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转贴一本书在这里--《黑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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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我讲，”老林笑眯眯地说，“我在离巴黎不远的乡下还有一所小房子，就是法国人所谓度假用的别墅——我那时是用来关鸭子的。从买上那天开始，我每两个星期就得去一次，风雨无阻。不是去度假，是去割草。要是没去，草长高了，就会接到罚款单。你说我自己家花园里的草，碍别人什么事儿了？我就愿意让草长高，我就愿意不修剪，不行吗？还就是不行，没地儿说理去。法国人老嚷嚷说咱们中国没人权，在中国我家园子里的草想长多高就长多高，长到天上去算你有本事。巴黎跟所有的欧洲城市一样，大街上很少有公共厕所。有一回我在朋友那儿多喝了点茶，回来的路上想撒尿。我知道只有地铁站有厕所，就开车去了一个地铁站。可是找不到车位，一直转了有半个多小时才停下车。赶紧往地铁站跑，真有点憋不住了。一路上人很少，我想要是在咱们祖国一背过身就解决了，可在法国就不行。下地铁站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只狗，正大大方方痛痛快快地撇着腿儿对着一棵树在淋漓酣畅地尿，我心里那羡慕呀，真希望我就是那只狗！说起狗了，我再给你讲一件有关人不如狗的事儿一一我认识一对中国夫妇，两口子生意做得不错，挣了点钱。见很多法国人出来进去总带着条狗，觉得满是那么回事，便也弄了一条回来。养了半年多，生意不顺，心烦，就不想要这条狗了。两口子瞅了个星期天早晨，开车把狗扔到巴黎郊外的林子里了。谁知道过了几天这狗又回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个在区政府里专门负责收容流浪狗的什么机构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问这狗是你们的吗？想说不是也不行呀——工作人员是狗给领来的，那狗见了分别几天的主人高兴的是又摇尾巴又打滚儿。便说是，几天前丢了。工作人员说我们替你收养了六天，每天都给它吃了什么东西，进行了哪些健康检查，总共花了多少法郎，把单据交给他们，说请你们在一周内把钱通过银行汇到区政府的账号上。两口子这个气呀！说真是活见鬼了，我自己的狗，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管得着吗？我又没用你给我喂，是你自己要喂的，跟我要钱，你要得着吗？我来法国五年了，还没检查过身体呢，倒给我的狗检查了，也得让我出钱，这法国还有说理的地方吗？两口子根本没理这茬儿，把那工作人员一支应走，马上把狗带到车上又拉出去了。这回走得更远，心说我让你们再找麻烦。过了十几天，狗没回来，区政府的信来了一一你们的狗不是走失，是被你们遗弃的。我们现在决定不再把狗送还你们，但你们必须按年度提供狗的膳食费、圈舍费、医疗费和工作人员的费用，连同前次的费用七日内从银行汇至区政府账号。相当大的一笔钱。两口子这气呀，这都招谁惹谁了？不理他，爱怎么的怎么的。可谁想到第十天头儿上警察就来了，还带了一辆吊车。说区政府把他们两口子告了，告他们故意遗弃狗，拒不提供狗的生活费用。警察今天是奉命执行，把两口子的汽车用吊车吊走了，说要是掏钱就赶快掏，不掏就要拍卖汽车了。第二天乖乖儿去银行把钱汇了，然后把车开了回来。两口子商量了，到了一年赶紧申请把狗接回来一一在区政府住着开支太大。我说怕区政府不会给你们一一你们有遗弃的前科呀。那男的说我向区政府写个检讨，就说以前不孝顺，现在知道错了。接回来保证当爹养着，养老送终。在中国能有这样的事儿吗？我把狗肉炖了狗皮贴墙上那是我的自由！可是在这儿，就不行。”
“国情不同。”我笑着说，“在咱们中国有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大小便的自由，有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哔的自由，有随便把狗杀了吃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在欧洲是绝对不会有的。咱们书归正传，我想知道在你认识的偷渡客里，有没有很成功的？我是指做正经生意，不是像你这样捞偏门的。”
他眯着眼睛想了想，说：“1992年以前出来的，可以说基本上都不错，因为他们赶上了1997年若斯潘当总理后的那次大赦，黑在法国五年以上的中国非法移民差不多都获得了身份。有了身份就能当老板，不管大老板还是小老板，反正个个都是老板，千万富翁也有好几个。后来就不行了，一年比一年差。”
“为什么呢？”我问。
“很简单——偷渡客越来越多，法国这块大蛋糕就越来越小。几年前黑工的工资每月少也得在五千法郎左右，现在呢？两千多。以前由黑转白虽然也难，但总还有机会。现在不行了，像若斯潘当总理那年一下子就给了八万多非法移民法国身份的事儿，永远不会再有了。不管谁上台，没人提这事儿。可你要是一直黑在这儿，那就永无出头之日。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没地儿施展。为什么叫黑工呢？法国政府有规定，只有取得了合法居留身份，才可以在法国工作。而你只要在法国工作，就享受法国的一切社会福利待遇，雇用你的老板就得为你上所有的税。老板当然不愿意给你上税了，所以你永远黑着他才高兴呢。我们那儿的人再傻，也没有打算在这儿黑一辈子的。都是奔着黑几年，弄到合法身份，开个小餐馆小商店，稳稳当当地赚钱过日子。不少人呆好几年了也拿不到身份，看看没希望，就偷渡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去了。最近几年来的，恐怕更没希望了。越来越难，这是肯定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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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你当年出来的容易吗？”我问。
林海光笑了，“怎么绕绕就绕到我身上来了？”
“在布拉格那会儿忘了问你了，在巴黎补上。”我也笑着说。
“我那时候已经不大容易了，但是比现在还是要好得多。我既无兄弟，也无姐妹，在我的家乡是非常少见的。我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过军需一类的小官一一你知道，陈诚是我们老乡，所以有很多人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过。因为这事儿解放以后就一直挨整，受歧视。心情郁闷，就迷上了石雕，干这玩意儿用不着跟人打交道，是个修心养性的好活儿。原来也就是图个解闷儿，谁知他心灵，几年下来竟有了些名气。到文革时就坏了，说他的作品都是宣扬封资修的，加上当过反动军官的政治历史问题，没完没了地斗争，终于给斗死了。按说我应当早就出来，可是不行，还有个老娘需要照看。1990年老娘去世，那时我已经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了，早已结婚生子。但我把媳妇往娘家一送，卖了房子，跟着蛇头就出来了。”他说。
“怎么这么急呢？”我问。
“我不会像我的许多同乡那样，没有目的的在西欧乱跑。我绝不会这样做。我必须在1991年到来之前进入西班牙，因为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决定在1991年大赦非法移民，只要是在1991年以前进入西班牙的外国人，不管你是合法进入的还是非法进入的，一律给予西班牙永久居留的身份。”
“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在青田县的小村庄里，就能知道西班牙国王要干的事儿，还真神了！”我赞叹道。
“信息时代没有地域的概念。”他说。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捷克来了呢？有了西班牙身份，到哪儿不行？”我问。
他微微一笑，说：“这又是我和家乡人的不同之处。他们只想往西欧跑，根本不考虑那里目前适合不适合你去，你去了会不会很快的有所发展。我不这样想，我首先想的是什么地方更有利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嘛。当时我法国有一个好朋友，开着一间餐馆；捷克也有一个好朋友，是个蛇头一一林水清你应该认识的。”
“林水清？你不就是跟他在一块儿住嘛。我听说他可是个大蛇头，现在在哪儿呢？”我问。
“在荷兰，早就金盆洗手了。”林海光说：“他们两个人都要我去，我想了一下，选择了去布拉格给林水清做马仔，放弃了去巴黎跑堂。我渴望迅速富起来，富贵险中求。”
“事实证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说。
“是啊，我当年如果不是来布拉格而是去了巴黎，最好的前景是如今成了一个小餐馆的老板。”他笑着说。
“路上顺利吗？”我问。
“没法儿顺利。一共七个人，都有护照，都是证卡不符，等于零。后来我没事总琢磨，这是什么人想出来的损招儿呀？你既发给我护照，就说明允许我离开中国，护照的第一页上又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可你自己就不给你的公民通行的便利。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也说明你的人权状况就是不好嘛！”林海光气愤地说。
“据说正在改，准备废除。”我说。
“我也听说了，还不知道哪天能实行呢。”老林喝口茶，继续说。
“我们七个人一一实际是八个人，有一个女的，带了一个刚刚一岁多的婴儿一一跟大部分偷渡客一样，我们也是从云南步行越过边境进入缅甸，然后又辗转来到泰国，从曼谷坐飞机来到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在曼谷也是呆了十几天，我们那时不像后来，我们都是先交钱的，所以从来不关着。爱去哪儿转去哪儿转，都让警察抓住才好呢，省的蛇头继续偷渡了。那会儿大家身上多少都有点钱，那几个人就天天往红灯区跑。我没心思去，那位抱孩子的少妇自然也不去，闲着没事，就聊天儿。她姓迟，叫迟小慧，那年才24岁。大眼睛，高鼻梁，白白嫩嫩，满漂亮的，身材也不错。我说你怎么抱着孩子往出跑呀？她眼圈儿红了，说要带孩子找他爸去。我问他爸在哪儿呢？她说在法国，是半年前偷渡走的。当时她刚结婚不久，本来也要一块儿走，但是怀孕了，丈夫让她先在家里把孩子生下来。说他一到巴黎就会打回电话的，但以后就再没有消息了。她着急，担心丈夫出了什么事。便东挪西凑了一笔钱，抱着儿子上路了。我问她巴黎有亲戚朋友吗？她摇摇头说一个也没有。我心里说那到哪儿去打听呀？真替她发愁，但嘴上还得安慰她，说没关系，到那儿找中国人打听。原先没说要走阿尔巴尼亚这条路，原先定的是走捷克，从捷克偷渡到德国，再从德国去法国一一他们都是去法国的，就我一个人去西班牙。但蛇头不管去西班牙的事，法国就是终点站。蛇头也奇怪，说你不好好的在巴黎呆着，去西班牙抽什么疯儿呀？我说也没事，去看看。他摇摇头，说我看你病得不轻了。我不能把底儿告诉他们呀，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蛇头说不能走原定路线了，德国现在对边境管得非常严，边防警察昼夜巡逻，头顶还有直升飞机盘旋，极为困难。现在决定改走阿尔巴尼亚，从阿尔巴尼亚进入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进入法国。这条线安全，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没人关心走哪条路，只关心安全不安全。既然说走阿尔巴尼亚安全，那就走阿尔巴尼亚好了。在阿尔巴尼亚又呆了几天，是在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子里，眼前就是亚得里亚海峡，海峡的那头就是意大利。蛇头找来一个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人，也是做偷渡生意的。说这是老黄，明天夜里由老黄安排你们乘汽艇去意大利。我问那你呢？他说我一会儿就走，先去意大利安排接应你们。他有意大利身份，在欧洲畅通无阻。我多了个心眼儿，说万一我们要跟你散失了呢？你得给我个意大利的电话号码。他说不可能散失的，我还得带你们去法国呢。蛇头也姓林，叫林东鲁，一边说，一边就给我写下了他在意大利的电话号码。我们握手告别，说意大利见。
