷渡到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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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生命为代价


一


此役的成功，据说极大地刺激了盘踞在欧洲的各路蛇头。他们纷纷往这里赶鸭子，希望能够在边陲镇口岸和满州里口岸甚至在40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上找到一个可以钻出去的缝隙。
但成功的极少，大部分都被查获。
而我，却由于此次偷渡行动的圆满成功在欧洲蛇界获得了普遍的声誉。于是，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来布拉格找我。然而，我再也没有做过此类事情。但这并不是说我不给他们出主意和提供咨询，包括介绍可靠的关系。只是我不耐烦事必躬亲，身体力行了。因此，我与许多蛇头和更多的鸭子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让我逐渐了解了偷渡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也慢慢知道了大部分鸭子的偷渡经历并不是像我带他们走的那样惬意和轻松，而是充满了艰难和恐怖。黑在欧洲的特殊滋味，也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
是什么驱使他们花费巨资走上这条艰险莫测、有时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的偷渡之路呢？
我不明白。
生活在欧洲，仅有的几份中文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中国偷渡客被擒的消息。翻开案头并不太旧的报纸，那真是琳琅满目。
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据韩国媒体报道，26名中国偷渡客因藏匿在狭窄的船舱内窒息而死。韩国蛇头为了消灭罪证，将偷渡客的尸体投入大海。韩国警方已将8名涉案船员拘捕。韩国联合通讯社昨天发自该国南部全罗南道丽水港的报道指出，韩国渔船“大昌”号船长李判根等8名船员，涉嫌将藏匿船舱企图偷渡韩国，却因空间过于狭小而窒息死亡的26名中国大陆偷渡客的遗体投入大海，目前已被丽水海洋警察部队以“非蓄意杀人”及“尸体遗弃”的罪名逮捕归案。
一名警官从丽水通过电话说，当局仍在搜寻26具尸体。这26人是试图进入韩国的60人的一部分。
这名官员说，34名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良好，并被拘禁。在接到中国驻汉城大使馆提供的新的旅行证件后，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这是法国欧洲时报：法国警方本周突袭当地最大的中国人洗黑钱集团时，意外侦破了两个专门安排中国人偷渡的人蛇集团。
警方说，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探员在本周初突袭两家中国人开的外汇公司，逮捕了27名洗黑钱集团成员，其中9名首脑级人物过后被定罪坐牢。据了解，他们在过去18个月里经手的黑钱约达17亿法郎，合两亿四千七百万美元。
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个组织的真正业务是安排中国人偷渡，非法移居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

这是法国欧洲时报：据克罗地亚报纸昨天报道，克罗地亚发现26名中国非法移民，这些偷渡者藏身在一辆集装箱车中。
报道说，他们藏身在一辆波斯尼亚注册的集装箱车里，试图偷渡到西欧。集装箱车在萨格勒布以西100公里的代尔巴采接收检查时，他们的偷渡计划得以暴露。
警方说，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取道克罗地亚偷渡到西欧。直到五月底，有6000名非法移民落网。
警方和专家说，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西欧，他们每人交付两万英镑做为偷渡费用。偷渡旅程充满风险，而且时间漫长。

这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据美国移民归化局估计，每年大约有三万名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美国。这些偷渡客携带伪造证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有关专家说，每年大约还有十万中国人偷渡到其他国家。
美国联邦调查局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寻求从香港引渡女蛇头陈翠萍，她是中国偷渡集团的“大姐大”。
陈在纽约中国城开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做为贩运非法移民活动的掩护。相信她在过去16年间，福建省的长乐县将几千名中国人贩运到北美和其他地方。
陈翠萍目前被关押在香港监狱等待引渡回美国，到时，她将被指控洗黑钱、人口走私、勒索等七项罪名。
非法移民养肥了偷渡集团。一位美国参议员在他给国会提交的报告中估计，陈的净资产超过了三千万美元。官方说，除了在中国城的商店外，她还在长岛和新墨西哥州拥有农场。
一般认为，这些非法移民是因贫穷被迫离开中国。但长乐县的建筑承包商林建知先生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他们离开中国的原因，是福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
他说：“这里的收入比北京还高。但若想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那只能到国外去找。”

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联邦干探日前捣毁了一个从中国运载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偷渡集团。这个集团利用经过窜改的日本护照，取道加勒比海地区把非法移民偷运到美国。
另一方面，匈牙利警方上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共逮捕了103名中国非法移民。与此同时，荷兰警方上星期四拘留了23名企图潜入英国的中国偷渡者。英国警方前天也拘留了21名中国非法移民。
