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史观下的《五四运动史》

木風郎

五四运动历来都是史学研究的热点，围绕它涌现出了很多论文和专著。在专著方面，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和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第1版）可谓经典之作。彭先生之书以史料详实、立论严谨而颇受好评；周先生之书由于详细记载了“五四”前后的史实，探讨了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因而被认为是迄今海外公认的对“五四运动”记述最详细、资料最丰富、研究最深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彭先生于1946年开始搜集“五四”资料，且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国内的政治环境使其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家。他的《五四运动史》也深深地烙上了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痕迹。他以阶级分析法作为进行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并以此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进行探讨。周先生则承认自己是多元史观，受罗素的影响很深。在周先生之书的英文初版自序中，他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抱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交互关系，虽然是构成像‘五四运动’这一类重大事件的主要因素，其他的因素如：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社会组织、社会心态、领导人和参与运动的人物，以及看来微小却也许有深具关键性的偶发事件，凡此种种，都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部分这些因素，我都下了一点点工夫去分析它们和‘五四’的关系。”


  史观不同导致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成书目的上。在此主要涉及一个“由表及里”的问题。在对史料进行分析时，两位先生在序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彭文中有明确字眼，周文中则有类似的文字），我想，他们对此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彭先生之“里”应为历史的规律性及前进方向，因此他关注的是如何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分析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如何以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各种运动、变化的原因等。因此，作者成书的目的就是要读者明白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周先生之“里”，即周先生成书的目的，则是要由事件的表面深入到深层，探悉事件发生的方方面面的真相，甚至一些看似无足轻重却意义重大的的小事都给予介绍说明，力图给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其次，这种不同表现在对“五四运动”定义的理解上。虽然两人写的都是“五四运动”史，可是他们对此的理解并不一致。两人都同意五四运动既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周先生的书中给“五四运动”下了一个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彭先生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从书的篇章结构上可以看出他大抵也是认可这个定义的。但是两者又各有侧重点。从周策纵的认为“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思想革命，因为它的基础是假定思想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变革，并且它的领导者是知识分子。这又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从彭明的书中，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作者理解的“五四运动”是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引发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它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这点不同从两书的篇章结构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时间先后，叙述分析有关的活动和事件（第八章是例外，是为了供给第九章必要的背景）。共分八章：一，导言；二，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三，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四，“五四事件”；五，事件的发展：学生示威与罢课；六，更进一步的发展：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七，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919—1920）；八，外国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第二部分是分别相当详细地剖判和检讨当时文学上和思想上的主要潮流。由此可见，周书是侧重于思想层面。彭书共分二十章，五四前的政治环境和五四后影响的介绍占了全书的大概一半以上。书中一开始就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北洋军阀时期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以及外国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压迫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叙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境遇中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相应的生长。从第十四章到最后的二十章，基本上讲述的是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包括了几次论战、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等等，从而最终得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施的正确性。关于五四运动过程的内容仅占五章。作者将着力点放在背景和影响上，可以使读者清晰的得到关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性的认识。



  再次，由于史观的不同，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也不同。马克思主义史观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固然有自己的优越之处，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彼此之间极少差异的各个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的多了。”可是若使用不当，则容易陷入绝对化和片面性之中。比如说对于当时工人阶级的认识，彭文就过于夸大了其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对于胡适、杜威、虞恰卿等人的评价亦过于绝对和片面。而且，作者在进行写作时使用了避免空洞的说教而使用了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这固然可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却可能会对读者产生明显的暗示。对一个人行为的叙说，有两种常用的句式：“虽然，但是”和“即使，还”，同样两件事情，所用的句式不同，或者在同一个句式中的位置互换，给人的感觉却有天渊之别。周文中则避免了这一点。如在对孙中山在五四事件后从事的活动的描述中，他使用了这样的文字：“民众对学生明显的同情不久被政党掌握住，用来作攻击北京政府的武器。”对毛泽东亦如此。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无条件同意甚至赞扬，而是以一种中肯的态度进行评述，且有理有据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这种科学、民主和个人自由自主的写作立场也导致周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在中国大陆却被视为“禁书”，直到1996年12月才被翻译进来，并于1998年进行了修订。


另外，两书在一些史实方面也有出入。比如说彭书认为五四运动四在列宁的召唤下发生的，周文则不这样认为，且以史料给予证明。

  虽有以上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讲，彭先生的书应属于政治史范畴，而周先生之书应属社会史范畴。如果要说一下两书的关系的话，我认为，一方面，两书是从不同的角度，即政治的和社会的，对五四运动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书互为表里：周文着力于分析，彭文则以史实见长；彭文可以使我们对历史发展趋势及本质有基本认识，周文则可以使我们深入到事件内部。将两本书结合起来阅读，可以使我们对“五四运动”有一更为全方位的认识。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对历史学做了如下定义：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我们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的一种思想形式。企图回答过去人们所作所为的问题，它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历史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进入20世纪，史学界关于历史的观念随社会主题的不同也有了四次大的变迁，从二三十年代的民族史观、四十年代的革命史观到五十年代转变为阶级史观，再到八十年代转变为现代化史观。目前的史学界都认为五四运动和中国的现代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彭明先生和周策纵先生也持如此观点。彭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周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的事业。五四提倡的理知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国家民族观念也是现在所不能抛弃的。因此，在现代化成为今天社会的主题之时，写一部以现代化史观为指导的《五四运动史》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