“第二天中午，老黄开车领着两个阿尔巴尼亚人来了。告诉我们今天夜里走，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多余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带，全部交给其中一个阿尔巴尼亚人，说他一会儿就要乘船去意大利，把东西都替我们带过去。又发给我们每人几个避孕套，我吃了一惊，问发这干什么？老黄笑着说你以为让你们在海上风流呢？把钱和手表或者其他什么贵重有用的东西装进去绑好，快到岸边的时候汽艇开不进去，你们得涉水。正说着呢，迟小慧的孩子醒了，哇哇的哭。迟小慧赶紧进里屋去看孩子。阿尔巴尼亚人愣了，就用阿尔巴尼亚语哇啦哇啦地跟老黄讲了一通。老黄说谁的孩子？迟小慧在里边儿说是我的。老黄就带着阿尔巴尼亚人进去了，迟小慧正给孩子喂奶呢，见他们进来赶快背转身。老黄说孩子你不能带，阿尔巴尼亚人说了，万一在意大利岸边他哭起来就完蛋了。黑夜里声音会传得很远的，到时候不光你被抓住，还连累了大家。再说了，有一段路要涉水的，你带着孩子也不方便。迟小慧急了，说孩子不能去我也不去了。老黄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这个阿尔巴尼亚人说了，由他下午带孩子先过去，交给林先生，好不好？迟小慧想了想，问我们最晚什么时候能到意大利？老黄说明天天亮以前。迟小慧又问那这个阿尔巴尼亚人什么时候能见到林先生？老黄说下午四点左右。迟小慧说你等一下，我给林先生写一个条子。她伏案唰唰地写了一个条子，无非是告诉林东鲁孩子几点要喝水，几点要吃奶，求他给买一袋奶粉，她过去后必有重谢等等。把条子交给老黄，老黄看了一下，又交给了那个阿尔巴尼亚人。这时那孩子已经吃饱睡着了，老黄从迟小慧怀里抱过来，又对我们说把东西都快点儿放到车上。大家都把各自的行李箱和手提包之类的东西扔到了车上，老黄抱着孩子也上了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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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时分，老黄又开车来了，是一辆小型客货车，我们全挤了上去，就往海边开。阿尔巴尼亚人正在那儿等着呢，不远处的水里停着一艘汽艇。老黄第一个下了水，招呼我们快跟着下水上船。水倒不深，刚过了肚子。大家七手八脚地上了汽艇，迟小慧上不去，是我给拽上去的。还没坐稳，汽艇就开了，飞快。人多，大家都挤在一起。我挨着迟小慧，感觉到她冷得发抖。虽说是8月份，但欧洲并不很热。特别是我们的衣服几乎都湿了，夜里在海上，汽艇又快，海风吹到身上真是冷。好在时间不算长，大约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吧，汽艇停了。只见远处的岸上有许多探照灯的光束在来回扫射，把岸边的礁石都照亮了。那阿尔巴尼亚人和老黄小声儿地争论着什么，好半天，大概是老黄被说服了，对我们小声儿说，汽艇不能再往前开了，岸上今天好像挺严。汽艇再往前开会被意大利警察听马达声的，他们就会出动巡逻艇来抓我们。我们只能在这里下水，有不会水的吗？大家谁都不吭声，迟小慧说她游得不好。老黄说我没问你游得好不好，是问你会不会？她说会一点。老黄说会一点就够了，反正你们也看到了，离海岸不远，不会超过一千米，林先生就在岸边等你们呢。现在准备下水，为了安全起见，一个地方只下一个人，这样不容易让意大利警察发现。谁先下？话音刚落，一个人已经跳到海里。汽艇迅速发动，绕了个圈子开走了。走了一两分钟，停住，下去一个人。再走，又走了一两分钟，再停下，又下去一个人。就剩我和迟小慧了，她说大哥，我跟你一块儿下。我点点头，说走吧，便跟她一齐跳到海里。嘿，你还别说，一跳到海里就不冷了——敢情海里比外边暖和。汽艇突突地开走了，墨黑的大海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游了十几米，看看左右都没有迟小慧，赶紧回头去找。见她正在后边吃力地游着，从她游泳的姿势看，真的是只会一点。我游到她身边，大声问：‘你怎么样？’她一边喘气一边说：‘你千万别扔下我。’我说怎么会呢？来，你在前边游，我在后边保护你。她点点头，满脸也不知道是泪花还是水花，奋力向前游去。我觉得时间已经不短了，怎么也应该游了五六百米，可为什么还不到岸呢？我抬头望望，竟连灯光也看不到了。我怀疑方向搞错了，紧划两下对迟小慧说你是不是把方向弄错了，怎么连岸上的探照灯也看不见了？迟小慧刚想说什么，突然一脸痛苦的表情，说不好了，我腿抽筋儿了！说着就往下沉，咕嘟咕嘟连喝了几口海水。我一把拽住她的头发把她拎出水面，她大口大口喘气，不停地说：‘救救我，救救我。’我说你放心，有我就有你。我把她夹在腋下，用侧泳的姿势继续往前游。也不知游了多长时间，就在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的时候，我的脚在绝望的下沉中碰到了坚硬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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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岸了？”我紧张的问。
“我也是这样以为。”他苦笑着说：“我把迟小慧拖上来，放在一块礁石上。她的小腿已经伸不开了，腿肚子上拱起一个核桃般的大筋疙瘩。我用力给她揉，她疼得哇哇叫。我压低声音骂她：‘找死啊这么大声？’她不敢叫了，咬紧牙关忍着。过了一会儿，她说好多了。我让她试着伸伸腿，没问题了。她坐起来，满眼泪花地对我说：‘谢谢你救了我。’我说别说废话了，你呆着别动，我去找林东鲁，一会儿回来接你。她说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怕你们直接走了。我说你怎么心眼儿这么多呢？在海里我没把你扔下，上了岸我却要把你扔下？得，一块儿走吧。
“东南西北都走遍了，出不去，全是水。知道坏了，肯定是游错了方向。心里急得要命，就埋怨她说你是怎么搞的？我在后面保护你，你倒好，把我领到这儿来了。她也急得直哭，问我这是哪儿呀？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又问我那该怎么办呀？我没好气地说：‘等死呗！’一听这话，她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一边说我的儿子怎么办呢？我的儿子怎么办呢？哭得我心烦，就说我求求你，别哭了行吗？到天亮咱们再想办法。
“天慢慢亮了，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是几块巨大的礁石围拢而成的小岛，方圆不过几百平方米的样子。我也看到了意大利，离我们不过一千米多点。岸上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到处都是警察，到处都停着警车。我赶紧叫迟小慧看，她吃惊地问：‘出什么事儿啦？’我懒得跟她废话，把她从礁石上拉下来，藏到对面看不见的地方，对她说：‘今天晚上你跟着我，咱们再往过游。’她点点头，又问：‘过去以后能不能找到林先生？’我说能，我有他在意大利的电话号码。她高兴了，说：‘那我就能找到我儿子了？’我说当然。
“白天的时间可真难熬，又渴又饿又热。太阳直射到身上，连个躲避的地方也没有。不光要躲避太阳，还要躲避过往的船只，不能被发现。我俩钻到一个窄窄的石缝里，饿得受不了了，我就试着在石缝里摸索，看能不能摸一条鱼上来。谁想到没摸上鱼来，手指头倒被不知什么东西给钳住了，非常疼。我拽出手一看，手指头上竟然吊着一个大螃蟹！我高兴得要命，也顾不上疼了，赶紧把大螃蟹在礁石上摔死，扒开壳就吃。让迟小慧吃，她不吃。我说这是可以吃的，在家没吃过醉蟹吗？只不过是没有酒而已。她说她知道，只是不想吃。不吃拉倒，我乐得一个人大快朵颐。
“但是渴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忍着。我试着喝了两口海水，又苦又涩，根本不能喝。渴的滋味，说实在的，比饿还难受。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我从腰里绑着的避孕套里取出手表，对迟小慧说：‘咱们凌晨出发。去找块平一点的石头睡一觉吧，恢复恢复体力，得游一千米呢。’她说不用，别说一千米，一万米也游的过去。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儿子在岸上等着呢。我一笑，说把这茬儿给忘了，儿子就是发动机呀！她不睡，我当然更不会睡了。我很困，但是怕一觉睡过了头。我们俩并排趴在礁石上，观察着岸上的动静。奇怪的是，已经快夜里12点了，岸上的警察不但不撤，反而愈来愈多。警车闪着灯来来去去，无数探照灯的光柱把海岸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我俩眼睁睁地看了一夜，岸上的意大利警察真的一夜没消停。
“没走成，我俩的心情都坏到极点。她惦记着她的儿子，揪心扯肺；我则发愁又一个赤日炎炎的白天怎么熬？没吃没喝，如果夜里意大利警察再不走呢？即便警察走了，我的体力能不能保证游上岸也是个问题。迟小慧目光迟滞，一脸愁云，她对我说她坚持不下去了，打算游泳上岸，警察抓住就抓住，无论如何也要把儿子找回来。‘我已经找不到丈夫了，不能再把孩子也丢了呀！’她说。
“女人的思维方式都非常简单，我只好耐心地给她分析一一孩子在林东鲁手里，林东鲁怎么也不会把孩子给扔了。只有找到林东鲁，才能找到孩子。意大利警察能找到林东鲁吗？不可能的。林东鲁拼了命也不会让意大利警察找到，找到他就得坐牢。所以，你大白天游过去的结果只有一个：被独自遣返回中国，从此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