美国移民归化局迈阿密分局助理局长戈德曼前天说，6名中国蛇头被捕后，已被控共谋和偷运外国人入境的罪名。
联邦干探在截查一群从加勒比海地区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的中国人时，见他们的人数很多，顿起疑心，结果发现他们所持的是经过伪造的日本护照。
过去18个月以来，迈阿密移民官员已拘留了653名类似的中国乘客。
戈德曼说，这批偷渡者每人缴付了3.5万美元的偷渡费，乘飞机取道香港、越南或寮国飞往欧洲，再经过加勒比海岛国从迈阿密进入美国。
这个集团接载的偷渡者，多数为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农村妇女。他们通常把偷渡者分成三、四人一组，乔装成日本旅客以掩人耳目。
戈德曼补充说，美国很少发出旅行签证给中国公民，因此中国偷渡者通常使用日本护照。日本旅客无须签证就可入境，中国偷渡者使用日本护照比较不会使海关官员起疑心。

这是匈牙利旅欧导报：意大利警方前天侦破一个中国人蛇偷渡集团的重大罪案，逮捕40名嫌疑犯。据说，这个集团在过去一年内将5000名中国人偷渡进入意大利。
由于检察部门怀疑有部分非法入境者是以“交换器官”方式付款给蛇头，当他们抵达意大利后可能遭到人蛇集团强行索取器官，使案件更受意大利各界重视。
这起偷渡案也是意大利警方今年破获最大规模的人蛇集团偷渡案，涉案蛇头包括中国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
据报道，意大利东北部海港城市德里雅斯特打击犯罪特警小组稍早救出50名遭人蛇集团控制的“奴工”后展开了这次调查。结果查获了三个人蛇集团，并在罗马、波隆纳、乌第内及维诺纳等地逮捕了40名重要嫌犯。
特警小组的调查发现，每位偷渡客是以270万里拉的代价，登上人蛇集团的胶筏，由斯洛文尼亚横渡亚得里亚海进入意大利。估计过去一年里已经有5000人由这个管道偷渡进入意大利，涉案金额高达130亿里拉。
由于偷渡费用高昂，不是一般偷渡客可以支付，检察官怀疑有部分偷渡者是以“交换器官”方式支付偷渡费用而获准登船偷渡。
当偷渡者到达目的地后，就会被当地蛇头或黑帮人士强行器官移植，严重危害人权和触犯法律。因此，有关单位目前正在扩大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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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虾米易的偷渡行动在内蒙古得手后，赚了一些钱，挺高兴。又和我说了几次，希望再次合作，我都婉拒了，说可以给你介绍关系，但我没兴趣干了。虾米易很谨慎，我不去他绝不单独前往。也识趣儿，见我不想做，便再也不提。隔三岔五来个电话，也只是闲聊。他和老婆在布拉格四区的一所公寓里住着，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贩人事业。
我摁响门铃，他老婆来开门。别看虾米易瘦骨嶙峋的像个人体标本，老婆却圆鼓鼓的浑身是肉。见是我，眉开眼笑地说：“是田老板呀！老易刚才还念叨你呢！”
“我这人特不禁念叨。”我一边说一边走进客厅。
虾米易正愁眉苦脸地跟人说话，见我来了，立刻笑逐颜开，说：“老田呀，你可真该来看看我了，老易遭难喽！”
易太太说：“田老板在这儿吃晚饭，我去买鱼。”
我笑笑，表示可以，她高兴的去了。
那人一看我们要说事儿，就跟虾米易说：“老易，那我去那屋了。”
虾米易点点头，他便起身要走。谁知没站稳，差一点儿摔倒。我仔细一看，天哪，真吃了一惊！这人简直就是个怪物：小小的个子，瘦得皮包骨，肚子却极大，像个气打得过足，随时都可能爆裂的气球。他要离开客厅，但他不能走路，只能扶着一把椅子慢慢挪。我惊问你是怎么回事？他笑笑，说有病。虾米易说他是从乌克兰来的，也不知道生了什么怪病，弄成这个鬼样子吓人。
我明白了，是从乌克兰来的偷渡客。
大批鸭子聚集在乌克兰等待偷渡。我有个青田朋友，他的弟弟也在那边，关了半年鸭笼，前几天刚刚偷渡过来。偷渡的当天晚上曾给哥哥来过电话，说马上就要出发了，让哥哥准备好钱，一到布拉格就把他接出去。
哥哥到处借钱。
半个月过去了，竟没有一点消息。哥哥以为一定是出事了，急得不得了。可他突然就跑来了，根本没用哥哥拿钱去接！
原来，由于负责接应的捷克黑社会分子和蛇头迟迟谈不妥价钱，他们一行十几个偷渡客在乌克兰和斯洛伐克边境的山上整整伏了15天！带的食物全吃光了，只能靠在山上摘野果充饥，喝山泉解渴。第8天头儿上，有两个人饿得受不了了，下山去找吃的，被斯洛伐克边防警察抓住了。
十几天后，蛇头让步了，来接应的人终于到了山下。趁着夜色他们分头下山，悄悄摸进了一个村庄。村子里停着几辆汽车，他和另外三男一女被安排到两个阿拉伯人开的小货车上。
黎明时分，他们已越过了斯洛伐克和捷克的边界线。
下午1点多到了布拉格，阿拉伯人拿着地址开车转了几圈也没找到蛇头住的那幢HOUSE。他们急着要去轮奸那位30多岁的女偷渡客，便把蛇头的地址交给了他们四个男人，让他们自己去找蛇头——阿拉伯人怎么会知道偷渡的钱还没有付呀！
女同乡用自己的身体免除了这四个人一大笔偷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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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看，你是怎么来的？”我问那可怜的病鸭子。
他看看虾米易，不知道能不能讲。
虾米易笑了，说：“田老板就喜欢听稀奇古怪的事，你就讲吧，我们是好朋友，根本没事的。”
病鸭子说：“我们一共8个人，都是青田同乡。一路不顺，走了好多地方都出不去，最后还是从内蒙古出去的。从俄罗斯到了乌克兰，就再也动不了啦。在乌克兰住了快一年，前半年还有饭吃，后半年就不行了。蛇头也不放我们出去，男男女女都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最后这几个月，每天就是一颗鸡蛋煮一大锅汤，7个人都死掉了，营养不良，饿死的。就剩下我一个，我命大。”
虾米易叹口气，说：“蛇头也是没办法。带他们的人我认识，很好的。他们8个人在国内就跑了七八个月，从青田跑到上海，又跑到广州，又跑到香港，又跑到乌鲁木齐，都他娘出不去，最后还是从满州里出去的。8个人跑来跑去，得花多少钱呀？有一个鸡蛋煮汤喝已经不错了。”
病鸭子点头说：“也对。我运气还算好，肚子现在小多了，以前大得吓人，快要爆炸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好像皮和骨头都分开了。有一个越南人弄了本剃头护照，把我带到了布拉格。
