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者的性格悲剧 ZT

Sevilla的天好蓝

　弗洛伊德的人格划分可以说是有普遍性的， 本我-超我的矛盾结构是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这对矛盾的体现，中国人的人格中同样存在这对冲突。但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一套结构相当精巧的用于缓和文明与本性冲突的机制。中国的文化是多种文化体系交汇融合而成的，而主体是自然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西方那样的一神教独占人的思想很长一段时期的现象出现。这样，在中国人的人格中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不像西方人表现的那样泾渭分明。中国人的超我内容除了理智、神性外，尚有“仁”、“义”这样的情感内容，其贯彻主要依赖“礼”、“良 心”这样的道德手段、人际舆论来督察，由族长来执行。中国人的超我-本我冲突的解决方式是：混淆人格各个成分的界限，以绝对服从、自我阉割、追求超越三种具体方式体现。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人格中社会性和生物性这两个最主要矛盾的统一趋势特性。由于他们两者混杂的现象，再把他们命名为“超我”和“本我”已不符合弗洛伊德的 原意，故分别命名为“儒体系”和“道体系”。儒体系是指中国人人格中顺应社会要求，追求高度的社会化，遵守社会准则和规范,崇尚集体主义,压 抑个性，注重名誉、好学、追求对现实生活适应的一面，而道体系是指中国人人格中张扬个性、自然无为、反叛传统价值，讲究平均主义，追求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追求个人利益的一面。当然，儒道平衡体系中的“儒”、“道”不等于学术界所说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只是从他们形成的历史渊源出发作此命名，因为他们分别是由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濡化而成的。儒体系和道体系在中国人的人格中是相互矛盾，互相联系的。他们的矛盾斗争运动推动人格逐步走向成熟，使人同时达到社会 成就和自我独立性的保存。但儒体系和道体系并不是等量齐观、均衡发展的。中国人从小到中年的末期，一直都是儒体系逐渐发展，而道体系逐步受压制。到了老年道体系又逐渐占主导地位。直到最后达到儒道平衡的境界。当然，儒道平衡的状态在中国人的一生是极罕见的，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人格总是在“道－儒一道－儒道 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循环发展。这符合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
　　儒 体系和道体系在认知系统中形成一些指导人行为的指令，称为“儒指令”和“道指令”，两者分别由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濡化而成。这些指令有时候是一些短期的观念，有时候是一种信念。它们大多属于前意识或意识层面，在口头语中有所表现，如儒指令——“好好学”，“别丢脸”，“面子”；道指令——“想开点”，“算 了吧”，“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由文化指令决定的防御机制层面上，就有儒机制和道机制的运作。儒机制中包括了一些常为社会接受、赞扬的防御机制，如升华、利他、压抑、理智化等，而道机制多被判定为精神病性或神经症性的，如退行、合理化、被动攻击、分离(splitting)、游离(dissociation)、取消(undoing)等。 儒机制和道机制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机制应用时满足对象的不同，因此精神分析中许多机制的是无法以儒、道归类的，如合理化、歪曲、投射等。儒体系与儒机制，道体系与道机制之间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反，却常常呈现交错的结构。就目前的经验看来，至少可暂时提出这样的假说：在应用时，道体系和儒体系总是一个处于意识层面，另一个必然处于前意识层面。相应地儒机制和道机制总是一个激活状态，一个处于备用状态。
　　健康中国人的自我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能根据现实环境，调用儒体系和道体系的内在指令，并使人形成补偿性的防御模式，从而让中国人能够在各种欲望和要求之间“允持其中”，防止生活中出现过多的冲突，保持人格的完整性，我们把它称为“中道机制”。它能根据现实情况，调节儒体系和道体系，调用儒机制和道机制，使人形 成补偿性的防御模式，保持一种平衡的倾向，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心理障碍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中道机制造就了中国人灵活，对环境适应性高的特点的同时，也塑造了 中国人人格中保守、卑怯的一面。中道机制并没有相应的指令，因为当一个人在使用诸如“中庸”这类的指令时，实际上是根据环境的要求应用儒机制或道机制。
　　中国人之所以出现心理的失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存在儒－道体系的失衡,特 别是中道机制的失效。不仅是个体内部的儒－道体系失衡，也指个体与社会期望失衡。同前所述，中国人的大半生中，社会都鼓励人们使用到儒机制，相应地中国人 在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格中儒体系都占主导地位，认知系统中存在过多的儒家式的信念和价值判断标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便为好面子，好学上进，对权威的奴 性认同，对性的避讳，对他人生活的干涉，理想主义，重视社会评价，人际交往中自我界限不明等。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中国人使用儒机制来适应社会的话，即便他内心很痛苦，周围的人也不会把他认定为重型精神病的，而他的道机制相对受抑制，只有在应激时才提到意识层面运用。适当的儒道体系失衡是个人成就和保证健康 身份的前提，但过度之后便容易形成一定的心理调节平衡能力丧失，可能被判定为“心理障碍”。如果上面所讲的那个人应用较多的道机制的话，他被送进精神病院 的可能性就很大。
　　使用儒机制过度，虽被社会认可但内心痛苦的人会来作心理治疗。对治疗师而言，要疏导过多的儒体系的心理能量，最简单的招数就是使它向道体系流动；要拮抗过强 的儒机制的作用，最经济的方法就是调动道机制。因此，包含较多道机制成分的治疗技术在中国是很受欢迎的，如森田疗法，道家认知疗法等。
　　 但道机制应用过度，又会削弱个体文化屏障的保护功能，我们不难看出，心理治疗的文化背景实际上是与主流文化相悖的，是一种反文化。咨客在这种治疗中，无疑会获得心灵的平静和愉悦，但他们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治疗室外不与他们的变化同步的环境？小的环境如家庭尚可通过治疗师的干预调整，而大的环境就只有要求咨客进一步的变化来适应。
　　另一方面，目前精神病院里的许多干预手段实在是调用咨客的儒机制，这等于在使他们恢复健康的同时，让他们重新去承受个性压抑的内心痛苦，这就无怪许多咨客拒绝参与精神科的康复活动或心理干预了。
　　也许中国人需要的是一种能让他们在社会与个人之间保持一定平衡的治疗方法。儒道平衡的治疗即是在做这样一种尝试，它更注重人在生活情景中的定位和个人内心体验之间的平衡状态。许烺光、E.T.霍尔都指出：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高环境文化），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以个人为中心（低环境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忏悔式的心理治疗对西方人可能适合，但照搬到中国，也许咨客就会处于上述的两难冲突中。治疗的最终目的是使咨询者的中道机制的功能正常运转，使咨询者利用人格结构失衡产生的动力，来使自己的生存状态在个人与社会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趋势。人格绝对的平衡态势是极难达到的，即使达到，如果该人没有被社会认可的成就的话，也容易被主流 文化定义为“精神病”或“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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