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转贴一本书在这里--《黑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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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成子：“不会游泳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会游泳也有淹死的！有的水性很好，可是一路上太累了，结果一下海腿就抽筋儿。也有的太紧张，灌了几口海水就晕了。经常有尸体被海浪冲到岸上，也算是来到意大利了。”成子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我问。
“在叶老板的工厂里缝皮包。”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干活儿？”
“我明天要去米兰了，工厂主要在那面。今天没什么事，叶老板说让我休息一天。叶老板对我可好了，他说你好好干，最多黑十年，保证给你弄到意大利身份。叶老板说了就算的，这里的华人都知道。再过九年半我就有意大利身份了，到时候我想开个小餐馆，你说行吗，田老板？”他无限向往地说。
“意大利就这么值得你们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吗？”我问。
“值！”成子坚定地回答。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刚来，活儿还不太会干，也就是30万里拉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叶老板说了，过几个月给我涨到一个月5O万里拉。”
“别吓唬我，3O万里拉合多少美金?”我问。
“不到2OO美金吧。”成子说。看我露出惊愕的表情，又赶紧补充说：“老板包吃包住的。再说，我们是黑工，工钱当然很低了，等拿到身份就好了。”
“假日你们都干什么呢？”我问。
他笑了，说：“也没什么假日，有假日也不敢上街呀，现在意大利警察查得可严了，我们没有身份，是非法入境的，逮住就麻烦了。”
“我不明白，”我说：“就这么黑十年八年，挣两百三百美金，还说值？你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
“中间还可能碰到大赦呢。”他说。
“如果碰不到呢？”我问。
他嘻嘻笑着，不回答了。

三


晚上7点钟，叶茂回来了，上楼就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杂事太多，把你撂了一下午。走，我们去萃华楼吃饭，给你接风。”
我说：“算了吧，餐馆乱糟糟的，咱们就在家里随便弄点吃得了。”
他想了想，说：“也成，我让他们把菜送来。”说罢就给餐馆打电话，让他们赶快把订好的菜都派人送过来。
菜很快送到，十分丰盛。叶茂又让成子从冰箱里取出几瓶意大利啤酒，打开满上。叶茂说：“薄酒一杯，不成敬意，来，田老板，干杯。”
我笑着说：“老叶你太客气了，干！”
“老易说了，你是他的好朋友。我和老易是从小一块儿光屁股玩儿大的兄弟，你千万不要见外，没准儿哪天还要仰仗你田老板呢！吃菜，吃菜。”叶茂说。
“怎么样？生意还顺当吧？”我问。
“顺什么呀？太不顺了！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着急马慌的出去，把你一个人在家里撂了一下午吗？出事了，是警察局找我！”他说。
“严重吗？”我问。
“太严重了，是自我来意大利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好在涉及到我的地方还不算多，让我糊弄过去了。来，大口下。”他又和我碰杯。
“什么事呀？”我喝口酒，问。
“其实事情已经出了好几天了，但警察今天才找我。都说意大利警察傻，这回我可领教了，一点也不傻！说来话长啊，一年以前，意大利警察在一个深夜突然包围搜查了我一个朋友在米兰开的地下工厂。什么叫‘地下工厂’你懂吗？就是没有去注册登记，也不交税的小作坊。我那朋友冷不防，让逮了个正着，几十个鸭子连同缝纫机，全搬警察局去了。朋友以为这下可完蛋了，警察非抓住他不放一一他是个小角色，可他背后有大人物呀！顺藤摸瓜，事儿就大了。一到警察局他就要求见律师一一在意大利我们都有自己的律师一一律师睡眼惺忪地赶来，朋友让他马上去通知有关人士，赶紧用钱开路，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成了吗？”我问。
“成了，在感觉上成了。”叶茂叹口气，“唉，可这感觉是错的！来，喝呀，咱们边喝边聊。这菜还不如我烧的好呢，改天我给你做几个菜，保证比这味道好。我给你做一道醉蟹，活蟹，剁成小块儿，用黄酒一腌，再放点作料，鲜极了！来，再干一杯！”
“好，等着吃你的醉蟹了。干！”我也想多和他干几杯，酒多了话才多嘛！
“为什么感觉是错的呢？”我放下酒杯，问。
“因为一年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当时的感觉是错的。意大利警察真狡猾呀，几十个鸭子全部遣返回中国，缝纫机全部没收，对我那朋友处以三千万里拉的罚款，全案结束。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的黑钱又一次起了作用，警察不再往下查了。
“大伙儿都挺高兴，准备逃跑的也退了机票，藏到乡下的也回来了，轮番给我的朋友摆酒压惊。谁也没想到我那朋友已经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中，他的电话也被警察24小时监听。”
“警察为什么对他这样大动干戈？”我不解地问。
“事情还是坏在这几十个鸭子身上。这些鸭子有的早到，有的晚到，有的从山上过来，有的从海上过来。时间不同，路线不同，但在警察讯问是什么人主持他们偷渡时，都说出了一个同样的名字一一许凤歧，外号许大马棒。警察听了心里一愣，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华人黑社会有这么一个人呀？查遍档案，也找不到有关许大马棒的任何记录。他们断定这是一条真正的大鳄，正琢磨怎么办好呢，咱们的关系去送钱了。警察收下钱，迅速结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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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许大马棒是什么人呀？”我十分感兴趣地问。
“我们这行中的这个。”叶茂竖起大拇指，“有勇有谋，为人仗义。行事极为谨慎，不显山不露水。在意大利的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常听到他的大名，真正见过他的却极少。我们在国内是邻村，彼此早就认识。虽然各做各的，但我一直视他为大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没受过他恩惠的人几乎没有。他最初也是单打独斗，后来有些资本了，便同意大利的正宗黑手党和一个克罗地亚帮派联合起来。他明白，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捞偏门儿，没有当地黑道儿人物的支持绝对不行，你不可能做大。而克罗地亚现在是中国人偷渡意大利的重要跳板，跟克罗地亚黑帮联手干，就等于把银行搬家里了。”
“干的怎么样？”我问。
“漂亮！”叶茂大声称赞。“在老许的主持下，三家开了个联席会议，决定在乌迪内附近设立三个偷渡中转站。乌迪内是意大利一个边境城市，紧挨着斯洛文尼亚。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设一个，在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接壤的边境城市德里雅斯特设一个，还有一个设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网络铺开，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开始，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也就是一两年功夫，至少有五千人通过这个网络顺利进入意大利。”
“好家伙，那他得挣多少钱呀？”我吃惊的问。
“那还用说？虽然腰缠万贯，但老许仍然小心谨慎，毫不张扬。开一辆二手菲亚特，穿一件旧夹克，见人不笑不说话。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意大利警察通过窃听我那朋友的电话发现了他，并把他身边一个克罗地亚马仔成功地收买。老许的一举一动都尽在警察眼中，一张大网在悄悄地收紧。”
“然后呢？”我真觉得有点紧张。
“7月20日凌晨，意大利警方在全国15个城市同时突然行动。后来的报纸报道说，20日这天夜里意大利内政部大楼一夜灯火通明。内政部长比扬科亲自坐镇，指挥这次非同寻常的全国性专项打击，代号：东方1号行动。
“早晨6点，比扬科一声令下，行动在15个城市同时展开。已经侦察了一年多时间了，谁在什么地方住都一清二楚。几乎没有扑空的，一抓一个准。光咱们华人就抓了四十多个，还有不少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可老许偏偏跑了一一在警察到来前一刻钟。当时老许正在德里雅斯特，他在睡梦中接到罗马警察局关系人的密报，慌忙穿好衣服提上永不离身的密码箱驾车驶向德里雅斯特机场。这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不该去机场，他应该马上越过边境，不管是斯洛文尼亚还是克罗地亚。只要一过边境，他就安全了。他也许自恃自己有三本护照，随便拿出一本就足以金蝉脱壳。他也不认为事情会有多么严重——自己一贯谨慎从事，意大利警察不会掌握什么有价值的材料。”
“然而他想错了。”我说。
“对。”叶茂苦笑。“买好了经贝尔格莱德飞曼谷的机票，把马来西亚护照递给海关官员。官员仔细地看看护照，又仔细地看看老许，说：‘很遗憾，你不能去曼谷了。’话音刚落，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一拥而上，老许束手就擒。警察打开他的密码箱，全是崭新的美元。”
“一网打尽了？”我问。
“怎么会。”叶茂说，“领袖人物里就把老许折了。意大利警方也感到事情很怪，‘东方1号’行动被警方视为最高机密，只有为数不多的高层人士知道行动的时间和对象，按说应该是一网打尽，可是漏网了二十多个，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其中包括老许的意大利合作伙伴，黑手党头领隆卡里奇。这是一个传奇人物，被意大利著名的检查官威格纳称为‘华人黑手党在欧洲的总代理’。这些人都是在警察到来前的最后一刻消失的。”
我从心里佩服这些黑道儿人物的能量，又问：“那你有什么牵连呢？为什么警察要找你问话？”
“我的工厂里接收过老许的鸭子。”他说，“受了点牵连，但不大。老许一折进去我就做准备了，早编好一套话等着警察呢。”
又喝了一阵酒，我问叶茂：“老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好人。”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我们说好，连鸭子们都说好——这可不容易。比方说这个鸭子想出来，可是一分钱也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绝不带，可老许带。事先跟鸭子说好，费用算我借给你，到了意大利打工挣钱还我。鸭子当然高兴了，都愿意跟他走。万一到了意大利找不到黑工打，老许会帮他找。我就是这么接了他不少鸭子——许大哥说话了，谁好意思不接？当然，这样带鸭子费用肯定要高一些，但鸭子们都乐意，毕竟一分不花就到了意大利。有的鸭子出来以后看着不错，还想把家里的兄弟姐妹办出来，但不一定来意大利，也许去法国、英国、荷兰。可是没钱，就去找老许借。老许一律借给，写好借款书，把还款时间和利息也写上，当时就把现金拍给你。利息肯定高，大约在30%左右，期限一般是一年。这是愿打愿挨的事，再说了，如果不借给你这钱，人家老许起码一年能周转三次，该赚多少钱？打黑工的赚了钱，月月都要往家寄。过去只能去意大利银行，三个星期才能到，手续费还挺贵。而且以前国内还有个规矩，汇来的是美元，领到的是人民币——中国银行自己就给你换了，还是按国家牌价。可是从老许这儿走就不一样了，手续费低，是意大利银行的一半；时间迅速，你上午把钱交到老许手里，国内的家人下午就可以收到；不换钱，你给的美元，你家人拿到的就是美元；你给的马克，你家人拿到的就是马克。这一条现在没用了，国家也改了政策，可以收到外汇了。但前两条还很厉害，鸭子们都从他这儿往家里走钱。不光是这些，他还经常出钱做社会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我们这里有个同乡会，费用绝大部分都是他出的，可他在同乡会里没有任何职务。科索沃战争，很多难民跑到意大利来了，当地的慈善组织发动人们募捐，他回回都捐，数额很大，各个慈善组织的感谢信多了去了。”
“这个人确实有意思。现在怎么样，有消息吗？”我问。
“前几天见到了他的律师，说他精神状态还好，只是怕让中国政府给引渡回去。律师正在意大利上层活动，准备一旦中国政府提出引渡要求立即拒绝。”他说。
“估计政府方面也不会提出引渡要求，他又不是犯了什么惊天大案。这种事情，我看政府也懒得管。”我说。
“但愿如此，只要在意大利就有办法，黑手党不会不管的。来，咱们继续喝，光说话了，酒下得太少，干了这杯。”他又兴致勃勃地提议。
我们一饮而尽。
“现在这里的生意还好做吗？”我问。
“难。”他吃了口菜，摇摇头，“这一阵子突然紧起来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过去警察在大街上也是见了小黄脸儿就查，但并不很认真。鸭子们都有经验了，在大街上遇到警察向你招手，你要看看距离，远就跑。别看意大利警察人高马大，笨拙得很，哪儿有咱们中国人灵活呀。他根本追不上你，跑过几条街就甩掉了。近就不能跑了，只能乖乖地过去，一查什么身份也没有，警察局的干活。不用怕，客气着呢。到了警察局先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胡乱编一个假名。他们在计算机上一查，没有你，便认为你是刚刚偷渡过来的。给你讲一通不准你在意大利居留的道理，然后告诉你必须在几日内离开。你点头说明白了，警察就跟你说再见，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现在不行了，即捕即解——只要查到你是偷渡客，马上失去自由，弄到拘留所关起来。等凑齐了人数，装一飞机遣返回中国。所以现在没有鸭子在街上瞎窜——谁敢呀？”
“就剩下给你缝皮包了。”我笑着说。
“没错，不缝皮包他们干什么去？”他也乐了。
“皮包生意行吗？”我问。
“当然行。意大利的皮件儿是全世界最好的，可他们的工厂让我们挤塌了不少。你根本不知道意大利人有多懒，要涨工资，要度假，要缩短工作时间，要改善工作条件，成天罢工，哪儿有一点工人阶级的样子，全是懒鬼！可咱们的人呢？拿最低的工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休息，睁眼儿就干，在缝纫机旁边刨个地儿就能睡，生产的还都是世界名牌。意大利工人急了，上街游行了好几次，喊温州人滚回温州去。”叶茂哈哈大笑。
“你们生产世界名牌？”我惊奇地问。
“不是名牌谁要呀？仿冒的，假货，意大利名牌店里有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做出来一贴商标，不是内行还真看不出来。”他得意地说。
“那你卖给谁呢？”我问。
“台湾人。台湾人在意大利开了很多商店，他们都知道是假货，需求量很大。一少部分在意大利当地销，主要卖给游客。大部分都运到台湾或东南亚了——真正从意大利运来的，还不卖出天价儿来？”他说。
正聊着呢，电话又响了，是虾米易打来的，问我到了没有。叶茂说：“到了到了，我们俩正喝酒呢。”忙把电话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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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米易说：“老田呀，怎么样，一路还顺利吗？玩玩就该回来了，咱们还有正事要办呀？”
我说：“老易你有没有搞错呀？我刚刚出来两天，还没去法国和德国呢！再说你干这事也得小心啦，意大利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虾米易满不在乎，说：“老许的事我早知道了，没什么好怕的，好吧，你好好玩，玩够了赶紧回来。有什么事就让老叶办，不用客气的。喂，晚上要不要弄个青田妹来陪睡？都干净得很哟！”
我说：“老易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没事儿我撂了啊，我还喝酒呢。”
他说还要和叶茂讲话，我就又把电话递给了他。叶茂一边听一边看着我笑，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
撂了电话坐下，他说：“老易让我给你找个青田妹来，怎么样？”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别理他，咱们继续喝。”我说。
他端起酒杯又放下了，笑着说：“不行，我得给你叫来。回头老易该骂我了，说我没招待好你。”
我觉着奇怪，就问：“怎么这里还有青田妓女呀？”
他摇摇头，说：“不是专职的，所以都很干净。都是鸭子，欠了蛇头很多钱。在我的工厂里打黑工，挣的钱都要还蛇头，陪客人睡一晚也顶账的。带她们的蛇头是我朋友，我签个字就可以啦.”
“都是这样吗？”我问。
“很少。”他微微一笑，“不欠账的谁也不干，欠账的呢？有的想干干不了，太难看；有的能干不肯干，死心眼儿。人长得漂亮，心眼儿又活泛的，能有几个？我去打电话，叫他们送两个过来，不远，20分钟就到。”说着就要起身去打电话。
我赶紧喊住他，说：“咱俩聊聊不挺好吗？”
“真的？”他看着我。
“当然是真的啦。”我说。
“那好，咱俩聊。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仗义。”他开始晕我。“你也别就帮老易，什么时候咱俩也合作一把？”
“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我说。
“有你这话就行，我等着。”这倒不是个急茬儿，挺有耐心的。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HOUSE，也太浪费了吧？太太呢，怎么不来和你同住？”我问。
“老婆在荷兰开餐馆，忙得厉害，走不开。别看我这房子大，经常不够住呢。意大利的国土就像一条穿着高跟儿靴子的女人腿，离后跟儿最近的是阿尔巴尼亚，在脚踝这个地方是克罗地亚，隔着一个亚得里亚海，是从海上偷渡的最佳地点。可是上来没用，意大利南部很穷，中国人也少，连个打黑工的地方也找不到。必须往北部走，北部富裕，中国人都在那儿聚居。罗马正在膝盖部位，是北上的必经之路。”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中转站。
“我明天要去米兰，米兰就到女人的大腿根儿了，那真是个好地方。送几个鸭子过去，我尽快赶回来，你先自己呆两天。”他说。
“你明天要去米兰？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正好要从米兰经都灵去法国。”我说。
“真的？”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还可以多带几个鸭子过去。他们自己没法儿走的，一没身份二没语言，警察就是抓不住，自己也能走丢了。”
我笑了，想起虾米易的胖老婆来。