“到了布拉格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爹妈一听是我，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哪儿能想到我还活着呀！我说你们先别哭了，快点给我把钱付掉。第二天就付清了，十万块人民币。蛇头收到了钱，我自由了，便去同乡开的餐馆里洗碗。没工钱，有吃有住就是了。可是身体已经不行了，有一天干着干着就晕了过去。老板怕我死在餐馆，赶紧叫人把我送进了医院。这下可糟了，我既没有护照也没有绿卡。医院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住了几天医院，好了一些，直接就挪监狱里去了。”
“监狱生活怎么样？”我颇有兴趣地问。
“嘿！太好了！”病鸭子提起监狱便喜笑颜开。“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日子。早晨是牛奶、面包、黄油，中午和晚上是牛排、猪排、鸡腿和牛肉汤。饭不够还可以添，我顿顿都得再添。还发水果。每天两个大个子警察一人一条胳膊一条腿，抱着我去洗澡，还给我擦背呢！洗完了又把我抱到草地上晒太阳，真把我舒服死了。打心眼儿里想，能在监狱里住一辈子，那才是福气呢！住了三个月，我精神好多了，肚子也小了一些，他们大概觉得吃亏，不让我再在监狱里住了。早晨6点钟不到，把我抱上了汽车。我那时已经学会了一点捷语，就问：‘去哪儿呀？’警察说：‘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就是不准来监狱了。’
“汽车开到一座花园洋房门口，警察把我抱下车，让我手扶着铁栅栏门站着，他们就过去摁门铃。好家伙，摁了开车就跑！把我慌得不行，以为他们使什么坏呢。出来个中年人，问：‘大清早的你瞎摁门铃干什么？’我一听，是中国话呀？再一看，不但是中国话，还是中国人呢！
“我说：‘对不起，不是我摁的门铃。’
“‘那是谁摁的？’
“‘是捷克人，捷克警察。’
“‘在哪儿呢？’
“‘跑了。这儿是什么地方呀？’我问。
“那人又气又笑，说：‘你连这儿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大使馆！’”
我哈哈大笑。
虾米易说：“也是我他娘倒霉。那天我一大早就去使馆办认证，领事说你看早晨让捷克警察送来个中国人，你的青田同乡。你能不能带回去养几天？使馆也没这份儿开支。我说好吧，就带回来了。一天管他三顿饭不说，还得找大夫给他看病。”
我夸病鸭子运气确实好，他笑笑，挪着椅子艰难地出了屋。
“你刚才说遭难了，怎么回事？”我问。
“遭大难了！老田，你可得再帮我一次呀！”虾米易说。
“到底出什么事儿啦？让人给暗算了？”
“唉！老易这回可赔得底儿掉啦！”他满腔悲愤地向我诉说了原委，“可不是嘛！我这次又带了十个，他娘的比哪次都辛苦，都难。从中国一直带到叙利亚，你说辛苦不辛苦？钱花了不知有多少！在叙利亚买剃头护照，又去意大利使馆签证。你别说，还真给我签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偷偷给意大利的亲戚打了电话，一出罗马机场，全部被抢掉了！”
我也替他惋惜。
“抢掉还不算完，这回出来花费太大，我一个人受不了，就让鸭子们也先出了一点。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也信得过我老易。可哪里知道会被人抢掉？现在家里的东西都被鸭子的家人给砸掉了，我70岁的老母亲也被他们拖出来打。”
虾米易不住地叹气。
“孩子们怎么样？”我转移话题。
我知道他有一男一女，当年都在老婆的率领下胜利偷渡德国。老婆笨得厉害，拿身份要考德语的，可她连普通话都说不来。便死了这条心，全心全意为儿女策划。儿子先以孤儿的理由取得了难民资格，在中餐馆从杂工干起，刷碗洗盘跑堂一直做到二厨。如今已经是德意志公民了，正雄心勃勃地攒钱准备开餐馆自己当老板呢。女儿也不错，17岁，虾米易给我看过相片，楚楚动人。为了女儿也能顺利留在德国，虾米易两口子开动脑筋，为她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程序——
先找一个已经加入德国国籍的青田同乡伪称干爹干妈，然后再由干爹干妈向德国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确认收养关系。
法官来询问虾米易的女儿：
“你的亲生父母在哪里？”
“在布拉格。”女儿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布拉格和你的父母团聚，而要认这位先生和这位太太为养父养母呢？”法官又问。
“我爸爸不喜欢我，天天打我。他一有钱就去喝酒，也不准我上学。”女儿说。
“那你母亲对你好吗？”法官同情地问。
“母亲也不喜欢我，她天天去卡西诺赌钱。”女儿说。
法官已经被打动了，但仍不放心，又问：“现在这位先生和这位太太对你好吗？”
“他们对我非常好，已经为我联系好了语言学校，我很快就要去上学了。”女儿高兴地说。
为了慎重其事，德国法院委托捷克法院代为询问虾米易夫妇。
虾米易一口八个不要，说回来就打死她。
老婆则一脸冷漠，说回来也没她的面包吃。
两人当场写下了同意断绝父女母女关系的证明书。
女儿轻松得到德国永久居留，过三年就可以拿护照了！
提到儿女，虾米易挺满意，说都满有出息，用不着他操心的。“只是我这个胖老婆太笨，真要气死我！”他恨恨地说。
我觉着怪，便问他是怎么回事？虾米易把事情讲了一遍，几乎把我也笑得岔了气。
原来，老婆以前一直在德国黑着，有事回捷克，必须找蛇头偷渡。从德国偷渡来偷渡去是很麻烦的，过去数德国的难民政策宽，现在数德国的难民政策严。黑工越来越难打，没人敢雇你。一旦被警察查到，雇黑工的老板被罚个倾家荡产不说，还得去坐牢。虾米易和老婆合计，说干脆偷渡到意大利去算了，意大利人傻里傻气的，好哄。在意大利黑着的同乡有好几万，不都好好的呆着？
千方百计搞来了奥地利旅行签证，虾米易打开地图指给老婆看，告诉她从维也纳坐火车到边境小镇利恩茨，从那里很容易越境——奥地利和意大利都是申根协议签字国，它们之间已经不互设海关了。老婆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地图，坚定地说：“我一到意大利就给你打电话。”
虾米易笑眯眯地把老婆送上了开往维也纳的国际列车。
老婆到了维也纳，也上了换乘的列车。半夜里到了一个小镇，她以为是到了奥地利的边境小镇利恩茨，刚想收拾东西下车，却见有捷克警察上车来查验护照，她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捷克警察来到她面前，客气地问：“女士，您要去哪里？请出示您的护照。”
她懂一点捷语，把护照交给警察，说；“我要去奥地利。”
捷克警察乐了，看了看护照，又把护照还给她，说：“你刚刚从奥地利回来。请下车吧，这里是捷克共和国的边境城市杰钦，这趟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进入德国了。20分钟以后有一列火车开往布拉格，你如果快一点就可以赶上。”
她在维也纳糊里糊涂的上错了车！
天还没亮，虾米易在睡梦中被门铃惊醒。他打开门，胖呼呼的老婆走了进来。
虾米易吃了一惊，揉揉眼睛问：“怎么是你？”
“你想是谁？”胖老婆一边说一边进了屋。
