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最初碰撞

木風郎

中西文明的最初碰撞──略论葡萄牙人东来及明代政府的对策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由来已久。秦汉时期，汉皇朝曾与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建立过联系1。继之而起的丝绸之路，成为中、西双方千多年以来互相往来的主要桥梁，而此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商路之一。无论如何，以往千多年来的中、外接触，只能说是非正式的、间接的。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进入长达千多年的封建黑暗时代、自公元七世纪于阿拉伯掘起并往后迅速扩张的伊斯兰势力﹝尤其是15世纪掘兴的奥斯曼土耳其﹞等总总因素，双方的联系受到极大的阻隔。然而，眞正全面促成贯通中、西文明大规模的交流，还是要待15、16世纪由葡萄牙发动的地理大发现运动。

        在中国，有关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使人联想到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虽然，有关这个事件的动机，学界有不同的解释，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这次航海活动，范围主要为东南亚及南亚一带，而并未涉及接触欧洲。而且，到了明代中、晚期，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亦无以为继。

        因此，有关中、西方直接联系的历史任务，便由葡萄牙这一西欧小国来完成。

        到底，由葡萄牙这一西方文明与中国的最初接触是怎样的呢？面对最初的碰撞，双方有没有互相应对的方法呢？

        本文将论及中、西文明初次在天朝的土地上遭遇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应对措施，从中探寻历史发展的动力及脉络。

一、 葡萄牙人东来的历史背景

        地处欧洲西南隅、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是最早稳定政治疆界的欧洲民族国家之一。21143年阿丰索一世﹝阿丰索?恩里克斯，Afonso　Henriques﹞建立了独立的葡萄牙王国后，延续了数个世纪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在往后的数百年不断往南发动战争，征服并占据半岛内摩尔人3的土地。到了125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整个阿尔加维﹝Algarve﹞地区，从而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永久国界。

        葡萄牙的海外探险活动的成因为何，学界有不同的论调。其中一种论调认为，是延续着这种收复失地运动的发展趋势。亦有人认为，其扩张是为了消除国内的矛盾，如葡萄牙史家萨拉依瓦﹝J.H.Saraiva﹞所说，「扩张运动是由于国内找不到有理想报酬的就业机会而引起的一场向外迁移的运动」4，因此，他认为航海运动既有助于解决国内种种矛盾，又在客观上符合各个社会阶级的利益。

        无论如何，弱小的葡萄牙要在欧洲扩张领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还经常受到邻国的威胁5，因而只有把焦点转移到海上。事实上，它很早就有利用天然地理优势往海洋扩张贸易的倾向。葡萄牙在1336年前后就向加纳利羣岛﹝Canary Islands﹞进行了一次类似性质的海外扩张、1415年远征并攻占北非重要城市休达﹝Ceuta﹞则被一般认为是推行海上扩张政策的正式起点。这与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1405－1432年）相比较，可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6。

　　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或多或少有相似的原因，两者都有其政治动机。一般认为，中国的郑和下西洋，除了为着「昭示恩威」、令「万邦臣服」外，亦希望顺便在东南亚一带探听被废黜的建文帝的下落。7至于葡萄牙，其政治原因亦为着寻找一个神话般的基督教若翰神父﹝Preste Joao﹞王国，以为奥援，去对抗伊斯兰势力。然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葡萄牙地理大发现运动虽然有直接的政治原因，但其主要目的则在经济以及宗教。郑和下西洋郄正好相反，政治目的则是最根本的，而且基本上仅是皇帝个人的意旨，经济因素只占次要地位。所以，郑和开辟的航道和建立的商业网络没有受到本国重视而加以利用，反而为半个世纪后远航东来的葡萄牙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葡萄牙穷80年努力，终于开通了摩洛哥至好望角的航道，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船队于1497年底绕过风暴角，进入印度洋，然后利用郑和的航道，1502年到达驶入印度的卡利亥特﹝即古里﹞，再过10年抵达中国珠江口。

　　总括而言，葡萄牙人因其政治、宗教及经济等总总因素，率先发动地理大发现运动。由于葡萄牙人在非洲一带所遇到的多是一些原始部落以及欠缺国家形态的松散族群。因此，在非洲西岸探险所花的80年长时间里，主要在于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对于落后的非洲部落，他们能够轻易地操纵之，并进行黄金、象牙和楜椒贸易，令土著居民基督化和欧洲化。抵达印度洋之后，他们面对组织严密的商业网络和具有高度文明的穆斯林人，非但不似以往那样轻易地可以挤进去，还受到公开挑战，于是便发扬其收复失地运动时期的十字军精神的好斗性，使用武力征服，逐个击破，将阿拉伯人的政权和商业网摧毁。当葡萄牙人试图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国的时候，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二、葡萄牙人东来