四



第二天早晨起来，刷完牙洗完脸下到二楼客厅，见沙发上坐着七八个青田人，还有两个姑娘。见了我都起立问好，倒挺有礼貌。我知道这就是今天要送到米兰去的鸭子，问：“你们叶老板呢？”
“在院子里呢。”一个姑娘说。
我走到阳台往下面一看，叶茂正在埋头检查他那菲亚特的机器，两手油糊糊的，成子在旁边打下手。
“怎么了叶老板？”我问。
叶茂一抬头，笑了，“没事儿，怠速有点低，调了一下。吃饭吃饭。”他扣下机器盖子，上楼来了。
成子赶紧洗手去厨房弄早饭，简单得很，面包、果酱、牛奶。一群人吃罢，叶茂说：“成子你先带他们下去，我和田老板说几句话。”
成子忙对他们说：“走走，咱们先下去。”
都下楼了。
叶茂说：“田老板，你跟在我后面，有的地方不能走大道儿，怕碰上警察。你别怕，不是查偷渡客的，是交通警，悄悄藏着查车的。可他万一抽起疯儿来要看护照，那就麻烦了。所以有时候要走乡村公路，好在路都非常好，就是绕一点。为了安全起见，让那俩女的坐你的车，再加上成子。碰到警察他一看是俩小姐，一般也就不查了。万一真查，你就说和他们是在公路上碰见的，搭你的顺风车。这些我都跟他们讲好了，绝不会说漏的，你就放心好了。”
我点点头，说明白。
“那好，咱们走？”他问。
“走。”我说。

我跟在叶茂的菲亚特后面驶出罗马，拐上了前往佛罗伦萨的公路。天气晴好，不冷不热。坐在我旁边的姑娘问：“老板你这是什么车呀？我看比叶老板的车好。”
我乐了，说：“你怎么能看出来？这车还真比他的好。”
成子在后边也探过头来问：“田老板你的车是什么牌子呀？方向盘这么小，我刚才已经看到三辆了。”
“这车还就是意大利出的，叫阿尔法·柔密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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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字好怪呀，像个鬼佬的名字。”与成子一块儿坐在后边的姑娘说。
坐在我旁边的姑娘名叫秋萍，坐在后边的姑娘名叫小珍。她们和成子都是一个村的乡亲，小珍来了快一个月了，秋萍才来了三天。长得都挺漂亮，像一对姐妹。秋萍23岁，小珍21。我问她们是怎么来的？开头儿她们还不想说。成子在一边帮我说话：“讲讲有什么？田老板可爱听了。秋萍顺，人家是从上海直接坐飞机来的，都要牛死了。”
“听他乱讲，”秋萍笑了，对我说：“不过，我真是坐飞机来的，路上没受苦。”
“你的本事怎么这样大？”我好奇地问。
“哪里有什么本事呀？还不就是花钱多。我两个哥哥在米兰，两个姐姐在英国，他们跟蛇头讲，花多少钱都可以，但一定要坐飞机。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是爬山涉水，辛苦死了。可话又说回来，差点紧张死！”
她给我讲起了三天前的万里偷渡。
原来，蛇头给她办的是香港七日游签证。临行前一天，蛇头交给她一张纸条，让她把上边写的东西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条烧掉。到了上海，随旅游团一起验了护照、机票，领了登机牌，进入去香港的候机楼候机。这时，她按照纸条上的指令，进了候机楼里的卫生间，坐在最里面的马桶上，战战兢兢地等着。
这时她听到旁边也进来人了，赶紧轻声说：“书丢了。”
没反应，只是哗哗的尿。
她把声音放大，“书丢了！”
旁边的人冲水、系裤子，开门走了。
她想这下可坏了，弄不好非得拉香港去不可。正着急呢，听见旁边又进来人了，使劲放下座垫，还咳嗽了一声。
她赶紧念叨：“书丢了，书丢了。”
只见从隔板下面轻轻塞过一张登机牌来。
她的心怦怦直跳，赶紧拿起来，迅速走出卫生间，按照纸条上的指令来到飞往赫尔辛基的候机楼一一已经开始登机了。
十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赫尔辛基国际机场。她进入候机大厅，别人都在排队准备验证出关，她却在细心地按照纸条上的指令寻找厕所。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厕所门口站着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国女人，大约三十七八岁的样子，正在四下里张望。见她直奔厕所而来，眼睛不禁一亮。
她们一前一后进了厕所，又比邻坐在马桶上。
秋萍轻声念叨：“书丢了。”
那边笑了，又从缝隙里塞过一本护照和一张登机牌。然后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那女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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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萍坐在马桶上打开护照，第一眼就看到自己。但是除了自己的模样以外，她什么也不知道，包括国籍、性别、姓名和年龄。
她又看那登机牌，虽然同样看不懂，但她知道是飞往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航班，她甚至还知道三个小时后起飞。
一身轻松的出了卫生问，她也无心去逛候机厅里各式各样的商店，按照大屏幕的指示，她找到了自己所乘航班的候机室。空无一人，她疲倦，但睡不着，总担心会不会找错了候机室，于是掏出票一遍又一遍的与电视屏幕上打出的航班号核对，没有错误，但她仍然不安，这里毕竟不是中国，在上海机场侯机室她可以看到“赫尔辛基”四个字，可在这里，谁知道哪一串字母是“意大利”？一一直到看见了她。
雍容华贵的中国女人在开始登机前一分钟走了进来，对她微微一笑。
她心里有了底儿，想上前去打个招呼，又怕人家干这行有什么禁忌，便忍住了。
乘客并不多，稀稀落落的。刚刚开始平稳飞行，那女人便来到秋萍旁边。“嗨！”她向她打招呼。
秋萍笑笑，问：“您也去意大利？”
“送你嘛。”那女人说，“出关的时候跟着我，什么话也不要讲。你要记住，你是马来西亚人，名字叫吉娜。”
不到两个小时，飞机已经开始降低高度。几分钟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罗马国际机场。
秋萍紧跟着她，排在验证出关的队伍里。轮到她了，她笑盈盈地走上前去，把护照递给那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警察先生，流利地讲着不知道是意大利语还是英语。
老警察微笑着在她的护照上盖了入境章，然后还给她，点点头。
她大声喊：“吉娜！”
秋萍一愣，竟不知道她是在喊谁？待看到她眼睛里的凶光，才想到是喊自己，赶紧拖着行李箱过来。
老警察也狐疑地看了看秋萍。
也就是一瞬间，笑意又取代了凶光。她把秋萍的护照递给老警察，又一脸笑容说了起来。
老警察连连点头，看都没有仔细看就盖上了入境章。
出了海关，秋萍才感到裤dang里湿漉漉的。
在候机楼门口，那女人把秋萍的马来西亚护照要过来，对开着车来接机的叶茂说：“给你把蠢货带到了。”


“这名字好怪呀，像个鬼佬的名字。”与成子一块儿坐在后边的姑娘说。
坐在我旁边的姑娘名叫秋萍，坐在后边的姑娘名叫小珍。她们和成子都是一个村的乡亲，小珍来了快一个月了，秋萍才来了三天。长得都挺漂亮，像一对姐妹。秋萍23岁，小珍21。我问她们是怎么来的？开头儿她们还不想说。成子在一边帮我说话：“讲讲有什么？田老板可爱听了。秋萍顺，人家是从上海直接坐飞机来的，都要牛死了。”
“听他乱讲，”秋萍笑了，对我说：“不过，我真是坐飞机来的，路上没受苦。”
“你的本事怎么这样大？”我好奇地问。
“哪里有什么本事呀？还不就是花钱多。我两个哥哥在米兰，两个姐姐在英国，他们跟蛇头讲，花多少钱都可以，但一定要坐飞机。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是爬山涉水，辛苦死了。可话又说回来，差点紧张死！”
她给我讲起了三天前的万里偷渡。
原来，蛇头给她办的是香港七日游签证。临行前一天，蛇头交给她一张纸条，让她把上边写的东西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条烧掉。到了上海，随旅游团一起验了护照、机票，领了登机牌，进入去香港的候机楼候机。这时，她按照纸条上的指令，进了候机楼里的卫生间，坐在最里面的马桶上，战战兢兢地等着。
这时她听到旁边也进来人了，赶紧轻声说：“书丢了。”
没反应，只是哗哗的尿。
她把声音放大，“书丢了！”
旁边的人冲水、系裤子，开门走了。
她想这下可坏了，弄不好非得拉香港去不可。正着急呢，听见旁边又进来人了，使劲放下座垫，还咳嗽了一声。
她赶紧念叨：“书丢了，书丢了。”
只见从隔板下面轻轻塞过一张登机牌来。
她的心怦怦直跳，赶紧拿起来，迅速走出卫生间，按照纸条上的指令来到飞往赫尔辛基的候机楼一一已经开始登机了。
十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赫尔辛基国际机场。她进入候机大厅，别人都在排队准备验证出关，她却在细心地按照纸条上的指令寻找厕所。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厕所门口站着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国女人，大约三十七八岁的样子，正在四下里张望。见她直奔厕所而来，眼睛不禁一亮。
她们一前一后进了厕所，又比邻坐在马桶上。
秋萍轻声念叨：“书丢了。”
那边笑了，又从缝隙里塞过一本护照和一张登机牌。然后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那女人走了。
秋萍坐在马桶上打开护照，第一眼就看到自己。但是除了自己的模样以外，她什么也不知道，包括国籍、性别、姓名和年龄。
她又看那登机牌，虽然同样看不懂，但她知道是飞往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航班，她甚至还知道三个小时后起飞。
一身轻松的出了卫生问，她也无心去逛候机厅里各式各样的商店，按照大屏幕的指示，她找到了自己所乘航班的候机室。空无一人，她疲倦，但睡不着，总担心会不会找错了候机室，于是掏出票一遍又一遍的与电视屏幕上打出的航班号核对，没有错误，但她仍然不安，这里毕竟不是中国，在上海机场侯机室她可以看到“赫尔辛基”四个字，可在这里，谁知道哪一串字母是“意大利”？一一直到看见了她。
雍容华贵的中国女人在开始登机前一分钟走了进来，对她微微一笑。
她心里有了底儿，想上前去打个招呼，又怕人家干这行有什么禁忌，便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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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子紧张地听完故事，埋怨秋萍说：“你也真是的，怎么连个名字也记不住呢？要是在罗马机场出了事，还不冤死？”
“叫了二十多年秋萍，突然要叫鬼婆的名字，谁能记得住？”小珍同情地说。
“想想也真后怕。”秋萍余悸犹存。
我笑了，说：“你们那地方人确实记性不好。”
“真笨死了。”成子叹口气说。
“你呢小珍，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我可没有秋萍姐那么顺，”小珍说，“一天就从中国来到意大利。我们一共5个人，就我一个女的，蛇头带我们从温州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了满州里，在那儿办了俄罗斯赤塔三日游。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夜里蛇头叫我们赶紧走，悄悄的，怕惊动导游。我不踏实，跟蛇头说护照都在导游手里，咱们怎么走？蛇头回答我三个字：‘x你妈’！我不敢再问了，拎着包跟着蛇头出了宾馆大门，见有一辆俄罗斯人开着的吉普车在等着。那俄罗斯人会说几句中文，跟我们笑着说：‘晚上好。’蛇头说快上，四个男的拼命往里挤，青田人本来就瘦小，都挤进去了，可是没有我的地方。我问蛇头我坐哪儿呀？蛇头说坐他们腿上。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蛇头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舒服得很。路不好，很颠，摇来晃去。那几个男的特不要脸，一个劲儿说下流话，手也不老实，到处乱摸。我跟蛇头说你看他们瞎摸，蛇头骂了他们一句，又说我，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坐在人家腿上人家不累吗？摸一下就摸一下呗，又摸不死人！蛇头这样一说，那几个坏小子更来劲了。整整走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进了公路边的森林，那森林才叫大呀，一眼望不到边。森林里有一幢挺别致的尖顶儿木头房子，那俄罗斯人把车停下，蛇头让我们下车。俄罗斯人把房门打开，请我们进去。他在外边跟蛇头说了几句话，开车走了。这木头房子挺有意思，一层是厨房、餐厅和卧室，二层是个小阁楼，很窄，也很低，有一张床。没有楼梯，就是一只木头梯子从阁楼里伸下来。蛇头让我上去睡，他们几个人就在下面挤。呆了三天，三天没出屋。蛇头不让出去，说你们连护照也没有，这里又是边境地区，万一让俄罗斯人给看见，报告警察就完蛋了。厨房里有大米，我们自己还带着咸菜和方便面，顿顿稀粥方便面，整吃了三天。第三天下午，那俄罗斯人又开车来了。也不进家，在门口一按喇叭，蛇头赶紧跑出去，俩人在车上嘀咕了好半天。我们在窗子上看得真切，蛇头笑容满面的下了车，还拎着一个塑料袋，扬扬手，俄罗斯人走了。蛇头进了屋，把塑料袋往餐桌上一扔，说：‘吃吧。’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大块熏肉。忙找刀切，一人弄了一盘，味道实在难吃，可不管怎么也是肉呀。我问蛇头：‘老板你怎么不吃？’蛇头一笑，‘谁吃那个，到了莫斯科我请你们吃正宗的俄国大菜。’‘去莫斯科？’我问：‘什么时候走？’‘明天一早。’蛇头说。大伙儿一听这话，肉也顾不上吃了，都围过来。蛇头慢条斯理地从衣袋里取出5本护照，说：‘都去把手洗干净！’大伙儿赶紧去洗手，擦干，从蛇头手里小心翼翼地接过自己的护照。跟秋萍姐的情况一样，除了认识自己的照片，其余一概不认识。蛇头告诉我们，这是俄罗斯护照，别担心，俄罗斯人也不都是大鼻子，这些护照上的名字都是俄罗斯朝鲜族人。有护照了，我们明天一早坐火车去莫斯科。”
   “你也不错了，坐火车直达莫斯科。”成子羡慕地说。
   “有什么不错？整整坐了五天五夜哟！下了车人还晃，还像在车上似的。在莫斯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蛇头把我们的护照都拿走了，说要去签证。过了十几天，蛇头又把护照发给我们，说签好了，机票也买好了，明天晚上飞卢布尔雅那。我们都不知道卢布尔雅那是什么地方，就问蛇头。蛇头说是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可我们连斯洛文尼亚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又问。蛇头说斯洛文尼亚以前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现在独立了，成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儿离意大利最近，从那儿去意大利，就像咱们从青田县到丽水县一样方便。第二天晚上，我们在莫斯科上了飞机，也就是两个小时多一点，在卢布尔雅那安全降落。”
   “开始翻山越岭。”成子说。
   “你怎么知道？”小珍吃惊地问。
   “那有什么不知道的？去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就下海，去斯洛文尼亚的就上山。”成子一副经验老道的样子。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出了机场就上了一辆客货车，跑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停下了。蛇头叫我们下车，正是深夜，什么也看不清。蛇头说咱们往山上爬，山那边就是意大利。有一个斯洛文尼亚向导领着，我们就开始翻山。山也不大，和青田的山差不多。爬到山顶上歇了一下，就开始下山。到了半山腰的一条沟里，蛇头让我们全藏在里面，不要动，他和向导去前边探路，看接应的人来了没有。蛇头去了很长时间没回来，我们就蹲在沟里，连大声儿也不敢出。6月末，天气倒是不算冷，可是非常潮，湿气重。每个人身上都湿漉漉的，很难受。蛇头总不回来，我们就探头往山下看，山下是一条公路，不时有汽车亮着灯驶过。我们知道那里就是意大利，离我们也就是五六百米的样子。天快亮了，蛇头才回来，说对面这些天查得非常紧，接应的人到不了边境，我们必须在这里等候。已经派那个斯洛文尼亚向导早晨去意大利联络，天马上就要亮了，大家谁也不要乱动，小心被发现。”
   “这回可要受苦了。”成子幸灾乐祸地笑着说。
   “可不是，天很快就亮了，太阳很大，幸亏我们是在林子里，还不算热。可是饿呀，也渴。谁也没带吃的喝的一一都以为一下就能过去了呢。我还好，有一瓶矿泉水，是飞机上发的，我没喝，也没舍得扔下，就装进手提包里了。这会儿数我牛，拿出来慢慢喝。他们看见我有水，眼睛都直了。我喝了三分之一，又把瓶盖儿拧上，放进手提包里。细水长流，还有整整一白天呢。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也饿得受不了了。一摸口袋，嘿，竟然有一块巧克力。也是飞机上发的。我吃不了那东西，味道太怪。可是看包装挺好的，就装兜里了，没想到这会儿派上了大用场。掰一块放嘴里，好吃不好吃先别说，还真顶饿。看那几个男的饿得没抓没挠，我心里还挺得意。”
   “你这人心眼儿怎么这么坏呢？”成子问。
   “谁让他们在汽车上非礼我了？活该！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恨恨地说，又赶紧改口，“对不起对不起，不包括田老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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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包括，”我笑了，“没一个好东西。后来呢？”
   “中午我要去解手了一一哎呀你们不知道去解个手有多不方便，蛇头说了，干什么都不能出这条沟。那些男的特不要脸，背转身就在那里哗哗的尿。拉也不肯多走几步，风一吹就能把臭味儿带过来。我跟蛇头说我要去解手，蛇头说你可以往远走，但无论如何不能上沟。这里离意大利只有五百米，两边都有巡逻队，一被发现就全完了。我说知道了，就沿着沟走，走到一个拐弯处，赶紧蹲下。回来想喝口水，打开手提包一看，瓶子还在，水没了。我压低了声音跟蛇头嚷：‘他们把我的水偷喝光了，你也不管？’蛇头笑着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能管吗？别说他们只是偷了你的水喝，就是现在把你按到地上强奸了，我也管不了！识相点吧。’他一说这话，我再不敢吱声儿了。”
“还算你聪明，在那荒山野岭什么事儿不敢做呀。”成子说。
“就凭着一块巧克力，熬了两夜一天。晚上还下起了雨，每个人都湿透了。雨越下越大，我把手提包顶在头上遮雨，根本不管用。风也挺大，湿衣服裹在身上，真是冷极了。就这么熬到凌晨两点多钟，蛇头爬出去张望，好像看见了什么，又不敢肯定，就叫我，说：‘小珍你快帮我看看那是什么？’我爬到他身边，说：‘哪儿呀？’他指着正前方公路，‘那儿，是不是灯光在闪？’我仔细一看，还真有个小红灯明明灭灭。我赶紧说：‘有个红灯！’蛇头高兴了，说：‘我还以为眼花了呢，快走！’声音也高了许多。我们跟着蛇头就往山下跑，蛇头一个劲儿地催：‘快！快！一会儿巡逻队又过来了！’雨很大，又根本没有路，滑极了。跑了没几十米，我一下摔倒了，把脚脖子也崴了，疼得站不起来。蛇头跑过来，二话不说，先把我的手提包抢过来，一把扔到山沟里，又把我一下子背到背上，疯一样的往山下跑。连着摔了好几跤，但他每次都背上我再跑。终于冲过了边境线，气喘吁吁地上了在路边等候的一辆面包车。”
   “你那蛇头真是好样的，没给他写封感谢信？”我说。
    几个人一齐笑，成子说：“田老板你可真逗，小珍还没付钱呢，过不去蛇头就赔了！你当他是好心救她呀？他是背着自己的钱柜跑呢！”
    我也乐了，笑着说：“我说呢，从来没听说你们那地方出过见义勇为的人嘛！”又对小珍说：“不对呀，你应该直接去米兰才对，怎么舍近求远跑到罗马来了？”
    小珍说：“原本是要去米兰的，可接应的人说米兰附近的几个中转站都让警察破获了，只能先去罗马。就这么着，我们到了叶老板这里。前几天米兰来电话说没事了，让我们赶紧过去。”
   “你米兰有亲戚吗？”我问。
   “没有。”小珍说。
   “那你怎么办？”我颇有点为她担心。
   “打黑工呗。”她轻松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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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佛洛伦萨还有30公里的地方，叶茂的菲亚特向左拐下了高速公路。我知道是为了避开警察，赶紧跟着向左转。
这是一条通往热那亚的普通公路，沿着浩瀚的地中海海岸蜿蜒向前。我告诉他们热那亚是索菲亚·罗兰的故乡，他们一声不吭，没有任何表示。
我问：“你们不知道索菲亚·罗兰吗？”
他们一齐摇头，秋萍问：“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我叹了口气，说：“电影明星呀，世界级的！”
小珍撇撇嘴，“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没有赵薇红吧？”
“当然，”我说：“哪儿能有赵薇红呢。喂，看见远处那大海了吗？”我换了个话题，“那就是地中海。”
又没有人吭声儿。
我问：“你们也不知道地中海吗？”
成子说：“我知道，中学地理课本里讲过的。她俩除了中南海，其他什么海也不知道。”
“嘁，就怕人不知道你上过中学，你就臭显吧！”小珍不屑地说。
“怎么，你们连中学也没上过？”我吃惊地问。
“我们那边人不喜欢上学的。”秋萍说。
“别听她瞎讲，是爹妈不让女孩子上学一一反正都是要嫁人的，上学有什么用？”成子说。
“喂，”我打断成子的话，“我看报纸上讲你们都是让蛇头骗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呀？”
“胡说八道，当我们是傻瓜呀？”秋萍气恼地说，“外边是什么样，我们比蛇头还清楚呢。”
“成子，咱们就说你吧，你为什么要出来呢？”我问。
“我也知道在家乡好，”成子说，“我在家乡是木匠，一个月一两千块钱总是有得赚，吃穿都够，但是再多就没有了，干一辈子也是这样。我有个同学，过去也跟我一块儿学木匠。他可笨呢，手艺比我差多了。我们两家是邻居，紧挨着，一样的破瓦房。他七年前偷渡到法国了，去年拿到身份后回了趟国，把家里房子拆了，就在原先的地基上花60万人民币盖了一座四层小洋楼。他要是不偷渡出去，连我都不如。可是才出去几年，就变成阔佬了。我还有个舅舅，在德国开餐馆呢。他以前在村里做兽医，日子蛮舒服的。也是邻居偷渡出去几年，一回来就起楼。他心里不自在，就去说风凉话，说人家的房子不好看，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人家烦了，就说他：‘有本事你也造一幢楼给我看看？’就为这一句话，我舅舅立马偷渡去了德国。去年也回国了，二话不说就起楼，花了一百万，起了一座全村最漂亮的六层洋楼。田老板你有机会到我们那边看看，公路两旁到处是一片一片的洋楼。世界上能住这样漂亮洋楼的农民怕真还不多，哪儿来的钱？偷渡客寄回来的呗！”
我点头，说：“是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没有那一片一片的洋楼立着，蛇头说出大天儿来你们也不会去偷渡。总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你们那地方不灵了一一你们那儿是偷渡改变命运。”
“你总结的好，你总结的好。”成子连连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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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指示离热那亚还有15公里。
菲亚特放慢了速度，路边的广告告诉我们前边两公里处有一个附设餐厅和商店的加油站。叶茂早早打开右转向灯，示意我要在加油站停车。我看看油表，也真该加油了。
加满油，叶茂抢着把钱付了，说：“咱们也该吃点东西了，走，先把车开到停车场去。”
在停车场停好车，叶茂喊：“成子，你来。其余的人除了上厕所哪儿也别去，老实在车里呆着。”
我们先进了商店。叶茂买了一大堆三明治，两大瓶可口可乐，让成子提回去给大家吃，然后跟我进了餐厅。
我俩都点了牛排。我点的是五分熟的，而他点的是四分熟的。看着他极为熟练地使用刀叉，恰当地评论牛排的工艺，饭后还要了一杯咖啡一一
很难想象他几年前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正宗农民。
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叶茂问我小珍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说挺好呀。他笑了，说：“晚上让她陪你。”
我连忙说：“别别别，开玩笑。她还欠蛇头多少钱？”
“也就一万多美金吧，她家里只给她付了个首期，原先说好人到了意大利后全部付清。可到了以后她家付不出了，她爸爸好模好样的就突然得了个脑溢血，钱全拿到县医院了。带她的蛇头是个小角色，否则哪里会那么辛苦地带着鸭子跑。本来资金就小，又让她来了这么一下，也急得要命。开头说什么也不放人，拨通小珍家的电话，把小珍吊起来打，让家里人听。没钱，打死也不管用。我觉着不是个事儿，便跟带她的蛇头说让她到我这里做工，我担保她不跑掉，一年连本带息还清你的钱。那蛇头不同意，说一年太长了，半年。我又征求小珍的意见，那时小珍只要能从蛇头那儿出来，什么条件都会答应。”叶茂说。
“秋萍呢？”我问。
“秋萍跟她不一样，”叶茂说，“人家两个哥哥就在米兰，一个在打黑工，一个已经有身份了，开了家小餐馆。秋萍去了就在哥哥的餐馆里帮忙，慢慢再想办法。咱们走？”