虾米易追着胖老婆问：“我不是做梦吧？可我记得你去意大利了呀？”
送走的老婆天还没亮就又回来了，气得虾米易牙疼了半个月。
刚笑罢，虾米易的老婆回来了。虾米易埋怨她：“一出去就不回来，买条鱼能用这么长时间？”
胖老婆擦把汗，说：“哪儿呀，上错车了，可把我拉远了，差一点儿没找回来。”
虾米易长叹一声，不说话了。
我又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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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老婆人笨一点，做的鱼还不错。虾米易又找出一瓶绍兴加饭酒，我们一边喝一边聊。
虾米易说：“老田，你一定得帮我再做一次。就一次，好不好？我不信你就眼睁睁看着我老易破产！”
我说：“这些日子我听了很多有关偷渡的消息，多佛尔港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吧？死人太多呀！”
虾米易呷口酒，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我们死过人吗？鸭子们都说跟老易和田老板走舒服死了！再说外边的事情很难料的，死几个人也是平常事。国内的报纸一说就是我们欺骗鸭子，田老板你知道，我们欺骗过鸭子吗？国外的事情，鸭子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人家都有亲戚在外边嘛。再说那一座一座别墅在那儿立着，还用得着我们去欺骗？”
我笑笑，说：“确实不是你们欺骗，报纸尽他妈瞎说。但是报上说鸭子们出来以后吃苦受累，你们尽盘剥迫害人家，这事儿是真的吗？”
“姥姥！说这种话的，尽是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家伙。我们都坏成这样了，为什么乡亲们还那么待见？你知道乡亲们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劳动局长！因为我们给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工作。吃苦受累？我们家乡的农民不怕吃苦受累，就怕吃不上苦受不上累！吃苦受累有钱赚，怕个鸟！什么叫盘剥迫害，我没听说过。”虾米易愤愤不平地说。
“你的意思是政府应该给你记功了？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这样大规模的组织偷渡，让政府很没面子？”我说。
虾米易笑了，说：“面子？老百姓要发财过好日子，哪个管你什么面子不面子？再说了，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告诉虾米易，过几天要去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一转，散散心。请他给我介绍几个朋友，可以陪我说说话。
虾米易狡黠的一笑，说：“朋友有的是，但基本上都很难满足你的要求。你什么都打听，谁不防着你？意大利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好朋友，德国可没有。法国你去找林老板嘛，我知道你过去跟他很熟的。”
“林海光？”
“林海光。”
“他在法国？”
“是呀。”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
“当然。”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答应虾米易，回来再帮他做一次。他高兴了，说马上给国内的关系打电话，让他们准备集合鸭子。
第四章 意大利不是天堂


                        一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市中心共和国广场西南方向，有一条繁华的大街叫诺门塔那路。沿着诺门塔那路一直上行，大约十公里，就会见到一个地名指示：蒙特萨克罗。我手里拿着虾米易写的地址，在来到罗马的第一天，没有去参观那些数不清的名胜古迹，却来寻访一个中国蛇头。
8月，正是全欧洲的度假高峰。我也给自己放了大假，把一应杂事都交给雇员去办，独自一人驾车出游。
在此之前，我已经办好了奥地利的旅游签证。意大利、德国和法国都是申根国家，有一个奥地利签证就足够了。本来还想去伦敦看看，但又一次被这个傲慢的过气帝国无情地拒签。无论是美丽端庄的撒切尔夫人还是近乎小帅哥的布莱尔首相，看上去都不像笨蛋，但他们确实办了很多蠢事。例如它虽说也是欧盟成员，却决不加入申根，也坚决拒绝欧元。也许是由于英国人不再能无须签证而自由的进出香港这件事使他们心中不快——其实这仅仅是显示主权的一种形式，没有一个英国人会被拒签——他们马上出台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政策贻笑大方于文明世界：凡中国人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过境英国前往世界各地，虽然不出关，也必须取得英国大使馆的签证。这项政策的直接受害者是英国自己的各家航空公司，直接受益者则是英国以外的所有航空公司。大英帝国的继承者们用牺牲自己经济利益为代价，换来了虚妄的精神胜利。
我是8月1日早晨从布拉格出发的，第一站是维也纳。
从布拉格到维也纳，只需要四个小时车程。沿着欧洲5号公路，两个小时后穿过了捷克第二大城布尔诺。离开布尔诺不久，公路开始分叉，向左，是去布加迪斯拉发，向右，是维也纳。我轻打方向，阿尔法?柔密欧飞快地驶入通往奥地利的461号欧洲公路。录音机里是永远不变的“走四方”，算起来，这位歌手还是我的小同乡呢。身居异国，最能引起共鸣的就是这类歌曲。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奥地利边境小城霍厄瑙，在这里接受入境检查。奥地利边防警察仔细地查验了护照，然后微笑着请你入关，用英语说：“欢迎你来到奥地利。”
我驾车继续向北进发。奥匈帝国时期，德国也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后来的历史上，奥地利又和德国分开。纳粹时代，希特勒德国又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再次独立。虽然奥地利人不愿意承认，但他们确实属于同一个民族。有一个笑话说奥地利人的机巧和聪明——他们把在奥地利出生的希特勒说成是德国人，而把在德国出生的贝多芬说成是奥地利人。
50分钟以后，汽车已经进入了维也纳市区。
