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海南谪居的"放浪"生活

木風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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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5日，台湾文化名人李敖在会见赴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南新闻交流团之际，特别向交流团成员推荐了他所收藏的两件关于苏东坡的文物，并谈到与海南相关的历史人物中，他最推崇的是苏东坡，“苏东坡最可贵之处在于，虽然被贬至当时最为荒凉的海南，但仍然能坦然处世，与海南的原住民安乐相处。”

    当年的海南，是东坡先生晚年被政治流放的处所，他在儋州“谪居”的三个年头，完成了人生中最彻底的感悟与觉醒。时至今日，人们还是将东坡看作是一个文学创作的“成功人士”，本期讲谭从文学圈子以外的别致视角，来评说这位曾经与海南结缘的历史名人。

    北宋大文豪苏轼(东坡)以现存的历史定位，放射着他不朽的文学光彩，然而倘进行深入研究，又每每让有知者觉得这种定位有失偏颇，最起码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评价。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说法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东坡当年，最了解他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少游)就已经提出来了。他以为将东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个以文章名世的文学之士，这实际上是对东坡的一种贬低，因此，他特别强调“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可惜，时至今日，人们还是将东坡看作是一个文学创作的“成功人士”。海南是东坡晚年被政治流放的处所，他在儋州“谪居”了整整三个年头，在这里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彻底的感悟与觉醒。研读他晚年的创作并因此追寻他的思想，我想起码有三点应该跳出文学的圈子来看这一位曾经与海南结缘的不朽的历史名人。

    哲学思想上的反正统

    东坡从整体上看，无疑是一位儒家学者，他之所以吸收佛老思想，完全体现了他在学术上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精神。

    什么是中国正统的哲学思想?当然是以孔孟之道为标榜的儒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成了“唯我独尊”的正统哲学。到了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更将儒学推上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直至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已然成了“帝王之术”，是封建独裁者钳制人们思想的利器，在那样的年代，朱熹的理学地位与“皇上”一样具有君临天下的威严，致使明代人有“敢骂孔孟而不敢非程朱”的现象。

    程朱理学作为正统哲学的代表与朱熹在南宋时期的努力分不开，为了取得这“正统”的招牌，他排斥异端的学术行为甚至到了诬陷攻击的地步。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因为知州唐仲友不同意他的理学观，便借题发挥，诬陷唐仲友与歌妓严蕊有染而将其逮捕下狱。其次是对于不与他同时代的苏轼百般攻击丑诋，甚至无中生有地说，倘若东坡当宰相比蔡京还坏!又不遗余力地贬低苏轼在哲学方面的创新精神，以为东坡“学术不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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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贬低东坡哲学思想的一大口实是说东坡的儒学思想中夹杂着佛老思想。他认为东坡之学得于佛老是因为“不会仔细读书，他见佛家之说直截简易，惊动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似乎东坡赞成佛老思想是一种十分幼稚的、不学无术的表现而已!幸好他自己还能承认，若与东坡同时，肯定辩不倒东坡。其实东坡之所以赞成佛老的某些观点并非如朱熹所说，是基于“不仔细读书”的幼稚想法，而是从社会现实与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所得出来的思辨结果。

    东坡从整体上看，无疑是一位儒家学者，他之所以吸收佛老思想，完全体现了他在学术上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上清储祥宫碑》中论述了黄帝、老子(即黄老)思想与孔孟儒学之间的某些共同之处(如黄老的“清静无为”与儒学的“仁者静寿”等等)，认为在儒学中吸收黄老思想是一种进步，一种发展。事实上，这在宋代的社会生活中仍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连皇帝宋真宗死后都要求以他最为喜爱的《道德经》作为殉葬品。

    对于佛学，东坡也持同样的态度。他并不真的相信佛教所宣扬的那一套死生轮回、因果报应之类，但佛教中有关“即心成佛”“佛在一念之中”等思辨色彩却引起他极大的关注，认为与儒学有“相反而相为用”的逆向思维关系。这种“学兼佛老”的治学态度虽然受到朱熹等“正统儒学”的贬斥，不能彰显于当时，但社会及科学的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佛老哲学在人类生存环境及自省修身方面的进步意义。东坡主张学兼佛老的反正统观表现了他深刻独到的思想境界，不是一般的文学“成功人士”所能企及的。

    学术研究上反玄学

    这情景就像是童话中看“皇帝的新衣”一样，明明看不到什么，却怕别人笑自己无知，于是盲从附会，互相欺骗!东坡无情地揭示这种学术上的欺诈之风。

    中国的学术研究自古以来都与社会的风尚习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大都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尽量媚俗以邀取名利;一种是实事求是以取得真知。前者的特征就是故作高深，装腔作势，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东坡一生中最反对的就是这种学风。对此，东坡举了杨雄为例。

    杨雄是西汉末的学者，他曾模仿《论语》写出《法言》、模仿《周易》写出《太玄》二书，这两部著作文字艰深晦涩，故东坡讥讽其“以艰深之言，文浅易之说”，虽简单易晓的道理却故意说得神乎其神，让人莫测高深，以为其中真有什么奥妙无穷的东西。其实是“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样的学风，东坡认为与“雕虫篆刻”无异，是末流杂作，无益于学术。

    对于这种舍本逐末的学风，东坡有一个十分有趣的阐述。他说：“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不可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中庸论上》)这段话的大意是，前辈的儒家学者们研究探讨“圣人之道”，因为不得要领，于是都来故弄玄虚，尽量写些艰深难懂之文，希望后世的儒家学者们以为他很了不起，很有高深的学问。而后辈的学者看了，未能识破他空虚无着的假象，反而认为他真有了不起的大学问，深为自己的看不懂而感到羞愧，因此也附和他的学说，认为他真行!于是互相欺骗以为高尚，互相传习以为渊深。结果以这样的态度去钻研学问，“圣人之道”便更加渺茫难求了。

    这情景就像是童话中看“皇帝的新衣”一样，明明看不到什么，却怕别人笑自己无知，于是盲从附会，互相欺骗!东坡无情地揭示这种学术上的欺诈之风，更敢于提出自己实事求是的见解。比如谈到人类社会的进化问题，保守的儒家学者总是以为越往古，政治越清明，社会越文明，完全是“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历史退化论。但东坡却以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到了后来，才懂得使用工具，“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所以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才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