我们没有进热那亚市区，只是从城边穿过，直奔米兰。
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小珍已经仰在后座上睡着了。一张粉嫩的、稚气尚未消褪的娃娃脸，长长的睫毛，嘴角还有一丝口水。
我打开录音机，那漂泊的歌声轻轻响起一一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五


下午4点进入米兰市区。菲亚特放慢了速度，我紧跟在后面。走过一条条街道，最后在一幢公寓楼前停下。
叶茂招呼我和秋萍小珍下车，让成子下来挤到他的车上去，然后带着我们上楼。
电梯在十层停下，他掏出钥匙开门。
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装修的几近豪华。客厅宽敞，地下铺着羊毛地毯，一大套沙发，博物柜里摆着各式工艺品。
叶茂说：“我得把下面那几个送到工厂去，一会儿就回来。田老板你先呆着，洗个澡，喝点茶。”
又去敲卫生间的门，小珍在里面呢，喊：“快点给田老板泡茶！”
我说：“行了行了，你快去吧。”
他急急的坐上电梯下去了。
我看看三间卧室，一大两小，格调各异，但都很舒适。厨房也很大，冰箱却是单开门儿的。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包速冻豆角什么也没有。卫生间也十分宽敞，浴缸很大，是紫色大理石的，马桶和洗脸池也一样。还有一个女性冲洗用的卫生桶，和马桶并排着。
开了一天车，真有点累了，便放水洗澡。洗罢澡浑身舒服，出来坐到沙发上，小珍早把茶端了过来，说：“田老板请喝茶。”
我说谢谢，又问：“你们不去洗澡？”
都说不去。
秋萍问：“田老板，为什么卫生间里有两个马桶呀？”
我笑了，说：“那个中间有根水管的不是马桶，是给你们冲洗身体用的。”
秋萍明白了，脸红得像着了火。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我摘下话筒问是哪一位？原来是叶茂回来了，让秋萍和小珍下楼去拿东西。
不一会儿，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上来，全是从超市买来的各种食物。小珍和秋萍在厨房收拾，叶茂出来说：“今天请你吃醉蟹，包你喜欢。”又对厨房喊：“那几只蟹你们洗一下就行了，不要动啊！”
我说：“好啊，尝尝你的手艺。”
“这房子怎么样？”他问。
“真不错，你买的？”
“哪儿呀，租的。”他说。
“租金贵吗？”
“意大利没不贵的东西，800美金一个月。”
正说着呢，电话铃响了。叶茂拿起话筒：“是我，刚到一会儿。你在哪儿呢？楼下？那上来吧。”放下电话就喊秋萍：
“别干了秋萍，洗洗手，你哥接你来了。”
秋萍闻声跑出来，高兴地问：“真的？”
叶茂笑了，说：“好像我多会儿骗过你似的。”
话音未落，门铃响了。叶茂说秋萍：
“开门去。”
秋萍一开门，大叫一声：“哥！”
是一个瘦瘦小小的汉子，西装革履，分头梳得锃亮，笑容满面地和叶茂打招呼：“叶老板，辛苦你了。”
叶茂说：“坐吧坐吧，”又指着我说：“是田老板辛苦，你妹妹是坐他的车来的。”
那汉子向我连连点头，说：“田老板辛苦了，田老板辛苦了。”
我笑笑，说：“不客气，我也是顺路。”
那汉子刚坐下便又站了起来，对叶茂说：“叶老板，我就不坐了。店里忙，你看我这就带秋萍走吧？”
“随你便。”叶茂说。
“那就不打扰你了，叶老板，明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和田老板赏光到小店吃个便饭？”汉子说。
“现在说不好，明天再定。”叶茂说。
“那好，明天我再打电话过来。秋萍，咱们走吧。”
秋萍早把自己的小包儿拎在了手里，笑着说：“明天晚上见。”跟着哥哥走了。
小珍也跑出来送行，一副眼巴巴的样子。
秋萍走了，叶茂去厨房里忙活，小珍给他打下手。我呆着无聊，便打开电视机找能看的台。一找找到CNN，正在滚动播出新闻，先是普京总统驾机飞到车臣视察，让你不得不佩服人家这总统就是身手不凡；接着是有关洛克比空难的最新消息，有证据表明利比亚政府策划并制造了这一恐怖事件；接着就是中国人蛇偷渡英国的新闻，画面是夜晚的一处海滩，十几个中国偷渡客束手就擒。我赶紧喊叶茂出来看，这时CNN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一位英国警官。叶茂问我他说什么？我告诉他警官是在攻击法国政府，因为这些中国人蛇是设在法国加莱的难民营里的难民，他们乘皮筏子横渡多佛尔海峡登陆英伦三岛。被抓住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量的中国人蛇成功登陆，消失在英国的各个城市。是法国政府宽松的难民政策致使大批难民成功偷渡英国，法国政府好像很高兴见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减少了法国的经济负担。
叶茂笑笑，又回去烧菜了。
开始播广告了，是一个性感美女一边用吉列刀片刮自己腋下的毛。一边含情脉脉的看着你。
我又开始换台，竟一下换到台湾的华视巴黎中文台。这个台在布拉格没有卫星天线收不到的。华视中文台正在播报有关此次中国人蛇偷渡案的新闻述评，一位讲台湾国语的女播音员说：英国警察部门通过研究有增无减的偷渡潮认为，这与法国警察的迟钝和法国难民政策的不适当有关。英国方面指责说，一年前法国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桑加特修建的难民营，实际上是为人蛇偷渡英国提供了基地和跳板。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座难民营里人满为患，而且每月还在以30%的速度激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国准备在其北部与比利时相邻的小镇巴耶尔再建一个难民营。这个设想一提出，便使英国舆论大哗。英国政府认为，法国此举无视英国的难民问题，将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英国。为此，英国内政大臣戴维?布伦基特已数度通过电话与法国内政部长瓦扬进行了交涉，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每天夜里几百名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偷渡客登陆英国的问题。布伦基特向瓦扬指出，目前的局势对英法两国都不利。他希望双方拿出诚意来，寻找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解决办法。因此，英国方面不仅对法国政府建立新的难民营持有异议，而且要求关闭原有的桑加特难民营。而法国内政部长反唇相讥，他说在偷渡客的心目中，英国就是伊甸园。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享有避难的权利。而且在所谓的避难期间，难民可以获得免费的住房、健康和教育服务，每周还可以领取相当于350法郎的津贴，6个月后还可以申请第一份工作等等，这才是大量非法移民不断涌向英国的直接原因。此间舆论认为，英法在难民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将有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目前，为了堵住这股偷渡潮，英国已经加强了边防检查，增加了罚款数额，并考虑修改现行的难民政策。另外，英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加强磋商的同时，也积极与欧盟其他国家协调，以寻求一项解决避难及移民问题的共同政策。
我心里琢磨，这偷渡看来真是闹大发了。不过，要是让英国和法国为了中国偷渡客互相掐起来，也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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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盆醉蟹先端上了桌，叶茂招呼我赶紧下筷子。我夹起一块看了看，放进嘴里。
叶茂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还真是鲜！我不住地点头说好。叶茂高兴了，拿出一瓶绍兴特产“女儿红”，给我满满斟了一杯，说：“吃醉蟹就不能喝啤酒了，因为蟹本身就是凉性的东西，啤酒也凉，对脾胃不好。吃醉蟹讲究的是喝这种‘女儿红’，这是我们浙江的名酒。知道为什么叫‘女儿红’吗？”他笑着问我。
我当然知道，但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就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得意了，说：“我们浙江人过去生了女儿，便酿一坛子酒窖起来。待这女孩子长大要出嫁了，才把这坛子酒取出来大宴宾客一一所以叫做‘女儿红’。来，喝！”
其实这就是普通的黄酒，又甜又糯，喝个两三斤下去都没有感觉的。我便和叶茂碰杯，说：“干！”
两个杯子都见了底儿。
“吃醉蟹吃醉蟹，好吃就多吃。意大利什么都贵，就海鲜便宜，尤其是蟹，他们不爱吃的。”叶茂一边说一边又满上了酒。
我开头儿有点担心这样吃蟹不卫生，后来一想，三文鱼不也是生吃吗？小日本儿都壮得没样了。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去吃，味道好极了。
喝了两三杯酒，小珍陆续把菜端出来了。有鱼有肉有青菜，还有一个冬瓜汤。怯生生地说：“我不懂做北方菜的，不知道田老板是不是吃得惯？”
我都尝了尝，蛮不错，就说好吃。叶茂说：“小珍你也坐下吃吧，既然田老板喜欢吃你的菜，你就陪田老板喝一杯女儿红。”说着便给她满满倒了一杯。
小珍慌忙推辞，说：“叶老板，我从来没喝过酒的。”
叶茂一瞪眼，说：“从来没做过的事儿多了，不也得做吗？”
小珍红着脸低下头。
叶茂笑了，说：“拿起杯来，陪田老板把这杯酒干了。田老板高兴了，才会照顾你。”
小珍抬起头，抖抖地端起杯来，说：“田老板，我陪你喝。”
我赶紧说：“你就抿一下好了，我全干。”一仰脖儿，把酒又灌了进去。
“谢谢田老板了，我真的不会喝酒。”小珍稍稍喝了一点，把酒杯放在餐桌上。
叶茂说：“田老板怜香惜玉啊。”
我笑着说：“喝酒本来就是咱们男人的事儿，跟女孩子不搭界的。来，咱俩喝。”
小珍赶紧给我满上酒。
叶茂端起杯说：“田老板你这话说得不对，喝酒和XX一样，必须是既有男人又有女人才行。没看见国内的酒吧，陪酒的都是漂亮女孩子。”
我说：“那倒是那倒是，咱俩先把这杯干了再说。”
叮咚一碰，又见了底儿。
小珍再给满上。
又喝了一会儿，叶茂的舌头大了许多，眼珠子也红红的。他正和我比较欧洲女人和中国女人在床上的优劣，我不经意地转过话题，问：“我在报上看见说你们在意大利做偷渡生意很凶的，有时要移植鸭子的肾来抵债，有这事儿吗？”
叶茂说：“这算什么？你说是不是？上海的医院门口到处都贴着卖肾的小广告，你说是不是？别说卖个肾，他就是把自个儿的XX割了去卖，你也管不着！这是他的人权！你说是不是？”
我连声儿答应：“是是是。”
他又把脸儿转向小珍，说：“小珍呀，你不喝酒可不行。你说是不是？现在咱俩做一个游戏，我出谜语你来猜，猜对了，我喝酒；猜不对，你喝酒，怎么样？”
小珍高兴了，一脸孩子气的说：“好呀，我最爱猜谜语了，保准是你叶老板喝。”
“咱们可是荤谜素猜呀？”叶茂坏笑着说。
“什么是荤谜素猜？”小珍问。
“你问田老板，让田老板给你详细讲解。”叶茂说。
小珍笑着问我：“田老板你知道吗？”
“老叶你就坏吧，”我看了叶茂一眼，他正得意地笑。我对小珍说：“就是谜面儿都是干坏事儿，但谜底不是。”
“你说的不对，是不是？谜面儿都是干好事儿，可惜谜底不是。你说是不是？”他反驳我。
我笑笑，不说话了。
小珍觉得很有意思，催叶茂快说。
叶茂说：“我讲了啊，你听好，打每天早晨都要做的一件事一一 一头儿有毛一头儿光，咕嘟咕嘟冒白浆。说吧，这是干什么呢？”
小珍一下把脸红到脖根儿，嗔叶茂：“哎呀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要死了！”
叶茂哈哈大笑，说：“猜错了吧？你以为是干好事儿呢，可惜不是一一早晨起来刷牙呢！牙刷是不是一头儿有毛一头儿光？满嘴的牙膏沫子是不是咕嘟咕嘟冒白浆？小小年纪，思想意识那么不好，能把刷牙想到那儿去，喝酒喝酒！”
小珍端起酒杯，说：“我喝一半儿吧？”
叶茂摇头，说：“那哪儿成？是不是？游戏就要有游戏规则，是不是？赶紧喝了。”
小珍咽口唾沫，一咬牙把酒全喝了进去。
叶茂又给她满上，说：“这杯还得你喝，听好喽，打一件日常用品，咱们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一掀开花被窝儿，顺手往里摸，掰开两条腿儿，见眼儿往上搁。说吧，是什么东西？”
小珍脸又红了，硬着头皮猜了半天，还是猜不出来。
叶茂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又往XX里想了吧？是不是？已经告诉你说咱们三个人中间就有了，还猜不出来。你看田老板鼻梁上架着的是什么？”
小珍说：“眼镜儿？怎么会是眼镜儿呢？”
“怎么会不是？你想想看，眼镜儿一般都放在眼镜儿盒里，还包着各种颜色的擦眼镜儿布，要戴眼镜儿，第一步是不是得掀开花被窝儿？第二步是不是得顺手往里摸？第三步是不是得掰开两条眼镜儿腿儿？第四步是不是见眼儿往上搁？没说的，喝酒！”
小珍乞求地说：“叶老板，你这谜语都怪怪的，我根本猜不着。这酒我实在不能喝了，刚才喝了那杯，现在还头晕呢。”
“不行不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点含糊都不能有的，田老板你说是不是？”
我一笑，不说话。
小珍无奈了，只好说：“叶老板，那我喝了这杯再也不喝了，我给你们沏上茶，然后我就看电视去了，有事叫我，好不好？”
叶茂说：“问田老板，田老板说行就行。”
小珍看着我。
“没问题。”我说。
“谢谢田老板，那我喝了啊！”她端起杯一饮而尽。放下杯，用手背擦擦嘴，说句你们慢慢儿喝，走了。
“嫩得很哟。”叶茂夹起一块鱼。
我不知道他是在说鱼还是说小珍。
“明天去你的工厂看看？”我说。
“没问题，你说是不是？”
“是是。”我说。
“一看你就想做了，咱俩联手做，共同发财，你说是不是？”
“是是。”我说。
   “那好，咱们明天再仔细商量。睡觉！小珍！”他喊。
小珍慌忙跑过来，问：“什么事儿，叶老板？”
“陪田老板去睡觉，好好伺候啊！”叶茂舌头硬硬地说。
   小珍脸红红的看着我，说：“田老板，我扶您进屋吧？”
   “开玩笑开玩笑，”我连连摆手，对小珍说：“谢谢你了，我想自己一个人睡。”
小珍低头不语，一副不谙风情的样子。
“真不要？”叶茂看着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摇头。
“那好，我先睡了。”他站起来，最多四两黄酒，竟有些摇晃。小珍赶紧上前扶住。
“你也睡吧老田，有话咱们明天再说。”叶茂说。
“你先睡吧，我再看会儿电视。”我也站了起来。
“那好，我先睡了啊？”小珍扶着他进了卧室，再没出来。
我把台换到CNN上，正在播送有关秘鲁大选的新闻。刚喝了口小珍沏好的茶，忽然从卧室里传来一声尖叫。
是小珍。
然后是粗重的喘息和低低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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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也许是因为酒，也许是因为累了，我很晚才醒来。
看看表，已经是罗马时间上午8点30分了。一出屋，见客厅里只有小珍一个人坐在沙发里发愣，便问：“你们叶老板呢？”
小珍吓了一跳，见是我，赶紧站了起来。还没说话，脸先红了，说：“您起来啦，叶老板出去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早饭我已经给您做好了，您洗洗脸吃吧。”
我说谢谢，便进了卫生间。
洗漱完毕出来，小珍已经在餐厅摆好了早点：一大碗蛋炒饭，还有一盆青菜做的汤。在欧洲几年了，还没吃过这样的早餐。小珍在旁边说：“叶老板说吃面包牛奶就可以了，我想那种东西很难吃的，就给您做了这个。”
我笑了，说：“这太麻烦了。”便坐下来吃。
小珍坐在我对面，问：“味道是不是有些淡呀？”
“不不，正好。”我说。“你怎么不吃？”
   “我已经吃过了，”她笑着说，“和叶老板一块儿吃的。”
“你今天就要去工厂了吗？”我一边吃一边问。
她点点头，神色也暗淡起来。
“去工厂不如在这里好吗？”我颇有些不解。
“工厂很累的。”她说。
我知道一点关于意大利华人地下工厂的情况，是我在布拉格的一个福建朋友告诉我的。这位福建朋友在国内时是一个国营小厂的厂长，也跟着偷渡潮跑了出来。先跑到布拉格，又从布拉格跑到米兰。经人介绍，在米兰的一个此类工厂打了不到两天工，屁滚尿流地跑回布拉格。他用“人间地狱”来形容这个工厂，他曾向我详细描绘过他在这个工厂不到两天的经历：

中午1点钟，我按照介绍人讲的地址找到了这家温州人开的地下小作坊。车间是从一所仓库改成的，因为是仓库，所以窗子很小，也很高，光线因此就很暗。一股股浓浓的皮革味儿扑面而来，令人作呕。空气都粘稠了，没有任何排风设备。几十个中国浙江男女偷渡客伏在缝纫机上工作，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一片电动缝纫机的轧轧声。
“你会用缝纫机吗？”矮矮胖胖的温州老板问我。
我说：“不会。”
老板说：“没关系，五分钟就可以学会。”当下喊来一个工人，让他告诉我怎么做。
这人是浙江丽水来的，黑在意大利已经五年了，有四年半都在这里工作。他把我领到一台空着的缝纫机前，对我说：“你就用这台机器，不过要小心一点，干活儿时千万别打盹儿，昨天在这里干活儿的人就是因为干活儿打盹儿，把手指头跟皮包给缝一块儿了，否则你今天也坐不到这儿来。”他给我做示范，拿过一个半成品皮包来放在缝纫机上，“你看，就这样，就这样，懂了吗？只缝一道，你试试。”
我按照他的指点，笨手笨脚地缝起来。他在旁边看着，说：“对，就这样。行了，你慢慢做，熟了就快了。你干吧，不懂就喊我。我姓罗，喊我老罗就行了。”
这是流水作业，我只缝一道工序，缝纫机也很容易掌握。但是劳动时间极长。我是中午到的，一直干到天都黑了，车间里灯都亮了，也没有下班的意思。我四下看看，所有人都弯着腰低着头，除了一片轧轧声外，再没别的动静。
一直干到夜里11点钟，终于下班了。几十个人呻吟着站起来，腰椎骨节嘎巴嘎巴响的声音听得很清楚。我整整干了10个小时，眼早花了，头也晕，又累又饿。看看大伙儿，也不知道人家干了多长时间，但肯定比我长。
开饭了，一大桶鸡蛋汤，一大桶烩白菜，两大桶米饭。我连吃了五碗，不是怕胃穿孔，还想吃。
吃罢饭就去睡觉，老板安排我和六个人同睡一个阁楼。说是阁楼，不如说是鸽子笼。没有门，只有一个窗子。从窗子一个一个爬进去，里面就像国内火车的上铺那样，绝对直不起腰来。累极了，也顾不得那么多，一躺下就睡着了。感觉刚睡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人推我，说是该上班了。我跟着人们爬出去，外边天还黑得很。一看表，才凌晨4点钟！我问旁边一个工人，“为什么这么早上班？”他很不耐烦地说：“这里是20小时工作制。”
我一听，头都大了。
一直干到12点，喝过汤吃过饭，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就去找老板，说：“我一会儿去取行李可以吗？”老板笑眯眯地说：“快去快回，你干得不错，我不会亏待你的。过个三五年，我想办法帮助你解决身份问题。”我说：“谢谢了，我一定好好干。”出了门便跑，连那一天半的工资也没敢要。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劳动时间？”我问朋友。
“劳动力都是身处绝境的非法移民，他们愿意在任何条件下工作。黑心老板就抓住了偷渡客这个弱点，大幅度地降低工资，大幅度地提高工作时间。暴利就是这样产生的。你有机会真应该去看看，那是一部当代版的《资本论》。”

我这位福建朋友是条六尺汉子，尚受不了地下工厂的非人苦难，而像小珍这样的娇小女孩儿，又该怎样去忍受呢？
我说：“我看叶老板对你还是挺好的。”
她笑了，说：“也算我命好。叶老板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碰见叶老板，我现在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弄不好连命也没了。是叶老板做担保，把我从蛇头那里领回来的。为了尽快还清欠蛇头的钱，还经常给我介绍生意。而且，他也从来不白跟我……睡觉，睡一次就在我欠蛇头的账上抹一笔。”
我心说这还是个助人为乐的好人呢。
正说着，叶茂回来了。进门就嚷：“吃完早饭了吗？吃完咱们走。”
坐上叶茂的菲亚特，在米兰大街上七拐八拐。看得出，他对米兰相当熟悉。30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了城乡结合部。叶茂在一座极其破败的HOUSE门前停车，轻轻按一下喇叭，两扇铁门立即毫无声息地开启。汽车开进院子里，我下车时才看见，两个瘦小的浙江农民已经飞快地把铁门重新关上。
这是一幢两层的尖顶HOUSE，院子很大，可以并排停三辆车，还有一大片起伏不平的草地，两棵高大的核桃树挂满了累累垂垂的果实，不时有成熟的核桃落下爆开。
叶茂让刚才开门的人领走了小珍。又招呼我进屋。一层是客厅、厨房和饭厅，有一个车库相连，二层是一间办公室和两间卧室。早有马仔沏上茶来，垂手肃立，等待叶茂分咐。叶茂挥挥手，马仔退下去了。叶茂问：“我这地方怎么样？”
“僻静，但是房子太旧了。”我说。
他一笑，不置可否，又问：“看出这房子有什么不同没有？”
我摇摇头。
“这房子的特点是下边大，上边小，像一个金字塔。”他得意地说。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得意的，欧洲的房子样式五花八门，风格各异，想盖什么样就盖什么样，没有一定之规，全凭主人的喜好和需要。
我问：“你的工厂呢？不在这里吗？”
“就在这里，你找不到吧？”他更得意了，“走，我带你去看。”
一层的走廊里有个门通往车库，车库很大，里面有个工具台，上面散放着各种修车工具，还停着一辆客货车。客货车下面是修车用的地沟，叶茂带我走下去，到了尽头，他用力一推，竟是一扇门。
我跟着叶茂顺着台阶走下去，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室便出现在眼前。我这时才明白叶茂为什么为他的金字塔形破HOUSE得意，欧洲的HOUSE都有地下室，一般是房子有多大地下室就有多大。这幢HOUSE一层大，二层小，地下室也跟一层的面积一样大。
几十个男男女女伏在缝纫机上工作，皮革的恶臭扑面而来。每个人的脚下都是一堆皮包，整个地下室挤得满满的。
一切都和我那福建朋友描绘的一样，只是工作环境更恶劣。
我看到了成子，他正在给人们分发半成品皮包，看样子像是个车间主任或质量检查员这样的角色。
我也看到了小珍，她正在一台缝纫机前工作。我们从她面前走过，我对她点点头，她也笑笑，眼巴巴地看着叶茂。
叶茂却没看她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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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叶茂的办公室，我说：“你这工作环境也太差了。”
“那没办法，黑工厂嘛，都是见光死，只能呆在黑地方。但是利润大一一有钱赚就行，你说对不对？”他说。
“利润有多大？”我问。
“很大。”他狡黠地一笑，并不具体说。
可以想象：奴隶一般的工人、少得可怜的工资、无休止的劳动，而生产的却是“世界名牌”。
会带来什么样的暴利？

