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转贴一本书在这里--《黑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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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哈哈大笑。
“英国人怎么这么笨，连你们的拙劣伎俩也识不破？”我问。
“识破识不破先不说，人家是严格按程序办事——民主也有民主的难处。”他说。
“去英国得花多少钱？”我问。
“这么好的地方，价钱当然也不便宜。十几万二十万吧，人民币。”
“这么贵？”
“这有什么？在英国找到工作后，只要你肯干，不赌博——嫖不怕——刨去吃用，一个月可以寄回家一两万块人民币。”
“英国老百姓对咱们偷渡客怎么看呢？”我问。
“英国人不像法国人，小气得很。多佛尔那件事出了以后，我曾问一个英国TAXI司机有什么看法？那小子说死得好，不死我们又得多交税了。你说这王八蛋，坏透了！我经常去英国，跟你一样，一点好印象也没有。一个个牛逼哄哄的，其实尽是穷光蛋，银行户头儿上连一万镑也没有。真的，你别不信，他们要有一万英镑在银行户头儿上趴着，早不知道烧包烧成什么样了。我有一回陪一位女老乡去买房子，房子在富人区，相当漂亮。也不分期，也不讲价，一次付清，60万英镑。全办公室的人都傻了，开发商几乎当场休克。他们就想不通，中国人怎么会这么有钱？而且这么有钱了还玩儿命似的干，真是不可思议。走在英国的大街上你放眼看吧，穿得一个比一个寒酸。再看看孩子们，没一个体面的，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旧得一塌糊涂。要是咱们中国孩子，说什么也不会给你穿，可英国孩子们没事儿，破衣烂衫满街跑。除了闹市和富人区，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子也比中国人太好不到哪里去。尽是又破又旧的红砖楼,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大多数是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盖的——别说，倒挺结实。老百姓就在那里边住，还觉得挺有滋味。我去过几个英国朋友家，一个字儿，穷。没有一个像样儿装修的，廉价的化纤地毯，简单的家具，中国人早就不用墙纸了，他们还用。你在大街上走，冷不防就会碰到叫化子伸手跟你要钱：‘先生，能匀点零钱给我吗？没有也没关系。’倒像是我欠他的了，真他娘的丧气！”老林说。
“他们日常生活怎么样？”我问。
“别提，气死你。都穷到这份儿上了，也不好好干活儿赚钱，一个个悠闲的跟大款似的。邮局是晚开早关，中午还要午休两个小时——连中国都改了，他们还这样。银行下午四点就关门，你要有事取钱能急死。周末就干脆没有开门的店，全歇。有咱们中国人开的店，周六周日都开门。顾客不来，警察倒来了，问你的老板是谁？为什么不让你休息？店主乐了，说我就是老板，因为想赚钱所以我不休息。警察懵了，老板也懵了，谁也不懂谁。英国失业率很高，社会救济好啊，谁还想上班？‘我们是富裕国家’，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动不动就这么说。不想干的工作，宁可不干，绝不委屈自己。在餐馆里洗碗送外卖的，在公司里做杂工的，在酒店做仆役的，都是外国人。工资低，也不体面，英国人不干。”
“那他们干什么呀？”
“什么也不干，呆着。”老林非常欧化地耸耸肩。
我微笑。
“连英国的妓女都不好好工作！”老林忿忿的说。“我去过几次苏豪区的妓院——那儿紧挨着唐人街。英国妓女一个个自我感觉好极了，都拿自己当金枝玉叶的千金小姐看。收费高不说，服务还很差。有时候闲着也不接客，说是在休息。老板急得什么似的，可也没办法。英国缺乏劳动力是全面的，连妓女也缺得厉害。老板没法子，就从俄罗斯引进了不少。个个漂亮绝伦，一下子就把英国妓女给比下去了。收费便宜，态度端正，任劳任怨，有客就接，绝不挑肥拣瘦。按说引进了竞争机制，英国妓女该有危机感了吧？没用，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态度依然恶劣，收费依然高昂。竟然还有英国记者写文章夸她们，说她们不为金钱所动，坚守自己的价位，宁可不挣钱也绝不贱卖自己。”
听了林海光一番评论，我倒真有点喜欢这个国家了。英国人的悠闲生活靠的是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每一个英国人都没有后顾之忧。而且，也不能简单地拿穿着的好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穿着打扮其实是一个文化品味的问题，或者说反映一个民族的心态是不是平和。在欧洲很少能看见穿西装的，而出访的中国官员和偷渡的农民却是人人一身。为什么会这样？心底深处还是怕被人看不起。
这天我们在咖啡馆儿里聊了很久，话题广泛，兴趣盎然。两个人都喝了十几杯咖啡，逸兴飞扬。晚饭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海鲜，味道不错。吃罢饭，他说要带我去看看巴黎的另一面。
过了红磨坊夜总会，往里再稍稍走一点，就会有许多窄窄的小巷出现在眼前。一些面孔黝黑的阿拉伯人在巷口乱嚷：“Iove Show！Iove Show！”林海光摆脱纠缠，带我来到一家夜总会。他用熟练的法语跟卖票的中年妇女交谈着，大概在询问有什么样的表演。中年妇女的回答肯定使他很满意，他笑容满面的掏出600法郎买了两张票。
进去才知道，这里与欧洲一般的夜总会有很大的不同。夜总会都要有吧台和卡座，有酒水卖。这里却不卖任何饮料，也没有吧台和卡座，只是有几排椅子围着表演用的旋转圆台。空间很小，最多容纳三四十人。老林带我在边儿上坐下，我四下看看，也就是十几个人。表演很快就开始了，先是一位妙龄金发女郎在音乐声中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仰面躺在慢慢旋转的圆台上用一个假阴茎在自己的阴道里捅，还不时变换各种姿势。过了一阵儿她突然坐了起来，含笑把假阴茎递给第一排的一个看客，请他试着捅捅。那看客也不推辞，接过来就捅。那女子夸张的叫了起来，表演遂告结束。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上来就把衣服脱光，然后便大干特干起来。当然，各种花式是一定要有的。要命的是他们突然停下了，双双走下台来。女的在前，男的在后，女的手里拿着一条浴巾，在我们面前站住了。那女的用法语对林海光说了句什么，林海光说：“OK！”那裸体女人便笑容可掬的把浴巾铺在了我和林海光的腿上。我还不明白她要做什么，她已经仰面躺在了我们的腿上。两条美丽修长的大腿高高举起岔开，那个裸体男人则站在林海光身边操练起来。
我实在无法把眼前的景象同卢浮宫和马赛曲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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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哭泣的巴黎

                    
                       一



第二天早晨，我和林海光吃过早餐，在他宽阔的花园里坐下。马仔把茶端了过来，然后静悄悄地退下。他指着一丛在清风吹拂下像翩翩起舞的蝴蝶一样的花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我摇头。
“它叫鸢尾花，是法兰西的国花。相传是法兰西第一个王朝的国王克洛维在受洗时，上帝送给他的礼物。在法国，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他说。
“你还真知道不少法国的事儿呀。”我笑着说。
“入乡先问俗嘛。”他喝一口茶，说：“你尝尝看，真正的明前龙井。”
“是不错。”我抿了一口，问：“我有一件事儿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一欧洲这么强大，可他就是挡不住非法移民。从你的角度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欧洲是很强大，但并不统一。别看成立了什么欧盟，还闹着要统一货币，可肚子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没一件事儿他们不吵的，轰炸南斯拉夫，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统一货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而且欧洲人很笨一一你在欧洲呆了这么多年，他们那傻里傻气的德行领教得怕也不比我少。欧洲人整个儿都笨，领导人也聪明不到哪儿去。对待移民这样的大事，欧盟成员国是各行其是，宽严不一。有的国家没几年就大赦一次，有的国家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政治庇护。这样的空子正好让咱们钻，只要到了欧洲，想去哪个国家都容易，哪儿好咱们就往哪儿跑。说实话，欧洲各国无一例外的严格限制外国移民，可他限制的越严，越是帮我们搞偷渡的人发财。”林海光得意地笑着说。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都是宝。欧洲的领导人智商都很低，算术只能加减，下棋只看一步。没读过毛主席的书，不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他们认死理儿，只懂得严格签证制度，是中国人就尽量不给签，用这个办法来限制中国人入境。像你老田，只是想去英国看一看，花点钱，绝对不会黑下来做非法移民。可他就是不让你去，说破大天儿也不行。有用吗？不但一点用也没有，而且适得其反。从海关记录的入境数字看，中国人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可欧盟各国的中国人一年多似一年，哪儿来的？偷渡。所以说，使馆拒签的是不让来就不来，永远也不会偷渡的中国人；而大批偷渡的中国人，根本不去使馆耽误功夫。再说了，中国人为什么要往欧洲跑？还是你欧洲有这个需要，来了能找到工作。作为一个制定政策的国家领导人，尽支些治标不治本的臭招儿，还总有人选他们，也怪了。就拿法国来说，餐馆业、制衣业、皮革业严重缺乏劳动力，是最容易打黑工的地方。你严格限制国外移民进来，那好，偷渡客就在那里打黑工，成为廉价劳动力。现在不是天天在嚷经济全球化吗？我打工为什么不能全球化？你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外国移民的政策，可始终限制不了移民人数的大量增加。为什么？你严格的政策只能限制合法移民的进入，却限制不了非法移民的进入。而且，欧洲人是很自私的。别听他们吹牛，他们没有什么不变的原则。路易十四就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丘吉尔也说过：‘我愿意去地狱为魔鬼辩护一一只要他和德国宣战。’在他们看来，没有不变的朋友，也没有不变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偷渡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为什么就现在喊得这么凶呢？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经济发展都有盛衰循环，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在他们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他们的人民都不愿意去做一些低贱的工作，可这些工作又不能没有人做。偷渡客正好填了这个空儿，老百姓觉得挺好，谁也不吭声儿。可如今经济发展得不好了，欧洲连续几年都很糟糕，失业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这就嚷开了，说是非法移民抢了他们的饭馆，要赶走外国人。一些极右的政党过去根本没有人支持，现在不行了，许多失业者开始支持他们，光头党也猖狂起来。哪天极右翼政党上了台，首先倒霉的就是我们。”林海光忧心忡忡地说。
“没有这种可能吧？”我问。
“难讲，要是欧洲经济持续不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法国有个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头领叫勒庞，是一个很坏的家伙。他公开出来讲：‘外国移民会使我们法国人破产，他们会淹没我们、侵犯我们、强奸我们的妻女、杀害我们的后代！必须把外国移民赶出法国，无论用什么方式。’过去都认为他是个成不了气候的疯子，可是现在居然有法国人向他喝彩！你真无法相信，这是最先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呀！在欧洲我读了一些关于纳粹的资料，在特定的大气候下，有的疯子就是能够成功，然后给世界带来灾难。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捕入狱。在狱中，这个疯子写成了‘我的奋斗’。当时，纳粹党在德国立法选举中得票率是百分之二，没人相信这个疯子能成气候。但是到了1928年，由于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纳粹获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选票。但是德国的政治家们仍然不重视这个神经质的小个子，以为是偶然的情况。1932年德国举行总统大选，希特勒出人意料地进入了第二轮。当然，他只得到不到百分之四十的选票，没有能够当选。德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着实被吓了一跳，再不敢掉以轻心了。但是，这个善于鼓动人心的天才演说家‘为德国利益奋斗’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1933年1月，又一次的立法选举中，纳粹获得胜利，希特勒受命组阁。现在德国人都骂希特勒，可希特勒是你们德国人自己选出来的。”林海光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笑着说，“你是偷渡读书两不误呀！”
他笑笑，“捞偏门也是有文化好一些。”
一个大蛇头竟然如此担忧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会不会上台，真是一种讽刺。如果传到极右翼政党成员的耳朵里，恐怕要成为推行其极右政策的口实了。
我安慰他：“文明的欧罗巴绝不会让历史重演，你的生意一定会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
“你忘了，我已经说过，我不再做这样的生意了。”他提醒我说。
“那你现在做什么？总不会什么也不做吧？”我问。
“当然不会，我现在只做一件事——捞人。”他说。
“捞人？什么叫捞人？怎么个捞法？”我问。
“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毫无风险，而且是暴利，暴利程度让你吃惊——怎么样，愿意不愿意和我一块儿干？”他笑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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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看。”我颇有兴趣地说。
“带鸭子太麻烦，鸭子少了不赚钱，鸭子多了目标又太大。现在国内国外都盯得紧，出事的可不少。没意思，不做了。我现在一次只做一两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就办成了。”
“可你不说人少了不赚钱吗？”
“那是说带鸭子，我这是捞人。”
“区别在哪儿？”
“区别在一个是农民，一个是董事长、总经理、党政领导干部。”
“人家还用你办？”
“还就得我来办。”林海光狡黠地一笑。
“为什么？”
“一水的贪官污吏，而且东窗事发。”
我明白了。
“这都是些该枪毙的家伙呀！”
“没错，他们清楚自己的事儿，所以你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而且，资源并不比农民少。别看咱们国家有好几亿农民，可愿意出来的也就是浙江几个县加上福建几个县，能有多少？可这贪官污吏就不一样了，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没听国内人讲笑话吗？把县处级以上的干部排成一行，全毙了肯定有冤枉的，可隔一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还有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板们，比黑社会还坏。现在国内查得紧，出了事儿的都想往外跑。不管花多少钱，保命第一。可往外跑容易吗？别说已经犯事儿的，就是正在审查的那些人，国内任何一个海关也不会放他出去。不找我们找谁？”
“能行吗？”
“怎么不行？我办过一两个，赚得盆满钵满。”
“那你找我干什么？”
“联合起来力量大呗。你把你的优势再发挥出来，别跟老易去起哄一一那也叫生意？我手里的这些宝贝，一个个都是急茬儿。能不急吗？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一天到晚找谈话。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一一异地办护照也行，弄个假身份证办出境游也行，干脆偷越国境也行。只要第一步把他们弄到俄罗斯或者蒙古，就等于把钱柜搬到自己家炕上了。只要弄出来了，想要多少钱由咱们说。要一百万就得给一百万，要两百万就得给两百万。跟这帮家伙还用什么客气？往死了敲。”
“他要不给呢？”
林海光笑了，“不给咱就给国内打电话，让国际刑警把他送回去。你放心吧，没不给的。这帮混蛋虽说爱钱，但和命相比还是更爱命。为什么说爱钱如命而不说爱命如钱呢？就是这个道理。”
“你还真能琢磨事儿。”我说。
“想赚钱就得能琢磨，我要不是能琢磨，恐怕现在还在制衣厂打工呢，最多开个杂货店。怎么样，咱兄弟俩再联手一把？”他问。
“我得想想，这事儿可不一般呀。”我说。
“行，你想吧。今天准备去哪儿？还是就在家里审问我？”
我掏出一年以前和叶土根在满州里分手前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说：“我想找找这个人，你看能不能找到？”
林海光叫来马仔，吩咐他去打电话。
一会儿功夫，马仔出来说找到了，把记在纸上的地址交给林海光。
林海光看了看，说：“伏尔泰大街，肯定是家服装店。走，我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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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上，林海光向我介绍了他的偷渡客同胞们在巴黎的发展状况。
20世纪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是早期青田人移民法国的第一个高潮期。那时来的同现在来的一样，绝大多数是偷渡客。从第一个青田人移居法国开始，他们就不是投资者。只求能够顺利地出卖劳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身份，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小商小贩。也有不少人担心在城里做买卖会被警察抓走，就干脆跑到了法国的农村。当时他们既没有资格也没有钱去开餐馆开商店，更不用说办工厂了。贫困华人的聚居之地，法国人避之如蛇蝎，从不涉足。慢慢的，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一带形成了最初的法国唐人街。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青田农民又来到了巴黎。他们不喜欢里昂火车站附近那个破烂的唐人街，纷纷移居到巴黎三区和四区之间的庙街，并马上开始创业。这个地方本来是巴黎犹太人的地盘，满大街都是犹太人开的皮包店、皮衣店和皮革加工厂。青田人不知深浅，凭着年轻和勇气，和做生意精明到骨头里的犹太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试着加工一些皮带和皮包，虽然工艺粗糙，但价格极低，很快赢得了一些零售商的青睐。接着，他们改进工艺，全力以赴地生产。犹太人一天工作8小时，他们则至少工作14个小时。中国人最懂得薄利多销的道理，大大降低产品的价格，渐渐占领了中低档皮包、皮带的市场。犹太人自知不敌，只好放弃了这一块宝地，转而到大商场和品牌店经营高档商品。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庙街就是名符其实的温州一一青田人对自己家乡的统称一一街了。青田人包办了那里的皮包、皮带生意后，也开始多种经营，开餐馆，开金店、开钟表店、开彩扩店等等。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万多中国人居住，华人开的商店和超市一家挨一家。
“能把犹太人赶跑，不简单呢。”我称赞说。
“甭管哪儿的人，逢谁灭谁。”林海光一脸骄矜之色。
“叶土根就在这儿？”我问。
“不在。从9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向巴黎的东北角延伸，在美丽城大街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地盘儿。那里原来是阿拉伯移民的聚居区，又脏又乱，治安情况很差。中国人一到，阿拉伯人都跑了。经过几年的整理，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区了。”
“叶土根在这儿？”我问。
“不在。后来美丽城大街也不够用了，我们又在伏尔泰大街一带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服装批发市场。那里原来是犹太人的服装经营场所，中国人不怕，就在犹太人的商店旁边安营扎寨，公开叫板。销售的都是自己生产的服装，价格便宜，深受东欧国家零售商的喜爱一一用便宜价钱买回了巴黎时装。犹太人还想顽抗，几个回合下来是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只好灰头土脸地滚蛋了。”
“叶土根就在这儿？”我问。
“对。”林海光说，把车停在一家服装批发店门口。他掏出纸条看了看，“就这家。”