维也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茨威格这样描述过他的故乡——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正因为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从而显得特别繁荣昌盛，所以那种国家的自豪感也就最强烈地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在这个曾经一度统治欧洲的古老的哈斯堡帝国中，那些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地区如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瓦龙，都早已衰落，唯有维也纳始终安然无恙地闪耀着古老的光辉。七颗不朽的音乐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博拉姆斯、约翰?斯特劳斯曾在这里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辉。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都在这里汇集：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文化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是：把一切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维也纳文化。
这座世界音乐之都真是美不胜收，古堡巍峨，建筑精美，没有一座摩天大楼，尽是三四层的HOUSE，风格各异。我随便找一间旅馆安顿下来，洗了个澡，换了件衣服，看看表，已经快6点了，感觉有点饿，便下楼去找地方吃饭。问前台小姐哪里有中餐馆，小姐微笑着给我写了一个街名。去了一看，呵，不长的街上竟有好几家中餐馆。门脸儿虽然都不大，牌子却唬人，一水的长城大酒店、中华楼一类。我随便拣了一家进去，大厅里空空荡荡，正是饭口子，只有一个奥地利中年妇女在就餐。跑堂的小姐见我进来，高兴地上来和我打招呼。我点了一个菠萝鸡块儿，一个糖醋鱼。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家常菜，这厨子竟做不来，难吃的要命。我对跑堂的小姐说：
“你们能把中国菜糟塌成这样，也不容易。”
小姐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都是青田乡下来的，在家都没有做过，谁也不懂煮饭。”
“那还不赔死？”我问。
小姐笑了，说：“老板不靠餐馆赚钱的。”
我明白了，经营餐馆只是个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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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吃饭一边打开地图，想查看就近有没有什么可看的景点。这时那位奥地利妇女已经吃罢饭，走过来微笑着用英语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我说我想去看看举世闻名的歌剧院，不知道该怎么走？她详详细细地给我指点了走法，然后开玩笑说：“您要去跳华尔滋吗？喜欢左旋还是右旋？”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笑了，问：“您是旅游者吗？”
我点点头。
“还要去哪里？”
“去巴黎和波恩。”
她笑了，说：“来过维也纳的人，根本不需要看德国的任何城市。”
我领教了奥地利人的骄傲。捷克是奥地利的近邻，——在历史上他们曾长期同属于一个国家——因此，在布拉格天天都可以看到奥地利人。我感觉到他们似乎并不喜欢讲着同样语言的德国人，有一次我在地铁里和一位奥地利人聊天，我说德国人讲的德语和你们讲的德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位奥地利人正色说：“我们讲的是奥地利语。”
吃罢饭出来，先去看了看歌剧院，一年一度的新春音乐会就在这里举行。站在歌剧院门外，仍能听到悠扬的华尔滋乐曲。而歌剧院的门口竟聚集着几百人的队伍，举着各式各样的抗议牌子，不知道在为什么事进行示威。我在报摊儿上买了一份中文的欧洲时报，也顾不上看，就在街上闲逛。维也纳虽然不大，但人文景观可太多了，而且大部分与音乐有关。冷不防你就会碰到海顿的旧居，莫札特的纪念碑，勃拉姆斯的塑像……真是看也看不完。
回到旅馆打开报纸，才知道歌剧院门口的示威活动是为了抗议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选举中获胜进入政府而举行的。
这件事情已经在欧洲闹了很长时间了。由于奥地利自由党这个极右翼政党入阁，使这个美丽宁静的中欧国家陷入战后最为严重的外交和内政危机。尽管自由党主席海德尔被迫辞职，也并没有能够取消欧盟对奥地利的政治制裁。一系列原定在奥地利举办的重要国际会议被取消，连奥地利新政府的部长们也在欧盟理事会上倍受冷落，一些知名艺术家和欧洲各国政要都取消了原定的来访。我明白那位奥地利妇女为什么问我左旋还是右旋了——报上介绍说，在舞会上，奥地利人用左旋还是右旋来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许多人提出只跳左旋华尔滋，拒绝右旋。
奥地利人真是好可爱的。
睡不着觉，想起了徐大姐来。徐大姐名叫徐丽人，在布拉格一家中餐馆跑堂。她也是青田人，满漂亮的。徐大姐的丈夫在维也纳做大厨，已经好些年了。最初当然也是偷渡出来的，但现在已经有了奥地利身份。徐大姐千辛万苦的从家乡一站一站偷渡到布拉格，距丈夫只有一步之遥了，却无论如何迈不过这最后一步——奥地利使馆死活不给她签证。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丈夫在一起，刚偷渡过去不久，靠打黑工度日，并且不能和自己的父亲以父子相称。奥地利对非法移民有严格的法律，如果发现这种情况，连父亲的绿卡也会被取消，然后父子双双被驱逐出境。徐大姐曾对我讲过，有一次她的儿子不慎被警察查到关进了监狱，她的丈夫老胡去看望儿子——当然不是以父亲的名义了——警察觉得这两个中国人面貌极像，便追问儿子他们是什么关系？儿子一口咬定只是同村乡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才做罢。
我问她：“小小的孩子坐牢，能吃下那苦吗？”
哪想到徐大姐竟开心地笑了，说：“不苦，一点都不苦。奥地利真是个怪国家，进了监狱第一件事是过秤，把你的斤两都记在本本上。早餐是黄油面包煎鸡蛋，午餐是牛排猪排任选，加一份蔬菜沙拉，米饭。晚饭或者是意大利面条，或者是熏鱼就米饭，加一份汤。不限量的，想吃多少吃多少。两个人一间房，有电视，可以随便看，经过申请也可以往外打电话。打黑工打累了想休息休息，就按时按量吃饭，不要使自己胖起来或者瘦起来。要想早点出去就拼命吃，或者连着饿几顿。监狱每天都要过秤的，只要比刚进来时的斤两增加或减少一些，警察马上就放你出去。真是个怪国家，儿子经常去住住的。”
