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之由抗蛮战争看华夷之辩0

木風郎

“游牧民族种族繁多，但是他们的生活癖性却惊人的相似，野蛮、残暴、毫无文明人的道德感，进入文明地区后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他们不守信用，绝不可靠，见异思迁，容易冲动，好像无理智的野兽一样，对于是非毫无判断力。”
                                                                                                                  ——史学家阿米阿努斯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部族的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了。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以上是西方文明世界对游牧民族，即历史上蛮族人的典型印象和评价。众所周知，罗马帝国衰败的外在原因即在于日耳曼蛮族人的侵扰，而一分为二后的西罗马帝国则是直接亡于蛮族之手。希腊—罗马文明硕果仅存的拜占庭帝国又是在与东方蛮族与异教徒的年年战争一步步滑向深渊，最终被突厥人的后裔——奥斯曼土耳其所灭。可怜的中欧在被阿提拉领导的匈奴人烧杀奴役后不到千年，又在蒙古铁骑的旋风中被来回蹂躏，一向高傲的基督教世界不得不拜服在蒙古蛮族君主的马靴之下。这些由残暴淫虐的蛮族人留下的可怕阴影深深的笼罩在西方世界的心头，使得亚洲野蛮、欧洲文明的观点甚得人心。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如此，对付野蛮的亚洲，西方世界就必须像古代那样，重新团结起来保卫西方文明。这些深烙在西方人心中的想法便催生了后来盛极一时的“黄祸论”，当然，这是后话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所表现的民族思想。首先，先简介一下太史公其人其事：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后随父迁居右扶风的茂陵(陵邑)、长安，卒年不详。他的史学巨著《太史公书》，又称《史记》。司马迁年轻时，曾四处游历，以增长见识。他20岁时即游历江南、山东，后又作为使者或充当皇帝随行，经7次长途游历，足迹遍于当时汉王朝三分之二的内郡领域，这些经历对他民族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第三次就是出使西南夷，这次西南之行，对司马迁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有直接的帮助。另外，战国中期司马氏家族的司马错，征服蜀地后，将当地情报带回内地，对司马迁的写作也是有影响的。
   
    再来了解一下贯穿整个华夏文明民族思想的主线——华夷之辩。在史料中关于华夷之辩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诸夏一体的意识。《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春秋左传正义》齐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这些其实都是要明确诸夏诸国乃一体，诸夏国家之间应该不分彼此，应该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亲相爱。西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正是夷狄戎蛮势力壮大，影响到诸夏发展生存的时期，华夏族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的非华夏族的入侵。周王室的东迁，就是在狄戎灭亡西周的形势下的不得以之举。这个时期，北方的山戎活 跃于我国的北部地区，并且深入于今天的山西，河北中部以及黄河以南，和中原诸夏频繁战争。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北狄伐郑，十四年（公元前706 年），北狄伐齐，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病燕，十五年（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十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卫，襄王二年（公元前 650年），狄灭温。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也北上中原与诸夏争夺霸权，相距灭掉淮河流域和南方许多诸夏国家，春秋时期诸夏在这种受到四方民族，特别是来 自北方和南方的异民族的压力下，许多诸夏之国和诸夏之民和诸夏之地亡于夷狄戎蛮，诸夏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在和夷狄的交战中得到强化，“华夷之辩”就是在这 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不断丰富深化。
　　　　
    其次是贵“华”贱“夷”，以“华”为贵，以“夷”为贱，贬低蔑视非华夏族的民族。《论语注疏》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礼记正义》云：“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
　　　　
    “华”贵，“夷”践，是“华夷之辩”中的主要内容，“华”贵“夷”践，其实就是以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为贵，贬“夷俗”，确立“夷”必须从“华”的观念。

木風郎

现在来谈谈太史公本人的民族思想，也就是他在《史记》中所表露的“华夷观”。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没有直接地发表歧视“夷狄”的观点，只是客观地记录他所了解的夷狄的历史(主要是与中原华夏族所建王朝的交往历史)与现状，但是他首次专门为蛮族立传，把这些蛮族列传当做中央王朝的一方臣民来写，穿插安排在与其有关的名臣大将的列传之间，并强调他们与华夏族同祖，其本身就包含了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表明他的“华夷之辨”观并不强烈。也可以说，他是以当时的政治因素为标准，视“夷狄”为大一统政权的一员，反映出了他的“用夏变夷”观。当然，当时可不乏持“华夷之辨”观、发誓要消灭之的权高位重者，如霍去病就说过“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
   
    司马迁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时新的华夏族正在形成之中，他从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思想出发，从政治角度上，只要加入了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就被看作是大一统家庭中的一员，并不强调他们原来的族属，而是相信礼乐能够移风易俗，周边蛮族可以和中原华夏一样讲礼仪，成为华夏族的一员。事实上，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也正是这样形成的。至于蛮族对内地的寇掠，在司马迁看来，与历史上内地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他也就不会像后世华夏史家如班固那样从华夏族利益出发，把匈奴等蛮族大骂一通了。也就是说，司马迁并不重视华夷之辨，而是强调夷狄们也是天下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忽视他们的一些民族特性，只要加入内地中央政权，即已经完成“用夏变夷”。司马迁在如何对待蛮族问题上，不仅主张用夏变夷，而且要求不高，故他在如何处理蛮族的关系上，他比后世更反对武力征伐，主张怀柔羁縻四夷。