老板是一个獐头鼠目的中年汉子，见林海光进来，三步并两步地迎上来，满脸堆笑地说：“林老板来啦，快请进快请进。”
林海光问：“你这里有个叶土根吗？”
“有的有的，刚才您手下打电话来问过了。”老板说。
“他在哪儿？”
“在后边整贷，要叫他吗？”老板诚惶诚恐地问。
“废话。快点去叫。”林海光说。
老板答应着去了。不大一会儿，领着叶土根进来。一年多不见，他苍老了许多。以前乌黑的两鬓，如今也有了星星点点的白发。他连看都没有看到我，径直被老板带到了林海光的面前。
“叶土根！”我大声喊。
叶土根闻声回过头来，看见是我，高兴地笑了，说：“田老板，是你？”
“不是我是谁？”我上前和他握手，问：“你还好吗？”
“还好，还好，田老板，难得你还记着我，还来看我。”他激动地说。
老板诧异地问林海光：“林老板，这位老板是？”
“我的好朋友，田老板。”林海光大剌剌的说。
老板赶紧给我递烟，林海光说：“他不会抽，你就别忙活了。这样吧，你这位叶土根呢，是田老板的朋友，田老板专程来巴黎看他。放他几天假，让他陪陪田老板，你看好不好？”
老板点头哈腰地说：“没问题，没问题。”
“那工钱呢？”林海光问。
“林老板你这是打我脸呀！”老板急赤白脸地说。
林海光哈哈大笑，对我说：“那我就先走了？”
“你走吧，我跟叶土根也出去转转。”我说。
林海光刚要出门，又想起了什么，回头对那老板说：“还得麻烦你，他们回来你得把田老板送到我家去，你认识我家吗？”
“认识的，认识的。林老板你就放心吧，中午我请田老板吃饭。”
“那好，我走了。”
老板和叶土根必恭必敬地把林海光送到车上，直到看不见他的车才回到店里。
回到店里，老板笑眯眯地对我说：“田老板，闹了半天你和林老板是好朋友呀？我还以为土根惹了什么事呢！”
叶土根说：“这就是林老板呀？普通人嘛。”
老板不爱听了，“普通人？一跺脚巴黎都晃！”
我问：“爱丽舍宫也晃？”
老板笑了，说：“我说的是华人社区，华人社区。”
叶土根笑着问我：“田老板，你什么时候来的巴黎？”
“来了两天了，一直在老林那里住着，今天说来看看你，老林怕我找不到，陪我来了。走吧，咱们出去转转。”我说。
老板一听急了，连忙说：“到哪儿转？我已经跟林老板说过了中午请田老板的。我不能言而无信呀，土根你说呢？”
叶土根为难地看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说：“老板就不要客气啦，我和土根一年多没见了，出去说说话。你的心意我已经领了，今天中午我请土根吃饭。”
他想了想，说：“那好吧，土根，你过来一下。”
他领着叶土根进了里边的房子。
片刻，叶土根笑嘻嘻地出来了，说：“走吧，田老板。”
老板又送了出来，说：“土根，招呼好田老板啊。”
我一边走一边对叶土根说：“看样子林海光挺有面儿啊？”
“不得了，黑道儿里的大哥。”叶土根说。
“看不出啊？真的假的？真是人不可貌相。我认识他快十年了，只知道他是个蛇头，还以为和老易一样呢。”我说。
“蛇头能做大，哪个不在道儿上行走？”叶土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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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一家名叫亚细亚的中餐馆里，我和叶土根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跑堂的先奉上茶水，又递过菜单。我把菜单推到叶土根面前，说：“我请客，你随便点。”
叶土根笑了，说：“你点吧，我们老板说了，他请客，刚才给我带了两千法郎。”
我摇摇头，说：“那也不能花他的钱呀。”拿过菜单，问：“土根，你想吃什么？”
叶土根说：“你看着点吧田老板，我自打出了国就没进过餐馆，早忘了怎么点菜了。有醉蟹吗？我点一个醉蟹吧。”
我问跑堂的：“有醉蟹吗？”
跑堂的说：“我们是青田人开的餐馆，家乡风味都有。”
我说：“那好，来两只醉蟹。那种黑糊糊的用酱油腌的鸡翅膀有吗？好，来一盘儿。我不知道你们家乡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有鸭舌，拌鸭舌是我们那里最好的菜了。”跑堂的介绍说。
“是吗？”我问叶土根。
他点点头，说：“好吃极了。”
“好，再来一盘鸭舌。”
又点了一个青菜，要了两瓶啤酒，我和叶土根一边喝一边聊了起来。
我问他到了蒙古以后是否顺利？
他正在大口吃醉蟹，忙说：“还好，一到蒙古，老易派来接应的人就到了。这人和捷克驻蒙古大使馆的签证官确实熟，在乌兰巴托住了不到一个星期，果然买下了去捷克的签证，他们就坐飞机到了布拉格。在布拉格住了几天，刘蓉她们去意大利的先走了。是夜里走的，由一个捷克人领着，说要先偷渡到奥地利，再从奥地利翻越阿尔卑斯山，才能最后偷渡到意大利。刘蓉大概好一些，听说她姐夫会拿着她姐姐的护照从意大利过来接。刘蓉她们走了几天以后，我们也出发了。带我们的是个越南人，会说中国话。也是在深夜，我们坐汽车从布拉格到了德国边境，然后翻山进入德国。那边有人开车接应，把我们拉到一个地下室里。又住了四天，去德国的陆续都走了，就剩下一个，家里没钱付，德国的亲戚也不给钱，还在那地下室关着。我们去法国的又走，还是坐汽车到德国和法国的边境，然后夜里偷越国境。很顺利，一下就成功了。”
我告诉他，刘蓉已经不在意大利了，我刚从米兰过来，听说她又去了英国。
他笑笑，说：“去哪儿也是漂泊。”
我说：“你在巴黎怎么样？”
他苦笑着说：“没法讲，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记得在内蒙古时我跟你讲过，我在家乡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开个油坊，一个月轻轻松松地赚两三千块钱。我不想出来，守着老婆孩子过小日子，多好。不行，我那老婆非要我出来，不出来能给她骂死。卖了油坊，再加上几年的存款，一共有十几万，全交给了蛇头。结果怎么样呢？打黑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个月挣两千法郎。”
“慢慢熬吧。”我说。
“不熬怎么办？油坊也卖了，又没赚到钱，想回也回不去了。”叶土根伤感地说。
“你算不错的了，一到就能把钱付了，安安生生地打黑工。”我说。
“还真是，跟那些打黑工的弟兄比，我已经是在天堂里活着了。真惨，跟别人我也不敢说，也没人愿意听，只能跟你田老板说说。现在偷渡到法国的价格是十二三万人民币，根据偷渡的路线有一点浮动。来的人太多，能一下子拿出十几万的人很少很少。怎么办呢？有的人亲戚可以给凑上这笔钱，他按百分之五的利息一年内还清。有的亲戚也没钱，你想想看，来的人铺天盖地，左一拨儿右一拨儿，亲戚有多少钱够支应的？蛇头就关起来打，那是真惨，我刚来的时候也被关了两天，等着我老婆付款。亲眼看见是怎么打人的，到现在都不能想，一想就浑身哆索，太可怕了。地下室很小，关了十几个人，还有俩女的，就关在一起。那俩女的可惨了，都是二十出头儿的小姑娘，不知道已经关了多长时间了。跟一群大老爷们儿关在一起，墙角有个塑料桶，大小便都在那儿，就当着我们的面。一个叫路嘉，一个叫胡小玫。长得还都挺漂亮，清清秀秀的。嗨，那罪受的，没法儿提了。我走的时候胡小玫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别说没钱，有钱也不能去医院呀。什么身份都没有，一去就露馅儿了。我老婆把钱一交，蛇头问我有没有打工的地方。我说没有，就介绍我去了一家制衣厂打黑工。”
“要是实在交不了钱怎么办呢？”我问。
“真有打死的，但现在一般不会了——尽是穷光蛋，不能都打死吧？蛇头看如果真是拿不出钱来，就会逼你去他们指定的地方借高利贷。至少是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三年还清。到三年头上如果还不清，就按百分之六十的利息算。一个月拼死拼活挣上两千法郎，连利息都不够付。”叶土根说。
“那怎么办？”我问。
“多打几份工呗，还能怎么办？”
“黑工好找吗？”我问。
“太好找了！中国老板最愿意雇黑工，哪儿都抢着要。”
“为什么？”
“黑工便宜呀！其实，按法国的标准，中国人开的制衣厂的工人工资本来就已经很低了，偷渡客一到，工资就变得更低。老板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工资多少全凭他一句话，谁敢说个‘不’字？中国老板的心都太黑了，抓住我们的弱点，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说加班就加班，说不休息就不休息，钱绝不多给一分。有的老板更绝，只雇黑工，白工一个也不要。你若是有身份又想来打工，那么对不起了，和我们这些黑工一个价钱。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走人，反正黑工有的是，源源不断。在法国，老板必须为工人上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险。还有什么8小时工作制、休假、劳动保护等等一大堆东西。一雇黑工，老板一身轻。什么保险都不用上，节假日全部取消，8小时工作制一律改成16小时工作制，工资不但不涨，反而大幅度地降低——这种好事到哪儿找去？”
我只有叹气。
叶土根继续说：“我有很多打黑工的朋友，都是来了好几年了，一直这么干着，不能说像牛马一样，像牛马一样就太幸福了。他们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干。几年下来，钱多少赚了一点，可是身体不行了，开始生病。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不光是因为看病要花钱，而是一生病就不能工作了。对于我们来说，不能工作就跟死一样。我见过一对夫妻，男的跟我在一个制衣厂打工，女的在另一家制衣厂打工，一年到头连面都见不着几回。天长日久，自然而然的就散了。据说过去中国人见到中国人都很亲热，现在见了面连理都不理，互相冷漠得很，也难怪，中国人之间的犯罪案件发生的太多了。你想吧，高利贷到期还不上，偷渡客们谁不急呀？人逼急了什么事干不出来？过去唐人街社会治安很好的，现在乱得一塌糊涂。”
沉默良久，他说：“现在我才体会到，在法国，我们是最无奈、最可怜的一群人。被蛇头虐待；被老板盘剥；有了身份的中国人讨厌我们，因为我们使他们的收入大幅度降低了；法国人也讨厌我们，认为我们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法国虽然是一个法制国家，我们却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一天到晚为生存挣扎，什么时候是头儿呀？”
我安慰他：“也别想那么多了，既来之，则安之。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还是打起精神往前走吧，不管怎么说，法国的机会总是要多一些，没准儿你哪天时来运转就当了大老板呢，这可都是保不齐的事儿。”
他笑了，说：“你看我，一年多不见了，尽说些丧气话。你吃呀？你怎么不吃？一盘子醉蟹都让我给吃了。你尝尝这鸭舌，这是我们家乡的名菜。”
我说：“你多吃，我一点也吃不下——早晨在林海光家吃得太饱了。你吃菜，我喝酒。你也喝点吧，我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来，咱们干上一杯。”
他慌忙捂住酒杯，说：“我可不行我可不行，一口酒就上头，你干，我抿一小口。”
我笑了，说：“那我干了啊！”一仰脖儿，把一杯啤酒喝了下去。
“今天真好，你来了，我能好好歇一天。”他笑着说。
我问他：“你不是在制衣厂吗，怎么又来批发店了？”
“朋友介绍的，就是刚才林老板的手下打去电话的那个朋友。刚才他一接完你们的电话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林海光在找你，你惹了什么事儿啦？我说我什么事而也没惹呀？肯定是弄错了。他说你好自为之吧，小心一点。刚放下电话，你们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这回是我们老板接的，又下了一跳。闹了半天，是你田老板在找我。”他嘻嘻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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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比制衣厂好一些？”我问。
“好多了，首先是劳动强度轻了。我们老板姓李，自己也开着一间小制衣厂。我跟别人不一样，用不着还高利贷，没必要像他们那样玩儿命。尤其是在国外，没有个好身体，机会来了也没用。”他说。
我称赞他说得对，又问：“你说的那两个女孩子呢？后来再没有碰到？”
“碰到路嘉了，也真是巧。有一天生意特别好，忙得厉害，中午都没来得及吃饭。李老板挺高兴，就给附近的一家中餐馆打了个电话，让给送几份盒饭过来。谁会想到，送饭的正是路嘉。我吃了一惊，她也吃了一惊。我问她怎么出来的？她说是借了高利贷，百分之三十的年利。我说这么高的利怎么还呀？她说管他呢，先自由了再说。我问胡小玫呢，也出来了吗？她摇摇头，说不知道被弄到哪儿去了，估计是去了意大利了。我要不是耳朵尖，恐怕也不在这儿了。没顾上多说话，她急着回去，我们也该干活了，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就再见了。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都是她来送盒饭。半年以前她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有事找我，问我下班以后能不能到她打工的餐馆去一下。我说你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上说吗？她说不能，在电话上说不清楚。我只好去了，餐馆没什么客人，她让我在一个角落坐下，还给我买了杯咖啡。我说咱俩还客气什么，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你猜她说什么？”叶土根神情忧郁地看着我。
“我怎么猜得出来。”我说。
“她告诉我她当妓女了，是兼职的。我问她为什么会是这样？她说没办法，黑社会的打手已经跟她说了，到日子还不了钱就剁了她的手。这些人说得出做得到，她怕了。她说她在一个华人开的应召站登记了名字和电话号码，服务时间是餐馆下班以后。为了方便做生意，她从餐馆搬了出来，自己租了一间小房子。她把新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给她介绍一些有钱的客人。但是她要求我保密，这家餐馆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我问她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她说没办法，应召站一个月介绍不了几个客人，提成儿还提得非常狠。她要想到日子还债，就必须自己开辟客源。想来想去只能来找我，说我为人厚道，心眼儿好，一定不会出去乱讲的。说来也真惭愧，好几个月了，我一个客人也没给她介绍过去。田老板，你去一次吧。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哪怕跟她聊聊天儿呢，也算帮我一个忙。”叶土根诚恳地说。
“把电话号码给我写上。”我掏出通讯簿递给他。
他一边写一边对我说：“你只要跟她讲是叶土根介绍来的，什么都会跟你讲。”