徐大姐笑着说，无限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我又想起了刘蓉，不知她现在可好？她也是从这个怪国家偷渡到意大利去的。我曾问过虾米易，他说早就过去了，简单极了。原来，由于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是申根协议签字国，它们两国间的海关形同虚设，两国人民包括两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都可以自由往来，海关仅仅看一眼护照而已，并不加盖出入境章。虾米易派人带着刘蓉轻松地翻越舒马瓦山进入奥地利，而刘蓉的姐夫早带着她姐姐的护照、绿卡前来接应。在姐夫的陪同下，她以姐姐的名义连闯奥地利和意大利海关，连周润发和葛优都看不出丑俊的欧洲人，怎么能分得清一母同胞的亲姐妹？
    偷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我还想起了榨油小作坊开得好好的，生让老婆赶出来捞世界的叶土根。也不知道他现在混得怎么样，这次去巴黎，应该可以见到他的。
在胡思乱想中沉沉睡去，醒来已是红日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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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馆吃过早餐，随即开车直奔林茨。这是一座距捷克仅有2O公里的城市，以巴洛克式古建筑闻名于世。当然，使这座城市更出名的是一个在上个世纪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世魔王在这里中学毕业一一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
在林茨稍作停留便向东出发，一个小时以后，便到了举世闻名的萨尔茨堡。这里是莫札特的故乡，茨威格也曾在这里生活过很长时间。这是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末端的山麓，阿尔卑斯山的高峰峻岭在这里和德国平原自然相接。游人如织。大部分游客是德国人，因为这个孕育了天才音乐家的美丽小城就在奥德边境线上。
我把车停到停车场，然后在萨尔茨堡五彩缤纷的中心大街上漫步。这条街的名字叫格特莱代，每个小店里都有莫札特的影子一一有的是照片，有的是以莫札特命名的纪念品，他们都为莫札特骄傲，因为他就出生在这条大街的9号。
莫札特1756年在这里出生，但萨尔茨堡对这个孩子并没有给予任何关注，不加理睬。莫札特后来多次回忆他的故乡，说萨尔茨堡人实在是落后和不开化。
买了两张明信片后继续西行，下午3点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其实奥地利就是个山国，境内山峦叠嶂，以阿尔卑斯山为最高。沿着盘山公路旋转向上，但见终年积雪的山峰在阳光下闪耀。山谷景色壮美，风光绮丽。既有绿草如茵的牧场，又有无边无际的森林；高山峻岭，云遮雾掩，不时还能看到有百丈飞瀑从悬崖上落下。虽然时值盛夏，犹觉阵阵寒意袭人。待下山时则感觉殊异，连风都湿润了许多。山前山后截然不同，原来是阿尔卑斯山挡住了从地中海吹来的暖湿气流，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环境。
下午5点30分，进入意大利边境小镇多比亚科。意大利边防人员显然比奥地利人慵懒得多，只看了一眼护照便放行，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欢迎来到意大利。
又走了一阵，到了一个名叫维罗纳的城市。看看天色已晚，便在这里找了一间旅馆住下。城市很小，但风光旖旎，有一条美丽的河从城市中心穿过。
早晨继续向罗马前进，路过举世闻名的佛罗伦萨，不能不看。停下车先从一家小店门口拿了一份游览图一一这类东西在欧洲全部是免费一一然后按图上指示来到中心火车站，在这里乘20分钟一趟的13路循环公共汽车前往米开朗其罗广场。
广场很小，中央是米开朗其罗的著名雕塑《大卫》。四周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物，提醒你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文明。
佛罗伦萨并不大，如果走马看花的话，一个小时就可以走遍全城。但是，佛罗伦萨是需要慢慢品味的，可惜我没有时间。从圣明尼亚托山腰那已经有700年历史的教堂露台上远眺，夏日艳阳下的佛罗伦萨景物尽收眼底。前面是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高耸的圆顶和钟楼，左边是中世纪时的市政厅那砌了雉堞的墙顶。亚诺河把城市分成不均匀的两半，远方是点缀着片片橄榄林和葡萄园的青山。
在中世纪断断续续的城邦战争中，佛罗伦萨逐渐战胜对手，成为最强大的一个。于是在1284年，佛罗伦萨人决定建一座大教堂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当时由一位著名的建筑师负责设计，于1296年正式动工。14年后，建筑师逝世，工程也停了下来。过了20年，又一位建筑师被请来继续教堂的建造。但这位建筑师并没有建筑教堂的主体，却对种楼倾注了全部热情。3年后，他也去世了，教堂又停了20年。1367年，教堂的轮廓大致出现。
到了1418年，佛罗伦萨已经空前强大。这时候，他们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了和佛罗伦萨的地位想称，他们要给教堂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穹形屋顶。
1436年，穹形屋顶终于建成。在当时也确实是最大的，现在还名列第二——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不管怎么样，佛罗伦萨都当之无愧是文明之母。要是没有当年强大的佛罗伦萨，新的文明该从哪里诞生？历史选中了佛罗伦萨，一个被文明两次覆盖过的城市。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从这里滥觞，但丁、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不朽的文化巨人从这里站了起来，新的文明之光从这里投向全世界。
暂把思古之幽情收藏起来，继续驱车前进，下午三点钟进入罗马。

二


在一大片居民区里，我仔细查找着虾米易写给我的门牌号码。找到了，是一座连体别墅，英语叫TOWNHOUSE。
我按了门铃，一个瘦瘦小小的中国人跑来开门。从他那分头和口音，便可以断定时来自浙江的农民。他见按门铃的不是他的同乡而是一条北方大汉，便警觉地问：
“先生你找谁？”
“叶茂在吗?”