“‘你愿意这样吗？’我问。
“‘当然不愿意，那你说怎么办呢？’她问。
“‘坚持到今天夜里。’我说。
“‘要是今天夜里警察还在岸上不走呢？’她又问。
“‘我跟你一块儿上岸，因为再呆一天恐怕我们自己也活不了了。’我回答。
“‘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她长叹一声，说：‘你不再摸摸看有没有螃蟹？’看来是饿急了。我也饿得厉害，便又下水在礁石缝里摸，还真又摸出一个来，更大。我把它在石头上摔死，撕开几块递给迟小慧，她接过去闻了闻，先把一小块放进嘴里试试，然后就大嚼起来。一个大螃蟹几乎都被她吃光了，我只吃了几条腿。吃完还问我：‘你说水里还会有吗？’我说你饭量不小呀！便又去摸。摸遍了石缝，一无所获。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现象，头晕，在大太阳底下却四肢发冷。我自己给自己试了试脉搏，很快。慢慢的，好像脑子也不大清楚了，恍恍惚惚的，不能集中精力。我仰面躺在礁石上，好像听见迟小慧在叫我，她就在身边，可声音却似乎很远很远。她问我怎么啦？我只说了一个字：‘渴。’便闭上眼睛，再也不想说话了。
“我听到迟小慧好像在哭泣，又听见她说：‘张开嘴。’声音很远，也很微弱。我下意识地微微张开嘴，忽然感到嘴里注入了一股甜甜的、热热的甘泉，我迫不及待地一口一口咽下去，顿时感到舒服了许多。睁开眼一看，一只白嫩鼓胀的乳房就在我眼前，一只纤细的手正在一下一下地轻轻挤压，细细的洁白的乳汁不间断的射进我的嘴里。再往上看，是吊在一边的胸罩，是迟小慧爆了皮儿的嘴唇和一双含泪的眼睛。
“我猛的坐起来，乳汁泚了一脸，也顾不上擦，一把把迟小慧搂在怀里，哭着说：‘你是在救我的命呀！’迟小慧像母亲对孩子一样拍拍我的背，说：‘行啦，行啦。挤不净，你吸吧。’说罢，她把乳头塞进我的嘴里。
“很快，两个乳房都被我吸空了。我完全恢复了体力，感到神清气爽。这时我才想起了迟小慧也一直渴着，便问：‘你怎么办？’她红着脸一笑，说：‘不用你管。’见我还愣怔着，又说她一个手挤，一个手接着，也喝了一点。‘我早想给你喝了，可是找不到一个器皿。要不是看你快死过去了，谁能这么做？嗨，家乡人不总说吗，没出嫁的是金奶，出嫁了的是银奶，生了孩子的是狗奶——都狗奶了，不怕看了。’她说。
“我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苦难中感受人的善良，在绝境里体味人的温暖，那感觉真是刻骨铭心。我在心里发誓：这辈子只要我能好，一定要让她富足安乐，衣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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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快到傍晚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一有一艘帆船从远处向我们藏身的礁石驶来。是迟小慧先发现的，她马上指给我看。那帆船速度很快，是一个洋人在驾驶，还不时地用望远镜向我们这里观看。迟小慧问我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躲起来？我说千万不要动，现在一动就会被他看见。我俩一动不动大趴在礁石上，眼看着帆船越来越近。我希望它能绕过去继续航行，但它偏偏在礁石旁停下了。驾驶员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儿，他敏捷地跳下帆船，爬上礁石，径直向我俩走来。
“‘嗨！’他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只好坐起来。
“他拍拍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又指指远方，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大堆话，意思可能是他从很远的地方就已经看到了我们。
“这简直是毫无办法的事——在礁石的正面和两侧都会被岸上的意大利警察发现，只能呆在背面，面向阿尔巴尼亚。可谁能想到有一个该死的意大利老头儿，会在我们目力不所及的大海里用望远镜向我们窥视。
“他大概看出我们很紧张，便微笑着反复说一个英语单词。谁知迟小慧竟然听懂了，对我说老头儿说是咱们的朋友。
“我来不及问她怎么会听懂英语，因为老头儿已经来到了面前。他慈详地问：‘Chinese？’”
“迟小慧对我说：‘他问咱们是不是中国人？’
“我想了想，说：‘告诉他是。’
“迟小慧说：‘Yes。’
“老头儿乐了，他很高兴有人能听懂他的话。于是一鼓作气，哇啦哇啦的讲了一大顿。然后笑眯眯地看着迟小慧，等着她回答。
“迟小慧一个字儿也没听懂。
“老头儿明白了，这位漂亮的Chinese girl  只能听懂个别的单词。他做了一个遗憾的表情，然后指指帆船，又指指自己。
“迟小慧说：‘他说帆船是他的。’
“‘他并没有说话，而且我也能看懂。’我说。
“‘Albania or Italy？’他问，接着用手比划驾船的样子。
“‘他问我们去哪儿？是去阿尔巴尼亚还是去意大利，他说他可以送我们去！’迟小慧高兴地大声说。
“‘是吗？快告诉他我们去意大利！’我喜出望外。
“‘We want go to Italy。’迟小慧结结巴巴地对老头儿说。
“老头儿好像听错了，说：‘Albania？OK。’
“急得迟小慧连声说：‘No，No，NoAIbnia，To Italy！Italy！’
“老头儿微微一笑，说：‘Italy？’
“迟小慧赶紧说：‘Yes！’
“老头儿想了想，还长长地出了口气，指指迟小慧，说：‘One hundred dollar.’又指指我，说：‘One hundred dollar.OK？’
“迟小慧对我说：‘每人要一百美元。’
“我高兴极了，说：‘赶紧答应他。’
“迟小慧说：‘OK.’
“老头儿笑了，指着天又说了一通。见我们一脸茫然，摇摇头，伸出胳膊让我们看表。他用粗大的手指头指着两点钟说：‘OK？’
“我们明白了，他是说现在天太亮，要到凌晨两点来接我们。
“他要走了，一偏头，对迟小慧说：‘Follow me.’迟小慧对我说：‘他让我跟他去一下。’我说你去好了，不会有事的。大胡子老头儿在前边走，迟小慧紧跟在后面，很快就让礁石挡住了身影。不大一会儿，我看见老头儿驾着帆船飘然而去。正说迟小慧哪儿去了，却见她提着个大塑料袋吃力地爬上礁石，兴高采烈地说：‘你看老头儿给咱们什么了？’
“五瓶矿泉水，三个大面包。
“这老头儿，简直是毛委员派来的。我们吃过面包，又喝光了五瓶水，虽然还嫌不足，但底气已经有了。大家都十分高兴，尤其是迟小慧，以为这回就见到儿子了，满脸都是笑模样。
“我问她：‘你真不得了，还会说英语呀？’
“迟小慧笑道：‘会说啥呀，我老公走了以后我闲的没事儿，见镇里的电线杆子上贴着许多专门教授出国英语的学习班，心想反正也要出去，不如学他一下试试，就去了。一共三个月，不知有没有二十句话。你看刚才，我说意大利，老头儿愣听成阿尔巴尼亚。’
“‘你可真笨，连我都看出来了，你也看不出来？老头儿是故意的，就为了跟咱们多要钱。你想想看，有从意大利往阿尔巴尼亚偷渡的吗？’我说。
“迟小慧想了想，笑了，说：‘可也是，哪儿有往阿尔巴尼亚偷渡的呀！’说罢她又紧张起来，说：‘这死老头儿会不会把咱们交给警察呀？’
“‘不会。要是想把咱们交给警察，用不着等到凌晨两点呀。再说了，把咱们交给警察，他个人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想着那两百美金呢。’我说。
“一说这两百美金，迟小慧不吱声儿了，好半天，才红着脸对我说：‘大哥，我可真是钱不够，身上满打满算还有不到三十美金……’
“我打断她的话，说你要这样可就让我没脸活了，什么也别说，我保证把你安安稳稳地送到法国。
“她听了我这话高兴了，可又有点不放心，问我：‘大哥你不是要去西班牙吗？那咋能把我送到法国呢？’
“我乐了，说：‘假使咱俩从丽水出发，我要去温州，你要去青田，我们是不是要先到青田然后才能去温州？’
“她点点头，但还是一脸茫然。
“我只好又说：‘去西班牙也是这样，必须先到法国，然后才能从法国去西班牙，明白了吗？’
“她笑了，说那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去了意大利我们就要分手呢，这下放心了！
“我说放心了就去睡一会儿吧，快两天两夜了，别说血肉之躯，就是钢筋铁骨也受不了。
“她说还真是困死了，那我睡一下一一千万不要忘了叫我呀？
“她在我身边躺下，很快就睡着了。我却一丝困意也没有一一前边的路还不知道怎样呢，我怎么睡得着？我把全部的钱从避孕套里取出来，数了一遍。一共是950美金，我取出两张100的和一张50的放在一起，另外的钱连同林东鲁的电话号码装在另外的口袋里。我担心林东鲁已经走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只能靠这点钱把迟小慧送到巴黎，再把自己送到西班牙。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摸黑，成功的可能几乎是零。
“迟小慧的尖利哭声打断了我的思索，她又抓又挠，还伛偻着身子。我赶紧摇着她的肩膀，问她怎么了。她翻身坐起，头发散乱，面色惨白，两眼失神地圆睁着。愣怔了一会儿，她突然扑到我怀里，失声痛哭起来。‘我做了一个噩梦，我的儿子丢了！你说会是真的吗？会是真的吗？’
“我抚着她的头发，安慰她说：‘不会的，梦都是反的。’
“亚得里亚海起风了，冰凉冰凉的。云层很厚，连一丝星光都透不出来。我们相拥着坐在礁石上，四周都是波涛起伏的茫茫大海，看久了，甚至觉得有几分恐怖。
“两点整，那神奇的白帆突然从黑暗里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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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并没有驶往对岸，而是掠过了灯光闪烁的城市，沿着亚得里亚海峡向南航行。我让迟小慧问老头儿为什么不上岸？她结结巴巴地蹦着单词，又用了很多手势。老头儿明白她在问什么，用一只手扶着舵轮，另一只手向岸上划了一个大圈儿，说：‘Police，Police，Police.’
“迟小慧告诉我，老头儿说这边的岸上到处都是警察。
“轻舟破浪，逸兴飞扬，感觉真是好极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时候。我坚信这是个好兆头，以后的路一定会顺利的。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帆船在一个黑糊糊的地方靠岸了。老头儿领我们上了岸，走了几百米便上了公路。穿过公路是一个无人看管的停车场，老头儿让我们在路边等着，他大步流星地走进去。不一会儿，便开着一辆破旧的菲亚特卧车出来。微笑着让我俩上车，说：‘Go to my home,OK?’
“迟小慧对我说他是让咱们去他家，咱们去吗？我说当然去，这老头儿太好了。迟小慧便说OK，我们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这是一个小城市，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破败得很。不过十几分钟，汽车便穿过了整个城市，在一座破旧的两层HOUSE前停下了。老头儿请我们下车，说到了，这座房子就是‘My home.’
“老头儿独自住在这座房子里，他请我们喝咖啡，我把250美金交给他，他又把50的退给我。我执意要他收下，他便愉快地装进了口袋里。这时他去另外一间屋子拿了一份报纸回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对迟小慧连说带比划。迟小慧听明白了，对我说前天凌晨上岸的被警察抓住了三个，这三个人说一共有七个中国人偷渡，警察不知道剩下那四个人哪儿去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岸上会有那么多警察，敢情儿已经折了俩了。
“我让迟小慧跟他说想打一个电话，并给他看了电话号码。他见不是国际长途，便指着桌上的电话说OK。我拨通电话，是一个中国女人懒洋洋的声音，问是谁？我说我姓林，有急事要找林东鲁。她警觉地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个电话号码？我说是林东鲁亲自写给我的。她不相信，问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是前几天在阿尔巴尼亚。她又问我的名字，我讲了。她立刻激动起来，问我现在是不是在意大利？还有一位姓迟的小姐知道不知道在哪里？我说我就在意大利，迟小姐也跟我在一起。她让我告诉她我所在的城市名字，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说你在哪儿打电话？是电话亭吗？你把电话亭上写着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就能知道是什么地方了。我说我不是在电话亭，是在一个意大利人家里给你打电话。她问意大利人在旁边吗？我说在。她说那好，你让意大利人听电话。
“我把话筒笑着交给老头儿，他哇哇的和那女人讲起了意大利语，还常常伴以豪爽的大笑。足足讲了半个小时，才把话筒还给我。那女人说你们俩真幸运，遇上好人了。他叫安东尼，是个退休的水手。我已经跟他讲了，让他安排你们休息，我马上派人去接你们。我问什么时候能到？她说晚上吧。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她说我在米兰，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我说林东鲁还在意大利吗？他还带着一个孩子呢吧？她笑了，说我知道，是迟小慧的孩子，他好好的带着呢。电话里讲不清楚，见面再说吧。放下电话，我告诉迟小慧孩子好好的，老林带着呢。晚上来接我们去米兰，就可以见到孩子了。迟小慧高兴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泪竟扑簌簌地落下来。我说你这人是怎么搞的？大喜事，竟哭起来了？她不好意思了，说是高兴的。