三


黄昏时分，叶土根和他的老板开着一辆破旧的客货车把我送到林海光的豪宅门前。
我请他们进去坐坐，李老板执意不肯，说就不打扰我和林老板了。下午回到批发店，叶土根把两千法郎还给老板，让老板结结实实批评了一顿，说他一点事也办不成，怎么能让田老板买单呢？我说一样的一样的，我和叶土根是好朋友，今后请李老板多多关照，我就不胜感激了。李老板诺诺连声，说土根真是有造化，能交上田老板这样的好朋友，而田老板又是林老板的好朋友，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发了财可不要忘记我呀。还坚持要请我吃晚饭，我撒谎说已经和林海光约好，晚上要一起出去，这才作罢。
我对叶土根说：“多保重吧，我走以前一定还会去看你。”又谢过李老板送我回来，目送他们掉头开走，才上前去按门铃。
马仔飞跑来开门，满脸堆笑地说：“田老板回来了？累了吧？”
我说：“不累，林老板在吗？”
马仔说：“5分钟以前林老板刚来过电话，问田老板回来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回来。林老板让我给您做好饭，说他晚上可能不回来了。”
我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下。马仔早把茶端了过来，说：“我去准备晚饭，您先喝茶。”
喝了几口茶，见窗前的桌子上摆着林海光刚刚写好的字，便走过去看。是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中的一段话——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我心里称赞：这厮真是不得了，难怪这黑手党愈挫愈奋，屡剿不灭，势成燎原呢。有这等人参与其中，世间恐怕是永无宁日了。
正感叹，马仔来告诉饭做好了，请我去用餐。说实话，还真有点饿了，中午只顾听叶土根说话，就喝了两瓶啤酒，一口饭没吃。到了饭厅一看，是一大盘火腿炒饭，一盆虾干黄瓜汤，一荤一素两样炒菜。也许是饿了的缘故，我觉得咸淡适宜，香气扑鼻。
看我吃得香，马仔高兴了，问：“味道还行吗？”
我说：“太好吃了，真的，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不如吃家常便饭好。你们林老板平常吃什么？”
马仔说：“太简单了，早晨是牛奶面包，午饭是一荤一素两样菜，一小碗儿米饭，晚上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稀饭，一碟青菜就好。”
“那你们为什么不问问他，挣那么些钱干什么用？”我说。
马仔笑了，说：“我们不敢问。林老板别看自己很节俭，对人可大方了。国内水灾旱灾，他都捐款，数目还很大。前两年科索沃难民来了不少，法国一些慈善团体号召捐款，中国人很少有捐的，谁管那些事儿呀？可林老板就去捐。要说为人仗义，林老板是这个。”他竖起大拇指，“他英国有个朋友，十多年前好像帮过他一点什么小忙。好家伙，他对那朋友真是好。那朋友有个傻孩子在英国读书，进的都是最贵的学校——林老板掏钱。”
我把碗一推，说：“你就吹吧，反正我也不知道。好了，谢谢你做的晚饭，我去洗个澡，休息一下。”
洗罢澡又打了个盹儿，睁眼一看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掏出通讯簿，给那位路嘉打电话。
一拨就通了，一个轻柔的女声问：“是哪位呀？”
我怕弄错了，便问：“请问你是路嘉小姐吗？”
对方说：“我是呀，先生您是谁呀？”
“我是叶土根的朋友，是他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的。我现在过去可以吗？”我说。
她轻轻地笑了，说：“您是土根的朋友呀？当然可以来了。不过，您认识我的家吗？”
我告诉她我不但不认识她的家，而且对巴黎也不熟——我是从布拉格来的。
她想了想，问：“您能找到土根打工的批发店吗？”
“应该能。”我说。
“那我们在批发店门口见，您大约多会儿能过来？我好去接您。”她说。
“半个小时差不多吧，我现在就出发。我开一辆红色的阿尔法?柔密欧，是捷克的车牌。你知道阿尔法?柔密欧是什么样的吗？”我问。
“您就放心吧，我不会弄错的。”她说。
“但是我可不愿意见个女人就问你是不是路嘉，——我不会下车的。”我提醒她。
我匆匆下楼，马仔正在客厅看电视。见我下来，问：“田老板这么晚了还要出去？”
我说：“去会个朋友，你睡吧，听着点儿我的门铃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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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的伏尔泰大街行人廖廖，我刚停下车，就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小姐敲车窗。
“路嘉？”我问。
她笑着点点头。
“上车吧。”
她跑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说：“掉头。”

她的家离伏尔泰大街很近，在一座公寓楼里，一室一厅的一个小单元。房子虽然不大，却收拾得整整齐齐。客厅有一套沙发和一台电视机，卧室是一张双人床。
路嘉个子不高，长得挺漂亮。腰肢婀娜，略嫌消瘦。脸上堆满了笑容，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却织满了忧伤。也许是由于睡眠不足，她脸色不大好看。但是，虽然她是个应召女郎，眉眼之间却没有一丝儿的风尘气。
纵然憔悴，依旧清纯。
“茶还是咖啡？”她问我。
“茶。”我说。
她给我端来了一杯茶，自己却是浓浓的咖啡，而且不加糖。
她坐在我旁边，笑着问：“你是田老板吧？”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给叶土根打了电话，他说你是他的朋友，人很好，今天还请他吃了醉蟹和鸭舌。还说……”她笑笑，不说了。
“还说什么？”我追问。
“说你是个怪人。”
“不算怪。”我说，“你觉得呢？”
“不知道。”她很欧式地耸了耸肩膀，又说：“我刚才已经洗过澡了。”
我莫名其妙，不知道该说什么，便问：“这房子贵吗？一个月得多少租金？”
她不回答，却问：“我们开始吗？”
我恍然大悟，忘了她是干什么的了！连忙说：“对不起，我把这茬儿给忘了。”
她微微一笑，说：“看出怪来了。你们男人到我这儿干什么？不就是找乐儿吗？你把目的都忘了，真是个怪人。走吧，到里面床上去。”

她站了起来。
我脑门儿上已经沁出了汗珠，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就在这儿……好吗？”
“就在这儿？”她笑了，“当然可以，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不过，”她眼睛看着我说：“你不会有什么怪癖吧？”
又误会了。
我急了，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路嘉小姐，我不是来和你办那种事的。我只是想和你聊聊天儿，和你交个朋友。”
她收起笑容，说：“田老板你恐怕是搞错了，我这里是做生意的地方，单为跟人聊天儿我可租不起这房子。再说了，我怎么配和您田老板这样的人交朋友呢？”
“我没搞错，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我说：“你就照平常做生意那样跟我收费不就得了？你也能歇歇。”
“这好吗？”她问。
“没什么不好的。你平时是怎么收费呢？”
“打炮儿一千，过夜一千五一一我是不是黑了点儿？”她笑着问。
“我还真不知道市场行情，是法郎吗？”
“当然。”
“没问题，成交。”
她乐了，“光聊天儿？”
“对。”
“那你太亏了。”
“不亏。”
“聊什么呢？”她在我身边坐下。
“叶土根对我说，只要我跟你一提是他介绍来的，你就会信任我一一是不是叶土根在吹牛？”我笑着问。
“不不，叶土根是个好人。他对我很好，绝不会把不好的人介绍来。”她说。
“你今年多大了？”
“24，不像吧？像30，对吗？”
“不，你很年轻。上过学吗？”
“高中毕业。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她不好意思地说。
“那很不简单了，在你们那边女孩子大都不读书的。你爹妈怎么会让你读书的？”我问。
“我们家没儿子，五朵金花。还是得了我大姐夫的济，大姐夫在丽水县当干部，说话我爹妈还是听的。大姐夫对我爸爸说，‘路嘉最小，说什么也得让她念书。’我爸爸起先还不同意，说‘女孩子家念什么书？’大姐夫说，‘你又没本事生儿子，不让女孩子念书怎么办？再说了，国家有义务教育法，你不让路嘉念书就是犯法。’我爸爸是个老实人，不怕别的，就怕犯法。就这么着，我一路念到高中。”
“国内不想呆，非要出来。”我说。
她笑了，说：“田老板你不知道，我们那边的人都疯了，什么都不想，就想出国。镇里的电线杆子上、墙上，到处都贴着教法语、教英语、教荷兰语、教西班牙语……，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那儿的人多爱学习呢。也怪那些偷渡出去拿到身份又回来的人，风光死了！说起楼就起楼，一请客就是十几桌，乡干部跟在屁股后面像狗一样。人人看了都眼红，就拼命往出跑呗。”
“可照你们现在的情况看，像他们那样风光是很难的了。”我说。
“不可能了，起码打工是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了。”
“为什么人家就行呢？”我问。
“一个是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来的人相对还不算多，钱当然好赚。还有一个是当时回国的那些人也不是什么发了大财的人，都是打工仔，发财能发到哪儿去？可是他们回去就要臭显一一田老板你是不知道，我们那边的人最喜欢臭显了。他们在外边儿省吃俭用，连茶都舍不得喝，连房子都不租，就租地下室住。可一回国就不是他了，大把花钱，比着花。都说外面好，不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我也是出来才知道，哪是那么回事儿呀！”路嘉苦笑着摇头。
“你是怎么出来的？”我问。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总呆在家里也不是事儿，就跑到丽水县城去找工作。我大姐不是在丽水吗？熟一点。像样的工作根本找不到，没办法，就去帮人在市场里看摊儿卖服装，风吹日晒，一个月500块钱。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女伴儿，她是丽水乡下的，人挺好，我俩特投脾气。有一天她悄悄告诉我，说她认识了一个蛇头，是专门从法国回来带人的，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法国。我说你呢？她说我当然去了，守着这破衣服摊子什么时候是头儿呀？我说那你去了我一个人在这儿干啥呀？我也去。可我没钱呀，你有钱吗？她说她也没钱，但蛇头说了，先交一万块押金就行，去了蛇头给负责找工作，从工钱里扣。我不放心，还跟她一块儿去见了蛇头。蛇头姓刘，笑眯眯的，说他带人跟别人不一样，他实行‘四包’——包吃、包住、包找工作、包赚钱。我说我们没偷渡费，蛇头说没关系，你们每人交一万块押金，然后打个借条，算我借给你们，到了法国以后打工还。这种好事到哪儿找呀？我摊儿也不看了，马上辞工回家。跟爹妈一说，他们也觉得不错，就把四个姐姐都叫了回来，把这事说了，让她们每家出两千块钱，爹妈也出两千，送我出国。姐姐们都觉得好，第二天就把钱都给送来了。我拿上钱，赶紧去丽水找我那女伴儿。她也凑了一万块，我俩高高兴兴地把钱交给蛇头，又给蛇头打了个借款12万的条子，很快就上了路。”
“路上顺利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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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就没有顺利的。我们一共7个人，就我们俩女的。坐火车先到了云南，从云南越境进入缅甸。越境时是深夜，紧张极了，蛇头告诉我们谁也不准说话，当地人领着我们一会儿爬，一会儿跑，心都要蹦出来了。一直走到天亮，蛇头说现在安全了，让我们在林子里休息，他和向导出去找接应的人。还算好，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是个缅甸人，会说中国话。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村民家里，让给我们做饭吃。熬了一大锅稀饭，就着又黑又臭的干肉条，算是吃了顿饭。真饿急了，一大锅稀饭吃得干干净净。吃罢饭蛇头说白天不能走，不安全，让大家都睡觉。晚上走，晚上有汽车送我们。竹楼倒挺宽敞，大伙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快黑了才醒来，蛇头买了两只鸡，让那家人给炖了，又蒸了一大锅米饭。大家饱饱吃了一顿，向导开着辆破卡车来了。蛇头说上车，大伙儿一拥而上。走到半夜，车停下了。蛇头让我们赶紧下来，说爬过前边这座山就到泰国了。向导又领着我们爬山，林子非常密，露水很重，潮得厉害。不时有惊醒的野物从你眼前猛地窜起来，还有惊醒的怪鸟从你头顶呼啦啦飞过，真能吓死人。又走到天快亮，向导说已经是泰国了。让我们原地休息，他去找来接应的向导。天大亮的时候，他带着泰国向导回来了，告诉我们出了林子就是公路，有车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和缅甸向导告别，又跟着泰国向导继续前进。走了一个多小时出了林子，果然有辆汽车停着。是辆带篷的卡车，蛇头让我们上车，告诉我们谁也不准打开蓬布往外看。他和泰国向导坐在驾驶室里，我们就朝曼谷去了。路过一个小镇，泰国向导去买了一堆面包和矿泉水扔到车里。大家都饿急了，就吃。中间除了让大家方便了一次，就再没停过车。黄昏的时候，我们安全进了曼谷。蛇头不让出门，说什么身份也没有，万一被警察查到就麻烦了。也对，大家就在屋里呆着，吃了睡，睡了吃。在曼谷住了十多天，蛇头给我们买到了假护照，是马来西亚的。然后就去签证，只要是西欧国家，使馆都去过了。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护照，根本不给签。没辙了，蛇头花钱买签，买到了乌克兰的签证。我们坐飞机去了乌克兰，差点没出了关。乌克兰的边检人员拿着护照左看右看，就是不肯盖入境章。蛇头急了，掏出一千美元夹在护照里递进去，我们才算出了关。在乌克兰住了三天，由越南人带着我们在夜里偷越斯洛伐克边境。还顺利，从山上往下一跑就过去了。然后又偷越斯洛伐克和捷克的边境，这两个国家原来是一个，听说分开没多久，边境相当松，很容易就过去了。在捷克一个叫皮尔森的城市住了几天，又由越南人领着我们往德国偷渡。偷越德国边境就困难多了，我们在捷克和德国的边境大山上整整呆了七天！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问蛇头也不说，只是一脸铁青地和越南人吵，我们也听不懂人家说的是哪国语言。后来才知道是预定来接应的越南蛇头突然被捕了。我们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水。饿了一白天，到夜里的时候，越南人下山到捷克那面弄了一大编织袋方便面来。也没水，就那么干啃。后来蛇头找到了一眼山泉，我们就天天喝泉水吃干方便面。现在我一见方便面就恶心，就是这么闹的。越南人一到夜里就下山，不是去德国，是去捷克这面儿给德国打电话联系新的接应人。他有个手机，一到山上就没信号，小子脾气挺大，给摔了。第七天头儿上，半夜。我和女伴儿正靠着大树打盹儿呢，蛇头把我们推醒说快跑！我一看，好家伙，大伙儿都撒腿往山下狂奔。我赶紧也拉着女伴儿跑。不到20分钟就过境了，那边有越南人开着大货车在等。我们七手八脚爬上车，大货车开得飞快。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在德国的纽伦堡了。从德国再去法国就容易多了，在越南人的带领下，我们轻松越过了德法边境。”
“纵横欧亚大陆，如入无人之境，你们不简单呀！”我说。
“田老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还不简单呢，跑到哪儿也是偷渡客，鸭子。”路嘉一笑。
“后来呢？到了法国以后怎么样了？”我问。
“真正的噩梦从此开始。喂，田老板，已经快12点了，你不再喝点茶吗？”她突然就转了话题。
“不喝不喝，你说吧。”我催她讲。
她笑了笑，略有些为难地说：“田老板，真不好意思，要是按我平时接客的时间，已经该结束了。”
我听懂了她的意思，便说：“没关系，我今天不走了，按过夜算，好不好？”
“真的？”她高兴地问。
“我还能骗你不成？过夜一千五，是吗？来，”我点出三千法郎交给她，“拿上。”
“多了一倍呀？”她数了一遍，吃惊地看着我。
“算我跟你交个朋友，送你的。”我说。
“这不好吧？”她迟疑地说。
“没什么不好的，咱俩一回生，二回熟，从此就是朋友。哪天你要是在巴黎混烦了，不想混了，到布拉格找我去，保你有吃有穿，还不受欺负。”我说。
“你真拿我当朋友？”
“我有必要骗你吗？”
“你不嫌我下贱？”她双目灼灼地注视着我。
“你有什么下贱？下贱的是来这里买笑的男人。古来沦落风尘却有胆有识、才艺双全的女子多了，后来成就大事的也不在少数，红拂、薛涛、董小宛、李香君、梁红玉……数也数不清。我相信你也不差，将来一定会有造化的。”
我一通猛晕，路嘉高兴极了，说：“那我再去冲两杯咖啡，咱们好好聊。”
一会儿工夫，她端着两杯咖啡来了，问我：“要放糖吗？”
“当然要，我受不了那种太苦的滋味，会损害咖啡的香味儿的。”我说。
“怎么会？你喝惯了就好了，很提神的。”她帮我放进两块方糖，用小勺轻轻搅拌着。
“但你明天上班怎么办？”我忽然想了起来。
“我已经不在餐馆做了，正在找工作，明天没班可上。”她说。
“你为什么不做了？”我问。
“和大厨吵了一架。”她轻描淡写地说。
“怎么回事儿？”
“小事一桩。咱们还是聊刚才的话题吧？”她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好啊，为什么说来到巴黎才是噩梦的开始呢？”
“你听我慢慢讲。”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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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是在一天夜里来到巴黎的。蛇头把我们带到一所大房子里，安排我们吃了饭，又洗了个澡，然后就不见了。到现在为止，我再没见过他。”路嘉说。
“那不正好？不用还钱了。”我说。
“想得倒美。取代蛇头的是一群大汉，具体是几个我现在也弄不清楚。讲什么话的都有，甚至还有越南人。我们刚坐下，就挨个儿被叫出去打电话，给国内的家人或者巴黎的亲戚打，说到了，让他们或者在国内付钱，或者拿上钱来接人。先叫出去的都是男的,交了钱的或者有了着落的都没回来,没交钱也没着落的有两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地回来了。打电话是在二楼，可我们在一楼听得清清楚楚的，有人在挨打，有人在骂，有人在哭喊。但时间都很短，不超过一分钟，哭喊声再也听不见了。我当时就懵了，赶紧问女伴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女伴儿安慰我说没事的，咱们跟他们不一样，咱们是写了借条打工还钱的，你也听蛇头讲了，对咱俩实行‘四包’嘛。话音还没落呢，来叫我们俩上楼了。我俩一进门，见屋里站了四五个男人，都一个个黑着脸。为首的是个小个子，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嘴里叼着一支又黑又粗的雪茄烟，写字台上放着一部电话。小个子先问我们俩的名字，我说我叫路嘉，女伴儿说……”
“女伴说她叫胡小玫。”我打断她的话。
“咦？你怎么知道？”她吃惊地问。愣了一下，又笑了，说：“这个叶土根真讨厌，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除了胡小玫和你的名字，什么也没告诉。”我说。
“爱说不说吧,都到这地步了，还怕什么不好意思？”
以下是路嘉的叙述：