        早在葡萄牙占领果阿﹝Goa﹞建立在亚洲的据点以前，国王唐?曼努埃尔曾于1508年4月向前往「发现」圣?劳伦斯岛﹝St. Laurence I.﹞以西至马六甲一带地区的塞凯拉﹝Diego Lopes de Sequeira﹞的船队指示探明中国的情况：

「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8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马六甲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它地方？带来些甚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马六甲或其它任何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著甚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它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的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它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还有，倘若他们不是基督教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甚么？崇拜的是甚么？他们遵守的是甚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甚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9

        由此可见，其时葡萄牙对中国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不清，因而欲探寻更多有关中国的情报。无论如何，《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富饶中国历历在目，而之前达?伽马从印度带回给葡萄牙国王的礼物中有多件中国瓷器深得其欢心，因而引起他对中国的莫大兴趣。塞凯拉的船队曾在马六甲作短暂的停留，与当地的中国人曾有所接触，但无法搜集到足够的情报回复国王的问题。到了第二任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于1511年征服马六甲后，才得以直接探听中国的消息。两年后，欧维治﹝Jorge Alvares﹞成功航行至珠江口的屯门﹝Tamao﹞贸易，除了满载中国货物而归外，也带回不少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情报。
  
        经过这次试探性的活动，掌握了不少广东水路和沿海港湾、岛屿的形势和贸易情况后，葡萄牙国王决定增派人员前往中国。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由马六甲出发，于1516年返回，他在航程期间进一步与中国人接触，并得到这一讯息：「中国人希望与葡萄牙人和平友好，他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民族。」10。几乎同一时间，受印度总督之命赴华作使节的皮箂资﹝Tome Rires﹞乘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的船队前往广州。他们到达屯门后，遇到明府的海上巡逻队，因而向其说明他们是葡萄牙国王的特使而欲朝见中国国王。皮箂资贿赂中国官员，取得入京许可。他们于1520年1月从广州出发，乘船北上，于5月到达南京。时正值明武宗南巡至南京，皮箂资得到内廷太监江彬推荐，得到武宗的召见。同行的翻译火者亚三，因为向武宗介绍南洋诸国的奇异风光，而得以常伴武宗左右。1521年，葡萄牙使团得以进入北京。火者亚三「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彬大诟曰：彼偿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耶？」「二夷人相谓曰，『天颜可即，主事乃顾不可即耶？彬闻之，诏焯凌虐驾下人员，将奏治。』」所以御史何鳌说，佛郎机「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使到「大臣被诬者，皆以梏幽囚」11。但1521年武帝崩，梁焯得以免处罪，反而江彬失去后台，不欠被太后诛灭。皮箂资团失去庇护者，火者亚三被捕下狱处死。皮箂资不久被赶出北京，于广州投狱，于1529年病死。

        皮箂资使团的失败，除了是因为他们在南京时违反中国的礼法外，更重要原因是当时明政府得悉葡萄牙人攻占了中国的藩国马六甲，以及有广东官员奏明使团初来中国时「擅闯广州」，登陆屯门时「胡乱放炮」，并「私设炮台、拒纳商税」12。原来当时留着屯门的葡萄牙人，包括安德拉德之弟西蒙﹝Simao de Andrade﹞，由于得不到中国皇帝的召见，使他「大为恼火」13，而私自在屯门筑寨设炮，并与中国奸商大肆进行走私贸易、拒绝向中国海关纳商税、殴打中国官员，以及掳掠中国人口。这激起广东官民的愤慨，要求葡萄牙人离开中国。但葡萄牙人不从，反而向明政府的海防巡逻队发动攻击，终于激起中葡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中国出动了50艘船包围葡萄牙人。由于寡不敌众，屯门之战以葡萄牙的失败、被迫撤出屯门告终。

        但葡萄牙国王并不甘心此役的失败。1522年，又派遣马尔丁?阿丰索﹝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ntinho﹞率领300个队员、5艘战船的远征队14来到屯门要求通商。但明代刚刚将屯门的葡人驱除，加强海禁。在此恶劣的政治气氛下，葡萄牙船队于同年8月在新会西草湾被中国官兵围剿击败。
  