快中午了，我们出去吃饭。下楼时，见有个马仔也正在厨房里做饭，便过去看了一眼。是白菜烩豆腐和一大盆红烧鸡块。我笑着说伙食还不错嘛，叶茂说：“干活儿已经很累了，再不吃好怎么行？好在是欧洲，鸡肉比蔬菜便宜。”
叶茂带我来到一家名叫五福楼的中餐馆，一进门，早有跑堂的迎上来，“叶老板来了，里边请！”
叶茂吩咐说：“找个利静地方，包厢还有地儿吗？”
跑堂的笑着说：“有地儿，没别人的地儿还能没叶老板您的地儿吗？”一溜儿小跑着把我们引进一个包厢里。
我说：“挺熟啊？”
他得意地一笑，说：“米兰所有的中餐馆老板都是朋友。”
点了几个五福楼的招牌菜，要了两碗米饭。叶茂还要上酒，被我拦住了，说不想喝，昨天晚上没睡好，吃了饭赶紧回去睡一觉。
叶茂想了想，说：“也好，那咱们晚上再喝。”
一边儿吃着饭一边儿聊，叶茂又提起和我联手带鸭子的事儿来。他的要求比虾米易的更简单，不管用什么方式，也不管有没有出境章入境章，甚至有没有护照都没关系，只要能把人带到蒙古或俄罗斯就行。“办这点事老兄肯定是易如反掌，可大笔的钱就赚到了。”他笑眯眯地说。
“说容易倒确实也容易，但偷渡的事儿我不做。他们必须有护照，我来给他们办去蒙古或俄罗斯的合法签证。至于去了以后又转道第三国，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说。
“那当然最好不过了。”叶茂喜形于色。
“其实，”我沉吟了一下，说：“为什么不给你的鸭子们办理我们那儿签发的护照呢？各国大使馆只是对你们浙江福建签发的护照拒签，对内地许多省份签发的护照还是很宽的。特别是我们内蒙古签发的护照，除了英国以外，我还没听说过被欧洲国家拒签的。”
“能吗？不是说不准异地办护照了吗？”他着急地问。
我微微一笑，说：“事在人为。”
“哎呀，要能的话咱们直接去签证，签到哪儿算哪儿，路上的钱可就省多了。你说说看，是怎么个程序？”叶茂有点迫不及待了。
“你说的很对，现在不能异地办护照。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就拿内蒙古西部地区来说吧，这里有许多国家级贫困县，全靠救济过日子。当地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想出了很多脱贫致富的招儿，鼓励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有手艺的农民来内蒙古西部小城镇落户，就是其中一个。”我笑着说。
“你是说，把鸭子们的户口迁到内蒙古去？”他迟疑地问。
我点点头。
“恐怕有问题，”叶茂想了想，说：“鸭子们死性得很，八字儿还没一撇儿先把户口给迁内蒙古去了，他们怕不肯一一万一走不了怎么办？迁去可就迁不回来了呀。而且，他们还指望着将来在外面拿到合法身份再把家人邀请出来，成了内蒙古人了，不好办青田县的亲属认证。”
“倒也是，”我放下筷子，端起茶喝了一口。“那咱们这么办一一不用开户口迁移证，只从你们当地派出所开一份未受过刑事制裁的证明，我想法儿给上个空头户口，只为了办护照，一领到护照就把户口注销了。你看怎么样？”
“那当然太好了，行吗？”叶茂问。
“应该行，等我回布拉格后打电话问一下。”我说。
“现在问，现在问，国内正好是早晨。”他把手机递给我。
我笑了，想了想，就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家里拨了电话。我给他大致讲了一下我的设想，问他能不能办？朋友说可以，但有一条，领了护照立即注销户口，出境前把身份证交回来。“否则一个人有两个户口两个身份证，出事就麻烦了。”我说那没问题，他们要内蒙古的身份证也没用。朋友又告诉我，国家为了限制用这种办法异地领取护照，现在又出台了一项新规定一一落户三年以后才可以申领护照。我一听就急了，说那怎么行，鸭子可没功夫等三年。
叶茂也一脸愁云，坐在那儿直摇头。
朋友在一万公里外哈哈一笑，说：“那还不好办？咱们自家管着的事儿，落户口的时候把日期提前三年不就行了？”
我松了口气，又把朋友的话给叶茂复述了一遍。叶茂立即多云转晴，灿烂的笑。
又扯了一阵儿闲话，关机。
叶茂说：“好，老田，咱们好好合作几回，利润平分，一人一半。不过，你回去别跟老易讲咱俩合作的事，否则他会骂死我的。”
我一笑。
“吃好了？走，我先送你回去休息。”

叶茂把我送到楼下，说他还有事，不上去了。把钥匙给我，让我自己去睡觉。“过两个小时我回来找你。”他说。
然后开车走了。
我真有点困，进屋就睡，直到一阵又一阵的门铃声把我吵醒。
我摘下门边的话筒，还没说话就听见叶茂在嚷：“睡好了吗老田？赶紧下来，咱们去吃饭。”
我说怎么一天到晚尽吃饭呀？挂上话筒，无精打采地下去了。
叶茂站在车旁嘻嘻地笑，说：“怎么，吃饭吃烦了？也该吃了，快6点了嘛。”
我坐到车里，说：“吃饭不着急，你先带我去多摩广场看看。”
叶茂摇头，说：“那地方一点意思也没有，就一个破教堂。”
我一笑，“我就是要去看那个破教堂。”
20分钟以后，叶茂把车停在了多摩广场。他懒洋洋地陪我下车，嘴里还嘟囔着：“这破教堂有什么看头？”
我告诉他：“这座教堂始建于1386年，是欧洲三大教堂之一。1805年，拿破仑就在这里为意大利国王加冕。”
他兴趣索然地听着，然后指着已经关闭的教堂大门对我说：“你来晚了。”
果然，游客参观的时间刚过。我只能在教堂脚下瞻仰它的雄伟，堂顶有135个尖塔直冲云霄，每一个塔尖上都有教会先哲们的雕像，最高的，是圣母玛丽亚的雕像。我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好去处，是著名的圣母玛丽亚修道院。我问叶茂，他说从来没听说过。只好去问路人，原来就从眼前的小街走过去就是，很近。石板路很窄，而且不平。前边有一座红砖圆顶的古老建筑物，一小队游客正在排队进入。我拉着叶茂快步赶到，一问，正是这里。随着游客们进入修道院，一眼就看到了达?芬奇那幅伟大的油画一一最后的晚餐。虽然已历经了几个世纪，色彩已经斑驳暗淡，但仍能清晰地辨出画面上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当耶稣说完“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后，镇定安祥，神色自若。十二个门徒或愤怒，或感慨，或窃窃私语。尤其是满脸惊愕的犹大，在500年后的今天也可以一眼认出。
出了修道院，我问叶茂：“去哪儿吃？”
他说：“嗨！秋萍她哥的破餐馆，非让去，推也推不掉。”
我顿时来了精神一一正想和偷渡客们聊聊天呢。“远吗？”我问。
“不远，从前边那个十字路口右转就到了。”他说。
一拐弯儿，叶茂指给我看，“凤凰餐馆，看到了吗？那个鞋店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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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脸儿不大，也就是二三十个座位。秋萍和她的哥哥一块儿迎出来，请我们坐下。没有一个客人，我问怎么回事儿？秋萍的哥哥说是因为周末的缘故。
秋萍的哥哥叫阿宽，偷渡出来已经好几年了，正好遇到意大利大赦，轻松拿到了身份。一个弟弟还在打黑工，是在皮亚琴查的一个黑工厂。我说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一支很不错的足球队。
凤凰餐馆其实就是一个中式快餐店，我看了看桌上的菜谱，主食只有炒饭、炒面和炒粉，菜也只是什么菠萝鸡、古老肉、宫爆鸡丁之类。没请厨子，阿宽自己做。以前雇了一个女同乡跑堂，妹妹来了，连女同乡也辞掉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请个厨师，他说请不起，店太小，挣的其实就是打工的钱，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打工而已。如果雇个厨师，挣的钱付完工钱一分都剩不下。
啤酒早已摆好，阿宽和秋萍把菜端了上来，当然少不了菠萝鸡、古老肉，难吃得很。还有一盆黑糊糊的东西。我惊问是什么？叶茂说是鸡翅，“你吃吃看。”
我夹一块尝尝，味道还真不错，很有嚼头儿。便问这是怎么做的？阿宽说：“叶老板知道，请叶老板给你说吧。”
叶茂说：“在青田，家家都有这个东西。在冬天的时候，把鸡翅用酱油、花椒、糖腌上一天，然后挂在外边风干。吃的时候拿来洗洗一蒸，15分钟就好了。必须是在冬天做，其他季节都会生蛆的。”
我连夸好吃，说是最好的下酒菜，只是颜色难看了一些。
刚喝了两杯啤酒，叶茂的手机响了，是马仔打来的。他颇不耐烦，说声知道了，便关了电话。对我说：“厂里有事，我得马上过去一下，你先在这儿吃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去了。
叶茂走了，阿宽便来店陪我喝酒。我从衣袋里取出刘蓉给我写的地址、电话和她姐姐、姐夫的名字，问阿宽认不认识，帮我打电话找一下 。
阿宽接过来一看，笑了，说认识，她有个妹妹去年过来的。他们不在意大利了，听说去了英国。说着就去按我的号码打电话，是刘蓉的姐姐原先的餐馆，已经换了主人。新主人也说他们去了英国，但不知道在英国的什么地方。
我问阿宽生意好不好？他摇摇头说很难做，中餐馆太多，竞争十分厉害。“我每天中午摆一大桶酸辣汤在外边，免费的，靠这个招揽顾客。再就是给附近的写字楼送盒饭，很辛苦，却挣不上什么钱。”他说。
“就这你们也要没命地往出跑。”
“外边机会还是多一些嘛。”阿宽笑着说。
“国内报纸上说你们都是让蛇头给骗出来的，一出来就后悔了。是不是这样呀？”我又提起了老话。
“哪有的事？我们那边家家在外边都有人，什么情况都知道。别看都是农民，也没文化，不懂中国的法律，可是对外国的法律却清楚得很。我们为什么来意大利？就是因为知道这里缺少劳动力，容易打黑工，而且经常有大赦。还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办身份应该找哪个律师，收费是多少。怎么能骗了我们？”他愤愤地说，好像是受了侮辱。
“将来打算怎么办?还回国吗?”我问。
“很难讲，基本上是不准备回去了。不赚个几百万没脸回去，赚了几百万不想回去。当然，房子总要给父母造一幢的。对了，田老板，我家里还有两个表弟，也想出来，你能不能帮忙给办一下？人家出多少钱我也出多少钱。”
他眼巴巴的看着我。
“你的表弟？”我正在吃人家的黑鸡翅，只好虚应故事的问。
“对，我的两个表弟。”他急忙说。
“我只能办到蒙古或者俄罗斯，意大利我可没办法。”我说。
“能去俄罗斯就行，能去俄罗斯就行。”阿宽高兴地说。
正说着呢，叶茂回来了，阿宽赶紧换了话题。
吃罢饭，该走了，阿宽和把我们送上车，还一再对我说：“田老板明天自己过来吧，叶老板忙，你自己过来就好了。要不，我去接你？”
我摆摆手说不用，我自己过来好了。
回去的路上，叶茂说：“我看阿宽是有事找你，为什么就让你一个人过去？”
“什么也瞒不过你。他说他有两个表弟，想让我帮忙给办出来。”我说。
“什么什么？他有两个表弟？放他个八级大驴屁！他家的人除了秋萍以外都是我给办出来的，家里只有老爹老妈，七大姑八大姨全在外边，哪来的什么表弟？什么人都想做蛇头，真是蛇头多过锄头了！”叶茂说。
“我已经想到了。”我说。
“那你明天还过去吗？”
“怎么去？我明天要到巴黎去了。”我说。
“一早走吗？”叶茂问。
“要走还不一早走？路也不近呢。”我说。
“那倒是，你就走吧，快点回布拉格，咱们好开始工作。”
“刚才你的工厂出什么事儿了？”我问。
“嗨，有一个女的累休克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送医院了吗？”
“开什么玩笑？连护照都没有敢往医院送？”
“那怎么办？”
“听天由命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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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与林海光重逢


                                 一



早晨5点钟，我与睡眼惺忪的叶茂告别，驾车从都灵方向向法国开去。8点30分从边境小城莫达纳进入法国，中午在里昂城边的加油站加油并吃午饭，然后继续向巴黎前进。在法国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令你有一种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感觉，因为同样有很多收费站在等着你。
黄昏时分，我已经进入巴黎。沿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缓缓上行，几分钟后便到了著名的戴高乐广场。我停好车，来到凯旋门下面。
整个巴黎，不仅自然景色优美，而且到处都散发着艺术气息。就像朱自清先生讲的那样，“从前人说六朝卖菜的都有烟水气，巴黎人谁身上大概都长着一两根雅骨吧。”巴黎的博物馆、展览馆自不必言，仅就到处是公园，到处是雕塑，到处是纪念碑来讲，巴黎人几乎像呼吸氧气一样的呼吸着艺术气息，能不比世人优雅三分吗？
我虽然来过多次，但多是行色匆匆，除了一些著名的景点外，其他地方还是不熟悉。因此，我进入巴黎后便给林海光打电话，约他到这里来见面。
在布拉格时我已经给他打过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大致行期。他很高兴，说要在巴黎好好招待我。
林海光也是青田农民，但他是那种悟性很好、爱想问题的农民。他很看不起他的那些同乡，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有问题。除了做生意，基本上和他们没有什么来往。这样的青田人很少，除了林海光以外，我只碰到过一个叫阿东的女孩儿。她也是偷渡出来的，但现在穿着时尚，讲一口不大流利的英语和德语，经常上网，在一家越南人开的旅行社工作，领一份丰厚的月薪。
她从不和自己的老乡来往。
我曾经问过林海光：“你最不喜欢青田人哪些地方？”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学习。”
林海光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周边国家的大事小事他都知道。在布拉格时就已经喜欢上了喝咖啡，而且经常不放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身份。但我从没见他回过西班牙，成年累月就在布拉格泡着。

在巴黎，凯旋门也不止一座，但戴高乐广场上的这座是巴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凯旋门。这座凯旋门是拿破仑在1806年2月12日伟大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打败奥俄联军后下令建造的。同年8月15日他亲自奠下第一块基石，前后经过整整30个年头，直到1836年7日29日才落成。1840年拿破仑去世，他的灵柩从凯旋门下缓缓穿过。门上最著名的莫过于那组浮雕，是高唱着马赛曲的战士头像。我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只知道它现在是美术学院师生写生的摹本。门下是建造于1920年的无名烈士墓，墓前点着长明灯，鲜花天天供奉不绝。每逢法国国庆节和其他重大活动，总统和游行队伍都要通过凯旋门。
如今，我在这里等候一位中国蛇头。
远远地，我见一个小个子中国人在暮色中急急走来。没错，就是他。几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瘦。
我举手示意。
他看到了，也向我招招手，然后大步赶来。
我们在凯旋门下握手。他打量着我说：“你可发福多了！还记得吗？我们在伏尔塔瓦河边跟茨冈人打架的事儿？”
我笑了，说：“当然记得，全是你招的。”
那是1993年的夏天，我们在查理桥上闲逛。有一个茨冈女人非要给我们看手相，我说不看，拉着他已经走了，可他又折回来找那茨冈女人。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呀？他说有一批鸭子马上要出来，让她给算算吉凶。结果那茨冈女人一边看手相一边就偷了他的钱包，得手后撒腿就跑。他发现钱包没了，我们赶紧追。这时便出来了几个茨冈男人故意挡路，还拉拉扯扯的。
于是大打出手。
所幸警察及时赶到，把我们都带到警察局。很容易就弄清了事情真相，钱包也追了回来。
“瞧你约的这地方，离我家远得很。车停在哪儿啦？他问。
“就那边那个停车场。我怎么能知道你家住在哪儿？”我说。
“走吧，我的车也在那儿。”
开出车来，他嘱咐我：“我慢慢开，你跟着我。”
我跟着他的新款奔驰又驶入香榭丽舍大街。
从巴士底广场的环行路向右，驶过美丽的塞纳河。旁边就是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在苍茫的暮色中显得格外迷人。巴黎圣母院如同卢浮宫、凯旋门一样，是古老巴黎的象征性建筑。这座哥特式的巨石建筑物始建开1163年，历时182年才最终落成。雨果在他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把这座建筑物称为“石头的交响乐”，由他的小说拍摄的同名影片，使千百万中国人记住了这座伟大建筑物的名字。
在欧洲，几乎所有著名的城市都有一条美丽的河。像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多瑙河，波恩的莱茵河，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在巴黎，则是这条塞纳河。
塞纳河将整个巴黎市区一分为二，如同多瑙河把布达佩斯分为布达和佩斯一样。塞纳河的南面被称为左岸，北面被称为右岸。尽管左岸的历史远比右岸悠久，但它却从未得到过什么大的发展。右岸以其金钱、贸易、权力和高雅，形成了巴黎的金融和消费中心。那里是成功者的乐园，是繁荣、奢靡、成熟和优雅的象征。但左岸也不同凡响，它以其特有的活力和知识取胜。那里活跃着拉丁区的青年学生，聚集着未成名的画家和诗人。
林海光的家在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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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三层的尖顶HOUSE，不很大，但却精致。有一个足有2000平米的花园，花木扶疏，绿草如茵，一看就有专人修剪。草坪上摆着几把沙滩椅和一只插着遮阳伞的圆桌，还有一个秋千架。
刚停好车，就有一个马仔迎上前来。林海光吩咐说：“帮田先生把东西拿到房间去。”又转身笑着对我说：“这就是我的家，请进吧。”
一楼有一个很大的客厅,摆着两套沙发。靠墙是四个大书柜，摆满了各类中文书籍。我粗看了一下，大部分是国内出版的社科类书籍，以人物传记居多。还有一部分是港台出版物，剩下的便是各种字帖了。窗前还摆着一张大方桌，上面放着笔墨纸砚。墙上挂着许多字画，几乎都题有“海光先生雅正”之类的句子。落款都生得很，大约是巴黎的华人墨客。
我笑了，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们一别已有7年，只怕刮目也认不出你了！”
他得意地一笑，指着一幅字对我说：“这字写得怎么样？”
我轻声念道：“金须百炼，矢不轻发。不错，真不错。”
“有点颜真卿的味道吗？”他问。
我只知道白切鸡的味道，哪里知道这颜真卿是什么味道？便胡乱点头，说：“真有点颜真卿的味道，是什么人写的？”
“我。”
我大惊。
马仔端上茶来，说：“田先生请用茶。”我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放在茶几上。
林海光问我：“还不吸烟？”
“不吸。你呢？”
“一样。”
“你太太呢？”我问。
“回中国了，昨天走的。本来我也要一同走的，听说你要来，就让她自己先回去了。”林海光说。
“真不好意思，打乱了你的行程。”我说。
“说哪里话，回国也没什么大事，我们多年不见了，说什么也得好好聊聊。这样吧，你开了一天车，肯定累了。先去洗个澡，换换衣服，然后我们出去吃饭。我特意给你买了套睡衣，你一会儿试试。在巴黎，买我穿的衣服不好买，买你穿的衣服容易得很。”他笑着说。
我站起来，说：“是呀，几年了你怎么一点个儿都不长呀？我去洗澡。”
林海光把我带到三楼的浴室，又让我看了看我住的房间。把新买的睡衣放到浴室的衣架上，说：“慢慢洗，好好泡泡。我在下边等你。”