小个子又问：“你们两个打算哪天交钱呀？”
胡小玫说：“先生您弄错了吧？我们是和刘先生有借条儿的，先交一万块押金，剩下的十二万来巴黎打工从工资里月月扣。”
小个子问左右：“谁是刘先生呀？你们谁姓刘？”
那几条汉子就吃吃地笑，都说不姓刘，也不知道谁是刘先生。
小个子说：“没人认识刘先生，你们必须马上付钱。”
胡小玫急了，说：“刘先生就是带我们来的蛇头，刚才还在这儿呢，你们让他跟我对
质！”
小个子对那几条汉子说：“这个臭逼脑子进水了，你们谁来开导开导她？”
话音还没落呢，已经有一条大汉走了过来，左手抓住胡小玫的头发，抡圆了右手啪啪啪就是一串大嘴巴，眼瞅着胡小玫的两个脸颊就肿了起来，两边嘴角都往外流血。胡小玫哇哇地哭，我两条腿儿抖的跟筛糠似的。那大汉手一松，胡小玫一屁股就坐到地毯上了。哭了一阵儿，不哭了，小个子又问：“胡小玫，打算什么时候给钱呀？”
一听说钱的事儿，胡小玫又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嚷：“你们叫那姓刘的来，我和他对质！他是个骗子！我在丽水卖衣服卖得好好的，他骗我们说实行四包，让我们跟他来法国。你们叫这个骗子来和我对质，我要有一句假话你们就打死我！”
小个子慢声细语地说：“我警告你，我这儿有个规矩，说话声音要低。”
胡小玫不管不顾，仍然大声嚷：“叫姓刘的骗子来，我跟他拼啦！”
小个子烦了，对左右说：“让她闭嘴。”
两条汉子上前一把把她从地毯上拎起来，反剪了她的双臂，用胶带纸把她的嘴巴封住，胳膊也如法炮制。立时，胡小玫只能哼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小个子叼着雪茄烟走过去，笑眯眯地对胡小玫说：“我现在给你提问，你要是同意就点点头，不同意就摇摇头。听明白了吗？要是听明白了现在就点一下头。”
胡小玫点了点头。
“很好，我慢慢说，你仔细想，想清楚了再点头或者摇头，好不好？”
胡小玫又点点头。
“你同意不再找什么姓刘的，而是让你国内的家人或者法国的亲朋好友付款吗？”
胡小玫摇头。
“如果我们同意你分期付款，先付一半儿，半年后再付一半儿，你愿意吗？”
胡小玫摇头。
“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不喜欢你大声喊叫。如果我取掉封住你嘴的胶带，你同意不再喊叫吗？”
这回胡小玫点头了。
小个子把胶带纸从胡小玫的嘴上撕下来，胡小玫疼得直皱眉。
小个子仍旧笑眯眯的说：“现在你来告诉我，你为什么非要找那个姓刘的，而不肯让自己的家人或在法国的亲朋好友先替你出了这笔钱呢？反正你迟早总是要还的。”
胡小玫抽泣着说：“我的母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早就娶了继母，对我非常不好。就因为他们对我不好，我才决定来法国的。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一分钱的，交给那个骗子的一万块钱还是我跟朋友借的。我来法国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儿他们都不知道。”
“在法国的亲朋好友呢？”
“我们家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在法国。
“我不喜欢你这样一下子就把口封死，不能协商的结果对你很不好。”
“但是我们家确实在法国没有亲戚。”
“也许你还有其他办法，只不过是没有我们的帮助一时想不起来。你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吗？能使你的记忆力好起来。”他轻轻说。
“怎么帮助？”胡小玫惊恐地问。
小个子笑容可掬，甚至有几分亲切。他说：“很简单，让他们几个，”他指着那几条大汉，“轮奸你。你觉得怎么样？”
胡小玫一听要轮奸她，顿时吓坏了，低声哭着哀求他们放过她。小个子笑嘻嘻地说：“放过你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欠我们的钱怎么办？我们让你过得去，你也得让我们过得去呀，你说对不对？”
胡小玫泪流满面的说：“我是真没有办法呀！”
小个子说；“那我也真没有办法了，”转身吩咐手下，“把她的嘴再堵上吧。”
几个人一拥而上，就当着我的面，把胡小玫的嘴巴又用胶带纸重新封上，然后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按在地毯上，一个接一个的轮奸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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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看，捂着脸站在那儿。他们不允许，命令我把手拿下来，必须看，还得睁大眼睛。
我看到胡小玫洁白的身体在他们身下抽搐，颤抖。她哭喊不出，只能从喉咙深处发出痛苦的呻吟。她的下身流血了，染红了大腿和臀部。鲜血更加刺激了这群畜牲的欲望，他们一个个干得越发起劲儿了。
小个子没干，他一直坐在那儿抽雪茄烟，很有兴趣地观看。当最后一个男人提起裤子后，他很斯文地走了过去，看着一动不动似乎在昏迷中的胡小玫，用穿着意大利名牌皮鞋的脚有节奏的踩她的小肚子。
他问手下：“是不是让你们给搞死了？”
手下都说怎么会？她在装死。
小个子说：“不会吧，让我来看看她是不是装死。”他蹲下来，把雪茄烟从嘴里取下，吹掉头儿上的烟灰，然后对准胡小玫的乳头使劲按了下去。我听到脂肪被烧灼的滋滋声，我闻到皮肉被炙烤的焦糊味，我看到一动不动的胡小玫突然痉挛起来。“装死。”为首的拿着雪茄烟站起来，微笑着向我走来。
“你打算怎么办？”他亲切地问，还用拿着雪茄烟的手摸摸我的脸。
就在他的手刚一碰到我的脸的时候，我立刻小便失禁了。我甚至都不知道，毫无感觉。我那天穿的是一条很薄的裙裤，是他先发现我在淌尿，洇湿了好大一块地毯。手下人都哄笑起来，他一摆手，马上谁也不笑了。
他说：“我喜欢胆儿小的女孩儿，咱们商量商量你欠的钱怎么还。你愿意像她这样吗？”
我使劲摇头，说：“不！”
“你要见那个什么姓刘的吗？”
我使劲摇头，说：“不！”
“你愿意让你的家人替你还债吗？”
我使劲点头，说：“我愿意。”
“那你什么时候跟你的家人联系呢？”
我想了想，说：“明天，可以吗？”
“当然可以。”他非常斯文地说，“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是明天？”
我说：“我今天可以好好想一想，我家里的人谁更有把握给我这笔钱。”
“很好，”他笑了，“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明天早晨。不过，你要先把这地毯刷干净。我不喜欢这种味道，而且，咱们中国人出来都要讲究卫生，不要让外国人看不起，你说对不对？”
我红着脸点头。
“好好照顾一下你的伙伴儿，”他回到胡小玫身边，把塞在她嘴里的破布拽了出来，胡小玫刚哭了两声，他把食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笑着说：“安静。”
胡小玫立刻止住了哭声。
“你们有卫生巾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
“给她垫一下。”他吩咐我，然后回到座位上，打开抽屉，对我说：“你过来。”
我拖着湿淋淋的裤子走过去。他把一瓶药粉推给我，说：“这是云南白药，给她撒在下面。”又把一袋药膏推给我，说：“这是烧伤膏，给她抹在奶头儿上——要轻一点啊，可怜的孩子。”
不知道是说我还是说胡小玫。
他摆摆手，说：“带她们去休息。”
一个汉子上前把赤裸的胡小玫拎起来扛在肩上，我把她的衣裤抱在怀里。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除了一个双人床垫外，什么也没有。我和胡小玫的行李箱已经在这里了，那汉子把胡小玫随便往垫子上一扔，要洗要涮赶紧去打水啊，马上就锁门了。我赶快去卫生间端了两塑料盆水回来，那汉子锁了门走了。
我把胡小玫扶起来，她伏在我怀里泣不成声。我警告她小声点，让他们听见怕又要挨打了。她点点头，小声哭着对我说：“路嘉，是我把你害了。”我说先别管这些了，我来帮你洗洗吧。她说自己来，我就从行李箱里取出几块卫生巾，撕开了给她当药棉用。她蹲在塑料盆上轻轻的撩着水，不一会儿，一盆清水就变成了血水。她擦干了身体，我又在一个卫生巾上撒了些云南白药，拿过她的内裤来给贴上，又帮她穿好。最后把烧伤膏小心地替她涂在已经起了一个明晃晃大泡的奶头儿上，她疼得咝咝吸气。乳罩是不能戴了，只能把衬衫穿上。
她一边抽泣一边问我：“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问她：“你爸爸会替你还债吗？”
她摇摇头，说肯定不会，别说根本没有钱，有钱也不会给她一分。<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我说那你的姐妹兄弟呢？她说我两岁就死了娘，哪儿来的姐姐哥哥呀？弟弟妹妹倒是有，都是后妈生的，有没有感情先不说，他们都还小呢。你呢，你有办法吗？
我清楚我家的情况，不会不管我，但是也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我说我想先让家里跟他们拖着，只要他们不打我，不那样我就行。拖一天是一天吧，看有没有办法想。
胡小玫不哭了，眼睛直勾勾地坐在床垫上发呆。我找出条牛仔裤换上，把尿湿的裤子扔在另一个水盆里，揉了几下，捞出来拧干。也没有晾的地方，就湿着放在床垫上。天很快就亮了，一个汉子打开门，让我们去卫生间洗脸刷牙。洗涮完毕又给我们端来两杯牛奶两个面包，我们谁也吃不下，只把牛奶喝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叫我上楼去刷地毯。我从卫生间端了一盆清水上去，刷子和洗净剂都有。我跪在那儿使劲儿的刷洗，心里的滋味真不好受。洗好刚喘口气，为首的那个小个子打着哈欠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个打手。
他坐在写字台后面问我：“怎么样，想好了给谁打电话吗？”
“想好了。”我战战兢兢地说。
“给谁打？”他问。
“给我大姐夫。”我说。
“为什么不给你爸爸妈妈打？”他问。
“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民，家里没有电话的。”我说。
“那你大姐夫是干什么的？”
“是丽水县的干部。”
“那你打吧，先拨0086，再拨578，然后就拨你姐夫家的电话号码。”
我拿起电话，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便问他：“我怎么说呢？”
他轻轻一笑，“你怎么这么笨呢？还能怎么说？实话实说呗。你先说你已经到了巴黎，但是让姓刘的蛇头给骗了。现在落到了一群土匪手里，必须马上付款，一共十二万，一分也不能少。要是不付，我们就天天轮奸你，拷打你，最后把你杀了，——没以为我是吓唬你吧？”
“没有没有，那我这样说你们不会打我吧？”我问。
“不这样说就打你！”他笑眯眯地说。
我拨通了电话，国内正是深夜。
是我大姐接的电话，我听她嘟嘟囔囔地说：“半夜三更的是谁呀？”
一听见她的声音我就哭了，说：“大姐，是我呀！”
大姐听出来了，赶紧问：“你现在在哪儿呀？哭什么？你说话呀！”
我一边哭一边说：“大姐，我到了巴黎了，那个姓刘的蛇头是个骗子，他已经跑了，把我和胡小玫交到一群土匪手里，必须马上还人家十二万块钱，少一分都不行。胡小玫还不了钱，昨天已经让人家好几个人给轮奸了。他们说了，我要是还不了钱也得这样。你快跟我大姐夫商量商量看怎么办，晚了我就活不成了。”
我大姐是个家庭妇女，不懂事儿还认死理儿，她说他们咋这么坏呢？跟那姓刘的不是说得好好的吗？说不算就不算了？还敢轮奸？你怎么不给110打电话？
这时我姐夫抢过了电话，说路嘉你别哭，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又讲了一遍，他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一时半晌还真筹措不来。我还要说话，小个子劈手把话筒抢了过去，说你别废话，要交钱，我就告诉你账号；要是不交钱，你也说个痛快话。不知道我大姐夫在那边儿说了什么，他脸沉下来了，一边嗯嗯地答应着，一边伸手解我衬衫的扣子。我连躲都不敢躲一下，听任他解开衬衫，又把乳罩掀上去，食指和大拇指摸索着我的奶头儿。找到了，他轻轻揉搓着，然后对我大姐夫说：“我也不想跟你废话，现在让你听点好听的。”
说罢他狠狠地掐我的奶头儿。
我尖叫一声，几乎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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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了吗？”他问。“现在让你小姨子告诉你我们在做什么。”他把话筒举到我嘴边，对我说：“告诉你姐夫。”
说着又用力一掐。
我哭喊着说：“姐夫，他们在掐我的奶头儿，我活不了啦！”
他拿回话筒，笑着问我姐夫：“好听吗？你信不信我敢把你小姨子的奶头儿给掐下来，用EMS给你寄去？”
我姐夫大概在给他说好话，他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但是还掐着我的奶头儿不放，只是没有用力而已。“这个我可以考虑，现在不能答复你。你这个态度就比较端正了，事情不管怎么办，态度首先要端正。好了，你找个笔，我让手下把账号告诉你。”
他把话筒交给身旁的打手，然后松开掐着我奶头儿的手，看了看，皱皱眉，说：“肿了，我手太重了。”
他把手绕到我背后，解开乳罩的扣儿，把乳罩抽了出来，“不能戴乳罩了，会磨擦的很疼。”
我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细心地替我把衬衫的扣子一粒粒扣好，把乳罩放到我手中。
打手把账号告诉了姐夫，然后对小个子说：“他要跟她说话。”
“说吧，随便说。”
打手便把话筒交给我。我刚“喂”了一声，眼泪又禁不住扑簌簌落下。
大姐夫说路嘉你放心，我们不会不管你的。我已经跟他讲了，三天之内先付一部分给他。你有办法也要想，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天一亮我就去借钱，你要乖巧一点，我告诉他不能伤害你。我一连声儿地说：“谢谢你了大姐夫！谢谢你了！”
我又回到了储藏室，打手把我押进去，重新把门锁上。胡小玫见我回来了，着急地问我怎么样了？我把情况讲了一下，她听了又哭起来，说：“你还有姐夫帮你，我可怎么办呢？”我也没法儿安慰她，只能说先别急，等等看。
快到中午的时候，储藏室的门被打开了。我还以为是来送饭了，没想到是那小个子带着打手来了。胡小玫浑身发抖，直往我身后躲。小个子说你们俩不用害怕，外面发现有可疑的法国人在走来走去，我怀疑他们是警察局的密探。昨天夜里可能你胡小玫嚷得太大声了，被邻居听到报告了警察。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委屈你们一下，跟我走。
我们来到车库里，墙角有一个铁皮柜子，也不知道以前是放什么的。一个打手上前把柜子盖儿上散放着的修车工具和汽车零配件拿走，打开了柜子。
“一般说来不会有人进来，我不绑你们，也不堵你们的嘴，但我必须警告你们的是，一旦听到有人进来，不许发出任何声音。不管你们两个谁发出声音，也不管你们是不是有意的，我都会把你们一块儿弄死。现在你们俩进去，该放你们出来的时候会有人来放你们。”
我先跳了进去，又帮胡小玫进去，然后我俩面对面坐下。柜子不大，我们只能把腿交叉在一起。盖子又盖上了，柜子里立刻伸手不见五指。头顶上轰隆隆地响，是他们把工具和汽车零件重新又堆在柜子盖儿上。
听到他们走了，还有一声重重的关门声，我俩开始小声说起话来。胡小玫说要是法国警察真的来了就好了，把这些坏蛋都抓走枪毙了。我说我可不希望警察把他们抓走。她问为什么？我说还用问为什么？警察要是把他们全抓走，咱俩就得活活饿死在这黑咕隆冬的柜子里！胡小玫想想说也是，那咱们这么着，只要有人进来，咱俩就一齐大喊救命。我赶紧说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你知道进来的是法国警察还是这几个畜牲？万一是他们，咱俩的小命立时就完。咱们只能等人打开柜子，要是法国警察打开柜子，说明咱们命好；要是这几个畜牲打开柜子，怨咱们倒霉。她叹了口气，说也只能如此了。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身体好点了吗？她说下面好象不流血了，但是还疼。最要命的是奶头儿，疼得厉害。我说我也是，奶头儿疼得受不了。她说你怎么啦，难道你也……？我说不是，就把早晨的情况说了一遍。我说那个畜牲怎么那么坏呢？差一点给把奶头儿掐下来。
说了一会儿话，谁也说不动了——空气太闷，空间太小，憋屈的厉害。头晕恶心，想吐。更要命的是只能一个姿势坐着，动都不能再动一下。时间一长，浑身的骨头都像要断了似的疼。我们也不知道要在这铁皮柜子里呆多长时间，心想非死在这里不成。这么一想，眼泪就哗哗地往下流。格外想念在家时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没什么钱，但是快乐。说吧这是到巴黎了，世界著名的花都，可是却被关在柜子里，而且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家乡不好，破败、嘈杂、拥挤，可是你能够自由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坐久了，想换什么姿势就换什么姿势。我当时想，只要能够自由，马上就回中国去，一天也不在法国多呆。回去还到丽水给人看衣服摊儿，五百块就五百块，再也不嫌少了。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觉得我一定昏过去好几次，因为意识经常就没有了。我被有人从柜子盖儿上往下拿东西的声音唤回了知觉，我想大概是有人要打开柜子了。没有一丝喜悦，没有一丝兴奋一一人已经麻木了。
柜子果然打开了，大量的新鲜空气一下子涌了进来。我抬头看看，不是法国警察，是一个打手。他对我们说：‘出来吧。’
可是我动不了，身子完全麻木了。胡小玫也动不了，即便她没有麻木——我的腿压着她的腿。我伸出手，对那打手说：‘帮帮我。’打手笑了，他把一只手伸进我的腋下，很轻松地就把我托了起来。但是我完全站不住，更不要说爬出柜子了。他一使劲儿，把我整个儿抱出了柜子，顺手还在我大腿间摸了一把。摸去吧，我穿的是牛仔裤，很厚。
胡小玫也被如法炮制出了柜子，我们谁都站不起来，在车库冰凉的水泥地上躺了很长时间，肢体才慢慢地可以动弹。
原来是叫我们出来放风和吃饭。去过卫生间，就坐在车库地上一人吃了一个盒饭，前后不超过20分钟，看着我们的打手又把铁皮柜子盖儿揭开，说：“进去吧。”
我是真怕那柜子了，一听又得进去，赶紧求那打手，说：“大哥，求求你别让我们进去了，那里边太憋屈了。我们就在车库里坐着，一声儿也不吭，行吗？”
打手不耐烦地说：“少废话，这是老板的命令。夜里就给你们换地方了，赶快麻溜儿着进去。”
见我们还不动，他眼珠子一瞪，“是不是非得让我动手把你们塞进去？”
我忙说不用不用，又先钻了进去，再把胡小玫拽进来。
一直熬到半夜，听见有动静了。先是车库通往外面的大门开了，有一辆汽车开了进来。然后柜子打开了，两个打手把我们拽了出来，三下五除二把我和胡小玫绑成了两只粽子，还没等我问这是干什么呀？胶带纸已经封住了我们的嘴。
也不知道是辆什么车，我俩被扔进了后备箱，锁好，汽车缓缓地开出了车库。后备箱比那铁皮柜子还窄巴，我俩几乎是摞在一起。我在下面，胡小玫在上面。平常看她也不算胖，这回可知道份量了。好在时间不太长，七拐八拐了一阵儿，停下了。
后备箱盖儿打开，先把胡小玫拎了出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接着把我也拎了出去，我这才看清来了什么地方。是一座独立的别墅，两层，有个挺大的花园。两个打手把我们带到走廊里，解开绳子，把封嘴的胶带纸也撕了下来，直接送我们进了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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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并不大，也就是十平米的样子，可是却关了13个人，都是男的，就我们两个女的。一见我们进来，那些臭男人眼里都放光。我问带我们来的一个打手，“怎么把我们带到这儿呀？”那小子反问我：“你说去哪儿合适？这儿不分男女。”说罢，把我们的行李箱扔下走了。
地下室里没有床，只有两个双人的破床垫。面积本来就小，两个大床垫几乎就铺满了。没有床垫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带盖儿的红塑料桶。床垫上躺满了男人，根本没有我们的地方。我俩看了看，就塑料桶那儿还有点地方，就过去靠着墙坐下。刚坐下，就闻到一股一股的臭气。我们明白了，这是一只尿桶。
不管怎么说，总比柜子里宽敞多了，起码能伸开腿，还能翻个身。我们俩也太累了，靠墙坐着就睡着了。正睡得迷迷糊糊，感觉有个人在我眼前站着，还有哗哗的声音。睁眼一看，是一个男人就在我头顶上掏出那东西撒尿。他见我醒了，还跟我笑了笑。我赶紧闭上眼装睡，心里却咚咚地跳。
天亮了，我们被放出去洗脸刷牙上厕所。然后吃早饭，每人一杯牛奶，别的什么都没有。吃罢饭胡小玫就被叫上去了，一天都没放回来。我跟一帮臭男人聊天儿，原来他们都是因为到了巴黎拿不出钱被关进来的，最长的一个已经关了一个月了。他们全部是我的老乡，除了一个瑞安的，一个闻城的，一个乐清的以外，都是青田的。交了钱就可以走，不交钱就捱着。也不是光关着，还怕美死你呢。经常拖出去打，一边打一边接通你国内家里的电话，让他们听你的惨叫声。没有午饭，晚饭是一碗米饭一碗鸡蛋汤。吃不饱，肚子咕咕叫。
吃过晚饭才把胡小玫放回来，我见她两眼红红的，头发散乱，问她怎么啦？她摇摇头，不说话。有个男人阴阳怪气地说：“还能怎么啦，打了一天炮儿呗！”臭男人们都叽叽呱呱笑了起来。我不敢再问了，只是轻轻的搂着她。
深夜，臭男人们都睡了，她轻声告诉我，今天有十几个男人轮奸了她。原来，她一上楼就被逼着往家里打电话要钱。她本来不想打，因为她知道打了也没用。可那帮人不依，不打就要扒她衣服。她只好打了，她爸爸根本不给钱。那帮人打她，让她爸爸在电话里听她的哭喊。什么办法都用了，她爸爸就是一分不掏。那帮人一看真要不出钱来，当时就把她又给轮奸了。轮奸完了还不让走，赤身裸体绑在一张小床上，整整一天。她低声抽泣着对我说：“路嘉呀，我怕是真活不出去了。我今年才25岁，还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呢！”
我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我在地下室里关了十天，胡小玫关了九天。第五天头儿上叶土根来了，人家跟我们不一样，老婆已经在国内准备付款了，他只是在这儿暂时等一下而已。他吃的比我们好，一天三顿，有菜有肉，管饱。这个人心眼儿好，见我们根本吃不饱饭，就把自已的好饭好菜分给我们俩吃。那时胡小玫已经病了，发烧，总不退。要是没有叶土根的饭菜，恐怕真活不下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男人在面前拉屎撒尿，闭上眼就完了。可我们还不能习惯在男人面前拉屎撒尿，因为他们不但不闭眼，反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嘴里还说着不三不四的脏话。有一次我又满脸通红的站在塑料桶前解裤子，那帮臭男人嗷嗷的怪叫，一齐看我。我后来总想，其实他们也挺可怜的。命运都攥在人家手里，每天挨打受折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家里能给钱还行，给不了钱就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对同样处境的人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呢？这时叶土根站起来了，他从他的行李箱中取出一条床单，拿在手里走到我面前，转身，然后双手把床单撑开。那帮臭男人很扫兴，这么好的娱乐被他打断了，都纷纷说他：“又不是你的老婆，你至于吗？”“弟兄们就这么点乐子，干嘛呀这是？”叶土根一句话也不说，就那样撑开床单站着。
我赶快解决。
从这以后，我和胡小玫只要一想方便，就红着脸喊叶大哥。可惜，他只呆了两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把床单送给了我和胡小玫。但是我们一次也没用上——被他们抢去撕成了布条。
胡小玫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但就是这样，她也要经常被带上楼去接受奸污。才几天功夫，她已经形销骨立，两颊潮红，嘴唇一层一层地爆皮儿。我的情况也比她好不了太多，挨了两顿暴打——我大姐夫只凑了三万快钱，剩下的一时凑不上了。开头儿他们逼我借高利贷——百分之三十的利息。我不肯，卖了我都还不起。有一天，他们又把我叫上去逼我，还是刚到巴黎时那为首的小个子畜牲。正说着呢，他的手机响了，对方好像在跟他说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看了我一眼，到走廊里去说了。他问对方是哪儿要？对方不知道说了个什么地方，他说那不是意大利吗？我还得把人给他送到意大利去？那得多给钱，少了绝对不行。对方好像又问了些什么，他说质量保证好，都是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肾好着呢。我一听冷汗就下来了，老天爷呀，这不是要卖我的肾吗？他接完电话一进来，还没等他说话呢，我就赶紧说：“老板，我想通了，我愿意借高利贷了。”他挺高兴，说这就对了。当下写好了借条，那家伙看了看，说：“别想跑，到处都是我的人。不信你就试试，但后悔就来不及了。明天我安排你去一家餐馆打黑工，机灵着点。你回去吧，把胡小玫叫来。”
我告诉胡小玫叫她上楼呢，她惶惶的去了。不大一会儿，步履轻快地回来了。脸上难得的露出了笑容，好像病也好了许多。我说他们叫你干什么？她说叫我去意大利工作，说那边工作好找，工资也高，让我挣了钱还债。我得赶快收拾一下，洗洗脸梳梳头，一会儿就走。
我的心咯噔一声。
她大概见我脸色苍白，关心的问我怎么啦？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泣不成声。
她也哭了，一边哭一边还安慰我，说别难过了，等我还完债，拿到身份，一定来巴黎看你。到那时我们一块儿回家，再一块儿回来。
她走了。