        经过屯门与西草湾之役后，「葡萄牙政府不仅放弃了在中国建立堡垒的计划，还对处理在那个帝国的未来利益表示出致命的漠不关心」，他们认为，「从霍尔木兹到马六甲，葡萄牙军队都所向披糜。葡萄牙的荣誉和尊严却受到更为弱小的中国人的肆无忌惮的践踏，而维持国家在华名誉所必需的船队和军队又不能不顾长期处于威胁中的(亚洲)领地可能受到的严重后果而轻易调动……」15。葡萄牙因为两场战役的失败，感到名誉和尊严受挫。此外，亦因为限于实力，无力再作第三次尝试。所以，从此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中国的文献中没有再发现葡萄牙在广东沿海的冒险经历。无论如何，与华贸易的惊人利润，未能阻挡葡商铤而走险，此后30年间，来中国通商居住的葡萄牙人，虽非政府所组织，但少数的冒险葡商，「恃其一己之力，开拓个人的经商贸易事业。」16事实上，开拓的方向以由以往的广东沿岸转移到浙江的宁波和福建的漳州。17他们在闽、浙地区与活跃于当地的倭寇互相勾结，同样采取亦商亦盗的方式继续在东南沿海活动，因而使始于嘉靖二年愈演愈烈的倭患问题更形复杂。
  
        在闽、浙地区的葡萄牙人，先后在福建浯屿、月港和宁波双屿建立据点。但由于以暴力劫掠与跟明朝政府敌对的倭寇互相联系，1548年朱纨毁其据点，并将其消灭并驱逐，使该地「全闻海防，千里肃清」，幸免者「去者远循」18。那些脱身的幸免者及后来的葡萄牙人，再次转到广东珠江口外活动。他们起初来到新宁县南部的上川岛，然后转到离澳门30多公里的浪白澳南水村。在经过澳官的同意后，得以在此撘篷并暂居交易。但规定他们一出海，便要立即拆除茅篷。19

        从以上葡萄牙初来中国到后来多次被逐，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是欠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中国观。如前所述，安德拉德初到屯门时「胡乱放炮」，本是出于葡国礼仪，郄被中国解释为挑衅行为，这一举动在中国震动于余，而且一度流传甚广。皮莱资未到中国前在其《东方志》中声称「只需10艘船只，便足以轻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他使华被逐出京城囚禁于广州后，与他一起过着铁窗生涯的使团成员维埃拉（Cristóv?o Vieira）和另一位商人卡尔沃（Vasco Calvo）在狱中所写的信函里认为，中国虽物产丰富，但需要贸易，人民备受压迫，只要葡人一来便会揭竿而起响应，从而轻取广州。他们还拟定一套侵华计划：「首先攻打广东，继而占领福建，甚至提出向浙江及台湾进军，以控制中国最富裕的南部沿海地区。」20不过，在屯门之役被囚的末儿丁?甫思?多?减儿﹝Martim Afonso de Melo﹞在其给葡萄牙国王的书信中，则纠正他们以前对中国实力理解的错误：「当时为您在天先父提供的情报十分盲目……即便﹝我们﹞船坚炮巨，亦非万无一失，我的情况便是一例…我们在此可用武之地非我们想象那般，敌人亦比我们想象的强大的多。」21另外，在福建死里逃生的葡商加利奥特（Galiote Pereira）的《中国见闻録》和克鲁兹（Gaspar　da Cruz）的《中国概说》，「对中国现实社会已有更全面正确的认识，甚至对明朝海禁政策和官员执行政策的两种不同态度都了解甚详，知道大小官吏只要可以得到好处，对非法海上贸易就会眼开眼闭。」22这对后来葡人采取对华商贸策略应有助益，葡萄牙人也从印度洋的征服者逐渐转变为南中国海的贸易者。
  
        从此，葡萄牙人获释前嫌可以在广州外海的上川、浪白滘等岛公开贸易。由于葡萄牙人感在澳门经商生活条件皆胜上述两岛，自1553年起，葡人便逐渐往澳门贸易。郭棐于万历三十年（1602）修撰的《广东通志》卷69《澳门》条进一步说明葡人居澳的时间和缘起：
  