“安东尼笑眯眯地站起来，让我们跟他上楼。先把我们带到卫生间，指指浴盆。又带我们来到一个大房间，屋里摆着些旧家具和一张大床，看得出很久没有人住过了。安东尼指指床，说：‘sleep.’迟小慧听不懂，他笑了，把双手合起来放在脸上，然后头一歪，闭上眼睛。再笨的人也能看明白，迟小慧一连声儿地说谢谢，安东尼带上门下楼了。
“看着大床，我们忽然反应过来他把我们当成夫妻了。我看了迟小慧一眼，她脸红红的，低头不语。我说快洗洗休息吧，你到床上睡。她问那你呢？我说我在地板上睡，跟礁石上比已经是天堂了。她吞吞吐吐地说那不好吧？我说没什么不好，挺好的。她说我到地板上睡，你到床上睡。我说别开玩笑了，快睡吧。她说不开玩笑，要不我在地板上睡，要不咱们一块儿在床上睡。一听这话，我愣了。她一笑，说别往歪地方想啊，你先去洗吧，真要困死了。
“我去草草冲了个澡，也没衣服可换。回来一看，迟小慧已经把床铺好了。见我回来，她说你先睡吧，我去洗个澡。拿着个大床单，去了。
“躺在松软的毯子里，头下枕着又大又软的枕头，舒服得简直无法形容。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醒来的时候已经红日西沉。我慢慢地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在屋里挂着的小衣服——胸罩、内裤、花衬衫。再看身边的迟小慧，全身裹着一条床单，睡得正香。床单开了一个角，一对我熟悉的饱满乳房赤裸在那里。我拉一下床单，想给她遮盖，她却醒了，笑着问我几点了？我指指开了一角的床单，笑着不说话。她低头一看，脸顿时红了，赶紧盖好，对我说：‘看看我的衣服干了没有。’那口吻，就像老婆吩咐老公似的。
“我下地去摸摸，稍稍有点潮。说基本上干了，有点潮。她说就这样吧，给我扔过来。我把小衣服给她扔到床上，然后开门去卫生间，说快点儿穿啊，我过十分钟回来。
“待我再进来时，她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去卫生间简单洗了把脸，便一同下楼。安东尼听到我们下楼的声音，高兴的开门迎接。我们进了早晨来过的那间屋子，安东尼已经煮好了咖啡，还有面包和香肠、熏鱼。我已经饿得不会客气了，坐下便吃。香肠有一股怪味，难以下咽。熏鱼虽也不是什么正经味道，但勉强可吃。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几个小时以前在礁石上，恨不得把鞋脱下来吃了。现在倒好，连意大利香肠也吃不下。
“喝罢咖啡，安东尼又把他的影集拿出来给我们看，是他一生的各个时期。第一张是一位穿黑裙子的年青妇女抱着一个婴儿，他指着年青妇女说：‘My mother.’迟小慧告诉我那女人是他妈妈。他又指着妈妈怀里的婴儿说：‘This is me.’迟小慧说婴儿就是他。接着就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儿。迟小慧对他说：‘Beautiful.’他得意地耸耸肩。再往后翻就是他和各式各样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了。有金发，也有黑发；有艳绝惊人的美女，也有姿色平平的中常人儿。有的端庄羞怯，有的性感撩人，有的干脆一丝不挂，四仰八叉地躺在海滩上。安东尼用粗大的指头指着每一个女人，不停地说：‘My Love.’迟小慧对我说：‘老天爷呀，可不得了啦，这家伙绝对是个流氓犯，他说这些女人全部都是他的情人！’
“我笑了，对安东尼伸出大拇指。
“安东尼又耸耸肩，一付得意的样子。
“正在这时，有人按门铃。安东尼起身去开门，领回来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国小伙子。原来接我们的人到了，我们和安东尼告别，虽说时间短暂又加上语言不通，但他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没有他的帮助，我和迟小慧真不敢想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分手的时候，竟有些依依惜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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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的小伙子话很少，基本上是不问不说话，一问三不知。我一见这种情况，便仰在座位上一声不吭了。迟小慧不行，还要喋喋不休地问一一林先生在什么地方？你见过我的孩子没有？小伙子烦了，对她说：‘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老板吩咐我来接你们，我就来接你们，别的事我一概不知道。好在明天就见到老板了，这些话你留着去问老板好不好？’
“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迟小慧也闭嘴了。
“整整开了12个小时，天亮时分，我们进入了米兰。
“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到一个中餐馆门口，按了门铃。不一会儿，二楼的窗子开了，一个胖胖的年青女人探出头来，见是我们，说了句‘等一下啊’，便缩回了头。司机告诉我这女人就是老板，姓关。
“不一会儿，关老板下来开门了。她先让司机回去休息，然后笑眯眯地领我们上楼。我看了看这餐馆的格局，两层加起来也不大，楼上还改成了办公室和住房一一毫无疑问，做餐馆只是个幌子。
“弄清我们谁是谁之后，关老板又问我们是怎么上了那块大礁石一一安东尼已经告诉她是通过望远镜发现了趴在礁石上的我们。我把几天前的情况又给她讲了一遍：我们如何在距意大利海岸一千米左右的地方跳海，我怎么跟着迟小慧游，一直游到她腿抽了筋儿也没能上岸一一方向搞错了，是往阿尔巴尼亚游呢。如何在水里拖着她，在精疲力竭眼看就要往下沉的时候，感到脚下碰到了岸，赶紧往上爬，爬上去才知道是几块大礁石。
“‘幸亏你们没游到岸上，岸上全是意大利警察，上来一个逮一个。林老板早早就去了，他发现了这个情况，赶紧去给黄先生打电话，可是晚了一步，你们已经出发了。林老板在岸上急呀！他亲眼看着三个人被捉住了，那两个人是最先登岸的。一捉住人警察们都往这边跑，才有后面的两个上了岸，被林老板接到车里拉到巴厘市藏了起来。他还在等你们两个，可怎么等也等不来，怎么等也等不来。一直等到天大亮了，林老板才回到巴厘市给黄先生打电话，问你们俩下水没有？黄先生说下了，林老板问你能肯定吗？黄先生说我当然能肯定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跳下去的。林老板说这下可坏了，既没有被捉住，又没有上岸，不是淹死了是什么？他等到晚上也没有你们的消息，只好带着那两个人回来了。你们碰到安东尼可真是幸运，他跟我说他是西西里人，不在乎什么法律不法律，所以才会带着你们登岸。如果没有他你们就是上了岸也没用，肯定被警察捉住一一警察听被捉住的人说你们一共是七个，这几天一直在巴厘市外面的岸上猫着等你们呢。安东尼都知道，就没带你们从巴厘市上岸，而是把你们带到了他住的小城法萨诺。’关老板说。
“‘林老板现在在什么地方？’我问。
“‘你们生死不明，林老板只好带那两个人去了法国。’关老板说。
“迟小慧一听林东鲁去了法国就急了，腾的一下站起来问：‘我的孩子呢？你见过我的孩子吗？’
“关老板笑了，说：‘我当然见过你的孩子了，在这里呆了一天呢。小鸡鸡跟水枪似的，一会儿一泡，一会儿一泡。还是我给他买的尿不湿呢，又好看又调皮。林老板给你带到法国了，我本来想让他把孩子留下，从意大利越境去法国是步行，我说你带个孩子多不方便？孩子遭罪，你也遭罪。他说不行，这孩子妈没了，可爹还在法国呢，我得带他去法国找他爹去。我说要是找不到呢？他说实在找不到就带孩子回国，找孩子的亲戚去。拦不住，硬带走了。我昨夜里刚跟他通了电话，在巴黎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问。
“‘放心，我送你们去法国。’关老板说。
“‘能让我们跟林老板说几句话吗？’我问。
“‘当然可以，’关老板痛快地抓起电话，说：‘我来给你们拨。’
“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关老板说；‘老林，干什么呢？什么？还睡觉呢！咱们不远万里来到西方是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来呢，你怎么一天到晚睡大头觉呢？来了，就在我旁边儿呢，汗毛都没少一根。好了，他们要跟你讲话。’说罢，把话筒递给了我。
“林东鲁一听到我的声音，高兴的什么似的。他说林海光你跟迟小慧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两个喂了外国龙王了，让我回国怎么交待？一共带了七个人偷渡，折了三个淹死两个，我以后还做不做生意？都那么大人了一点儿都不省心。
“嘿，倒是我不对了。
“我懒得跟他理论，说现在怎么办？他说现在你们全听关老板安排，那个男人婆本事大得很。我们联手做生意好几年了，你们就放心吧。我说那好吧，现在迟小慧跟你讲话。
“迟小慧接过话筒，上来就问我的孩子怎么样？一脸很紧张的样子。不知林东鲁跟她说了什么，只见她脸色越来越缓和，最后竟是笑逐颜开，说：‘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到了巴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电话挂断了。
“关老板说：‘这么着，你们俩先休息一下。林先生你到隔壁房间，迟小姐就只能和跑堂的女服务员在一个屋里住了。今天走不了，我得去安排。争取明天走，明天夜里。你们可以先洗个澡，换一下衣服——你们的行李箱都在我这儿呢。饭好了会有人叫你们，这儿是餐馆，吃喝都方便。想转就出去转转，不过千万别走丢了。我得出去办事，你们自己呆着吧。’
“说罢，匆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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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迟小慧来到隔壁房间，房子很小，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行军床。我问她，林东鲁说什么了，把你乐成那样？
“一提这话头儿她又乐了，说：‘说我儿子呗。我问他我儿子怎么样了，他一听就生气了，在电话那头儿说你怎么不先问问我怎么样了？我一天到晚给你儿子把屎把尿擦屁股，光小衣服我就给他买十几套了一一拉上就扔，没人给他洗屎裤子。他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我又当爹又当妈，容易吗？他晚上必须要跟我睡，否则就哭。睡就睡吧，最可恨的是还非得叼住我奶头嘬，不让嘬就往死了嚎。结果把我两个奶头嘬得又红又痒，都肿啦。你说乐死人不？我那儿子就这样，让我惯的。’
“我也笑了，说：‘还真看不出，林东鲁这人挺不错的。’
“‘可不是呢，’迟小慧说：‘要不我咋说到了巴黎要好好谢谢人家呢？可我拿什么谢呢？浑身上下就二十多美金。’
“我告诉她别操心，只要林东鲁把孩子带得好好的，我自会重重谢他。说完这话我觉得不对一一我算什么人呢？再看迟小慧，她脸果然红了，低着头不再说话。
“我自知失言，站起来说：‘你先坐着，我去把行李箱拎来。’
“我们好好洗了个澡，更重要的是好好刷了回牙。换上干净衣服，迟小慧把脏衣服抢去洗，拦也拦不住。吃罢午饭，又结结实实睡了一大觉。起来天已经快黑了，出去在附近转了转，不敢走远，怕丢。回来正好吃晚饭，吃罢到关老板的办公室里看了会儿电视，看不懂，索然无味。听跑堂的小姐说关老板打来电话，今天夜里不回来了。
“我问：‘不回来去哪儿了？’
“跑堂的小姐笑着说：‘去卡西诺赌钱呗。’
“‘够潇洒的啊？’我说。
“‘你以为呢？’小姐说。
“无事可做，也不早了，就说睡觉吧。刚躺下一会儿，听见有人敲门。我问是谁？‘我。’是迟小慧的声音。我下床开门，问她有什么事？她吭吭哧哧地不肯说，只是把个脸涨得通红。
“我奇怪，就问：‘你怎么啦？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她低着头说不是。过了片刻又问：‘咱们是明天晚上走吗？’
“我说对。
“‘那我后天就可以给儿子喂奶了？’她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说对。
“‘可我涨得厉害，我怕……我担心……给憋回去，憋回去就……再也没有了。我哪有钱给他买奶粉呀！’
“‘那怎么办呢？’我也替她着急。
“‘你当然知道怎么办！’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恍然大悟，快步走到她面前，把她轻轻抱到行军床上。她以手掩面，羞怯难禁。我慢慢解开她的衣扣，又把手探到背后解开胸罩，两个圆鼓鼓的乳房便横陈在眼前。
“我把脸轻轻贴上去，用嘴唇衔住那粉红色的如樱桃般的美丽乳头。
“她长长的呻吟了一声，用双手把我的头搂紧。
“这天晚上她没有离开。
“雨散云霁之后，她枕着我的胳膊轻轻说：‘也不知道咋的了，你一吸我就难受，真够不要脸的一一你该笑话了吧？’
“我笑笑，不说话。
“她急了，翻身趴在我胸前，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刚才是专门来勾引你的？’
“我还是光笑不说话。
“‘我还没那么贱，你爱信不信。’她幽幽地说，‘总听婶子大娘讲，这奶水不能憋，一憋回去就再也没有了。孩子不在身边咋办哩，有吸奶器的用吸奶器吸，没有吸奶器就得让人用嘴吸。挤不行，水挤出来了，奶挤不出来。我只能让你吸了，还能找谁呢？刚才你吸之前，我是一点那个心都没有。可你刚吸了一口，我身上就软得成泥了一一在礁石上的时候可没有这种感觉。’
“我仍然不说话，只是用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后来我想，’她继续诉说，‘既然你也想要，就给你一次吧。反正奶也早让你看过了，亲过了，还有啥不能看的？你咋皱着眉头？’她摸着我的脸，笑着说：‘你别怕，我不会缠着你的。到了巴黎，找到我老公，我们还要好好过日子呢。但是有一条，你可不敢跟别人说。万一传到我老公耳朵里，他敢杀了你！你不信？我老公力气大得很！’
“我赶紧点头，说我信。
“她得意地笑了，但突然又流起了眼泪，潸然而下，不绝于缕。我惊问：‘这又是怎么啦？’