她沉默良久，然后对我凄惨地一笑。
“后来你就来了那家餐馆？”我问。
“对，再后来就碰到了叶土根，再再后来叶土根就把我的电话告诉了你。”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看表，说：“都快两点钟了，你不累？”
“不累。”我说。
“可是我累了，咱们躺下说，好吗？”她笑盈盈地看着我。
“这……那你去卧室床上睡，我在这沙发上睡。”我说。
“那咱们怎么说话呀，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她问。
“没关系，能行。”
“你嫌我脏，对吧？所以不愿意跟我在一个床上睡。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试你一下，并不是真的要和你上床。”她低下头幽幽地说。
我真被她说中了，先把道德方面的问题放到一边，哪个正常的男人会愿意在这样一张床上睡觉呢？
但是我不能承认，因为我是个虚伪的男人。
我说：“路嘉，你可真是冤枉我了。我心里连一点儿嫌你脏的念头儿都没有，只是想不是男女有别吗？你要是不嫌我又打呼噜又咬牙，那走，咱们到床上聊。”
“真的？”她问。
“真的。”我说。
“别勉强。”
“不勉强。”
“那好，”她笑了，指指卫生间，“你去洗脸，那块兰色毛巾是新的。”
我进了卫生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我摇头苦笑，心里说这叫什么事儿呀？从卫生间出来一看，路嘉已经把卧室收拾好了，新换了床单，又从衣柜里拿出一条人造毛的大毯子，把以前铺的床单被褥都扔到了床下。见我站在那儿看，她嫣然一笑，说：“洗好了？你先躺下吧，我去卫生间。”从衣柜里拿了套睡衣，去了。
我只把外衣和鞋袜脱掉，赶快钻到了毛毯下面。
她穿著漂亮的低胸吊带儿睡裙回来了，原先束着的头发也散开在双肩。她先关了客厅的灯，然后笑着问我：“卧室的灯关吗？”
“随便你。”我说。
她关掉了灯，在黑暗中像一只猫一样毫无声息地上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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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她问。
“说到你来了那家餐馆。”我说。
“那我们还要说多久呢？”她问。
“说到你睡着。”我说。
“胡小玫走了的第二天，我来到了这家餐馆。包吃包住一个月两千法郎，如果是白工至少要在一万法郎以上。还能分点小费，也不多，一两千吧。餐馆不大，主要靠送外卖了。一共四个人——老板和老板娘，大厨，还有我。老板一般在厨房里帮忙，或者出去买买东西。我负责跑堂，老板娘管吧台酒水和结账。如果客人多了我招呼不过来，她也出来帮忙。老板和老板娘都是乐清人，四十多岁了，有两个孩子，一个刚刚偷渡到英国，另一个在意大利。大厨是丽水人，三十多岁的样子，一口大牙黄黄的，跟你说话永远都是色迷迷的。老板不在厨房的时候我去端菜，他常常冷不防就掐你屁股一下。还呲开大黄牙笑着说：‘挺肥嘛。’好像我是老板刚扛回来的猪肉。他总这样，我就跟老板娘说了。老板娘说大厨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每个月一万五千法郎的工资，还能分两三千小费。一个子儿也不往家里寄，全部赌光嫖净。她劝我忍着点，说以后老板不在我尽量去把菜给你端出来。我知道他们也挺不容易的，在法国中餐馆里的大厨一般工资都很高，两万法郎是平常事。可他们的餐馆小，生意也不好，根本雇不起好的大厨。这个家伙虽然手艺差点，但工资也要得不高。他们得罪我可以，但是不敢得罪大厨。像我这样儿的有的是，但大厨要是走了，餐馆立刻就得关门。没办法，凑合着干吧。”
“你不是说一自由了就回国吗？你去找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我不信他们连这点事儿也办不了。不行我明天陪你去！”我说。
“你省省吧，我才不回国呢。”她笑着说，“那是我被关在柜子里时的想法，一出来就不那么想了。我受了那么些苦，遭了那么多罪，前后已经花了四万块钱，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了？别说家乡人会笑死我，自己也心不甘呀！要你你能吗？”
“能。”我说。
“我不信。”她说。
“咱们别争这个，你往下讲。”
下面是路嘉的叙述：