「嘉靖三十二（1553）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23。

三、明代政府的对策

        葡萄牙人自1553年进入和赁居澳门之后，即以澳门为基地，大力开展东西方的国际转运贸易。葡萄牙人于是相继而来，使澳门人口日益增加。因此广东御史庞尚鹏于1564年在《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中所说：
  
        近数人年来，始入蚝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攘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24

        澳门「私创茅屋营房」25，「增缮周垣，加以统台，隐然敌国」26。另一方面，随着葡萄牙人在澳门迅速发展，其「骄悍」态度和「恣横」行为27， 开始令广东官员担忧。他们甚至认为，葡萄牙人皆「诡形异服，剑芒火炮，弥满山海，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奸人且导之凌轹居民，蔑视澳官。若一旦豺狼改虑，拥众入居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俄顷而至，其祸诚有不忍言者，可不逆为虑耶！」28因此，中国有关应付葡萄牙人的主张开始被提出来。当中若按黄启臣先生的分类，可分为以下数点：

第一，以庞尚鹏、郭尚宾为代表，提出令葡萄牙人离开澳门，到浪白澳去贸易的方针。庞尚鹏认为：

臣愚欲将巡视海道副使，移驻香山，弹压近地，曲为区处，明谕以朝廷德威，厚加赏犒，使之撤屋而随舶往来，其湾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旧制。…自后番舶入境，仍泊往年旧澳，照常贸易，无失其关市岁利，复严布通番之令。29

郭尚宾进一步推论，认为：
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后当事许其移入濠镜…仍立一限，令夷人尽携妻子离澳，其互市之处，许照泊浪白外洋，得贸易如初。30

第二，以总兵俞大猷和番禺举人卢廷龙为代表，提出驱逐葡萄牙出澳门的方针。俞大猷于1565年以《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上书两广总督吴桂芳，提出：
  
商夷用强梗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今欲剪之，岂无良方？若以水兵数千，攻之于水；陆兵数千，攻之于陆，水陆并进，彼何能逞？此伙所用兵器，惟一软剑，水战不足以敌我兵力之刀，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也。惟鸟铳颇精，大铳颇雄，军令一严，冒死一冲，彼自破也。往岁诏安、走马溪夹板数只，同日而亡，犹所亲见即如人言，商夷难制，则自古及今，广东祸患，无时而已。五羊居民，消散已久，安有今日。今与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穷谓惟名公能操发纵之权，惟猷可免效鹰犬之劳。…从来用火攻，鲜有成效，猷有新法与人不同也。贼所恃者，龙头划然，贼不过一二十只，我兵用则它八十只，以多制寡，何患不取胜？分人督造数日可得也。31

第三，以广东巡抚霍与瑕，两广总督张鸣冈为代表，提出准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贸易、加强防范和管理的方针。霍与瑕对此作了长篇的论证，说：
  
岛夷…不察其顺逆，不办其奸良，一概名之曰贼，非但俱焚玉石，将有俗疱月易一刀之虑，知者所不出也。或曰何如？曰：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欲行上策，当先要之以中策，请明谕番夷曰：军门以尔土著于此，招集无赖，买马造铳，恐我中国嗜利之徒，煽诱不轨，将为地方患，特申敕官兵，撤尔屋宇，送尔归国，两全无害。仍俨兵备之再三令之，若其听顺，徙而之他，此谓以邻为壑，故曰中策。倘其哀乞存留，愿为编户，乃请于朝，建设城池，张官置吏，以汉法约束之，此谓用夏变夷，故曰上策。…两广百年间资贸易以饷兵，计其入可当一大县，一旦弃之，军需安出？一不便也。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为守，二不便也。今设城池，置官守，以柔道治之，不动而安，诚策之得。32

此外，还有以下数种论调：
  
第四，堵塞澳门狭处。「议者欲于澳门狭处用石堵塞，杜蕃舶潜侵，以固香山门户。然驱石塞海，经费浩繁，无从取给，举事当在何日。」33

第五，纵火焚屋。「或欲纵火焚其居，以散其党，为力较易。然往年尝试之矣，事未及济，几陷不测，自是夷人尝露刃相随，伺我动静，可复用此故智耶？」34

第六，险要处设关。「议者又欲将澳以上，雍陌以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官一员驻笞其间，委以重权，时加讥察，使华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盘之后，验执官票者，听其交易水平焉，是亦一道也。然关城之设，势孤而援寡，或变起不测，适足以为桀骜之资，岂能制其出入乎？」35
  