一家豪华的中餐馆门前，林海光的车缓缓停下。
“就这儿吧，这里清静点儿。”他说。
我和林海光下车。
客人不少，但大多是法国人，只有几桌中国人。
我和林海光走进。
带位的小姐迎上前来：“晚上好先生，两位吗？请跟我来。”
前台经理看见林海光走进，急忙拿起电话：“老板你快下来吧，林老板来了。”
带位小姐领着我们穿行。
只要路过中国人的餐桌，中国人都起立问候。
林海光淡淡地应答。
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林海光问我：“你还是大鱼大肉？”
我说：“你还是几样青菜？”
林海光乐了，说：“把那东坡肘子蒸得烂烂的来一个。”
跑堂的记下。
餐馆老板疾步走来：“哎呀林老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来呀？”
林海光：“吃个便饭打什么电话？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生死之交，从布拉格来的田老板。”
餐馆老板上前和我握手：“幸会幸会，我姓于，于东。”
他掏出名片双手递给我：“请多关照。”
林海光问：“生意不错呀。”
于东：“托您的福，菜点了吗？”
林海光：“就点了一个东坡肘子。”
于东对跑堂：“你去吧。”
跑堂的走了。
于东说：“我来办，我来办。林老板的口味我是知道的，不知道田老板？”
林海光：“顿顿得有大鱼大肉。”
于东：“好的，我去安排。稍等，请喝茶。”
他为我们倒上茶，匆匆去了。
我笑着：“看不出啊。”
林海光：“怎么？比七年前多少有点人样儿？”
我们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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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吃过饭回来，我俩谈兴犹浓。他喝茶，我喝啤酒，在他的客厅里继续聊天。
我说：“老林，从报纸上看，国内现在对偷渡打击很厉害呀。”
林海光一笑：“我知道，也有几个马仔折到大陆了。其实，我们给政府减轻了多少负担呀？而且，我们在减轻国家负担的同时，又给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加重了负担，此消彼长，不好吗？好在老百姓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工作。再说了，偷渡也并不是从我们开始的。我告诉你，在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偷渡就开始了。”
他走到书柜那儿，拿着一本书回来。
林海光：“你看看这本书。”
他把书扔到茶几上。
是季羡林老先生的《留德十年》。
林海光：“这位老先生说他30年代在德国哥廷顿那样的小城留学时，就看见我们青田人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偷渡到德国，一句德语也不会说，甚至连国语也讲不好，就那样顽强生存下来。”
我问：“你们那边的人最早是什么时候来到欧洲的？”
“已经无从查考。”他说：“有一种说法是清朝时有一个青田石匠一一你知道，我们青田以石雕闻名于世。这个青田石匠坐船去欧洲的一个什么地方，船到荷兰，他以为到了，便下船，结果不对。他衣食无着，饥寒交迫，便卖石雕以糊口，随雕随卖。没想到荷兰人竟十分喜爱这石雕艺术，此君不仅丰衣足食，还置了宅子，娶了个番女做媳妇。他捎信给家里，于是家乡人纷纷来到荷兰，并以此为中心向欧洲各国辐射。这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文字记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大规模移民，应该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他给自己倒上茶，说：“这段历史你应该知道呀？”
我摇摇头，说：“知道一点，并不清楚。”
“我看过近代史，20世纪初，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匈为另一方的同盟国组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企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时，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刺杀，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同年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5天后，大战爆发。我说的都对吧？”他微笑着说。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我夸奖他，“离布拉格32公里，去贝内绍夫的路上有一个王子狩猎场，就是斐迪南当年狩猎和读书的地方。林木参天，古堡崴峨，有很多孔雀，美极了。你没去过吧？”
“是吗？那时在布拉格光忙着赶鸭子了，什么名胜古迹也没去看过。”他遗憾地说。
“然后呢？”我问。
“战幕一开，硝烟弥漫。英法军队连连失利，伤亡惨重，兵员锐减，眼瞅着就顶不住了，便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派劳工万里驰援。当时的中国，正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不久，在国际事务中奉行中立政策。法国政府看照会没起什么作用，又派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与北洋政府谈判。北洋政府同意了法国的要求，下令在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福建和浙江招募14万20岁到35岁的劳工远赴欧洲战场。青田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至今不富。虽然战争危险，打仗是要死人的，但也是一条吃饭的路。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都报了名一一凡是报名的，一律批准。这14万劳工同英法政府签下了为期5年的劳务合同，在法国军舰的护送下乘船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分别在法国的马赛和英国的曼彻斯特登陆。一上岸，连气儿都没来得及喘一口，立即投入战斗，承担了大量艰难困苦的工作，例如从火线上运送伤员，修筑战壕工事，装御船只，运送弹药，掩埋阵亡士兵的遗体等。”
“老实巴交的青田人这回可受惊了。”我笑着说。
他喝口茶，说：“受惊的事情还在后边呢。我们青田人吃苦耐劳，在法国前线也是这样。修工事，修得又快又结实；送伤员，跑得又快又稳一一个子小，跑起来当然稳当多了；运弹药，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往返，毫无惧色。为什么？每天有5个法郎赚！中国劳工的卓越表现，深得法军指挥官的赞赏。到了1917年的8月14日，段琪瑞政府决定和英法俄结成同盟正式参战，相当一部分青田劳工便持枪上了战场。青田人一辈子连架都不跟人打的，如今却在异国他乡莫名其妙地上了战场，作为士兵直接参加战斗，这才让人受惊呢！”
“好在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我说。
“对，1919年在凡尔赛举行了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以战胜国的身份派出外交部长顾维钧参加会议，要求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半岛。按道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一一我是同盟国，先派劳工，后来又直接参战。如今打赢了，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自己的领土主权，天经地义嘛！可是这些所谓的同盟国却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从德国人手中拿回来的山东半岛又给了日本人，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你看，我一说就跑题儿了。咱们还说这14万中国劳工的事儿。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当地的法国总统亲自出来接见华工，宣布授予所有参战华工奖金，由法国政府派商船妥送回国。如果有愿意留在法国的，法国政府赠给房屋土地，以供永久居住。在就业求学方面，政府给予协助辅导。其中在战争中立功的华工，总统还亲自颁发荣誉国民证书，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求见总统，可免费到国立医院看病，可享受贫困救济，成家后，所生子女可得到免费教育，向政府申办任何事情，均可受到优惠待遇。”
“立马拿法国护照，谁也不用黑着。”我开玩笑，又问：
“留下的多吗？”
“不多，其他省来的劳工差不多都回去了，太恋家，兜里又有了钱，急着回去孝敬父母呢。”林海光笑笑，“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青田人。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感恩图报的民族，1988年，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法国政府公布了有关华工参战的历史文献。同年的11日28日，法国政府向两位老华工颁授了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的克雷蒂安?德?特鲁瓦耶街16号镶立了一块纪念铜牌，上面用中法两国文字写着一一‘公元1916年至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加盟军的战争，有数千人献出了生命。战争胜利后，3000名华工定居法国，并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区。’十年后，法国政府在巴黎13区中国城的博特古尔公园内竖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评价一战华工的功绩时说：‘任何法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捍卫了法兰西的领土、理想和自由。’”
“评价不低呀，我看你那些前辈们受之有愧。法国人哪儿懂咱们中国的国情，那时候，辫子割了才几年？正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反正在家呆着也活不下去，还不如出来玩儿命呢！再说了，法国人以为你那些前辈们真勇敢呢，其实全是让一天5个法郎给催的一一法国人傻乎乎的哪儿懂这些呀？生让你的那些前辈给蒙了。还留下3000人，祸根嘛，从此法兰西国无宁日了。你还别不爱听，假使再有一次战争，法国人就是让人给灭了也再不敢从中国借兵。退一万步，借兵也不要青田籍的。快一百年了，法国人肠子悔青多少回了！”我说。
他微微一笑，说：“我不和你争。”
“你争呀？别不争，不争多没意思，不争论又不是你的发明。”我说。
他笑着不说话。
“不争就算同意。那你给咱们讲讲吧，就从这3000人开始，青田人怎么就一窝蜂地往巴黎搬起家来了？”
我把空啤酒罐儿捏的咔咔响，马仔闻声赶紧又送上两听来。
“其实很简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是这么个道理。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也是讲移民问题的，说的很有道理。他讲地球上的人口分布，不是有史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断迁移的结果。而且这种迁移还将继续下去，人口分布还会改变。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过三次大移民浪潮。前两次是人口从欧洲、亚洲和非洲等旧大陆向新发现的美洲、澳洲新大陆的迁移。我们和非洲人是作为猪仔和奴隶去的，欧洲人是作为殖民者和冒险家去的，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逃避迫害去的，就像乘五月花号帆船去美洲新大陆的英国清教徒。但是到了20世纪的中期，第三次人口大迁移的方向改变了。前两次都是从相对发达的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迁移，从宗主国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迁移，现在变了，变成从原来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向宗主国迁移，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的西方国家迁移。纵观这第三次世界移民大潮，用四个字就可以涵盖——奔向西方！所以，不要总说我们蛇头如何如何不好，骂死也没用的，我们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潮流而已。还是孙中山讲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林海光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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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该去搞什么偷渡，你该去大学教书。”我十分佩服他精当的分析，感慨地说。
“差得还远。”他说。
倒挺谦虚。
“那青田一带的人向欧洲偷渡，到底始于什么时候呢？”我问。
“具体的时间很难讲，”他想了想，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下的3000人，40年代以前来法国的浙江人，基本都是偷渡客。当然啦，那个时候来的人很少，形不成社会问题，当地政府也就不会关注。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烽烟四起，炮火连天，世界乱成了一锅粥。欧洲是最前线，傻瓜也不会来了。1945年二战好不容易结束，中国的内战又打成一塌糊涂，交通断绝，哀鸿遍野，想跑也跑不了，只能听天由命。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那边只有个别人陆陆续续来到法国。这些人全部是合法移民，他们都是二战前偷渡到法国的那些人的亲属。那些人获得合法身份以后，就把他们陆续办了出来。其实，这个时期是大规模移民的绝好时期，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都相当宽松。就拿法国来说，经济发展非常快，百业兴隆，但是缺人，劳动力相当紧缺，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速度。法国从来都不是移民国家，整个欧洲都是非移民地区，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不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法国女人可不像咱们中国女人，不肯生孩子的，——管你国家有没有劳动力，我腰粗了怎么办？不得已，法国政府采取了允许劳工输入的政策。那时咱们国家早已是人满为患，本应该趁着这天赐良机弄他个几百万出来，既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又在欧洲扎下了根基，还能让人民多挣点洋人的钱，寄回来就是外汇，那时咱们多缺外汇呀？三年自然灾害也省的饿死那么多人。多好的事儿，就是不办。那时的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出国审批搞得非常严格，简直是乌烟瘴气。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阶级斗争，搞得老百姓心惊肉跳。只有那些在国外有直系亲属的人，才有可能通过层层审查获得许可。”
我叹口气，说：“疯了，没办法。”
“你不来，有人来。”林海光继续说：“土耳其人来了，印度人来了，斯里兰卡人来了，来得最多的是非洲的黑人。你看巴黎有多少黑人呀？都是这么来的。世界各国的人都来了，唯独咱们勤劳的中国人没来。这个允许劳工输入的政策一直持续到1975年，眼瞅着中国快改革开放了，他的政策也变了一一法国政府觉得劳动力差不多够了，停止了劳工输入。”
“法国人是靠外国劳动力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我说。
“法国人承认。法兰西这个民族很好，永远不赖账的。”林海光说：“法国人认为外来移民为法国二战后30年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没有这些外来移民就没有法兰西的今天。法国有5000多万人口，其中四分之一是外来移民或外来移民的后代。甚至有的法国学者说，法国根本不存在一个法兰西民族，那仅仅是一些政治家为了需要而捏造出来的政治宣传品。法兰西光辉灿烂的文明是由法国人和外来移民共同创造的。可惜的是，在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外来移民中没有咱们中国人。”林海光说。
“光荣的角色咱们不去扮演，专抢着扮演让人讨厌的角色。”我笑着摇头。
“你说的很对。”林海光夸奖我。“打倒四人帮以后，政府愈来愈开明了，我们那边的人又开始大量登陆欧洲。这时出来的基本上是偷渡客，也就是鸭子。”
“你们那边的人到底是青田人呢还是温州人？我总弄不清楚，一说都是温州人，一问原籍都是青田的。这是怎么回事儿？”我问。
林海光笑了，说：“在欧洲各国到处可以看见浙江人，浙江人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青田人。但他们对外一般不说自己是青田人，都说是温州人。原因很简单，他们嫌青田县太小了，说出去脸上无光。而且，说是温州人也不为错，50年代的时候青田隶属于温州地区——现在归丽水地区了。实际上，偷渡出来黑在欧洲的温州人并不多。在北美，福建人为王；在欧洲，则是青田人的天下。只是由于青田人好面子，白白让温州人得了虚名。”
“这叫什么事儿？自个儿打下来的天下，非一口咬定是别人的。温州人招谁惹谁了？安分守己地在国内做点假鞋卖卖，结果弄成跟你们一样，到哪国哪国不给签。得，你继续说，为什么一打倒四人帮，你们那边的人就开始往出跑？不明白的人还以为他们都是四人帮党羽呢！”我说。
“国门慢慢打开了嘛！政策宽松了嘛！以前谁家要是有海外关系，那还了得？一遇运动就往死了整。海外的亲戚怕给家乡的亲人惹祸，都断绝了来往几十年。现在政策宽松了，纷纷回来祭祖认宗寻找亲人。他们的生活水平拿现在的眼光看，真不是什么有钱人。可和当时国内的情况比，特别是和青田的情况比，那就是天堂！而且随着政策越来越宽，以前由于有海外关系而抬不起头来的人，一个个全牛逼的什么似的。那时候海外亲属汇钱回来你根本拿不到外汇，都让国家按银行牌价换走了。但是除了给你人民币以外，还按汇来外汇的多少发给你一种叫‘侨汇券’的东西。侨汇券不是钱，但有时候比钱还管用。光有人民币是买不来东西的，比如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不光要钱，还要侨汇券。没有侨汇券，有钱也没用。为什么给你发侨汇券？因为你家海外亲人给你寄来了外汇，这些外汇支持了国家建设。”林海光笑眯眯地回忆。
“咱们政府那会儿出台的那些妖蛾子政策我都知道，不光发侨汇券，还发行了另一种可以直接流通的货币，叫人民币兑换券，是用外汇从银行换的，比人民币硬多了。比价和人民币一样，可紧俏商品只收兑换券，不收人民币。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国家都没听说过一个国家发行两种货币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那会儿去广州玩儿，事先都得淘换点儿兑换券带上，否则看见好东西只能干瞪眼。”我说。
“总之是想方设法往回弄外汇。”林海光下了结论。“就从这个时候，能收到侨汇券的这些人动了出国的念头。他们要求海外的亲属把他们办出国，一般来说海外亲属也愿意帮这个忙。可是并不容易办，先不说国内当时还有许多限制，欧洲各国也不是谁来都可以的。就拿法国来说吧，实行了30多年的允许劳工输入的政策刚刚停止，代之而来的新政策是只允许已经取得了法国国籍或拥有法国永久居留权的华人在中国的未成年子女和配偶移居法国。这就是在1975年中止劳工输入政策后的家庭团聚政策。法国人是讲人权的，他绝不阻止你家庭团聚。但除此以外，谢谢啦，不允许。”
“有几个青田人能在法国有亲爹亲妈或者老公老婆呢？”我问。
“几乎没有。”林海光说。
“那怎么办？”
“偷渡。”
“就这样开始了？”
他笑着点点头，说：“刚开始我们根本没有用武之地。那时候签证很容易，由在法国的亲属发个邀请信，再出具一份经济担保书，邀请国内的亲朋好友来法国旅游，去使馆就签，签完领事还会跟一句，‘祝你在法国玩儿得快乐。’但很快就不行了，越来越难签。为什么呢？来旅游的人玩儿得太快乐了，不回来了。法国人也不算傻，脑子稍微慢点儿呗。他也分不清谁是真旅游谁是假旅游，只要是浙江人，一个也不签。我们这一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有句成语说得好，应运而生。”
我还等着下文儿呢，他不讲了。看看表，打了个哈欠，说：“今儿怎么样，就说到这儿吧？已经快11点了。明天再聊，有的是时间。”
我只好怏怏地上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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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早晨，我洗漱完毕走下楼来，见林海光正在客厅里练字。我走到他身旁看，他刚刚写好最后一个字。