    在关于处理与蛮族关系的手段方面，司马迁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主张，不过，从他为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作传时的选材、行文看，他是反对武力征伐，主张对少民族实行怀柔羁縻政策的。如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传中对司马相如两次使西南夷，谏开西南夷的过程、建议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例：“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焚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因进日：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

    另外，《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主父偃)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传中仅“实录”了主父偃谏伐匈奴一文，其他八事未录，且附带把同时上书的徐乐、严安的讨论有关夷狄“世务”的书文记录了下来。对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广中国，灭胡之本也”的建议，司马迁记之为“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为郡”。一个“竞”字，充分表明了司马迁对此事的不同意见。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反对武力拓边，主张怀柔羁縻四夷的思想。
   
    我们不能肯定的说太史公的“华夷观”是对是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种对蛮族主张弃武力、主怀柔甚至杜撰华夷同祖的观点已经背离了他最初写作《史记》时的主旨。
   
    司马迁曾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很显然，他是以孔子为榜样、以《春秋》为蓝本来撰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按照这样的誓言，“春秋大义”才应该是《史记》所体现的精神之本源。
   
    《春秋》作为圣贤孔夫子亲笔所撰的儒家经典，其大义正是体现了先秦儒家对“华夷之辩”的见解。后世方孝孺在《后正统论》中说：“《春秋》之旨虽微，而其大要不过辩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别。”王夫之说的则更详细，他在其《读通鉴论》卷十四《晋安帝》中写道：“春秋者精义以立极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战，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可见“春秋大义”正是一种“华夷之辩”观点具体而微的表现。
   
    而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民族思想来看，他并没有贯彻落实最初的“继《春秋》”这一创作宗旨。从当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融合的政治现实来评价，他的这种“华夷观”自然是平等进步的。然而从中国历史上北方蛮族对华夏文明一次又一次巨大破坏和摧残的事实来看，这种观点又是懦弱和近乎自虐的，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斥责其“书生气”过重。譬如他认为华夏统治者不应为开疆拓土而劳民伤财。因为他看到的是秦始皇事胡开越而导致的政权覆亡，“今上”汉武帝为击匈奴、开西南夷而耗尽汉初几十年的积蓄，所以他反对武力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而应当怀柔羁縻四夷，自然而然地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这是多么可笑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啊，他只看到了武帝为了彻底肃清匈奴而劳民伤财，却无视匈奴的存在对华夏经济和文化的持续而可怕的破坏力，如果不设法从根本上消灭匈奴，那么华夏将不得不随时随刻都做好被蛮族洗劫的准备，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耗费掉的华夏人力和财力将是无法估算的！正如武帝自己所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定。为此不得不劳民。”可见，“安境保民”才是汉军反击匈奴战争的根本目的。

   
   
    抛弃现状不谈，北方蛮族和华夏帝国从来都是属于两种文明的，前者野蛮而落后，后者知礼而先进。古代华夏文明长期领先世界个文明，和这种优秀的人文理论是分不开的。中国因此成为世界首富，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和周边地区贫富差距巨大。而不幸的是，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的地区，造成了北方蛮族骑兵军事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游牧民族的特性决定了蛮族人对华夏财富的无限贪欲，进而导致了几乎无间断的侵略和无节制的暴虐，这使华夏文明的有如凌迟一般感到阵阵的无比痛楚，而由蛮族所建立之政权的愚昧残暴的统治更是犹如一把把尖刀直接插进了华夏文明的心脏！曾经傲视世界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在蛮族的胡作非为下反复的被涂抹和扭曲，文明的精华近乎丧尽，终于使得华夏文明落后于其它文明。这既不是古人的愚蠢，也不是华夏文明的过错，地理环境使然也！试问，当今人还在沾沾自喜着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时候，又何曾有人想过，我们真正的文明到底还剩下多少？
   
    所谓“华夷之辩”也不是纯粹的血统论，而是一种文化甄别,一种对文明世界的追求与向往。所以华夏民族对周边蛮族没有血统上的歧视，只有希望他们放弃野蛮吸收文明的责任感。天下主义、华夷之辨的指导思想对华夏坚持文明的发展方向、避免野蛮的堕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华夏民族并非完全没有欺压其它民族的情况，但是在世界上所有曾经强大的民族中(要知道华夏强大的时期在古代世界各国中是最长的)，华夏民族欺压其它民族的频率和规模都是最少。这，才是真正的文明！
   
    当今中国也需要新形式的华夷之辨。这指的不是把中国各族人民分成高等和低等，而是应该恢复被满清政权歪曲的华夷之辨的内容，明确的把文明发展看成贡献，把野蛮破坏看成倒退。切不可把历史上屠杀掠夺的强盗吹嘘成英雄。中国要彻底肃清蛮族弱肉强食、不珍惜人类生命价值和尊严的野蛮思想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只有重建华夏先贤们珍惜人命、尊重人类尊严的高尚传统，重塑华夏文明真正的以文明为不断追求的华夷之辩精神，中国，才能实现新世纪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