        然而，广东当局最后采用霍与瑕所说的「上策」，即不认同驱逐葡萄牙人，而要「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以汉法约束之」、「资贸易以饷兵」、「得澳门为屏卫」，「以柔道治之，不动而安，诚策之得。」
  
        从以上广东当局对应付葡萄牙人的考虑中，税收的考量占有其中一个考虑因素。这套策略，实际上是广东当局依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吴志良认为，「16世纪中下叶明廷修改税制后，南方省市财政负担渐趋沉重，海上贸易有利可图，对缓解地方财政困局助益甚大，但须管制；同时，由于海盗活动甚为猖獗，加强海防也有必要。」36

        事实上，明廷修改税制后，「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槪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鎭输银五百万两……」37，由此可见地方负担之重。当时，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38广东已财政不景巡抚林富于嘉靖八(1529)年即以粤省阻绝一切蕃舶，外商却私往福建贸易令广州“市井萧然”为由，请求朝廷恢复朝贡贸易，他认为：
  
　　旧规番舶朝贡之外，抽解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即充军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羡，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广东，今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折米，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数万两，此其为利之大者三也。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其次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此其为利之大者四也。助国给军，既有赖焉，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谓开利孔为民罪梯也。39
  
　　及后，广东财政更加困顿，即使1567年解除海禁后，外贸也未能恢复前貌。地方官员因此而基于实际考虑，将澳门发展成贸易地，既可缓解财政之困急，又能有效控制葡人等外夷，甚至借其为屛卫防范海盗，不失为可行办法。
  
无论如何，「到16世纪末，广州官员们已经逐步确定了一项政策以适应中国外交政策的两种实际情况:其一是海上对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可以允许，但必须加以管制；其二是有效的海岸防卫是必要的」40。
  
        而吴桂芳未接纳俞大猷之一并驱逐夷人的提议，反而他郄拨巨款巩固广州城墙防范葡人进攻，在在体现了这一种说法。庞尙鹏认为，「议者又欲将濠镜澳以上、雍陌村以下山径险要处设一关城，添设府佐臣一员驻扎其间，委以重权，时加讥察，使华人不得擅出，夷人不得擅入」。地方官绅的这套想法，最后为朝廷采纳。至万历二(1574)年，「建闸于莲花茎设官守之」41，明朝对澳门「设城池置官吏，以柔道治之，不动而安」的管理模式从此基本形成。因此，虽「『两情不通』，却各得其所，葡人因而得偿宿愿，寻获贸易据点长居澳门。广东当局不仅巧妙、有效地控制住一个潜在的敌人，还可利用葡人牵制或威吓猖獗的海盗，在互市中更获利不浅。」42
明廷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允许葡人居澳。居澳的葡萄牙人为了消除明廷的疑虑，在澳门的管治奉行双重效忠的标准，即「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纪的市政传统，组织议事会（Senado）依葡萄牙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内部自治；而另一方面，他们深明对天朝帝国的致命依赖性，遵守中国律例，对广东当局、特别是直辖他们的香山县政府恭顺臣服，并缴交地租。」43

四、葡萄牙人对华策略的转变

        总的说来，葡萄牙人东来，对中国的策略可以说经过不同的转变。

1. 征服者。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外扩张是征服性的，而开通印度海路东来的葡萄牙人亦为此动机所驱使。张维华指出：「其时，葡萄牙人的中国观尚未形成，进入中国沿海后也没有意识到需要转变在印度洋所扮演的征服者角色。他们面临的不再是力量分散、有机可趁、任凭宰割的南亚小国，而是一个虽已由盛转衰但比欧洲许多国家强大的明帝国，沿用往时或驯服结盟贸易或武力征服掠夺的策略，造成冲突便在所难免。」1511 年，葡萄牙人攻占中国的藩属马六甲，而其「陷落亦打开了进入中国势力范围与水域的大门。」44如前所述，他们在「发现」中国的同时，也展开了征服中国的讨论。葡萄牙首次使华大使托梅·皮雷斯1515 年左右在其《东方简志》中称「马六甲总督欲制服中国并不需要人们所说的那么大力气。因为他们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常去那里的人们及船长们说，率数十大船攻克马六甲的印度总督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下中国沿海各地。」45当时中国对葡萄牙人的印象是， 「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46以上的描述不无跨张之处，如烹食婴儿等就有部份史家考证过而认为诚无此事。47但从中也可反映出葡萄牙人到达中国初年的近乎海盗般的行径。另外，一个叫迪亚戈，卡尔福的舰长，追述侵
略屯门的海盗活动肘写到：「他们不愿意遵守中国皇帝的法令，并想在中国发动战争，残杀和劫掠这个发生了很多灾祸的国家。」48