“她泣不成声地伏在我胸膛上，然后抬起头，睁着迷离的泪眼问：‘我能不能找到我的老公呀？他在哪儿呢？’
“整整一夜，我的眼睛像山猫一样，在黑暗里闪闪发光，炯炯有神，连一秒钟都没有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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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真没想到你在偷渡路上还有这样一段缠绵悱侧的感情经历，可歌可泣，可歌可泣，后来呢？你这位红颜知己后来怎样了？”我颇有兴趣地问。
“你估计呢？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林海光问。
“你利用你所有的关系帮她找到了老公，他正陷于巨大的灾难之中，是你解救了他。然后你送了一笔钱给他们，让他们过着平静又快乐的生活。而你却从此在你的红颜知己面前消失。她到处寻访打听，终无所获。你如泥牛入海般音讯皆无，她伤心欲绝，独自悒郁地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正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向她凝望，满眼都是泪花。”我说。
“真够酸的。”林海光评论说。“唉！要是这样就太好了。”
“那我再帮你设计一种结局？”我说。
“算了吧，凡是能够设计的结局都是虚假的，因为人生本来就无从设计。在一次回国的飞机上，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我很少看美国电影，我觉得看美国电影是对人类正常智商的侮辱，我非常不理解竟有人为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烂电影喝彩。但是我看完了这部电影，因为是在飞机上。所有情节我都忘了，片尾的一句台词却永远的记在心里：生活就像一个傻瓜讲的故事一一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
“在关老板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地偷越了意大利和法国的边境。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们推开了林东鲁在巴黎美丽城的家门。当迟小慧撅着丰满的两个乳房直扑她的儿子，准备用香甜的乳汁猛灌一气的时候，却发现以前乖巧活泼的儿子竟然连笑都不会了。
“迟小慧悲痛欲绝，大声问林东鲁这是怎么回事？
“林东鲁嗫嚅地说，是在偷越法国边境的时候怕他啼哭，就给他吸了些麻醉药。可能是量大了，他一直昏睡。我以为睡睡就能醒过来呢，所以在电话上也没跟你说。他醒是醒过来了，可就成了这个样子。
“‘你有合法身份，为什么不带着他从海关过境呢？’我问。
“他摇摇头，说这你就不懂了，德国的海关非常严格，我的护照上没有随行子女，这孩子根本出不去。
“‘赶紧送医院吧，看看医生怎么说。’我说。
“‘我也想送医院，可我没法说这孩子的父母是谁。法国医院是要登记护照号码和居留证号码的。再说，都没有身份，看病会很贵的。’
“‘再贵也得看。’我给我那在巴黎开餐馆的朋友打通了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巴黎。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请他马上过来。他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让林东鲁说了地址。他乐了，说我跟你在一条街上。
“不到十分钟，朋友来了。见了我挺高兴，但是看大伙儿一个个哭丧着脸，知道有事情，便把我叫到一边，悄悄问：‘还欠蛇头多少钱？我都带来了。’他拉开手提袋的拉锁给我看，满满的全是法郎。
“我十分感激，告诉他我的偷渡费早就付清了。他说那还不走？走，去我那儿。我说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帮助，把情况大致给他讲了一下。他去看了看孩子，说赶紧跟我去医院。我抱着孩子，迟小慧拎着东西，上了朋友的车。
“去的是一家私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态度好极了。孩子被立刻推进诊疗室进行细致检查，我们几个人就坐在外面的候诊椅上等着。过了一会儿，护士出来对我们讲了一句法语，朋友说是在叫父母进去，你们都别动。他站起来跟护士讲了句什么，护士笑着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过了很长时间，朋友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处方。我和迟小慧赶紧上前，问情况怎么样？他摇摇头说出去再说出去再说，便扭头向医院外面走。我俩在后边跟着，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出来坐到朋友的车上，朋友擦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说：‘险些连我也给抓起来。’
“我们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朋友说大夫问他孩子为什么会吸了这么多麻醉药？我只好编瞎话儿，可怎么也编不圆。大夫问孩子的妈妈在什么地方？我说去德国了。大夫说我们怀疑你是故意对孩子虐待，你很可能是嫌孩子啼哭才给他吸了过量的麻醉药。这在法国是犯罪行为，我认为有必要让警察介入。可把我吓坏了，好话说了不知有多少！总算答应暂时不叫警察，看看我最近几天的表现再定。
“‘孩子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要马上住院。这不，’他晃晃手里的处方，‘让我赶紧买药去。’
“我听着怪，问：‘怎么医院还得出去买药？’
“朋友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法国就这样，不光法国，好像欧洲国家都这样，医院只有处方没有药，药店里是凭处方才能卖给你药。这样的好处很多，医院不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拼命给病人开贵重的药，药店也不能随便卖给顾客贵重的药。两边一制约，受益的是老百姓。’
“巴黎到处都是药店，每条街都有。我们很快买好了药，又回到医院。朋友说你们俩就别下车了，省的让大夫起疑心。我说好吧，我们就在车上等你。
“迟小慧满面愁容，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说你就别操心了好不好？花多少钱也得把孩子治好。她愣了一会儿，掩面又哭了起来。
“过了很长时间，朋友出来了，告诉我们孩子正在输液，病房都安排好了，两个孩子一间。迟小慧说不得有人陪床吗？我去陪。朋友笑了，说你要是跟法国人讲陪床他们都听不懂。放心吧，护士比你还细心呢。
“回朋友家的路上，我问：‘住院一天得多少钱呀？’朋友说一千多。我又说：‘目前只能是你掏了。’他斜我一眼，说：‘骂我？’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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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家相当不错，是一套四居室的大房子。太太刚刚起床，睡眼朦胧地给我们开门。朋友给她介绍说：‘这是林大哥，我打小儿的朋友。这位……’他忙了半天，连迟小慧的名字还不知道呢。我说她叫迟小慧，我的朋友。朋友太太是个热情好客的人，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坐下，端茶倒水，问长问短。朋友烦了，说你快洗脸去，然后该干嘛干嘛。太太白了他一眼，笑着说那你们先坐一下，我去洗个脸就来。朋友说她就这样，只要有人来话就收不住。我问朋友孩子呢？他说放假了，爷爷想得厉害，回国了。说话间朋友太太已经洗好脸出来了，又坐下聊。见迟小慧愁眉不展，便问出了什么事？迟小慧正想跟人诉说呢，便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了个仔仔细细。朋友太太听得入了神，一会儿扼腕叹息，一会儿唏嘘不止，一会儿义愤填膺。说到最后，两人相对垂泣，谁也不说话了。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呀？快去给他们收拾房间一一他们不走了，你有的是聊的时间。太太高兴了，起身去收拾房间。朋友说你们不去洗洗呀？洗洗我们去吃早餐——家里不开饭的，都到餐馆吃。我问他餐馆远吗？他说很近，过两条街就到了。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过得去，你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洗漱完毕，大家一同坐车去朋友的餐馆。装修得很不错，也很大。门厅里摆着一圈儿沙发，左手是餐厅的门。推门进去，是有两百多个座位的正厅。还有一个偏厅，隔了几个雅间。
“我们在一个雅间坐下，吃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吃罢饭，我对朋友夫妇讲了迟小慧寻找老公的事儿，请他们务必帮忙。朋友问了迟小慧老公的身高体态像貌，带他出来的蛇头的名字，说我朋友多，马上给你打听一下。迟小慧说谢了，竟又是满眼泪水。
“朋友送我们回来休息，说中午派人送盒饭来，你们就不用出来了。下午我来接你们，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看情况。
“朋友走了，我们俩坐下闲聊，话题自然离不开孩子。迟小慧说林东鲁绝对是个坏蛋，我迟早要找他报仇。我说话怕也不好这样讲，你说要是越境时孩子哭了怎么办？大家都得完蛋。林东鲁也有林东鲁的难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迟小慧不高兴了，说你怎么还为他辩护？我说不是为他辩护，仅仅是讲事实而已。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寄希望医院把他医好了。迟小慧问你说会医好吗？我说法国这样科技先进的发达国家，应该可以医好的。听了我的话，她脸上又有了笑容，说多亏了你的朋友，你说咱们该怎么谢人家呢？说罢脸又红了，大概是意识到不该说‘咱们’。我说谢什么呀？以后再说吧。他姓郑，我俩在村里从小学念到中学都是一个班。他从小总受人欺负，全靠我帮他了。他巴黎有个舅舅，好像还是个侨领，所以头几年就出来了。人不错，你别老那么客气，干啥呀？迟小慧笑了，说你有这么好的朋友为什么不在巴黎干，去西班牙干什么？我说在这儿干什么？当大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你懂吗？
“中午吃了朋友差跑堂的送来的盒饭，感到有点困了，又好好睡了一觉。三点多醒来，朋友正好也到了，便一同去医院。我们仍然在汽车里等着，他一个人去询问情况。
“这回快，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喜气洋洋的。我跟迟小慧说：‘你信不信？准有好消息！’果然，朋友一上车就眉开眼笑地说：‘医生说情况不错，但是要再晚一点来医院就完了，很可能成为一个植物人。医生告诉我麻醉是从希腊语来的，意思是没有感觉。医生说如果送来的再晚一点，孩子就很可能没有感觉的度过一生。走，咱们现在去买点礼物，给医生护士表示点心意。’我问：‘去哪儿买呢？’‘去前边的加油站。’他说。
“加油站有个很大的超市，朋友买了三大盒包装非常漂亮的巧克力，还买了两束鲜花。我们又回到医院，他拿着礼物进去了。
“迟小慧说：‘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这算什么事儿呀？’
“我说不好意思也没办法，以后补吧。
“正说着呢，他又匆匆走出来，上了车说：‘给医生送了一盒巧克力，两个护士一人一盒巧克力，一人一束鲜花，美得没样儿了，你看，’他指指脸颊。我一看，竟然印着一个唇印。乐了，说这护士小姐也够浪漫的啊？他用面巾纸使劲儿擦着，说：‘巴黎女人就这样。得擦干净了，让老婆发现了，非把脸给撕烂了不可！’
“在去朋友餐馆的路上，迟小慧突然说：‘郑老板，我欠你这么多钱心里可真是不好受，要不我给你打工吧，工钱就不要了，算还您的钱，好吗？’
“朋友一笑，说：‘你说这话就见外了，谁让我和海光是打小儿的朋友呢？记住了，以后别再跟我提钱的事儿。要说打工嘛，你别说，我还真缺人手。干餐饮业，没有几个自己的人根本不行。我打算再开一个店，正缺人呢。但咱们得先找你老公呀，找到你老公，你们商量一下，要是愿意到我这儿来，俩人一块儿来都成。海光，我哪天还真得跟你好好说说，你帮我把这个店管起来，我好腾出手去开新店。都老大不小的了，屁股应该坐得住了。怎么样？’我说我哪儿会做餐馆儿呀？改天再说吧。
“当天晚上我就领教了朋友‘过得去’的生意是什么样子一一每一个座位都有人，门厅的一圈儿沙发里也坐满了等座位的人。朋友带着引位的小姐在门厅和等座儿的法国人寒喧，每人送一杯中国人炒菜用的劣质黄酒，杯里还泡着个咸话梅之类的东西。服务员像打仗一样，客人一离开，用最快的速度更换台布餐具。刚换好，引位小姐已经把客人带到了。我又去厨房看了看，三个大厨带着一帮人正在汗流浃背地忙着，火苗呼呼的有一尺高。他们做菜的方式也怪，不是照点菜的单子做，而是由配菜的二厨把几张单子全拢过来，一看有五个宫爆鸡丁，马上配好五个宫爆鸡丁的主料辅料，有十个铁板牛柳，马上配好十个铁板牛柳的主料辅料，然后由大厨一次全炒出来。看大厨炒菜看得我目瞪口呆一一三个大厨一个比一个能放味精，五个宫爆鸡丁差不多放了有一两味精。我说放这么多味精能行吗？一个大厨咧着嘴笑道：‘全凭多放味精提味儿呢！鬼佬懂得什么呀？再说吃多了味精口就渴，口渴酒水就卖得多。’从厨房出来看见郑太太正在吧台里忙着算账，只跟我笑笑算是打招呼。到处都不见迟小慧，我就去找。找不到，哪儿都没有。正纳闷呢，一个穿着中式绣花工作服的跑堂小姐端着菜从我身边走过，说：‘嗨，发什么愣？’我一看，正是迟小慧，她已经给干上了。我看着她步履轻盈地把菜送到客人桌上，还用那有限的英语单词和客人们说话。她态度非常好，由于得到关于孩子病情的好消息，因此脸上喜气洋洋的，客人都喜欢她，包括她的笨拙和发音怪怪的英语单词。有一次她把菜上错了，客人并不生气，反而跟她调侃起来。她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看着她不好意思的窘态，客人们一齐大笑起来。朋友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过去看。客人解释说他们是在开玩笑，他们很喜欢这个中国女孩子。朋友放心了，回来对我说：‘迟小姐不得了，太有亲和力了。’