粉壁长廊数十间，
兴来小豁胸中气。
忽然绝叫三五声，
满壁纵横千万字。

“好像是怀素和尚的诗吧？”我问。
他抬头一笑，问：“睡得好吗？”
我点点头，“是怀素的诗吗？”
“我也记不清是谁的，念过了以为好，便记住了。”说罢，他又挥笔写下了一幅对子：

寒猿饮水撼枯藤，
壮士拔山伸劲铁。

问我：“还能看吗？”
“相当不错，”我称赞道。“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学起书法来，在布拉格时也没见你有过这方面的雅兴呀？”
“你的意思是我只能做个蛇头？”他冷冷地问。
我自知失言,赶紧说：“哪里哪里，我是奇怪你身处巴黎这样的繁华大都市，竟然能静下心来揣摩咱们古老的书法艺术。”
“刚贬完我就晕我，”他把笔放在笔架上，笑着说：“我可不是去揣摩什么书法艺术，哪敢有那样的奢望呀？我的父亲生前醉心于石雕，还有些小名气。他的字很不错，但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完全失传了。自从做上这门生意，总是焦躁不安。鸭子一出村，心就在嗓子眼儿悬着。有电话联络还好些，一旦手下人带鸭子进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或者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交界的山林里，十天半月联系不上是常事，心里真是七上八下，寝食难安。不是我没出息，身家性命都在这上面呀！万一出什么纰漏，那就不仅仅是赔钱的事儿了。意大利一个朋友上个月刚折了，巴黎前几天也有几个朋友折了。为什么？信息不灵！我想了很多静心的办法——太极拳，什么杨式、陈式、吴式、二十四式、四十二式、一百零八式……全练遍了，没用，心里该怎么躁还是怎么躁。瑜珈也练过，腰都要崴断了也入不了静。失眠，盗汗，睡不着是睡不着，一睡着就做噩梦，满脑子都是鸭子们在大山里被各国警察追得狼奔豕突。后来我说试着学学写字吧，嘿，还真行！也许是老爹的遗传起了作用，还真静下来了！你是不知道，从日夜不安的焦虑中静下心来，那简直是难以言喻的幸福。慢慢儿的就成了习惯，每天不写几笔浑身难受。”
“歪打正着，也不错嘛。我走的时候你给我写一幅，我回去裱起来挂上。”我说。
“挂我的？别开玩笑了！”
“怎么是开玩笑？我还真不挂名人的，就挂你林海光的。”
林海光哈哈大笑，说：“好，我一定给你好好写一幅。走，吃早餐去。”
马仔早已把早餐准备好了，完全是欧式的——面包片、黄油、果酱、Cheese（奶酪）、Juice（果汁）和牛奶。
我说：“你这可是全盘西化呀？”
他笑了，说：“该西化就得西化，明摆着这样的早餐比‘坚硬的稀粥’有营养，为什么自己偏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我惊异他竟然读过王蒙的小说——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蛇头呀？
“范曾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他说Cheese是狗屎。”我笑着说。
“他还是住的时间太短，领略不到Cheese的美妙。文人说话，讲得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话不足为训。”他说。
吃罢饭，他提议陪我出去转转。我本来不愿意去，在家听他继续叙述多好呀。但他已经提出来了，不好拂了人家的好意，便说：“好呀，咱们去哪儿？”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他笑着说。
我想了想，卢浮宫去过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去过了，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都去过了。当然，仅仅是去过而已。就拿卢浮宫来说吧，没有一个月的时间，绝不可能看完。我是商人，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品味伟大的、绝无仅有的卢浮！凡尔赛没有去过，可惜稍稍远了一点。我此次来巴黎的唯一目的是跟林海光以及林海光的朋友聊天，还是把观赏巴黎美景的心思收起来吧。
我说：“去蒙马特高地吧，那些画家还在吗？再到圣心教堂看看。”
“永远在，塞纳河边卖旧书，蒙马特高地卖画儿，是巴黎永远不变的景儿。走吧，咱们好好逛一天。”他说。

沿着台阶一级一级地走上去，圣心教堂的白色圆顶像一束铃铛扣在高地上面。放眼四望，整个巴黎都尽收眼底。台阶上坐满了游客，大声的讲着各种语言。画画儿的人很多，买画的人却很少。但衣衫破旧的画家们并不沮丧，仍然微笑着甚至一脸轻蔑地看着游客。
林海光带我来到一家小酒馆儿，我们一人要了一杯啤酒。酒馆儿里到处都是梵高的像，老林告诉我，穷途潦倒的梵高当年经常来这里喝酒作画。遗憾的是，他的画从来没有卖出去过，到死还欠着酒馆儿老板的酒钱。
我肃然起敬。
我知道，梵高在世时只卖出去一张画。在满大街的俗人冷眼中，居然还有一个酒馆儿老板能给他些微的温暖。
当年他一无所有，只能把自己的一只耳朵割下来做为礼物送给心爱的妓女。如今他的画价值连城，而且被大量印刷，摆在各类杂货店的货架上。
从小酒馆儿出来，又闲逛了一阵儿，林海光说要去喝咖啡，顺便吃点甜点做午餐。我说好啊，巴黎缺什么也不缺咖啡馆儿。他说这儿的不行，他知道一家非常地道的咖啡馆儿，

圣米歇尔大街是个热闹地儿，但街角的这个咖啡馆儿却挺安静，屋里人不多，客人都在外边露天坐着。
老板亲热地过来打招呼：“林，今天巴黎的天气很好。”
林海光：“是的，所以我带朋友来喝咖啡。”
老板对我笑笑，然后又对林海光说：“昨天的天气也很好，你却没有来。海明威先生问我，那位小小的林去哪里了？请和你的朋友坐下吧，你的座位我永远给你留着。”
一个空着的圆桌，桌上放着一个留位牌。
我们坐下，老板把留位牌拿走。
林海光用中文说：“谢谢你。”
老板耸耸肩膀，用非常蹩脚的中文说：“不客气。”
漂亮又丰满的女招待跑了过来：“亲爱的林，我昨天一整天都在想你。”
她和林海光亲密地贴脸。
我们要了咖啡，还要了几样甜点。
我说：“好家伙，很熟嘛，天天来？”
林海光：“几乎吧，一天不来，心里就空落落的。”
我笑了：“是咖啡好还是女招待好？”
林海光：“都好都好。我喜欢这里的气氛，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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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的窗台上摆着一溜儿画像。