2. 贿赂和屈从。屯门和西草湾之战是葡萄牙人向东方扩张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失败。葡萄牙人有感于尊严的受损，以及限于实力，对于他们初来中国的态度不得不作出转变。事实上，他们从多次失利和挫折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在被逐30年后重新回到广东时，他们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手段。他们采取了谦卑和温顺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在中国采用不同的政策,即近乎拍马屁的贿赂和讨好的政策。」49为了保持与中国的贸易而免激起中国人的反感，不少葡商「已经注意到约束部下，不得不骚扰海疆的犯罪行为。然后通过中介人贿赂海道，打通关节，以求获得广东政府允许贸易。」501593 年,葡人在澳门向葡萄牙国王写的报告承认:「为了维持我们在此地的居留,我们必须向异教的中国人花费很多。」51所谓花费就是贿赂而已。而葡萄牙人正是这样向中国官府为其自治机构争取到了合法地位。

总结

        总括而言，葡萄牙人自大西洋经印度洋到达南中国海、开辟贯通东西的新航路时，他们所遇到的是发达程度不同的文明和一个比一个强的对手。他们首先遇着的是文化较为落后、国家意识较为松散的非洲土著，因而能够轻易采取武力征服的手段去达成其扩张的目的。当他们到达文化相对较高的伊斯兰世界时，为着打破并加以控制其印度洋的贸易网，因此采取结盟瓦解加以分化的手段。当他们来到中国后，起初仍欲沿用以往武力征服的方法，但郄遭到彻底的失败。这从屯门之战、西草湾之战以及往后在闽、浙一带的相继被逐得到深刻的教训。到他们得以在澳门旅居并得以进行贸易，故一改以往的手段，面对虽然已经衰落但仍较他们强大的中国，采取疏通合作而且顺从的方法。因此，葡萄牙人对他所遇到的民族，采取的策略经过武力征服、结盟瓦解和疏通合作的过程，扮演的角色也从探险者变成征服者，再变为商人。「他们用了80多年时间开通非洲西岸的航线，主要是航海知识和造船工艺技术改进需时，而非遇到非洲土著及其文明的阻力；进入航道通畅的印度洋后，他们只用了13年的时间便相继占领果阿和马六甲，但面对强大的中国，则足足用了40年的时间才在天朝的土地上建立稳固的商业基地。」52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据居澳门，当然不是因为天朝世界观的改变，16世纪的中华帝国，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依然唯我独尊，除开对亚洲诸朝贡国有所了解，对南洋、印度洋以外的世界所知不多53。

        葡人在澳门「筑寨立室」进行贸易。他们在遵守明清律例的大前提下，依本国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自治，在住后的日子与华人和平共处。这一经济互利性及其政治双重效忠的灵活变动原则，正是澳门生存发展的根本。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在澳门立足，是因为他们中国观的变化。他们经过40年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充分认识到明朝帝国的强大，也逐渐了解到中国对外贸的需要以及天朝官臣的弱点——贪婪、腐败，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故而有意识地调整对华贸易策略，改变在印度洋所扮演的征服者角色，以柔制刚，采取疏通、贿赂的手段，让地方政府尝到甜头，使得地方官员对其非法贸易眼开眼闭，最后允许其上岸贸易，建立基地。
  
        通过上述对中葡初次接触发生的冲突及各自对策演进过程的回顾，可见，明朝政府基于现实的考虑，否决了驱逐葡萄牙人出境的意见，而选择了既容许其居澳贸易﹝有助增加广东的税收﹞，亦对澳门加以管制并防范的政策。而葡萄牙人则深感无力也无望侵略中国，只要有利可图，「这些葡人被中国朝廷视为藩属子民，大使被视为贡使接待，他们都毫不在意。就此，中国保持了天朝大国的尊严，贡舶贸易制度也不必更改，葡萄牙人则继续以澳门为基地与广东、福建商人做买卖，甚至与日本长崎、菲律宾马尼拉、北美洲墨西哥、苏禄群岛等所新开发的贸易点进行环球贸易，双方都得到了好处。这是中、西第一回合的初次接触并从中达成的『平衡』。」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