“总算到了打烊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很丰盛，有鱼有肉，啤酒饮料随便喝。郑太太夸迟小慧能干，说第一次干就收了四百多小费，真不错。非要迟小慧把小费拿上，迟小慧自然不肯，说等以后吧，以后我正式干再说。朋友说迟小姐咱们可要说好，要干就在我这里干，不能去给别人干啊？迟小慧说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正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呢，只要郑老板用我，给您做牛做马也愿意。朋友对我说：‘一说怎么就听不得了呢？’我说：‘味精多了。’烧菜的大厨以为我在说他烧的菜里味精放多了，赶紧站起来洗冤，说：‘我可没多放味精，一点点。给鬼佬烧菜才多放的，自己吃哪能多放。’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迟小慧的孩子住了三天医院，大夫说了，现在可以接回去了。他已经有了感觉，眼珠子开始乱转，脸上也偶尔有了笑容。但究竟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还要等孩子大些才能知道。迟小慧抱着孩子又哭又笑，一天不撒手，仿佛是一件无价之宝失而复得。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来到巴黎的第七天头儿上，我的朋友带来了一个黑瘦精壮的小伙子。朋友对迟小慧说，这个小伙子姓高，他大概知道你老公的情况，你们当面核对一下吧。
“小高看了迟小慧一眼，咽了口唾沫，问：‘你老公是叫卢安吗？’
“迟小慧两眼放光，说：‘对呀！’
“‘个子高高的，很壮？’
“‘对，可有劲呢！’
“‘脑门儿上有一块儿疤？’
“‘帮朋友打架落下的。’
“小高点点头，说：‘错不了，就是他。’
“‘他在哪儿呢？’
“‘他丢了。’小高想了想，说。
“‘丢了？怎么会丢了呢？’迟小慧着急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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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我慢慢讲吧。我们是从绥芬河出境的，跟旅游团走。蛇头给我们办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七日游，就是咱们以前的海参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呆了两天，蛇头通知我们夜里脱团。我和卢安在一个房间睡，夜里12点整，我叫醒卢安，两个人拎着东西蹑手蹑脚下了楼一一不敢出一点声音，团长和导游就在我们隔壁房间。下楼一看，九个人都齐了，蛇头让我们钻进一辆面包车，悄悄地出了城。我们要去哈巴洛夫斯克，那儿有人接应。按道理应该坐火车走，又快又舒服。可是我们没有护照一一 一次性出入境有效的旅游护照都扣在团长手里，他就怕我们跑。蛇头怕没有护照在火车上出问题，就决定坐汽车走。开车的是个中俄混血儿，当地人叫他们二毛子，因为他们称苏联人为老毛子，混血儿排行靠后一些，就叫二毛子。这个二毛子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长得也挺像中国人。
“整整开了十个小时车，快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车坏了。二毛子钻到车底下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没用。大家这急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呢？二毛子说这车修不好了，他要步行到早晨路过的那个镇子里去找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车。蛇头问他去早晨那个小镇远，还是去哈巴洛夫斯克远？二毛子算了算，说差不多，甚至去哈巴洛夫斯克还要近一点，大概不到一百公里的样子。蛇头没办法，就决定步行前往哈巴洛夫斯克。二毛子给我们详细讲解了怎么个走法，他告诉我们右边这座林木葱茏的大山叫锡霍特山脉，我们只要沿着脚下的公路走，就能到达哈巴洛夫斯克。
“‘我们就这么上路了。走了一阵，蛇头说不行，我们不能在这条公路上走。他说万一有苏联警车路过不就麻烦了？即便没有警车路过，只有老百姓的小车路过，可万一老百姓里有一个好管闲事的爱国公民，一个电话打给警察局，咱们就完蛋了。我们一听，这话说得有道理呀！就赶紧离开公路，向锡霍特山脉一侧靠拢。也不敢离公路太远，太远了怕迷路。也就是离个几百米的距离，林子很密，我们能看见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但汽车上的人绝对看不见我们。
“‘一直走到夜里，实在走不动了，九个人找了块平地，围在一起睡了。虽说是夏天，但还是很冷，露水很大，潮极了，蚊子也凶得很。早晨起来看吧，脸上、手上，凡露肉的地方，都是大疙瘩，奇痒难忍。幸亏有带风油精的，抹上才好一些。每个人的包里都有点吃的和矿泉水，大家就各自拿出来吃。我记得很清楚，卢安吃的是方便面，也不能泡，就干吃，一边吃一边喝水。
“‘刚吃了一半儿，他说不好，肚子疼，怕是昨天夜里受凉了，要拉稀。从包里扯了一块卫生纸就往林子深处跑。谁也没当回事儿，继续吃。吃完了喝完了，蛇头说上路吧，这才想起卢安没回来。
“‘蛇头说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呢？小高你去找找。我答应一声，便朝卢安走的方向去了。走了大约有几十米远，连卢安的影子也没有。我觉着怪，心里也有点莫名其妙的恐怖，就喊他的名字。刚喊了一声儿，我就听见动静了。就在我左侧十几米远的地方，我听见好像有树枝折断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先是看见了树丛中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晴，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一时不知道这是双什么东西的眼睛，只感到威严和恐怖。但马上就明白了，它从树丛里缓缓的走出来，是一只斑斓的西伯利亚虎，身体巨大，足有一吨重，步态却轻盈，很有节奏感。背部和前肢的强健肌肉在走路时起伏运动，像波浪一般。它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悠然自得地开始慢跑，巨大的四肢掀起略带腥味儿的风，它跑的是那样健美、舒展、平稳和安静，看起来就像在林子里滑行一样。
“‘我似乎看到它拖着卢安。
“迟小慧两眼儿朝上一翻，两腿儿向下一蹬，晕了过去。我是又掐她人中又往她脸上喷水，折腾了好一阵，她才缓过神儿来，一把搂住我脖子大哭起来，把我当成了一块擦眼泪抹鼻涕的卫生纸。
“我叹口气，心说这卢安的运气也太差了点儿，便问小高是不是看清楚了？
“这小高还挺能咬文嚼字，他说我讲的是‘似乎’。
“我赶紧跟还在脖子上挂着的迟小慧说，你听明白了吗？人家小高说的是‘似乎’，就是好像的意思，并没有板上钉钉地说老虎叼走的就一定是你老公。
“‘那我老公哪儿去了？’她细声细气地问。
“我心说这问我哪儿行呀？得问老虎。可不敢说，只好又问小高：‘你后来又找了吗？’
“小高摇头苦笑，说：‘我已经不会动了，两脚一步也挪不了。意识清楚，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他们又把我找到的，蛇头推了我一把，我才说得出话来。我把我看到的情况跟他们一讲，大家再也不管什么警察不警察了，都争先恐后地往公路上飞奔，蛇头跑得最快。
“‘等到了哈巴洛夫斯克，我把这事儿又跟接应的人讲了。这是一个会讲中文的苏联人，他说这是完全可能的，西伯利亚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虎种，也是世界上身体最大的虎，是不折不扣的百兽之王。已经接近濒危，大约只有不到一千只了，这仅存的一千只西伯利亚虎的栖息地，就是锡霍特山脉。好家伙，原来如此。你们说有多倒霉呀？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一连三天，她终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我也没有劝她节哀珍摄，因为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三天以后，她精神稍好了一些，我对她说你先在这里呆着，我要去西班牙了。等我到了那里以后，会给你打电话的。你要是愿意，我让人把你也送过来。你不要跟别人讲一一西班牙要大赦了。
“她木讷地点点头，问我路上怎么走？我说我已经看过地图了，翻过比利牛斯山脉就是西班牙，那边有朋友接我。哪知她一听山脉就大惊失色，说会有老虎的，眼泪也流了下来。我说比利牛斯山脉绝对没有老虎，你放心好了。她说要是没有老虎你就去吧，一到了就给我打回电话来，好吗？我点点头，说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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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顺利地进入了西班牙，找到了在马德里的朋友。这时，西班牙不久要大赦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各国难民争先恐后地越过西班牙边境。我赶紧给迟小慧打电话，要她立刻收拾行装准备过来。她很高兴，好像精神顿时好了许多。我又给朋友打电话，让他尽快找个蛇头把迟小慧送到马德里来，因为这边有可能拿到身份，费用请他先给垫一下。他说没问题，迟小慧一个人在我这儿也呆不住，自她听说丈夫被老虎吃了以后，性格也变了。有时在我餐馆里帮帮忙，板着脸笑也不笑，还跟客人吵架。我受不了了，立刻给你送过去。
“一个星期以后，迟小慧抱着孩子被蛇头送到了马德里。在马德里，我们很自然的就住在了一起。半年后，顺利的拿到了西班牙永久居留的身份。我谢绝了朋友的挽留——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干餐馆。男人不挣有数的钱，这是我的一贯想法。餐馆生意再好，每天翻两次台没头儿了吧？于是，我带着迟小慧取道德国来布拉格投奔林水清，开始了偏门生意。”
“什么？迟小慧也来过布拉格？我怎么没见过？”我问。
“因为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是在做这种生意，所以我另外给她找了房子。再说，她的孩子那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基本上是个傻瓜。她天天在家里教他说话数数，不厌其烦，哪儿有时间出来玩儿呢？我很快就开始自己干，赚了很多很多钱。一直到那件事发生，你深夜送我到德国边境。”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老婆知道了这件事，闹着要来。我们毕竟是结发夫妻，当年我因为出身不好到处遭白眼的时候人家看上了我，不嫌我是个穷小子，一分钱彩礼也没要就嫁了过来。我出国的时候没钱，她作主，一咬牙把房子给卖了——这样的老婆，我能不让她来吗？她来了以后，我对她讲了我和迟小慧相识相交的经过，她怎样万里寻夫，历尽艰辛，尤其是讲到我在礁石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她为了救我的命给我喂奶的事，我老婆大哭起来。又讲了孩子被过量的麻醉剂弄成了傻瓜，又讲了怎样听到了丈夫被老虎活活吃掉的消息，我老婆直哭了一夜。早晨起来，两眼红红的跟我说非得见见迟小慧不可，要从此结为姐妹。”
“见了吗？”
“见了，基本没说话，就哭了。从那以后，迟小慧的心情越来越不好。我给她租了一套非常好的房子，比当时我住的好多了，但她很不开心，终日郁郁寡欢。后来她对我说她想离开巴黎，我说那去哪儿呢？伦敦好不好？她说随便，只要离开巴黎。我就带她去了伦敦，给她买了一套大房子。她再也不让我碰一下，我怎么哀求也没用。实际上咱们又不缺女人，只不过是怕她钻牛角尖，希望她还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没用，坚决不允许。后来我又劝她找个人嫁了，她光冷笑，不说话。现在她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每天就跟傻儿子在一起，给傻儿子讲故事。你还别说，儿子真出息了不少，明白不少事儿了。我给请了个油画老师，学油画呢。这孩子也怪了，对什么事情都很冷漠，成天痴眉瞪眼的，就对色彩感兴趣。”
“没准儿还真就成了气候呢！中外历史上疯疯傻傻的大画家又不是没有过。你好好培养吧，弄不好就是为全人类做了贡献。”我说。
“贡献不贡献吧，只要能让迟小慧开心就行了。”林海光说。
“看不出啊，情有千千结。儿女情长，这好像不是你的风格。”我说。
“风格是会被年龄改变的。红尘漫漫，万物皆空，你慢慢就会感觉到，与一个爱你的女子惺惺相惜地度过一生，远比荣华富贵重要得多。”
他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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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林海光我要走了。