我问：“都是谁呀？我就认识这个海明威。”
林海光：“这个是纪德，这个是乔伊斯，这个是普鲁斯特。这些人曾经天天在这里泡着。”
我说：“你的法语不错呀。”
林海光：“不学不行。不学会法语，连电梯也乘不了。”
我问：“为什么？”
林海光：“法兰西民族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你乘电梯的时候，如果电梯里不是一个人，在出电梯的时候你可别忘了女士优先。在女士当仁不让的出去以后，男士之间还要互相谦让。男士甲要伸手示意请对方先走，说我在您后边走。这时候男士乙切不可有失风度的拔腿就走，而是要做同样的手势，加重语气说我在您后边走。如此反复若干次，其中的一位就要诚恳地请另一位原谅，因为他终于下决心要走出电梯了。”
我笑了：“累不累呀？”
林海光喝一口咖啡：“出电梯不算累，不会法语也没关系，死活不先走就完了。进电梯才叫累，不管认识不认识里边的人，你都必须主动打招呼，因为你是后来的。但是在你张口问好之前，你首先需要看清楚这几位里面有没有女士。如果有，要估计一下她们是不是结婚了，然后还要迅速统计一下已婚和未婚的女性各有几位。至于男人们，只要看看是不是多于两位就行了。都清楚了，你就要将‘小姐们’、‘太太们’、‘先生们’几组称呼排列组合，首先对女性打招呼，还得加上‘日安’。法国人很容易，可咱们这些初学法语的就难死了。你要回忆‘小姐’、‘太太’的单数复数拼法，弄错了与人与己都不好。比如‘小姐’这个词，法语发音是‘玛德默瓦塞勒（MADEMOISELLE）’，而‘小姐们’这个词，发音是‘玫德默瓦塞勒（MESDEMOISELLES）’差别虽小，却马虎不得。假使明明有两位小姐站在你面前，你却说‘玛德默瓦塞勒’，人家不知道你在讨好哪一位小姐，岂不把两位都得罪了？”
我说：“还真麻烦，要是熟人呢？”
林海光：“熟人也有熟人的麻烦，碰到熟悉的女性就得贴脸。从右边开始贴，一般交情的贴三次，交情深的贴四次。贴脸时嘴里还得‘啵’的一声，意思是亲吻了。”
我笑着摇头。
林海光：“打过招呼以后，可以正式谈话了。用‘您’还是用‘你’，这更是一门大学问。‘您’是尊称，也表明两人的关系还有一定的距离。法语中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对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但你只要称他为‘您’，他也必须称你为‘您’，一点也马虎不得。当年密特朗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当选了法国总统。他的一位老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向从前那样继续用‘你’来称呼新总统，于是试探地问密特朗，‘咱们还可以以你相称吗？’据说密特朗回答说，‘那就随您的便了。’”
“有意思。”
林海光：“喜欢海明威的书吗？”
“喜欢他那种简捷的叙述，更喜欢他的生活方式。”
林海光：“他有一句名言—— 一切罪恶都始于清白。”
我说：“好！”
林海光问：“咖啡还是海明威？”
我说都好。
据说喝咖啡源于土耳其，当初把它视为毒品，政府明令禁止饮用。刚刚传入法国时，也是被禁的。而今，法国人一天都离不开咖啡。咖啡馆儿遍布大街小巷，简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凡是设在一楼的咖啡馆儿，都将桌椅板凳从店里搬到了店外，有的竟然占去了人行道的三分之二。最繁华热闹的香榭丽舍大街两边，咖啡档干脆就摆在人行道中间。我去过尼斯，那里更厉害。一到夜晚，咖啡档连成一片，整条街道都挤满了喝咖啡的人，行人只能侧身而过。
中国人喝咖啡喜欢找安静的角落，柔和的灯光，低徊的音乐，二三知己相聚倾谈。法国人却大异其趣，他们更喜欢在街边的露天座位上就坐。到处可以看到男男女女临街而坐，有的是朋友相聚，但更多的就是一个人，一杯芳香的咖啡在手，既品美味，又赏街景儿，还能享受阳光空气。
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聊起了昨晚的话题。
林海光说：“开始的时候，蛇头这碗饭并不难吃。那时候各国政府对这种事还不太敏感。慢慢的就不行了，除了严格各使领馆的签证制度外，所有敏感地区的边境线都加强了控制。你在捷克你知道，德捷边境线捷克一侧的树都砍掉了，就是为了防止偷越国境。德国人知道，大批中国偷渡客都是从捷克翻山越岭进入德国的。他要求捷克政府从严管理边境地区，捷克政府说没钱。德国人没少掏钱，没用，根本管不住。”
我笑了，说：“没错儿，好端端一个捷克，非得毁咱们中国人手里不可。这不，捷克哭着喊着要加入欧盟，闹好几年了。没戏，德国人第一个反对。德国人明白着呢——你那儿攒了那么些Chinese，一旦加入欧盟，没边界了，还不都跑我们德国来？”
林海光点点头，说：“我看，捷克的中国人也没几天好折腾了。捷克人再讲法制，说不让你呆也能找出一万条理由来。就说偷税漏税这事，哪个做生意的中国人不干？老田你有没有偷漏税？”
我笑着承认。
“别以为都是占便宜，总有一天是害。哪天捷克政府烦了，下命令查税，全得完蛋。不让你居留你无话可说。中国政府也无话可说——谁让你的公民不交税呢？我看，你还是趁早到法国来吧。”他说。
“来干什么？在巴黎黑着？”我笑着说。
“什么话？有我老林能让你黑着？过来咱们看看能做点啥。”林海光说。
我说：“咱们聊得好好的怎么把话题就改了？继续继续，老林，有一个问题我问过许多人，但谁也讲不明白——中国之大、地域之广、人口之多，为什么就你们非要往外跑？我几乎走遍了欧洲，不论到哪个国家，总能看见成群结队的青田人。每逢这时我都会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是不是我的祖国要有什么大难了？”
“这话怎么讲？”林海光问。
“你看，在自然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要发生什么大的灾难了，比如说大地震，好多敏感的动物都有不同于平常的表现。唐山大地震时就是这样，老鼠不怕人了，大白天在街上疯跑。猫和狗都无缘无故地叫，心神不安，很烦躁。这都是这些动物本身具有的特异功能，可以预示灾难。只不过是人类不了解，当然它们自己也不明白。西方谚语说连耗子都懂的逃离快沉的船，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所以我有时就会这么想——你们青田人再加上福建部分地区的人可能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敏感，他们大概感觉到了什么，心里很烦，只有跑到国外来才能安下心。否则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一群群、一队队、一拨儿拨儿往外跑，跋山涉水，前赴后继，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我说。
林海光笑了，说：“你多虑了，我们不是耗子，国家也平安无事。”
“你能肯定？”我问。
他点点头：“肯定。”
“那我就放心了，请你继续解释。”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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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过去一说偷渡就说是因为穷，可中国最穷的地方，大西北，包括你们那边，硬是没有一个偷渡客。都是农民，人家穷死也不跑。再看华北和东北地区，重工业发达，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下岗失业的工人成千上万，也不跑。公平地说，在我们那边，‘温饱’已经成为历史话题。所以，人们绝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飘流异国的。事实上，许多鸭子家里在当地都比较富有，否则哪能拿出那么多钱付偷渡费？然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国内的收入差距还是十分巨大，他们海外关系都很多，很清楚差距到底有多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经地义，谁也奈何不了。偷渡的历史有好几十年了，只有在这几年才形成‘潮’，闹得欧美发达国家伤透了脑筋。为什么？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被人们所了解的时候，当交通和信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就一定会形成偷渡潮。过去我们闭关锁国，政府说除了我们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在受苦受难。我们庆幸还来不及，还会往出跑？为什么我们这边人跑而你们那边人不跑，只能说是你们那边的人落后。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播的一个片子，讲的是一群北京的记者去采访西北地区山沟里的一个放羊娃。记者问他放羊干什么？放羊挣钱。挣钱干什么？挣钱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长大了放羊。问他想不想到城市里去看看，他说不想去。问为什么？害怕。一个民族要是到了这种地步就离完蛋不远了！都是农民，却完全不一样。我们那边的农民绝不甘心一代接一代当农民，他们没有文化，但脑筋很清楚。他们知道不可能去读硕士读博士来改变命运，但知道可以通过偷渡来改变命运。他们身边的例子数不胜数，榜样比比皆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商品社会里，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你守着几分责任田老老实实种地，没一个人看得起你。你要是个偷渡客，人人都高看你一眼。过几年衣锦还乡，当地领导都要为你摆酒接风，还有政协委员的椅子在等你去坐，不坐都不行。可你偷渡之前谁知道你是阿猫还是阿狗？城里人讲究要实现人的价值，要有追求。我们那边的农民也一样要实现人的价值，也一样要有追求。只是方式和目的有些小的不同罢了。你们或者是读硕士读博士当教授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或者是搞企业搞公司炒股票倒腾批文腰缠万贯；或者是一心在政界钻营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做梦都在往上爬。为了达到目的你们是能多坏就多坏，能骗人就骗人，能不要脸就不要脸。教书育人的教授，剽窃别人的著作；衣冠楚楚的企业家，尽是一帮骗人不眨眼的烂仔；最不要脸的就数公仆们了，行贿受贿，跑官买官，什么坏事儿不敢干？别看一个个人模狗样的，灵魂深处还不如一个妓女干净！相比之下，偷渡客们实现人生价值和追求理想的方式要简单得多，目的也非常单纯。无非是用自己的劳动去换钱，哪儿能换得多就去哪儿换。换了钱之后做个小老板，舒舒服服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从来没想过投机取巧，不劳而获。西北的农民不具备这样的胆识，不具备这样的性格，也没有这样的传统。他们是社会的惰力，不但不会给社会创造财富，还会拖社会的后腿。”
他有几分激动。
我笑了，说：“等有机会我帮你上书中央，建议给所有偷渡的农民颁发时代进步奖。现在我想知道的是，报纸上总说偷渡路上如何如何苦，黑在异国如何如何难，蛇头是如何如何的坏。是真的还是假的？”
林海光又要了两杯咖啡，他给自己的杯里细心地加了牛奶，放了一块方糖。然后问我：“你要不要加糖和奶？”
我说：“我要听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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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笑，一边用小勺轻轻地搅动杯中的咖啡一边说：“有真的，也有假的。这要分阶段的，看是哪个阶段。一般说来，1990年以前，情况要好得多。路上当然很苦，来了打黑工也很苦。但是我们青田人不怕苦，就怕不苦。苦就有钱赚嘛，苦几年就能当老板。在国内到是不苦，可也没有钱赚。对于我们青田农民来说，一天能干25个小时才好呢！再说了，他们来的是欧洲，不是非洲。大的法制环境在那儿放着呢，能苦到哪儿去？现在国内报纸一说就没边儿了，以为是三百年前的黑奴和一百年前的猪仔呢，乱讲！当然，现在干蛇头的越来越多了，乡下人说是蛇头多过锄头。这么多人在干，又尽是些小角色，根本撑不起台子的。难免良莠不齐，干些坏事。但大多数蛇头还是好的，公平交易，不瞒不骗，所有条件都是事先讲好的。我们的生意虽然非法，但并不肮脏。我们守信誉，讲人道，别看官方不喜欢我们，却深受家乡的老百姓的爱戴——都叫我们‘劳动局长’嘛。政府是嫌我们给他们丢了脸，全欧洲到处是青田偷渡客，跟他们宣传的国民生产总值有点不协调。我想，我们和鸭子都没有用一生甚至于几代人的幸福为代价去给政府长脸的觉悟。要想不丢脸，只有一个办法——加快经济发展。广东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游泳去香港的多了去了，现在怎么一个也没有了？”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完全赞同。什么时候也要相信大多数——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我坚决相信广大的蛇头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永远都是一小撮儿。我也同意你希望政府把全部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去的建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嘛。但是我现在首先想知道的是，那一小撮儿坏蛇头都干了些什么样的坏事儿，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笑着说，啜一口没有糖也不加奶的苦咖啡。
“虚活痴长，你还跟在布拉格一样贫呀。”他叹口气，说：“蛇头队伍急剧扩大，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这很正常，大革命时期也有过这种情况。”我安慰他。
“但是使我们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说。
“为什么队伍扩大得这样快呢？”我问。
“利润。”林海光斩钉截铁地说。“你知道利润有多大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
“人们都知道贩毒是非常赚钱的行当，可是一盎司的海洛因在欧洲只能赚一两千美元，抓住了就是终生监禁。国内更厉害，5克以上就有杀头的危险。而带鸭子呢？刨去所有费用，一个人三四千美元总是有得赚。风险呢？以前国内刑法上根本没有这一条，现在有了，最高刑也不过是7年。而在欧洲，你只要小心点，基本上还是安全的。出了事也能找到好律师为你编造理由出庭辩护，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笑着说。