干了几个月，我一分钱都没敢花。一算，到一年的时候，刚好能把利息还上。虽说我大姐夫也在想办法，但他们也没有钱，我不能为自己的事儿给人家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正好这时候他们派打手找上门来了，警告我到日子还不了钱就剁手。我知道他们绝对做得出来，巴黎不是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心里着急，就买中文报纸看，想再找一份工打。可是没有合适的——不是工作不合适，我还挑什么工作呀？是时间不合适。我下班，人家也下班了。忽然看见有个什么伴游公司在招人，工作时间弹性很大，而且说为你保密，为你介绍高尚男子。这后一条我不信，高尚男子不会来找我。但是保密这条很诱人，咱们毕竟是中国人嘛。我就心动了，先试着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是个女人，很亲切，一通话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我这边万般无奈，她那边循循善诱，就决定先干一段时间看看。我就自己租了这间房子，把电话号码给了伴游公司。那女人帮我起了个假名字，叫琳达。她对我挺好，说你刚开始做，没有经验，我尽量给你介绍文雅的男人。我说那就太谢谢你了，我宁可少挣点钱，也不想碰上坏人。还好，她说到做到，虽然客人不多，但都是挺和善的人，凶神恶煞的家伙一个也没有。从这时开始我对出来嫖娼的男人有了新的看法——他们好多人并不是坏人，就是想来找女人玩儿。大概男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吧——我可不是骂你啊。伴游公司给我介绍的多数是法国人，语言不通，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但有一个懂中文，是一位老头子，还是个教授。他说他热爱中国，所以一个月要跟我来一两次。我都是去他的家里，离美丽城不远。房子很大，就他一个人住。他太太早就去世了，他没有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那所大房子里。他年轻的时候去过中国，在北京和南京都住过。他很老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做爱，只是聊聊天。
华人社区的治安状况一直不好，经常有抢劫、绑架、杀人这样的大案发生。有的是晚上在家里被抢的，有的是在停车场被绑架，有的干脆就在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办公室就把人砍死了。有钱的华人老板们都很害怕，举行了好几次游行和请愿活动，向巴黎警察局递交请愿书，希望法国警察能够尽力保护好他们。法国警察其实也不是不尽力，一有大案发生他们就跑来调查，可中国人不配合，问谁谁都说不知道，没看见。大家都有这么一种心理——别惹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有能耐的警察也没办法，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穷人一点儿都不担心，绝不会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说实在的，每当听到哪个老板被绑票了，被敲诈了，心里全都是幸灾乐祸的感觉。我们餐馆的老板胆子很小，一听到这种消息就惶惶不可终日，总觉得说不上哪天就会大祸临头。我说不会的，你看看绑匪绑的都是什么人——除了开黑工厂的就是蛇头。像你这样老实巴交做小买卖的，你听过有被绑的吗？听了我的话，老板心下稍安。
一天中午有客人打来电话，要四份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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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说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她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生动而温暖，还有一点淡淡的凄迷。眼神里是那种诉说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的悠远。