“你找叶老板呀?在在。”他恭恭敬敬地请我上楼。
二楼是一间颇大的客厅。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汉子正在接电话，由于讲得是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见我上来，只是用手指指沙发，继续打电话。
我坐下，还真有点累了。给我开门的小个子农民端上茶来，说声老板请用茶，便退下去了。
汉子打完电话，笑着走过来坐在我对面，问：“你就是田老板吧？”
我点点头，“你是叶茂先生？”
“是我是我。”他哈哈一笑，“易老板来过两次电话了，问你到了没有，让我好好招待你。我和易老板是同乡好友，从来不分你我的。他的朋友也就是我叶茂的朋友，田老板你千万不要客气呀!”
我笑笑，“怎么会。”
“先看看你的房间?”他问我。
“也好。”
我随他上楼，楼上有三间卧室，最大的一间腾给了我，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床单被褥都是新的，条件不好，委曲你了。”叶茂说
“哪里哪里，已经很好了，非常感谢。”我说。
“你看，刚说不要客气你就客气了。在我这里吃住都方便，走，我们去喝茶。”
刚下楼，电话又响了。叶茂拿起电话，又是满口方言，神色也渐渐严峻起来。放下电话，他一脸歉意地对我说：“真对不起，我有急事需要马上出去。我叫成子上来陪你说话，晚上请你吃饭。”
我说：“你有事尽管去忙，我又没事。”
他心急火燎地下了楼。
我站在阳台上往外看，见叶茂钻进一辆菲亚特，风驰电掣地去了。
***，就像去救火！我心里说。
“老板，请喝茶吧。”
我回头一看，还是给我开门那个小个子农民。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成，都叫我成子。”
我笑了，说：“原来你就是成子呀，你们老板让你陪我聊天儿呢。”
成子腼腆地说：“听老板说您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是农民，哪里能跟您聊到一块儿呢？”
“说什么呢？我跟你们一样，只不过早偷渡出来几年。”我骗他。
“老板又开玩笑了，你们北方人用不着偷渡的，一般都能取得签证，不像我们浙江人，哪里都不给签。”
还真骗不了他，别看是农民，什么都知道。
“你是怎么出来的？”我问。
“我出来可难了，蛇头没本事，不象你帮易老板那样，顺顺溜溜地坐飞机走。”
我大吃一惊，忙问：“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儿？”
他笑了，说：“我们这帮人的消息可灵通呢，哪个蛇头有本事，带人带得顺，哪个蛇头没本事，路上出事了，我们都知道。有本事的蛇头呢，我们就让家里人下次就跟他走。路上出事的就惨了，回去再找人也难，说破大天儿也没人跟你走。人们都知道你田老板有关系，易老板就是靠你才顺的。你看他自己走那回，绕了大半个地球不说，好不容易到了意大利还让给抢了。一路得花多少钱？亏死他了！”
我心里暗暗叫苦一一就他妈玩儿了一回票，弄得连意大利也知道了。万一传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耳朵里，还不让他们把我当职业蛇头给办喽？我从那儿出来的我知道，有关部门的人特傻，听风就是雨，还不爱调查研究，也不爱凡事问个为什么？脑子一热就定案。我可再不能办这事儿了，还是毛主席那八个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我说：“你们可不敢给我满世界刷标语呀？还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国内现在正打击蛇头，万一把我折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成子笑着说：“田老板，没事的，你干的不是偷渡，都有签证嘛，根本不怕的。”
我心说你个小农民倒给我壮起胆儿来了，刚想骂他两句，转念儿一想，嘿，这小子说的也对呀？我只是给他们办办签证，怕个鸟呀！
后来，我发现许多偷渡客别看没文化，可对中国的有关法律甚至外国的有关法律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于是笑笑，说：“你还当我真怕呀？我这个人是不爱吹，别人一吹我我就难受。得得得，咱们还说你，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出来的？”我问。
“什么都坐过了，还坐了船呢，高速汽艇，没死在半道儿上也真算我命大。”他说。
我要求他细说原委，他也正想找人倾诉。平时不敢乱讲，怕惹出事来。见我是叶老板的客人，又是叶老板命其陪我说话的，讲了大概也无妨，便把一路艰险娓娓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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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成子与另外7个老乡在蛇头的带领下从温州乘火车来到昆明。蛇头是个一点儿根儿也没有的农民，也不指望买签买关这样又烦人又费钱的事儿。在昆明住了一天，又乘汽车去了河口，这是个瑶族自治县，正在中越边境线上。对面就是老街，当年自卫反击战时被我军率先攻克的越南重镇。如今和平了，这里的边境贸易和出境游都搞得红红火火。蛇头在这里给成子他们办好越南七日游的手续，领到了一次性出入境有效的旅游护照，乘旅游大巴进入了越南。
在老街转了一阵儿，又坐上大巴往河内赶。到达已是傍晚了，吃过饭导游宣布明天早晨8点吃饭，然后乘车去瞻仰胡志明主席并游览市区。半夜12点，蛇头带着他们悄悄出了宾馆，上了一辆越南人开的破中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成子一伙人连东南西北也分辨不出，只知道愈走路愈窄，愈走林愈密，愈走山愈高。到下午时分，终于没有公路可走了，蛇头把人们都喊下来，告诉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越南和老挝的边界，眼前这座山叫长山，翻过去就是老挝，那边有车来接。