“这年头，这么好的生意可不好找呀！”我感叹地说。
“没错儿，贩军火，咱们没那路子。贩毒，咱们没那胆子。再说了，也太缺德。只有赶鸭子了，这是咱们的优势呀。本乡本土，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大把大把赚他的钱，他哭着喊着求你赚。什么叫双赢？这就叫双赢！买卖双方，各得其所。国家也有利呀？不仅少养活了这么多人，而且每年还有外汇寄回来。”
“听着都该给你们发奖金了。”我说。
“发不发吧，我们都甘当无名英雄。本来挺好的事，看着能赚钱，眼热，是人不是人的都来干，生把事情给弄坏了。蛇头这个生意不容易，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没有相当的实力，根本做不了这件事。比方说我要组织一批鸭子过来，先要派马仔回国去招兵买马，按人头抽钱，每个人我让马仔抽一万块钱。鸭子们有时先付点定金，有时一分钱不付，全看怎么协商的。国内的费用，国外的费用，人吃马嚼，大了去了，没有相当的资金做后盾，怎么做？沿途接应的人都得预先安排好了，路过哪个国家安排哪个国家的人。整个儿一个跨国行动，你要指挥若定，有条不紊。你还得有一个参谋班子，都得是方方面面的专家。有精通沿途国家法律的，有熟悉必经之路的气候条件的，有了解沿途必经的国境线巡逻时间的……虽然五花八门，但是缺一不可。现在的德国和捷克的边境，和波兰的边境，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边境，和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可跟过去不一样了。到处是警察，到处是瞭望台，到处是全副武装的边防军，到处是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看清楚人和动物行踪的红外线摄像机。一到夜里，安着摄像机的直升飞机沿着边境线飞。不调动各方面的关系，根本干不成。老易能有这个条件吗？不可能的。更不用说那些亲自领着鸭子翻山越岭的了，那也叫蛇头？那是糟践蛇头！就是这帮家伙把事情给搞坏了。我们怎么带人？先讲好条件，你是去法国还是去英国？法国是多少钱，英国是多少钱，说的清清楚楚。你愿意，也有钱，那好，把你的钱存进银行。等到了目的地后，你打电话给家里，他们马上付钱。你钱不够？也可以。有多少算多少，剩下的我可以借给你。当然，要付利息的。全部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那帮家伙就不这样了，他们没钱，既赔不起也垫不起，全靠骗人了。首先是费用比我们低，当然了，他们也确实没有我们这么大的开销。其次是包找工作，工资都高得不得了。但是必须先交钱，至少要交一半的钱。领上鸭子们到了海关，能走就走，走不了也不退钱。现在为了打击偷渡，国内边检部门都实行了对重大偷渡活动举报奖励制度。一看实在走不成了，蛇头自己就报了警。鸭子们在通关时一个个束手就擒，不光不用退鸭子们的钱，还能从边检那儿再领一笔奖金。也有的出是出去了，可是怎么也进不了目的国，就在东欧转游了。蛇头一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好脱身之计后就找人给当地警察局打电话报告。一个不剩，全部遣返回国。现在回国也有麻烦了，公安局要处理的，罚款，拘役，搞不好还会判刑。事情结束以后到哪儿去找蛇头？找着了也没用，他把责任全推在你身上。说都是你们不小心，在什么什么地方出了错，害得我赔了几十万。你还敢跟他要钱？他不跟你要钱已经是满客气了。侥幸偷渡成功也好不了，他又提价了。谁敢争辩？人为刀俎，你为鱼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鸭子们此时方大梦初醒，但一切都晚了。少受苦早出去就是最大的幸福，哪儿还敢提找工作的事儿？一天八个电话打回国内，让家里人四处去给蛇头借钱。稍慢了几天，就要通了电话后把鸭子们打得哇哇大叫，让家里人看着办。这还算好的呢，更有那坏种，欺侮这些鸭子们没有一个懂外语的，说是跟外国驻华大使馆的签证官是好朋友，可以买签。还真把签证买来了，花花绿绿的章盖满了护照。交钱吧，一本一万美元。骗子拿上钱就上了飞机，鸭子们出关时全部被扣。签证是假的不说，好端端的护照也毁了。这还算是好的呢，你至少还在国内。还有那更坏的坏种，把你带着在乌克兰的大山里跑来跑去，又乘汽车又乘船，一连折腾好几天。夜里钻进一个小镇，躲在早已准备好的房子里，说是到意大利了，让鸭子们赶紧给家里打电话付钱。钱一付，骗子们全溜了。等到他们进了乌克兰的警察局，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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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光招招手，让女招待继续上咖啡。
“真够坏的啊？”我说，“不过也都是你的老乡干的——我去准不行，鸭子再笨也不会信我。”
“那倒也是。话又说回来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因为没文化才上当受骗，可他们就是不学文化。有多好的条件也不学，不光自己不学，也不好好的让孩子们学。在法国呆了十年不会讲一句法语的人有的是，真是毫无办法。”林海光摇头叹气。
我不想让他沉浸在无奈的乡情之中，便说：“你也不要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小蛇头们身上，据我所知，你们这些人蛇大鳄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对吗？”
他笑了，说：“你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很清楚。我告诉你，在中国黑社会介入偷渡事业以前，偷渡真的就像是一次旅行一样，简单又惬意。你知道中国黑社会在欧洲的情况吗？”
“知道一点，”我说，“捷克的中国黑社会我比较清楚，他们以前大多是在前苏联地区为匪，被中俄警方打垮以后，漏网之鱼都跑到布拉格来了，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新华社内参也登过，但是没见政府方面有什么反应。可能是因为捷克太小了吧一一蕞尔小国，怎么好让政府分心？在日本也闹得厉害，尽做大案。日本人急了，派他们的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去和咱们的公安部长谈，报纸上说是谈成了，咱们要派警察常驻日本了，在外国设立咱们的公安局，开天辟地头一回嘛。也合着日本是经济大国，要不谁管他？巴黎也是这样吗？”
老林微微一笑，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哪里都一样。”
“可你们贩你们的人，他们抢他们的钱，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怎么搅到一起去了？我不解的问。
“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上规模的偷渡，都有中国黑社会的参与。有的是我们请人家来的，有的是人家自己强插进来的，——见利润这么大，要进来和你分一杯羹，你敢说不行？”老林说。
“为什么要请他们来？”我问。
“没有办法的事，谁愿意请他们？”老林叹口气说：“要搞规模经营，没有强有力的后盾不行。绑票你就逃不过——同乡们都知道你赚了钱，不绑你绑谁？你的鸭子经常到，没有人给你做后盾，来多少抢多少，你有什么办法？带的鸭子多了，难免碰上几个想赖账的，爹娘跟你是朋友，根本不怕你，你怎么办？都是问题。跟他们合作，看起来钱是赚得少了，可是安全系数大大增加了。不管是从天上来还是从陆地来海上来，一律由他们派人武装接应。哪个鸭子敢赖账，不用我出面，他们很利索就解决了。过去零打碎敲地搞，不显山不露水，用不着他们。鸭子们也讲信誉，彼此都熟悉，交钱的时候不含糊。可是要大规模的组织偷渡，事情就复杂了。有很多鸭子事成之后不在国内付钱，而是由国外的亲友提供担保，在国外付。先得问清楚鸭子谁给你们提供在欧洲的担保？然后还得派马仔去了解，首先看看是不是真有其人，再看这个担保人是做什么的，愿意不愿意提供担保？有的担保人跟你说愿意，可鸭子关地下室一两个月，快打残废了也没人送钱来。也难怪这些担保人，有些根本不是自愿的，和鸭子的家里熟，没办法推。有的是以为到时候手里会有一笔钱，可是落空了。现在不是十个八个的偷渡，一来就是几十上百，担保人怎么能吃得消？我们不管这些，愿意来直管来，不给钱就让黑社会出面。当然，黑社会既然来了，就要按他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处理问题，暴力事件越来越多，血腥味也越来越浓。但是必须承认，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一般说来，他们还算仗义，但是胃口越来越大。我愿意和他们维持一种相敬如宾的关系，这也是我金盆洗手的原因之一。”
“你真不干了？”我不相信地问。
他狡黠地一笑，不回答。
我摇摇头，“我听蛇头说过，只要你干过这个，一辈子都不会再干别的。有瘾，比吸毒还厉害。”
“太夸张了。”他笑着说：“我为什么非要继续干这种事呢？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啦。钱有了，西班牙永久居留有了，修心养性，享受享受生活不好吗？我当然不会什么也不做，那样脑子会锈掉的。但是我不会再做这些风口浪尖上的活儿，现在欧洲各国对这种事都非常紧张，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惹事。没事写写字，读读书，晒晒太阳，挺好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当年周穆王南征，三军一朝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韩愈诗云：‘穆昔南征军不归，虫沙猿鹤伏似飞。’人生不过如此，那么操劳忙碌干什么？”
“有道理有道理，”我称赞道，“难得你明白如此，我还有一件事儿请教你一一在米兰时我偶然看到了台湾中华电视台的节目，说中国偷渡客往英国跑得非常厉害。在多佛尔港死那58个人，也是要去英国。在我的印象中英国是个保守的、枯燥的、甚至是已经破落了的过气帝国，连阳光都不多，中国人去那儿干什么？”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英国是世界上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好处太多了。在欧洲，绝对是偷渡客的天堂。很多偷渡客离乡背井，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就是为了到英国来。你说的很对，英国人保守，而且自以为是得厉害。老端出一副300年前是大户人家的样子给你看，特没劲。有一回我去伦敦，从希思罗机场坐TAXI进城。路上那司机问我，‘中国人？’我说是呀。他说你们中国人男人真好，一个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你听听，这就是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我说是呀，我这次来伦敦就是看我的一个小老婆的。他问，‘英国女人？’我说对。他很惊讶，说你一定很有钱吧？否则怎么会有英国女人给你做小老婆呢？我说当然有钱。他又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说我是军火商，专门卖给北爱尔兰共和军军火。那小子让我吓得面无人色。英国是欧洲国家中最不愿意收容难民的，远的不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科索沃难民满世界跑。英国是最支持动武的国家，可是在欧盟各国紧急收容科索沃难民的时候，表现的自私透顶。德国收容了一万，英国只勉勉强强收容了三百。就拿香港来说吧，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要回归了，英国朝野为香港居民的居英权问题吵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决定不给香港居民英国居留权。你再看人家葡萄牙，同样的问题，宣布澳门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移居葡萄牙。”
“这样不讲人情的国家为什么还要舍生忘死的来呢？”我问。
他笑了，说：“你忘了毛主席的教导，事物都有它的两面。越是严格限制移民的国家，越有空子可钻。偷渡客为什么一窝蜂往欧洲跑？因为在欧洲能找到工作。整个欧洲劳动力短缺，这谁都知道。由于英国长期严格限制外来移民，英国的劳动力短缺程度比所有欧洲国家都严重。加上英国人口的不断老化，到处都需要人，偷渡客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就拿中餐馆来说，欧洲国家中就数英国的中餐馆最多，也最兴旺。鸭子们很容易在那里做廉价劳工，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英国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非常好。虽然严格限制外来移民，但是对难民的待遇要比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好。鸭子们一旦申请政治避难，一般都可以得到一张‘行街纸’。你只要有了这张纸，就可以随便逛大街了，不用再怕警察查。每个星期还可以领到36英镑的‘生活礼券’，医疗、教育、律师等等一律免费。这么好，谁不来？”
“这‘行街纸’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我问。
“就是一张等待审核政治庇护申请的临时居留证明，有了这张纸，你就从一个非法入境者成了一个要求得到政治庇护的难民。你可以凭着这张纸合法居留，也可以凭着这张纸去找工作。”林海光给我解释。
“真是一张好纸啊。”我笑着说。
他的手机响了。
“什么？”他的眉头一皱，“不行！十三区的地盘一寸也不能让，管他有没有饭吃。”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笑了，“这就是你的金盆洗手？”
他摇摇头，“咱们还说英国的事。有了这张纸就已经不好了，没有这张纸的时候更好。以前英国法律规定政府要向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提供免费住房，后来每年十几万的政治庇护申请搞得英国政府焦头烂额，实在撑不住了，才改成现在的‘行街纸’制度。难民们可以拿着这张纸去自己找住处，替英国政府省下了大笔的难民援助金。同样，英国政府给难民发‘生活礼券’而不是现金，这种‘生活礼券’只能在规定的商店买规定的商品，不能买奢侈品，更不能去按摩院。”林海光说。
“可我就不明白，你那帮满脑袋高粮花子满鼻子牛屎的农民老乡怎么就能去申请政治庇护？”我愤愤不平地问。
“理由多了，当然都是假的。什么不让生二胎呀，不让信教呀，都可以，瞎编呗。有一段时间我们那边的假拘留证假逮捕证都卖疯了，都是拿来做政治避难用的。”他说。
我叹口气，说：“国家的脸是让你们给丢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