那天比较冷，我穿着单薄而沾着油污的衣服（稍微好看一点的衣服是用来接待客人的时候穿），送盒饭的地方离我们餐馆很近，是在一座公寓楼里。上了楼找到房间号码，一按门铃，里边的人警惕地问：“是谁？”我说餐馆送饭的。门打开后，一个黑黑壮壮的年轻男人打量了我一眼后把我让进了屋子。他个子不高，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也是像我那样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单元，客厅很零乱，地上随地可见扔掉的烟头和堆放的啤酒瓶。空气里有一种呛人和让人睁不开眼睛的东西。我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发现他正看着我，我有些尴尬的样子。他对我笑笑，让我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坐下。卧室的门紧闭着，我隐约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他敲开门把盒饭提到房间里，然后又关上了门。转身从衣袋里摸出钱递给我。我接过一看，三百法郎。我错愕地看着他，疑心他看花了眼。他又对我笑笑。我感激地看着他。四盒饭才二百法郎，小费就给了我一百法郎！这绝对是大手笔。我连声说谢谢，心里乐开了花。
从此以后他就经常打电话来要盒饭。有时要四份，有时要两份，有时也要一份。不管要几份都照例是要给不少小费。如果他好几天没打电话来要盒饭，我心里就惦记着。我其实当时并不知道我是惦记着他还是惦记着他每次给的小费。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暗暗期待着他打来电话。一来二去的就熟了。他有时要我多坐一会儿，跟他聊几句。当然，都是在他只要一份盒饭的时候。
有一次他问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都要给你那么多小费吗？
我摇摇头。
“你让我想起我的妹妹，家乡的妹妹。”他说。“我走的时候答应过她，只要我在外边站住脚就接她出来。”
“就因为这个原因？”
“难道还不够吗？”他颇有点促狭地反问我。“还有你穿的衣服。”
我的脸红了，我想起我那天穿的那件脏兮兮的衣服。
“你穿的衣服和你站在门外很冷的样子，让我觉得你也是个可怜的人。”
他的话让我差一点掉下泪来。在这异国他乡，还没有谁像他那样关心注意过我。
以后我在那间杂乱无章的小屋里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有时在我下班的时候打电话到餐馆来要我到他那里去坐一下。我照例坐在沙发上，他让沙发旁边的位置空着，坐在我的对面，长时间地看着我。他会买许多他认为女孩子喜欢吃的零食堆放在我面前的玻璃桌上。
我说你好像挺有钱的，你做什么工作？能不能介绍我也去。
他沉默了一下对我说：“我那里的工作对你不合适。”
我还想继续追问，可他转移了话题。
他问我出来多久了?
我说一年不到。
又问我原来在家乡是做什么的？
我说：“帮人看摊卖衣服，每个月500元钱。钱刚一到手转眼就没了，因为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所以你就跑到外面来了？”他说，把桌上洗干净的水果递给我。
“是啊，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听说外国没有穷人。我们那里出来的穷人回去以后就变成了有钱人。”
“还有很多人穷得走投无路，精神失常的，抢劫杀人的，沦落风尘的人。我们在家乡的时候都没看见，也很少听说。”他冷冷地说。
“也有混得风光体面的。我就是看见和听说了那部分人，不然不会出来。”
“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的。”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不相信我的运气就那么坏。”
“出来以后感觉怎么样？”他问我。
“一言难尽。”我黯然。
“想过要回去吗？”
“有首歌不是说‘没有岁月可回头吗’。”
“说不定回头是岸。”
“那你怎么不回去？”
“我要回去的，我还要给我的妈妈养老送终。”
“想不到你还是个孝子。”我打趣地说。
“养儿防老嘛，自古如此。”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的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生病死了，我妈妈把我和妹妹养大很不容易。我小时候的人生目标就是想让我的妈妈和妹妹过上幸福生活。”
他说到这里眼角有些湿润。
我说我跟你比可是自愧不如。我没担负着你这么艰巨而崇高的任务，我只想做一个有钱的人，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庸俗？”我问。
“哪里，我认为你很坦白。每个人都想过上好的生活，有房，有车 ，别人有的自己都有。这没错。”
我又问他：“你在家乡有老婆吗？”
“没。”他回答。脸有些发红。“我喜欢我家对门的一个女孩。”
“漂亮吗？”我问。心里有点失落。
“漂亮，我不大敢正眼看她，她有很漂亮的头发，梳成各种各样的样子。”
“那后来你们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她嫁到县城里去了。听说嫁的是一个局长的儿子，是个瘸子。”
“你没对她说你喜欢她吗？”
“她肯定知道。说了也没用，我家里太穷了。”他深深叹息。
“我要是那女孩我宁愿选择你。”我安慰他。
“谢谢你，路嘉。”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叫的有一点伤感。
“你是个好人，那女孩错过了你，是她没那福气。”
“你真这样想？”
“难道不是吗？”我反问他。我们都笑了，气氛轻松了些。
“你在家乡有男朋友吗？”他问我。
“读高中的时候和一个男同学有过一段。他上了大学，刚开始还通了一阵书信，后来就慢慢地淡了。我也难过了几天，想到迟早都会有这个结局，还不如早来的好。后来也有很多人给我介绍，不知为什么我一个也没看上。可能是缘分没到。”我说。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肯定以后会找到好的归宿。”
“轮到你安慰我了吧。”我说。心想，我都残花败柳了，谁会好好待我？
“真的。”
“无所谓，我现在是一心只想挣钱，哪里顾得上说爱情。”
“要是有人喜欢上你了，你怎么办？”
“没有人会真心喜欢我。”
“假如有人喜欢你，你会拒绝吗？”他固执的追问，眼睛里闪烁着激情。
“你不会是说你喜欢上我了吧。”我故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他沉默不语。
“你不是说我像你妹妹吗？”我仍旧用调侃的语调。
我看见他的眼神暗淡了。我的心里隐约有点痛楚。
他点上一支烟。
“我们勉强算是老乡。”他说。
“你哪里的？”
“青田的邻县——永嘉县人。”
我再问他哪个镇哪个乡的他就只是笑，不说。
“你还挺神秘的啊。”
他还是笑笑不说。
“不说算了。”我佯装生气不理他。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我不知对方在电话里说些什么。我看见他的脸上出现焦虑不安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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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别乱动，就在那里等我，我马上就过来。”他说完这句话，就挂断了手机。见我在旁边盯着他，他有些不自然地笑笑说，我的一个朋友找我有点急事，改天我们再好好聊聊。
“那我就不耽误你了。”我站起身往外面走。
他进卧室拿了一样东西后就飞奔着下楼去了。
他这一连消失就是好几天。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我想起那天在他的那间小屋里对他说过的有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会不会生气和失望了？我突然有点懊恼和害怕。害怕他从此以后再也不给我打电话。可能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尽管我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天晚上我刚做完一单床上的生意，电话就响了。
“是路嘉吗？”
“是我。”
电话那头传来他熟悉的声音：“我想见你，你能出来吗？”
“你在什么地方？”我问。心里沉甸甸的东西突然消失了。
他说了一个地址，我急忙坐出租车赶去。
是在一条偏僻小巷的酒馆里。
我看见他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独自喝着啤酒。
我坐下后，他说喝点酒好吗？
我点点头。他就往我面前的杯子里倒上了啤酒。
他好像瘦了一些。胡子没刮。但看上去精神很好。
他一言不发的只是盯着我看。然后他说路嘉你想我了吗？他不等我回答又说：“我非常，非常的想你。”
我突然想哭。想对他说我这几天如何想他，如何怕再也见不到他。
可是我说你瞎说的，你那么想我，干嘛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来个电话。
他沉默了片刻。说：“我很忙。”——他欲言又止，“总之请你相信我说的是真话。”
要我相信你很简单，就是你以后不准无缘无故的突然消失。
他看着我。说：“你也在想着我。对吗？”
“我要你以后不要莫名其妙的失踪。”
他的脸上显现出无可奈何的沉重表情。
“你做不到，是不是？”
他不说话，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华丽的小盒子郑重其事地放在我的手里。
我说：“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看见一条镶着一颗钻石的白金项链。我把它拿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熠熠生辉。
我的眼睛也被它照亮了。      
“喜欢吗？”他有些紧张地问我。
“这礼物太重了。”其实我当时想要换成钱多好，他那时并不知道我欠着高利贷。
“对自己喜欢的人，没有什么礼物是算重的。”
“你对我真好。”
“我以后会对你更好。”
“我该怎么样报答你？”我想到我除了身体没有别的可报答。
“我心甘情愿，没想要你报答。”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习惯了交易的我说。
“那你就记着好啦，以后总有报答我的时候。”
“你发财了吗？”我问。
“一小笔。”
我好奇，想追问他怎么发的财。但见他不愿意说的样子我就放弃了。我想管他做什么的，只要他对我好，就是个好人。其实我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只是我不愿意多想下去。
他说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掩饰地说，“我们还是说说家乡的事吧。”
“好啊，我就盼望着有谁跟我一起说说家乡的事。”
“你说我听，我喜欢听别人讲。”
“从小我还算是个聪明的小孩。我喜欢读书，我想考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但我爸爸在我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离开我们了。我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实在不忍心看我妈妈整天为我读书的事发愁和操劳，狠狠心就回家做农活了。后来我又学过木匠，学过修理家电，还学了修理汽车。我想，做个安分守己的手艺人也不错。”
“那怎么还是跑到这里来了？”
“我想钱的魔力真大。没有钱连爱情都不配有。顺其自然的做个手艺人只能填饱肚子，要想让我的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根本就是个梦想。更别说爱情的事。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冒险，就得赌一把。”
“我看你现在好像过得很风光？”
“那是因为你对很多事情不了解。”
“那你说给我听，我不就了解了。”
“以后吧。”
他的语气突然变得生硬。
我只得把问号装在心里。
他买单。我们走出酒馆。
秋天巴黎夜晚的街头更具有风情万种的浪漫。         
他说我们走走。
我们像一对刚刚开始的恋人梦幻般走在巴黎的街上。
我们从这条街又走向另一条街。
那些熟悉和陌生的大街小巷在那个夜晚留下了我幸福而迟疑的脚印。
我们走到了一家婚纱店门前。店已经关门，玻璃橱窗里摆放着一个跟真人差不多的模特。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停留在那件美妙绝伦的婚纱上。在家里的时候喜欢看电影和电视，最羡慕那些穿着婚纱，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场景。我认为在平常的人只要穿上婚纱就会有一种奇异的美，我一直认为婚纱是为女人设计的最好的礼物。当然我知道很多女人一辈子也没穿过婚纱，甚至见也没见过。也许我沦落到现在的处境可能就是想拥有很多华丽优雅的东西。
“你有一天会穿上它，戴着钻戒，成为最美丽的新娘。”他说。
我突然有些悲哀，因为我想象不出一个应召女郎穿上像这么一件纤尘不染的婚纱是什么样子，能不能感受得到那种幸福。
“可能我永远也没有穿婚纱的那一天。”我用绝望的声音说。
“我肯定你会穿上。”
他当然不知道我其实已经不想穿我曾经渴望的婚纱。做应召女郎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总觉得自己会玷污那些美好的东西。
我突然有想把一切都告诉给他的冲动，但我还是忍住了。
那晚我们在街上游逛了大半夜。走到我家楼下附近的地方。我们就分手了，我没叫他上去，他也没提出来。黑暗中他拉了一下我的手，我迅速地扑向他的怀里，把头靠在他结实宽厚的肩上。朦胧的街灯下我们的嘴唇粘贴在一起。我们像情人一样拥抱再拥抱。然后分别，然后再回过头来，再看上一眼，再分别。后来他对我说：他在那一刻想起了他最喜欢的歌手张学友的那首叫《吻别》的歌。然后他唱：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我说想不到你还是这么一个浪漫的人。
他告诉我，他叫闵飞。
有一天夜里，已经12点多了，我从那法国老教授家回来。正等电梯呢，从外面急匆匆走进一个人，正是闵飞。见了我他也一愣，马上问：“你就在这儿住吗？”我说是。他又问：“能不能让我在你房间里呆一会儿？你是跟人合住吗？”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人住，他当然可以去我的房间呆一会儿。
我给他泡了一杯茶，然后我问他这么晚了在外边乱跑什么？
他笑笑说来附近会个朋友。
我当然不信，会朋友到我这儿干嘛？撇嘴一笑。
他也知道这谎儿编得不圆，想了想，对我说：“我是个偷渡客。”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也是，而且……”
闵飞问：“而且什么？”
“没什么。”
闵飞说：“你住的地方很整洁，不像我那儿乱成一团糟。”
“我是女人嘛。几个男人挤在一间屋里，不乱才怪。”我说。
闵飞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几个男的？”
我说：“我又不傻。每次我送两份以上盒饭的时候你就把你卧室的门紧闭着，刚开始我还猜想是不是里面躲着女人。后来每次来都看见烟头，酒瓶、扑克牌我就知道是几个男人住在一起。他们是你的什么人？是亲戚还是朋友？”
闵飞：“朋友。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我问：“你好像怕让我看见他们？”
闵飞：“和我一样，都是偷渡客。你看。”
他把双手伸出来给我看——两个手腕各有一道深深的，黑紫色的勒痕。
我惊诧地问：“怎么弄的？”
闵飞：“把我在地下室整整铐了一个月！”
我把眉头皱紧：“天呀！我真不明白我们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来到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
闵飞苦笑：“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来都来了就得呆下去。要混出个样子来。我是不是该走了？”
“为什么要走？不走可以吗？”
“不走？”他迟疑地问。
“对，不走！”我把卧室的床单被褥统统扔了下来，换上干干净净的床单被褥，就像今天一样。我说：“你等着我。”便冲进了卫生间。
在花洒下面，我拼命地冲洗着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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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着浴衣走出来。
他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我。
空气里有一种等待中的暧昧。
我倒在他的怀里。
他把我抱到了床上。很轻很轻，好像他抱着的是一团棉花。小心翼翼，好像我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名贵瓷器。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很久没有人像这么小心翼翼的抱过我，好像会弄疼我。我是一个应召女郎啊！
他把我放在床上。这床曾睡过多少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人。从家乡出来后，只有在这一瞬间，我才希望我是个干净的女人，把自己干干净净的摆放在他的面前。他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的他细心的为我解开浴衣的带子。他的手碰到我乳罩的位置了，我感觉到他颤抖得更厉害了，我甚至听见了他的心跳。他的手颤动着摸到我内裤的位置。我看见他的额头上冒汗了。我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之后，终于一丝不挂的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克制着自己没有一下子扑到我身上。他稍微距离我远了点，我知道他想好好的看看我。然后他抚摸我，一寸一寸的抚摸我的身体。他开始吻我了，吻我的头发，我的柔软的嘴唇，我的耳朵，我的颤动着欲望的乳房，我的手指和指甲还包括我腰间的那颗黑黑的痣。我的身体在一点一点的变烫，变软，直到柔若无骨。他迅速地褪去他的衣服。我看见他结实的身体闪着油光。我在他身下是一朵盛开的湿润的花。他像一把坚硬的剑插进我的身体。我听见自己发出了一声幸福的呐喊。
那天晚上，我变成了一个倾城倾国的美丽女人。
我们几乎说了一夜话。
他身上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伤疤，他说全部是蛇头留下的纪念。我看见他的眼里跳动着仇恨的火花。他说就是这些伤疤让他选择了现在的生活。
我问他现在干什么？
他含含糊糊地说打零工，什么挣钱干什么？
我抚摸着他身上的伤疤说：这些蛇头也太狠了点。
我想起了胡小玫，她在哪儿呢？
他给我讲述了逃出的经过：在转移关押地点的半路上，他拼命撞开了关着九个鸭子的雷诺货车的后门，在高速行驶中一跃而下。蛇头知道有人跳车了，但他们根本不敢停车去追，而是把车开得飞快一一他们害怕跳车人报警。闵飞光天化日之下从行驶的车里突然跃出，在巴黎的大街上翻了好几个跟头，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着实把路上的巴黎人吓了一大跳。他们哪儿见过这种事儿呀，纷纷围了过来。有给警察局打电话的，有给急救中心打电话的，乱成一团。其中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小姐，跪在地上把闵飞的头抱在怀里，从手提袋里取出面巾纸，细致又轻柔的为他擦拭满脸的血污。就在警车和救护车赶到前两分钟，闵飞从法国小姐的怀中醒来，他咬紧牙关站起来，突然向小巷里飞跑，留下一群瞠目结舌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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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不愿落在警察手里。
我也讲了我出来的经过——在地下室的日子，我的女伴儿胡小玫，高利贷。但是做妓女的事我没有讲。
他一脸阴沉地听着。
早晨8点钟，他说要走了，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共有四千多法郎。他把零钱揣起来，说打的用，把四千法郎都塞在我手里。我说这怎么行。他笑笑说怎么不行？只是今天带的少。你放心，我帮你还债。“别跟人说认识我，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
我们像情人一样吻别。
十点钟我到餐馆上班，老板娘惊恐万状地对我说：“可了不得了路嘉，昨天夜里赵老板家被抢了，赵老板给了十万法郎还不算完，生生让砍了十几刀，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呢！你说吓人不吓人？”
赵老板是一个小蛇头，住的离我们餐馆很近，经常带着老婆来吃饭。我惊问：“他太太呢？也让砍了吗？”老板娘摇摇头，说：“他太太没事，听说被一直关在储藏室里。”
老板出去买了几份中文早报，已经刊出了这条消息。说赵老板以前多年行走江湖，难免与什么人结下梁子。警察向赵老板的太太了解案发时的情况，赵太太均以受惊吓刺激为由三缄其口。还有一条消息说，就在案发不久的时间，一辆例行巡逻的警车见有四个中国人在距案发地点不远的一个已经打烊的花店前说话，警察欲停车盘查，四人惊慌逃散。警察遂报请警力支持，封锁路口严查行人，终无所获。警方怀疑此四人与本案有关。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从此再没有他的消息，我趁送外卖的时候悄悄去他住的地方找过他，出来的却是一个黑女人。
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我高兴极了，问他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他说去南部了，今天刚刚回到巴黎。我说那你来吗？他说你要是欢迎我就去。我说我当然欢迎你了，你快来吧！你现在在哪儿呢？他笑着说你打开门就知道了。我疑惑的一开门，他正站在门口向我嘻嘻地笑！
我把他拉进门，拽上床。
消停了以后，我从枕头底下取出那张有赵老板消息的小报给他看。他问我：“你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说。
他一笑，说：“你说是我干的？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我也一笑，说：“你认识。”
“你怎么知道？”
“你那天晚上说梦话了，反复提到这个名字。”我说。其实我是撒谎，他并没有说过梦话。
“该死！”他狠狠的骂了一句，双手枕在脑后，不说话了。
我抚摸着他的头发，轻轻说：“我只是担心你出事，再说了，他已经给了你们十万法郎，你们为什么还要把人砍成重伤呢？”
“重伤？我后悔没有砍死他！”他猛地坐起来，拍着满胸膛的伤疤，“这都是他给我留的纪念，我手下有一个弟兄，曾经被他逼着吃过他的屎！”
我哭了，扑在他怀里，说：“可是我害怕呀！”
他拍拍我的背，说：“别怕，这些家伙做了那么多坏事，他们为什么不怕？我们受尽了欺凌污辱，反倒要害怕？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刘欢那歌儿唱得好一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说完，他竟在被窝里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一一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早晨他要走了，又拿出一万法郎来给我，说让我零用。我说我还敢零用？到日子能还上高利贷就阿弥陀佛了。他说我懂，你放心好了。我还有些钱，但我有个弟兄急用钱，他叫吴三儿，正经是你们青田人。家里穷得底儿掉，老爹又得了胃癌，别说做手术了，连住院的押金都拿不出来。做手术还得给医生红包，手术完了还得化疗，还得用好药，还得补充营养，没二三十万不够支应的。吴三儿是个孝子，急得哭。上次弄了十万，我的那份全给他了。自己还存了点儿，连存折都给了他。过些日子再给他弄点儿，也就对付过去了。剩下就是你的事儿了，我也想了，在刀尖儿上行走不是个长事儿，总得做点正经生意。法国不能呆，有身份也不能呆一一仇人太多了。我多弄点钱，你跟我去南美洲怎么样？我托人打听了，法属圭亚纳，地方不错，中国人也少。咱们也开个小餐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好不好？
我哭着说我愿意跟你去，去哪儿都行，咱们快点走吧！他说你别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你以为是从青田到丽水哪，说走拔脚就走？咱们第一步是弄点钱，第二步是托人买假护照，还有第三步第四步——事儿还多着呢。只要把目标定下来就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他把手机号码告诉了我，让我有事可以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都说是在外地。问他什么时候到巴黎来？他说很难讲，要看事情是不是顺利。我不愿也不敢问他是什么事情，我知道都和暴力、绑架、杀人有关，充满了血腥和恐怖。我只能在心里为他祈祷，祈祷他平安，祈祷他快点带我去南美洲。
后来，伴游公司给我介绍来一个中国人，四十多岁的样子，西服革履，表面上看斯斯文文，但我总感觉他骨子里透着杀气。他说话不多，句子很短，从来不笑——哪怕是在床上最消魂的时候。不怕你笑话，我既干了这行，见过的男人就不会少。但是像这样的人，我还是头一次碰到。
我见他的第一眼，还以为他是个在生意上或感情上遇到困扰的老板，但马上我知道错了。他按响门铃，我去开门，他一脸阴沉地问：“琳达？”
我笑着说是，请他进来。
他在沙发上坐下，看了看我，说：“脱。”
天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客人！可是我敢说什么呢？我干的就是脱衣服的勾当，客人的粗鲁和文雅都是一样的，最终都是光着身子在床上或者其它什么地方。
我站在他面前，一丝不挂。
他仔细的审视着我的裸体，好半天，才开始慢慢的脱衣服。先把西装脱下来，我慌乱接过挂在衣架上。脱下长裤，这回他不用我了，自己细心的把它搭在沙发的靠背上。然后又脱下马夹，这时，我看到了他腋下的手枪。
我明白了，这一定是个黑道儿上的大佬。
他并不在意我的惊诧，甚至于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把枪轻轻放在茶几上，继续脱衣服，直到脱光。
接下来的句子仍然简短，不但没有赘语，连主语都省略了——
“转身。”
“弯腰。”
“抬腿。”
他不肯上床，大概也是嫌床上不干净，就在沙发上跟我办事。他经验老道，不瘟不火，不疾不徐，不急不躁，时间很长。我腰酸背痛，实在难以承受。
结束以后，他依然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把枪又藏在腋下，从钱夹里数出一千法郎放到茶几上，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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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闵飞来电话了，说他已经到了巴黎，但是最近非常忙，不能到我这儿来。等忙过这几天，他会再打电话来约时间见面。我的心里忐忑不安，最近报纸上报道了好几件事，有绑架勒索巨额赎金的，有抢劫华人金店的，有恐吓爆炸餐馆的，都是惊天大案，我不知道他在忙哪一件。
第二天晚上，那位黑道儿大佬又来了。闵飞就在巴黎，我根本没心思做生意。可我不敢回绝，只能硬着头皮做。
程序和上次一样，指令依然简短有力。所不同的是他也许有些疲惫，自己不再操作，而是仰面躺在沙发上，让我在他身上腾挪起伏。时间又是很长，我挥汗如雨，腰膝酸软，两条腿不时有要抽筋儿的感觉。正在这时，他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他懒洋洋的拿起电话，问：“谁？”
我乘机停止了运动，赶紧缓口气儿。
“吴三儿呀，说。”打电话也是这样简短。
我一愣，吴三儿不是闵飞的弟兄吗？便仔细听了下去。我背对着他，他看不见我的面部表情。
“在哪儿？”
“拖住。”
“两小时。”
“你继续。”他拍拍我屁股，我只好又动起来，但耳朵还在搜索着他的每一句话。
“算数。”
“不就五十万嘛。”
“今天付。”
“没系领带。”
“好，挂了。”
我虽然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听不出是什么事儿，但却凭直觉感到这件事跟闵飞有关。我一边机械的动着一边想怎么样弄清这件事，他正好又在我身下打起了电话。这回就听得一清二楚了，因为是他在和别人讲。
每一句话都让我心惊肉跳。
“大肖，闵飞的手下吴三儿刚刚打来电话，是在卫生间里偷偷打的。现在闵飞正在美丽城兄弟酒家喝酒吃宵夜，算吴三儿一共四个人。”
对方大概问情报是不是可靠，会不会有诈。
“绝对可靠，吴三儿绝不会使诈，他惦记着我许诺给他的五十万呢，我答应今天晚上就付。你赶紧带弟兄们过去，把他们都砍了。”
对方大概问对吴三儿怎么办？
他说：“先砍他，记住了，他没系领带。告诉弟兄们，千万别放过他。为了五十万就能把大哥出卖了的人，还留着干什么？你现在就出发，我也马上赶到。”
他放下电话，猛的站起来让我弯腰，在后面疯狂的干着，头一次的斯文不见了。
他刚一离开，我连衣服也没顾上穿就赶快抓起电话拨闵飞的手机。拨不通，他关机了。我急得在屋里转，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六神无主，惊慌失措。我看看表，距他打电话已经30分钟了，我就是现在坐TAXI赶去，也只能为他收尸了！现在只有警察能救他，能使他免于一死。可是怎么才能通知警察呢？我急中生智，想起了因为热爱中国而每个月要嫖我一两次的老教授，赶紧拨通了他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是琳达，我有急事要他帮助。他问是什么事？我说请你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赶快派人到美丽城兄弟酒家，那里有两帮中国黑手党在火并！他问我什么叫火并？我说就是杀人！他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哭喊着说求求你先不要问了，再问就来不及了，那里边有我的哥哥呀！他说明白了，我马上就打。过了几分钟，老教授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打通了，警察马上就会赶到。警察问我是谁让我报案的，我没有说出你的名字。我说谢谢你，你是个好人。
他知道我是偷渡客，一旦要到警察局作证的话，等于是自投罗网。
我浑身无力的躺在床上，怀里抱着电话，隔一会儿就给闵飞拨一次，当然一次也没有拨通过，就这么眼睁睁熬到天亮。
第二天，巴黎几乎所有的中文报纸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件大案。说两个中国黑社会
帮派昨晚在美丽城一家中餐馆发生火并，一死六伤。巴黎警察迅速出动，帮派杀手悉数就擒。死者姓吴，系非法移民，是受伤被擒的帮派首领闵飞的手下马仔。身中数十刀，当场毙命。闵飞本已夺路而逃，见吴姓马仔被人围砍，遂回身相救，连中数刀倒地。也有记者采访负责此次行动的警官，他们是如何侦知中国黑社会帮派火并情报的？这位警官微笑着告诉记者，任何低估法国警察能力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连续一个多星期，关于这个案子的追踪报道不断，而且全部集中在闵飞身上——
“系列惊天大案告破，侠盗闵飞坦承均系他一人所为，与手下无涉。”
“身边爱将竟是暗藏奸细，吴姓马仔为五十万法郎出卖大哥。”
“偷渡路上血斑斑——中国罗宾汉闵飞细诉心路历程。”
“我心中 你最重 悲欢共 生死同——闵飞称事已至此死而无憾，唯一牵挂神秘情人。”