　　他正在窗前习字，听了一愣，说：“才呆了几天呀？一个星期嘛，着什么急呢？”


　　我笑着说：“你说得轻巧，我一共才有奥地利的十五天旅游签证，在奥地利呆了一天，在意大利呆了三天，在巴黎呆了七天，这就已经十一天了。明天动身，是十二天。在德国满打满算只能呆两天，过了两天就成了非法移民了！”


　　他摇摇头，说：“这中国护照实在要不得了！”


　　我说：“现在已经不错了，有了几个申根国家。要在以前，做梦吧，哪儿也去不了。行了，知足了。”


　　“下决心来法国吧，所有文件都由我来搞。实在不行就办一个假结婚，让我的律师去办。趁着还算年富力强，做几年就算了。”他说。


　　“还是往出倒腾革命领导干部？”我打趣说。


　　“对呀。”


　　“这事儿你得容我再想想。”我说。


　　“要多谋善断，而不是优柔寡断，你想吧。今天还有什么事儿？我陪你去喝酒！”林海光扔下笔说。


　　“我今天确实要请你去好好喝一杯，还有两位朋友想介绍给你，请你以后给予关照。”我说。


　　“什么朋友？”他问。


　　“两个打黑工的朋友，一个你上次已经见过了，另一位是个小姐。你要是不去，恐怕他们连假也请不下来。”我说。


　　“那好，走吧。”他痛快地说。


　　我们先来到叶土根打工的地方，那位老板又是客气得一塌糊涂。接上叶土根后就去找路嘉，一一昨天我已经跟她通过电话，她大叹苦经，说是已经去了那间制衣厂，活儿虽然不重，却不堪忍受老板的骚扰。我当即告诉她今天我会去她工作的地方，给她的老板脸色看看。她半信半疑地告诉我叶土根认识这个地方，可以让他带你来。最后还忍不住嘱咐我说：“你可不要蛮干，他会用刀劈了你的。”


　　路嘉打黑工的地方真不近，是在快到巴黎郊区的一座两层的破HOUSE里。林海光一停车就笑了，说：“这是李大头的黑工厂，那可是个色中饿鬼，你的小姐朋友在他这儿干好不了。”


　　我苦笑，说：“你明白就好。”


　　叶土根上前按门铃，小门开了，出来一个短打扮的年轻汉子，问：“你们要干什么？”


　　我说：“我们想找一下路嘉。”


　　他两眼一翻，说：“上班时间一律不准会客。”


　　林海光笑了，说：“这李大头的规矩还挺严啊？叫李大头来见我。”


　　那汉子见林海光出言不逊，知道来的不是等闲之辈。慌忙说：“请稍等一下，先生贵姓？我去向李老板通报。”


　　“就说他爹来了。”林海光笑眯眯地说。


　　那汉子不敢再问，三步并两步地去了。


　　不到一分钟，一个大脑袋中年爷儿们在刚才那汉子的陪同下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见是林海光，早把一张脸笑得稀烂，说：“是林老板呀，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林海光不进门，说：“不能破了你的规矩呀，上班时间一律不准会客。”


　　李大头急了，说：“您就别调理我了，快请进吧！”


　　林海光问：“真能进？”


　　“哎哟我的爷呀！我背您进来？”李大头快要哭了。


　　“那就进吧，”林海光回头对我们说，“既然李老板说能进。”说罢，他大剌剌地领着我们走了进去。


　　楼上楼下都摆满了电动缝纫机，差不多有二十台。每台缝纫机前都有一个人在埋头工作，紧张的缝制西装。我们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坐下，李大头的手下从冰箱里取出易拉罐可口可乐，啪啪地打开，恭恭敬敬地放在我们面前，然后束手立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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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光问李大头：“你这么明目张胆地搞黑工厂，不怕警察来查？”


　　李大头笑着说：“怎么不怕？怕也得干呀。我在二楼修了个夹壁墙，平时楼顶儿上安排个人趴着，一见有警察在门前下车马上报告，只要有两分钟时间，人和机器就都无影无踪了。”


　　“你是给哪儿加工西装呀？”林海光问。


　　“给犹太人的服装店，有十几家犹太服装店从我这儿拿货。跟犹太人做生意，难了，赚不到什么钱的。”李大头说。


　　“你能骗得了我？犹太人的统一价格是一套西服付加工费75法郎，你能给黑工几个？黑工一天能加工几套？来料加工，流水作业，都裁剪好了，就在你这走一道线而已。一个黑工一天平均给你赚2500法郎，十天就是25000，一个月是75000法郎一一你雇了多少黑工？”林海光问。


　　“您这是给我清产核资来了一一雇了二十个人。”李大头说。


　　“一个月毛利150万法郎，对吧？”


　　“骗不了您。”


　　“10万法郎开工资够了吗？”


　　“真不够，我哪儿能那么黑呢？得15万。”


　　“就算是15万。房租水电5万，这就是20万了。打点一下道儿上的朋友和方方面面，再加上10万一一不少赚呀你？”林海光笑着说。


　　“您这是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李大头抱屈道。“亲戚朋友哪个跟我借钱我敢不借？一不留神得罪了人，给警察局打个电话我就立马倾家荡产，连法国身份也保不住。说实话，连黑工也不敢得罪，他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急了真敢去警察局指证你。”


　　“得得，不听你诉苦。这位是田老板，”他指着我说，“我的生死之交。他有个朋友在你这儿打工，今天来见见。”


　　“田老板，”李大头笑着点头，问：“您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路嘉。”


　　“在吗？”林海光问。


　　“在在，去，赶紧把路嘉找来。”他吩咐手下。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路嘉推门进来，见我真的来了，高兴地问：“田大哥，你多会儿来的？”


　　“刚到。”我笑着说。


　　“土根，你也来啦？”她又和叶土根打招呼。


　　“来，路嘉，我给你介绍一位大哥。这是林海光林大哥，以后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就找他。”我说。


　　路嘉一笑，叫了声林大哥。


　　林海光说：“你既是田大哥的朋友，也就是我林海光的朋友，有事儿只管说话。你们李大头要是对你不规矩，我就剪了他。”


　　他随手抄起桌上的一把大剪子比划着。


　　李大头尴尬地笑着不说话。


　　“李大头，我想替路嘉请个假一一明天田老板就要走了，我今儿要请几位聚一下。”林海光说。


　　“您就行行好，别调理我了成吗？路嘉，赶紧陪着两位大哥玩儿去，别惦着回来，你放心，工资一分也不会少。”李大头说。


　　在美丽城一家很不错的中餐馆坐下，看得出林海光是这儿的常客，上上下下都很熟，连跑堂的小姐都认识。我把菜单递给林海光，说：“今天我请客。”


　　林海光接过菜单并不看，随手放到桌上，说：“那我可就点了啊？来一条盘龙鳝，两斤左右的差不多了。来八只螃蟹，四只清蒸，四只用葱姜炒。”


　　跑堂的小姐在一旁建议：“林老板不要醉蟹吗？”


　　林海光摇摇头，“那样做不卫生。再来一个龙虾，也要两斤以上的。再让你们大厨给弄两个青莱，差不多了。对了，把你们的什锦大拼盘弄一个来，再就是啤酒饮料，赶紧上。”


　　一边吃一边聊，我告诉叶土根和路嘉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以后有什么麻烦就找林老板。我又对林海光说：“把你的名片拿出来。”


　　林海光说：“我哪有那玩意儿，这么着，你俩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上，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好了。”


　　他把家里电话和手机号码都念了一遍，路嘉和叶土根赶紧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我对林海光说：“要不是听你讲了迟小慧的事儿，我还真想不起来把他俩介绍给你。尤其是这个路嘉，一个女孩子黑在巴黎，太不容易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些事情在你看来很简单，对他们就是天大的困难。所以，请你以后多多关照。”


　　林海光想了想，对路嘉说：“在李大头那儿干不成，这样吧，去我朋友的餐馆，工资肯定低不了，也不会有人欺负你。”


　　路嘉高兴极了，问：“真的吗？我什么时候可以去？”


　　林海光笑了，说：“还是个急茬儿。明天吧，明天你给我打电话，我带你去。打工容易，重要的是把身份搞定。不行就嫁个鬼佬，我帮你办。”


　　路嘉两眼放光，说：“太谢谢林大哥了！来，我敬您一杯！”


　　饱吃了一顿，穿着旗袍的领班过来请林海光签单。我赶紧说：“我来结账，不要签单。”林海光笑着说：“我跟这儿的规矩就是半年结一次，怎么着？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就把饭钱给我吧！”


　　“我才不会不好意思呢，我只会高兴。”我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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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馆门口我和路嘉叶土根分别，告诉他们有事给我往布拉格打电话。他们都有些依依不舍，特别是路嘉，眼睛里已经有晶莹的泪水在打转转。


　　在巴黎又乱转了一气，回到老林的家已经是黄昏了。简单吃了点饭，我说要去洗个澡睡觉，明天一大早就要走呢。刚上楼梯又停住了，说老林你别忘了给我写字啊。


　　林海光一笑，说忘不了。


　　早晨拎着东西下来，林海光已经为我写好了一幅字，正在端详。见我下来，说：“来看看，给你的。”


　　我过去一看，是一幅工整的隶书一一


　　“如有女人入于他舍，是女端正，颜貌瑰丽。主人见已，即便


　　问言：汝字何等？系属于谁？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我所


　　至处，能与种种金银琉璃珍珠。主人闻已，即便烧香散花，供养礼


　　拜。复于门外，更见一女，其行丑陋，衣裳弊坏。女人答言，我实


　　黑阍，我所行处，能令其家所有财宝一切衰耗。主人闻已，即持利


　　刃，作如是言：汝若不去，当断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痴！汝家


　　中者，即是我姐。我常与她进止共俱，汝若驱我，亦当驱彼！主人


　　还入，问功德大天。言：实是我妹。我与此妹行行往共俱，未曾相


　　离。


　　田力先生雅正


　　林海光敬录《大般涅盘经?；圣行品》


　　“字好，内容也好。”我说。


　　“看着玩儿吧。”他吩咐马仔把字卷好，放到我的车里。我们一同共进早餐，他说：“那件事一想好就给我来电话，不会有风险的。”


　　我点点头。


　　早晨7点30分，我与林海光握别，向德国疾驶。


　　中午进入卢森堡，在这个干净美丽的小国家吃了顿牛排，便又向德国前进。在路上，我想起一个朋友讲的有关中国、卢森堡和德国的故事：朋友是国内一个政府部门的英语翻译，奉命随团出访卢森堡。住进酒店后，团长一一相当级别的一位领导干部对他说：“你去前台小姐那儿问问卢森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他明白团长指什么，只好硬着头皮去问。前台小姐英语很棒，笑着告诉他卢森堡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国家，您想看的东西都没有。但离这儿二十多公里有一个德国城市叫特里尔，那儿应该有您想看的东西。翻译满脸通红地回到团长的房间，把前台小姐的话作了汇报。团长当即决定全体人员立刻出发，直奔德国城市特里尔。果然很近，不到半个小时已经进了城。又该翻译去问详细地址了，他这回不好意思再向妇女打听，见长椅上有个打盹儿的老头儿，便上前打听。可这老头儿不会讲英语，只能说几个单词，翻译又一句德语也听不懂。他只好慢慢地说“Red-light district（红灯区）。”


　　老头儿笑了，问：“Red？”


　　翻译点点头。


　　“Chinese？”


　　翻译苦笑笑，“Yes。”


　　老头儿又问：“Communist （共产党员）？”


　　翻译心说这德性散大了，连德国老头儿都知道去红灯区的都是什么人。他只好硬着头皮承认，说：“是。”


　　老头儿给他画了张图，还标好了门牌号。要说德国人画图的本事，绝对是世界第一，再没比他更精确的了。手里有了这张图，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


　　卡尔?；马克思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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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老头儿只听懂了一个单词：Red（红）。而在英语里，这个词不仅是“红色”，也是“革命”。


　　特里尔是进入德国的第一个城市。街心花园的长椅上有许多正在打盹儿的老头儿，我也向他们问路，然后找到了“布吕肯大街十号”。


　　这是一座黑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拥有这样一幢房子，就是在今天也绝对称得上富有。1818年5月5日（多么吉利的数字），卡尔?；马克思在这里诞生。


　　门票为两个马克，这在德国的名人故居里是最便宜的。我去过波恩的贝多芬故居，面积比这里还小，门票却是八个马克。有德、俄、英、法、西、日、中七种文字的说明书，而且中文有简体和繁体两个版本。在欧洲的所有景点，亚洲国家只有日文的介绍。这当然是因为日本人有钱。后来在法国也可以看到朝鲜文的景点介绍了，这显然是归功于韩国近年来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出色表现，而跟把人民饿得拼命往中国跑的友好邻邦无关。如今在这里竟然看到了亲切的方块字，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不仅如此，在这里陈列的各国印刷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中国的最为漂亮和精致。


　　还不仅如此，在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只有中国的华国锋先生来过这里。1985年，华国锋在西德访问时特意来此瞻仰，并向故居赠送了印有马克思头像的瓷盘和中文版《资本论》的精装本。这也许是因为马克思故居在1983年才对外开放，而那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改革，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持着和西方水火不容的政治姿态。而仅仅过了几年，这些坚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在人间蒸发。因此，华国锋先生便成了来过此地的唯一 一位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


　　马克思在这里与少年女友燕妮留下了青梅竹马的爱情佳话，他17岁离开，从此再没有回来。


　　翻开留言簿的时候又让我吃了一惊一一几乎全部是方块字！女工作人员看出了我的惊愕，便微笑着用英语向我解释：马克思虽然是德国人，但似乎你们中国人更喜欢他。在每一百个客人中，至少有九十个是中国人。特别是在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以后，来这里的几乎只有中国人了。