没法子，走吧。越南人在前边带路，成子他们跟在后面，都是原始森林，不时有毒蛇窜出，有怪鸟惊起，蚊子大得吓人，叮一口立刻就是一个大红疙瘩，又痛又痒。到了黄昏，该下山了。带路的越南人比画着对蛇头说让大家原地休息，然后像猴子一样没了踪影。
不多时，他领着一个山民来了。成子正靠在一棵矮树下打盹儿，忽然听见越南人在哇哇的惊叫，一睁眼，见越南人正指着自己乱喊，一脸惊恐之色。成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在那儿发愣。越南人又指着头顶让他看，成子纳闷儿的一抬头，冷汗刷的一下就出来了一一在距他头顶不过两尺的树枝上，悬着一个直径足有一米的大蜂窝，几千只有指头般粗细的大马蜂正在那里进进出出！
成子根本不敢站起来，爬着离开了凶险之地。

越南人带来的山民是老挝人，原来他们已经到了老挝境内。越南人回去了，老挝人带领他们继续前进。这里也是山区，和越南一样，山高林密。
成子对蛇头讲：“不是说有车来接吗？”
蛇头瞪他一眼，说：“你以为我愿意走路？不想走回去！”
成子不敢言声儿了，回去？连护照也没有，回得去吗？
怕他们跑，旅游护照都在导游手里。
跟着老挝汉子在林子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夜，天亮时分来到一个破败不堪的村庄。胡乱吃了些东西，便上了一辆美国道奇卡车。从那车的破旧程度可以断定，是六七十年代印度支那战争的战利品。
路况不好，车况更差，水箱还不时的开锅，只能走走停停，傍晚才到达泰国边境。老道奇喘着粗气缓缓停下，蛇头把鸭子们都喊下来，说又要徒步越境，并警告他们泰国边境管得很严，大家都要小行，听从指挥，越境的时候要快，不要出声。只要一越过边境线，就有汽车送我们直达曼谷。
鸭子们诺诺连声，跟着老挝汉子翻山而去。
顺利过境。
果然有一辆面包车在等着，是八成儿新的丰田。鸭子们钻进汽车，坐在舒适的座椅上真像进了天堂一样。路况越来越好，车子跑得飞快，下午四点多，鸭子们已经在曼谷郊区的一所房子里洗澡更衣吃饭睡觉了。
在曼谷呆了十多天，蛇头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柬埔寨王国的护照。照片是真的，护照也是真的，只有名字是假的。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战乱,尤其是红色高棉执政时期，实行阶级灭绝政策，对有产者包括自由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进行消灭。当时在柬埔寨有大量早已加入柬埔寨国籍的华人或华裔经商做买卖，跟贫穷到极点的当地人相比还算富裕，因此首当其冲地被红色高棉列入屠杀对象。相当多的华人惨死在红色高棉屠刀之下，侥幸逃生的便散落在世界各地。红色高棉垮台以后，柬埔寨王国政府为了使自己的百姓能够顺利地回到家乡，出台了一项政策：只要有两名柬埔寨人证明你也是柬埔寨人，你便可以马上领取柬埔寨王国护照。在蛇头的泰国朋友帮助下，只花了一点小钱便买齐了证明人和有关官员。
有了护照了，便去签证。意大利想也不要想，光经济担保和存款证明就没法儿办。按原定计划，蛇头继续用钱开路，获得了阿尔巴尼亚驻泰国大使馆的旅游签证。
三天后，乘飞机抵达地拉那。
有了护照，不怕了，蛇头便带他们上街转转。大家都吃惊：这也是首都？还不如温州繁华！但也有温州比不上的一一到处都是奔驰、宝马、沃尔沃一类的名车。蛇头经常走这条线，十分熟悉这里的情况，他告诉鸭子们说，这些名车都是从西欧偷来的。
两个小时转遍了首都，蛇头又带着他们赶往阿尔巴尼亚南部海滨城市发罗拉。这个城市规模还不及中国南方的一个乡镇，大约有三五万人口，与意大利隔亚得里亚海相望。
在发罗拉住了两天，蛇头去联络送鸭子们渡海的汽艇。晚上回来说安排好了，今天夜里出发。但有一条：什么东西也不能带，有现金的用塑料袋包好，护照也包好，缝在贴身的衣服里。大家都很激动，毕竟要去意大利了，手忙脚乱地准备起来。
半夜12点，两辆小汽车悄无声息地把他们带到了海滩上。
是个阴天，月亮被乌云裹得严严的，一丝光都漏不出来。蛇头领着鸭子们向海边疾行，在一块巨大的礁石后面，有两个阿尔巴尼亚人驾着两艘汽艇正在等待。他们分别登上汽艇，向黑暗中的茫茫大海驶去。
几分钟后，汽艇加大马力，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像飞一样。成子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正值盛夏，但南欧的天气还颇有些凉意，尤其是在海上飞驰，迎面的海风冰凉，周身都冻透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汽艇缓缓减速，最终停在了海面上。
蛇头说：“汽艇不能再往前走了，一来怕意大利边防军听到马达声，那样我们就全完了；二来前边马上到岸了，水位很浅，礁石很多，一不小心就把汽艇的油箱碰坏了。大家跟着我往岸边游，最多两百米就到了，跟着我下水！”
蛇头第一个跳进大海。
鸭子们来不及考虑，纷纷扑通扑通跳进大海。与在高速汽艇上吹风相比，海水竟显得暖暖的。成子的泳技很差，只会狗刨儿，一下海先喝了几口水，又苦又咸。黑暗中也辨不清方向，只是努力盯住蛇头，一路刨着往前游。没多久，实在游不动了，身子不由人就往海里坠。挣扎了几回，没用，他绝望地想：这回完蛋了，非死在这亚得里亚海里不成。可没想到脚一下子竟踩到了坚实的地上一一到岸了！
绝处逢生使他喜极而泣。
意大利！脚下的土地就是青田人心中的天堂、不惜历尽艰险万里来投的神奇而美丽的意大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