“后来呢？”我问。
“唉！”路嘉长叹一声，“他被判终生监禁。”
“怎么会判这么重？”我问。
“我问过律师，说按法国的刑法来讲并不算重。他有人命，而且他为了减轻手下兄弟的罪责，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律师说得亏法国在1969年废止了死刑，否则绝对得上断头台。”她幽幽的说。
“那边儿的人呢？”
“都判了，事儿也不少一一绑架、杀人、敲诈。他们是靠蛇头供养的杀手，专门替蛇头铲仇的。来我这儿那家伙姓孙，也判了终生监禁。他们那伙人没一个仗义的，谁都怕扛事儿，全互相推。让警察顺藤摸瓜破了不少案，好几个蛇头都栽进去了，还有一家专门给蛇头洗钱的公司，也让他们给供了出来。”
“你以后再没见过闵飞吗？”
“我不可能去看他，因为我没有法国的合法居留。”
在黑暗中，我能看到她眼中有泪花在闪烁。“你为什么不在那间餐馆干了呢？”我想转移话题。
“大前天的晚上，伴游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客人选中了我，告诉了我门牌号码，让我去上门服务。一进门，是大厨在那里淫笑。我说怎么会是你？他说应该是我问你才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大厨告诉我，他不想去玩儿法国女人了，碰巧看到小报上有伴游公司的广告，就打了电话。‘我怎么会知道琳达就是你呢？你在餐馆里装得可满正经啊，摸你一下屁股都生气。没想到你晚上就做鸡，来来来，今天我跟你痛痛快快玩儿一回。’说着就上来动手动脚。我一把推开他，说你听好了，我就是做鸡，可是我做鸡也不跟你上床！说罢我摔门就走。第二天我一进餐馆门，就看见大厨正和老板跟老板娘在那儿嘀嘀咕咕，见我进来，大厨便嚷，老板你给我评评这个理，他指着我说，她就是卖的，为什么就不卖给我？你老板在这儿开餐馆，能说给这个客人吃不给那个客人吃吗？老板你得给我作这个主，公买公卖，我又不是不给钱？你要想让我在这儿做，就得让她卖一次给我。老板娘一声不吭，但看我的眼光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老板说：‘既然做这行，就别挑三拣四。跟谁做不是做呀？行啦，今天晚上你们做一次，你们是熟人，打打折儿。’我跟老板说：‘让老板娘去给他打折儿吧，现在你给我算账。’”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我问。
“先找个工作吧，有一家制衣厂的老板说要我去给理货，就是质量检验。活儿是个好活儿，可那老板，一一他也是我干了这一行后的客人，去了还不等于成了他的专职玩物？我正琢磨呢，要是实在没办法也只好去。”她说。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呀！”我叹口气说。
“你不说我如果不想在巴黎混，可以去布拉格找你吗？那我跟你去布拉格吧？”她在黑暗中侧过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笑笑，不说话。
“骗我呢吧？我就知道是骗我的。你怎么会带我去布拉格呢？我不过是一个跟谁都可以上床的妓女。”她冷冷地说。
“你说的不对，我不是骗你。”我怜悯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我说的是将来一一你有了身份以后，起码要有一本合法的护照。你想想，我怎么带你穿越法国和德国、德国和捷克的边境呢？就说可以偷渡，我也没听说过从西欧往东欧偷渡的。我建议你应该马上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讲清楚你的情况，要求他们给你补发护照。他们不会硬让你回国的，只是劝说一顿而已。你如果拿到了护照，如果真想去布拉格的话，我可以找关系给你签证。”
“真的吗？”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点点头。
“拉勾。”

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斜斜的撒进来。
她在我的臂弯里沉沉睡去，长长的睫毛一动不动，嘴角还噙着一缕头发。
拥妓女入怀的我却没有一丝的睡意，只觉得巴黎的月光怎么会惨白的像一张死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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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昨夜西风凋碧树



一



上午九点，我回到了林海光的家。
林海光正在窗前习字，见我进来，扔下笔说：“你一夜去哪儿啦？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再不回来就要打发兄弟们去查了。”
“没那么紧张吧？这是巴黎，首善之区嘛。”我说。
“首善个屁！快一年了，针对中国人的罪案几乎天天都有发生，有时甚至是一天数起，全是抢劫案。远的咱们就别说了，十几天前，来法国访问的中国检查官代表团在十九区的拉雪兹墓地被两个非洲歹徒抢劫，机票、护照、钱，全没了。还准备去德国呢，得，就在法国好好呆着吧。歹徒们都知道，只要是中国来的代表团或者游客，一般都要去拉雪兹墓地参拜巴黎公社社员墙，而中国人又不会刷卡，钱都在手提包里放着呢，一抢一个准。也是十几天前，十三区中国城一家华人开的金融公司也被抢了。那更叫离奇一一环亚金融公司是一家挺有名儿的公司，员工不少，防范也很严密，可最终还是出了事。光天化日之下，几个歹徒开着闪着蓝灯的警车冒充警察，环亚公司的人发现不对一一从门口儿警车上下来的警察怎么一个个头上都套着女人用的长统袜呢？赶紧关门。这帮歹徒也真不含糊，从车上拿下十八磅的大锤，连破三道用防弹玻璃钢特制的安全门，登堂入室，持枪抢劫，得手后一路闪灯鸣笛招摇而去。上个月初，一个从温州来探亲的老太太在美丽城华人区被一个阿拉伯人抢劫。老太太舍命不舍财，拽住钱包死也不撒手，结果被一刀刺入后腰，脊椎严重受损，大小便失禁，站不起来了。有时候单个的中国人在街上走，突然被警察拦住要看你的护照。看完护照还不行，要你两手扶墙双腿叉开，跟电影儿上演的一样，搜身。只要一搜到钱包，甭管钱多钱少，警察拿着钱包撒丫子就跑。等你醒过闷儿来，早没影儿了，假警察！甚至有时候你在车里等灯呢，车窗开着，皮包就放在仪表盘上边，冷不防就会有一个人伸手抓过来就跑。所以一听你一夜没回来，我可就真急了。你要是让中国人弄走我能把你找回来，可要是让外国人弄走特别是落在黑人手里，那我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
是吓唬你，中国外交部都发公告了，告诉中国公民少来巴黎，说这里是旅游高风险区。”
“这些歹徒都是些什么人呀？”我问。
“一水的外国非法移民，什么斯里兰卡的、阿拉伯的、土耳其的，非洲的黑人最多。这些外国的非法移民跟咱们中国的非法移民完全不一样，他们特别懒，饿死也不想干活儿。哪儿像咱们中国人，到了法国就一头扎进工厂里去打黑工挣钱。饿得实在扛不住了，就上街抢东西。说了半天一一你吃早饭了吗？”他问。
“饭是吃过了，但是得喝茶，渴。”我说。
林海光一笑，说：“一夜消魂，肯定渴。”随后吩咐马仔在花园里摆茶，“拿明前龙井。”
在花园里悠闲地坐下，我问林海光：“回来时看到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是什么节日吗？”
“圣母升天节。我在巴黎呆了快十年了，对法国的节日门儿清。”他笑着说：“在我的感觉里，法国是世界上节日和休假最多的国家。我过去算过，法国人一年工作的日子不如休假的日子多。你不信？我算给你一一1月1日是新年，全世界都放假，法国也一样，放假1天。3月和4月之间是复活节，宗教节日的日子也怪，每年的3月22日和4月25日之间，好像是3月21日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或者是3月21日以后，从月亮圆了算起，第一个星期日，星期一放假。5月1日全世界都一样，国际劳动节。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放假1天。5月和6月之间是耶稣升天节，为什么说在5月和6月之间呢？因为这个节日是跟着复活节来的，复活节的具体日子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升天节就也定不下来——反正复活了以后才能升天，就定在复活节后第40天。然后是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星期一放假。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8月15日是圣母升天节，11月1日是万圣节，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都放假1天。12月25日全世界都一样，圣诞节。对了，还有贞德就义日，是5月30日，也放假1天。这就是整12天。每星期两天休息，一年就是96天。96天加12天，是108天。在1997年以前，每年有5个星期的带薪休假，这就是35天。108天再加上35天，是143天。每年还有12天的职业培训假，这就是155天。1997年以后法国社会党上台，通过立法在全国实行每星期工作35个小时，按39个小时付工资的政策，相当于每年又增加了5个星期的带薪休假，这又是35天。155天再加上35天，是190天。一年365天，他法定的休假就达到190天。这还不算完，法国人还嫌不够，又发明了一个‘搭桥’。如果法定假日与周末休息日只差一天，比如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是星期四，那末星期五就是‘桥’，与星期六、星期日搭上一块儿休息。一年搭上四五个‘桥’是太平常的事了。”
“真是个好地方！”我赞叹道。
“孩子们更幸福，中小学都是九月初开学，十月底就是万圣节，放假两星期。紧接着圣诞节和新年到了，又是三周假期。然后是二月份放寒假，三周。四月份放春假，也是三周。再上几天学，就到了夏天大假期了。”
“还有学习的时间吗？”我笑着问。
“我也怀疑，可他们的孩子也不算笨。”老林说。
“我看这法国人对夏天度假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厉害，街上的咖啡馆都关了许多。”我说。
“你算说对了，在法国人的心里，每年夏天的大假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按照法国劳动法的规定，5周的带薪休假应该在每年的5月1日到10月30日之间。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法国人都选择阳光最充沛的七、八、九三个月去度假，上到经理总裁CEO，下到贩夫走卒，都要在这个时候出去度假。每年一到这几个月，法国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企业都得关门停业。你说损失得有多大？法国人就这么懒！他去玩儿他的，咱们中国人不休息，咱们干。中国人的工厂都是满负荷，加班加点，等他们玩儿够了回来，咱们早把腰包赚得鼓鼓的了！”林海光乐呵呵地说。
“法国人就是不明白事儿，总嫌中国偷渡客来得太多了，多有什么不好？拿最低的工资，干最苦最重的活儿，不要你们一分钱的社会福利。你们去度假了，中国偷渡客替你们干活儿，这简直就是双赢嘛！不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阿拉伯人和懒得要命的非洲人好？至少不会没事儿就上街抢东西。”我气愤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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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洗脑，好好给法国人洗脑。”林海光同意我的见解。“中国偷渡客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客观上帮了法国政府很多忙。这法国人有一个最坏的毛病一一没事儿就罢工。谁想罢就罢，随便找一个理由就罢工。法国人自己说罢工对于他们就像吃饭一样正常，也有把罢工称为法国人一日的第四餐。说实话，我在欧洲呆了这么些年，真感到民主和人权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用处只有一个一一给政府添乱，让政府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和休假一样，罢工也是法国人的神圣权利。每年的九月份是法国罢工的高峰期，跟度假的高峰期一样，准得很。按理说你们都度假回来了，心也散了，野也撒了，该好好干活儿了。不成，兴许是没玩儿够，非让回来，心就烦，心烦就罢工一一你不让我好好玩儿，我也不给你好好干。找别扭，找理由。在咱们中国工人阶级看来，法国的工人阶级统统是无理取闹，鸡蛋里头挑骨头，指鹿为马，贪得无厌，近似厚颜无耻。我有时候真为法国资本家抱屈，也屡屡想向法国政府建言：甭怕我们党会赤化你们的工人，只要让他们来中国干上两年，让他们也尝尝下岗待业的滋味，让他们也领教领教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董事长同志和总经理同志的威风，我保险他们从此就会脱胎换骨，改恶从善。从此就会把你们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人视若父母一般，到处歌颂你们的恩情，天天学习密特朗总统或者希拉克总统或者随便什么总统的重要讲话，有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我看谁还敢出来捣乱？不是我偏激，也不是我死了心要和法国人民为敌，是他们提出的罢工理由让我心里添堵！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什么理由？年年就那两条一一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还要增加工资？法国人的工资是中国的十几倍，可物价并不是很高。北京的服装店里，一件西装动不动就五六千块钱，你到巴黎的服装店看看，超过两千法郎一件的衣服很少。还要减少劳动时间？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法国人比已经懒得筋疼的英国人每年少工作两百个小时，比美国人少工作四百个小时——还没跟日本人比呢！欧洲人自己说，在欧洲最理想的生活是住在英国——别看房子照中国暴发户的标准不算太好，可那儿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福利都十分齐备；吃意大利饭——欧洲人认为马可勃罗从中国学了很多好菜，和意大利原来的菜一交融，中西合璧，最好吃；娶德国老婆——欧洲人里德国人最严谨，最守规矩，找个德国女人做老婆，戴绿帽子的风险要相对小一些；在法国工作——欧洲人都知道法国人散漫，工作不认真。而最不好的生活是住在意大利——意大利破破烂烂，国家相对也穷一些；吃英国饭——其实德国饭比英国饭要难吃得多，但因为它还有比吃饭更难以忍受的东西，就把最难吃的饭给了英国；娶法国女方人做老婆——法国人人都浪漫，女人比男人更胜一筹，经常浪漫得没了边儿。找个法国女人做老婆，随时都可能有绿帽子戴；在德国工作——德国人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是全世界都出了名儿的，在德国工作，没个好。法国人自己也说，他们的公务员个个都是模范丈夫——不但上班迟到早退，而且在班儿上已经看完了当天所有的报纸，所以回家就有很多时间帮太太做家务。就这种工作态度，简直跟咱们差不多了，还有脸闹罢工？不光工人罢工，人人都罢工。最常见的是银行、邮电局、航空公司、铁路、地铁公司、公交公司的罢工，你要取钱，你要乘车乘机，急死你也没用。尤其是这个航空公司，国内航线罢罢就算了，国际航线也罢。我们经常要坐飞机飞来飞去，可没少让他们坑。而且他们不一块儿罢，飞行员罢完了技师罢，技师罢完了空中小姐罢，空中小姐罢完了地勤人员罢——有一拨儿罢工你就飞不了。连大学生嫌校园里的两台薯条机旧了，也要罢课。你说是不是欠揍？你们法国人罢吧，我们中国偷渡客永远不罢工。我们急法国政府所急，想法国政府所想，只给你们干活儿，不给你们添乱，还不领情儿？我也问过法国朋友，我说你们也不打算改一改不好好工作的坏毛病？就这么破罐儿破摔，一直懒下去？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就是这么懒，还有三百多万人失业呢。要是都像你们中国偷渡客那么玩儿命干活儿，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丢饭碗呢？嘿！懒还有了理了！”

我乐了，问：“在法国生活习惯吗？”
“不习惯！”老林摇着头说，“没有一件事儿不让你添堵的，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就想，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国家呀？怎么格外跟咱们不一样呢？就说周末周日吧，按道理这可是商家赚钱的好时候，在国内满大街都是人，见什么买什么。夜里在歌厅搂着小姐烂醉如泥，全是高消费。可在这儿，城里空空的，老百姓都跑乡下去了。商店也全部关门，从店员到老板，一齐往乡下跑。咱们中国人喝开水，他们一辈子也没喝过一口——就喝凉水。咱们要外衣盖住衬衣，他们就要衬衣长出外衣一大块，不露在外边不舒服。这是他们的事儿，爱怎么的怎么的。直接影响到咱们旅法中国人生活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苛捐杂税太多，有些税简直是莫名其妙。我半年前买了台电视，就是家里那台。买回来三个月，国税局的单子到了，要交税。要在中国，你肯买东西消费，国家就高兴，没听说过买个电视机还得打税的。再说我这房子，我买下了，是我的私产。可我照样得交税，除了每年交地皮税不说，还要向我所住的区政府交居住税。别以为这是针对外国移民的，所有人都一样。还有一个全世界都罕见的税——财富税。财富税规定，凡是在法国居住的人，只要你的财富超过了66万美元，你就得交财富税，钱越多，税越重。中国都懂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他法国人硬是不懂！逼得有钱的法国人四处乱跑，以前都往摩纳哥跑，现在不行了，法国政府跟摩纳哥政府签了协议，在摩纳哥居住的法国人一律按法国的标准向法国政府纳税。又开始往英国跑，往西班牙跑。收那么多税干什么呢？专门养活那些不想好好干活儿的懒汉。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发展？我真是弄不明白。”
“这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确实有些问题。”我说，“另一件事儿呢？”
“在法国没有自由。”
我以为听错了，“什么什么？在法国没有自由？你有没有搞错呀，法国可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老祖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