　　“我谢谢你们喜欢一个德国人。”她说。


　　从特里尔出来我向南直奔波恩，这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首都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姓刘，原先在铁道部一家公司工作，是英文翻译，在随团访问南斯拉夫时离团出走，辗转来到西德。取得了十年居留的身份后，在波恩一个中餐馆里打工，他颇有语言天赋，英语就不用说了，流利的几近母语，而且塞尔维亚语和德语也相当不错。我为他困于餐馆抱屈，他却乐天知命，满意得很。


　　黄昏时分进入波恩这个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我读过德国历史书籍，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军队就在这里建起了要塞。这个位于七岭山和艾弗尔山之间、在美丽的莱茵河怀抱里的城市曾经在德国战后历史上有过显赫的地位一一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的首都。在西德终于统一了东德之后，首都迁往柏林，这里才渐渐地失去了昔日的光环。


　　波恩并不大，大约有二三十万人口。市内绿树参天，绿草如茵，就像一个大公园一样。房舍都不很高，多为两三层的HOUSE，庭院颇大，花木扶疏。家家的窗台和阳台上都开满了鲜花，让你觉得鲜花是德国人的最爱。我读过一位美国将军写的二战回忆录，他乘坐吉普车穿过被炮火彻底毁坏的柏林时，惊奇地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德国妇女不是从废墟里寻找财物，而是小心翼翼地捧出一盆花来。这位美国将军由此断言：德意志民族将会浴血重生，迅速崛起。


　　他真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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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过一次，所以直接把车开到了中餐馆门口，正是吃饭的时候，餐馆却大门紧闭，连灯都没有亮一盏。我觉着怪，便上前打门。来开门的正是老刘，还拎着个手提箱，一副束装远行的打扮。见是我，又惊又喜，说：“你怎么会来？”


　　我一笑，说：“我怎么不会来？看你这样子是要出门？”


　　“走，先找个地方吃饭。”他说。


　　“你这儿不开啦？”我问。


　　“走吧你就，找个地儿说。”


　　他领我来到一家德国人开的快餐店里，客人很少，偌大个餐厅显得空空荡荡。要了些简单的食物，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


　　我说：“怎么回事儿？我一来你就走？”


　　“不走不行，事儿急。你要是没事儿，跟我一块儿走吧？”他说。


　　“你这是打算去哪儿呢？”我问。


　　“纽伦堡。”他说。


　　“得，我跟你去。”


　　“真的？你是从哪儿来呀？”


　　“巴黎。”


　　“有事儿？”


　　“回布拉格路过，说弯一下看看你干嘛呢。”


　　“那好，跟我去纽伦堡，省得我一个人坐火车闷。”


　　“可我就不明白你好好的去纽伦堡干什么？”


　　“这儿不能干啦。”


　　“为什么？”


　　“嗨！好长时间了，生意不好。老板心里就急一一就是那个上海人，你见过的。他见别的中餐馆都雇黑工，什么事儿也没有，就也雇了两个浙江农民。雇黑工多便宜呀？什么税都不用交，工资只是象征性地给。可谁知狼吃了没事，狗吃了能撵出屎来！不知是谁给向警察局检举了，昨天晚上警察突然包围了我们餐馆，是中国人就不准动，查身份。俩农民一看不好，就往楼上躲，谁知警察也噌噌上了楼。这时老板就指着我大喊：‘快跳楼跑！’俩人一听，打开窗子就往下跳。二层，并不高，结果一个就摔断了腿。当然不摔断腿也跑不了，一一没用警察动手，警犬跟牛犊子似的，早扑上去按住了。当天晚上，老板、黑工都关进了拘留所。”老刘说。


　　“可他为啥指着你喊呢？”我问。


　　“怕让警察看出他是通风报信嘛。”他说。


　　“后果严重吗？”


　　“德国人现在急了，非得罚个倾家荡产不可，不坐牢就算烧高香啦。”他说。


　　“那你急着去纽伦堡干啥？”


　　“有个朋友本来开着餐馆，现在又给政府管了个难民营，忙不过来了，让我马上过去帮忙。正好这儿也干不成了，挪地儿吧。”他说。


　　“中国人给德国政府管理难民营？”我问。


　　“这有什么新鲜的？吃好了吗？吃好了咱们就走。”他说。


　　“德国人的饭能吃好吗？去了纽伦堡你再给我吃这个我可跟你急啊！”我扔下刀叉往外走。


　　“行啊，我给你蒸一碗扣肉，再焖一个东坡肘子，怎么样？”他跟在我后边说。


　　“扣肉也别太肥，太肥吃不了几块就顶住了。肘子一定得用文火焖烂了，还得放致美斋的酱油。”我嘱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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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开夜车真是非常舒服，路上车很少，到处是森林，空气好极了。我警告老刘我已经开了十几个小时车了，非常疲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睡着。他说那怎么办，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我说那倒不用，但你必须说些有意思的话，还得一刻不停地说。他说你这不是折腾我吗？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坐火车去呢。虽说挤点儿，可是安全呀！


　　“什么什么？德国的火车会挤？你说梦话呢吧？我坐过去柏林的火车，整节车厢就三个人。”我说。


　　“你那是老皇历喽！”老刘笑着说，“有机会你再在周六周日坐一次，马上就能找到在中国坐火车的感觉。”


　　“怎么回事儿？”我问。


　　“且容我娓娓道来一一这算有意思的话吗？”老刘问。


　　“那得讲出来看效果一一我要是不困，就算有意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说。


　　“德国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坐火车旅行是非常方便的。就拿波恩来说吧，你想去德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一小时至少有一趟列车。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坐火车的人很少。为什么呢？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德国人的汽车太多，高速公路太好，节假日一家人出游，开汽车走很方便。第二个原因是火车票价比较贵，几口人乘火车出游，票钱超过了汽油钱。德国人多仔细呀，结果是高速公路上挤满了汽车，火车里却空空如也。铁路局年年亏损不是个事儿呀？铁老大就开始想辙了。先推出了旅游票，又推出了全年半价票，接着还推出了‘祝你晚安票’——晚上几点以后乘车一律半价。效果显著，铁老大明白了，物美价廉就能取胜。紧接着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又推出了一个‘十五马克快乐周末火车票’—— 一张15马克的火车票，可以让五个人在星期六的夜间零点到星期日的夜间零点这段时间里乘坐任何一趟列车去德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一下就轰动了，原来空荡荡的车厢现在是人满为患，经常没有座位。有一回我从慕尼黑到纽伦堡，一上车就没座位。那个挤劲儿，跟中国也差不了多少。我问几个大学生感觉怎么样？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值！’原来他们是要从慕尼黑到汉堡去玩儿，往返1700多公里，五个人才花了十五马克，当然值了。这样一来，高速公路不塞车了，汽车开的少了，废气也就少了，铁老大也赚钱了。今天就是周日，所以我说火车上很挤。怎么样效果，还行吗？”老刘问。


　　“马马虎虎，”我说。“主要是我现在还不困。话又说回来了——这德国人怎么这么抠儿呀？”


　　“德国人小器是全世界都出了名儿的，你连这都不知道？我做餐馆我清楚，让德国人花钱，就跟要他的命一样。常有这样的情况——来了几个客人，七嘴八舌点了一桌菜，吃得都挺高兴。结账时傻了，不是客人傻了，是咱们的服务员傻了。客人们各人付自己的菜钱——可谁能记得他们自己吃的是什么菜？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问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德国人：你如果得到一个芬尼，想干什么？法国人说我去买一束玫瑰花送给我的情人；英国人说我去买一本有趣的书回家看；意大利人说我去买一块皮萨饼吃；德国人说我赶快跑到银行存起来。我刚来那年在德国的大学里学了几个月德语，亲眼看到许多教授中午就是从家里带来的两片面包夹一块奶酪。还有的教授一交税就是上万马克，午饭却已经免了好几年了。要说他们到底抠儿到什么程度，不用去他们家里看，中午上大街转一圈儿就都清楚了。德国人中午在街上买根小细香肠和一个小面包就算好饭了，一边走一边吃，美得不得了。面包渣儿是绝对不能扔掉的，所以他们每人都有用舌头在纸袋儿里舔面包渣儿的绝技，三下两下就舔得干干净净；指头儿上的油水儿更不能擦掉，所以每个人都香甜的在大街上吮着自己的手指头儿，吮完一根吮另一根。不骗你，这已经是德国一景儿啦。有的德国人吃个苹果还得吮一气手指头儿呢一一得沾多少维他命呀？初来乍到的人不明白，还以为这些衣冠楚楚的德国绅士一到中午就返老还童了呢。”


　　我乐了，说：“真的假的？你是不是太损了点？”


　　“全部有据可查，没有一点夸大。”老刘斩钉截铁地说。


　　我相信这是真的。我在捷克生活多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批的德国人开车过来买啤酒、买衣服、买蔬菜。连加油和嫖妓都要到捷克来。我也读过茨威格的回忆录，知道德国人这种德性由来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那时茨威格正好住在萨尔茨堡，他说：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我以最好的机会来观察那些每天路过的抢劫队伍。数以千计的巴伐利亚人从相邻的城市和乡村像潮水似的涌入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请人缝制套装，修理自己的汽车，采购药品，找医生看病，慕尼黑的大商号在奥地利寄发国际邮件和拍电报，为的是能从邮资的差价中占到便宜。后来，德国政府终于采取行动，设立边境稽查站，没收所有的奥地利商品，以制止德国人不买本国商品而到奥地利抢购。但是，有一种商品始终不受限制，那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拿着交易所行市表进行核算，看看是否能够由于奥地利货币的贬值而使自己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价钱喝上比在家里多四五升甚至于十几升的啤酒。对于德国人来说，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于是，成群结队的德国人带着妻儿老小从边境那边过来，为的是好好享受一下，灌满一肚子啤酒。每天晚上，火车站成了酩酊大醉、狂呼乱叫、打着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鬼们的真正魔窟——有些喝得实在不能动弹的人只好被拖上平常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进车厢，然后列车满载着这群又吼又唱、大发酒疯的人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可是德国人守规矩。”我说。


　　“过犹不及，凡事都得有个‘度’。在好多时候，德国人不是守规矩，是死性，脑子进水啦，弱智！”老刘一句比一句狠。


　　“嗬，怎么这么义愤填膺？”我问。


　　“这些年让他们气的。”老刘说。


　　“还能气成这样？”


　　“几乎没有一件事不让你生气。这还是我，天生好脾气。要是你让气这么多年，我们早就化悲痛为力量了。每个中国人刚来德国遇到的第一件不习惯的事就是过马路，我当然也不例外。那天朋友带我去警察局办手续，正要过马路时，红灯亮了。我左右看看没车，就要过。朋友一把拉住我，说你当是在中国呢？只要红灯亮了，没车也不能过。入境随俗，从那以后，我也和德国人一样，只要红灯亮了，有车没车我也不过，非等绿灯亮了不可。不是怕有什么危险，是懒得让那些德国老头儿老太太瞪你。可有一次，在一个僻静极了的丁字路口，我和一个德国中年妇女正要穿过马路，红灯亮了，立即止步。可那红灯亮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总不变。我忍无可忍了，就迅速穿过了马路。走了一百多米远，我回头一看，那位妇女还在那儿孤零零地站着呢！那灯肯定是坏了，我就不知道那女人还要等多久？这哪儿叫守规矩，这就是死性！你说气人不气人？”


　　“是有点儿气人。”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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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嫌德国饭难吃，可德国饭是一丝不苟地按规矩做出来的。你去德国人家里的厨房看看，你会觉得那根本不是厨房，是实验室。因为到处摆着量杯、天平、闹钟、温度计，书上规定做这个菜要多少克奶油多少克肉，他绝不会多放一克或少放一克；还不时地检测温度，也是按规定，一度不高一度不低。就说煮个鸡蛋吧，也得按规定时间把闹钟调好，时间长了怕煮的没营养了，时间短了又怕不熟。我有一回自己煮饺子吃，正好邻居来找我有事儿。我请他吃一个饺子，他吃了，那表情丰富得不得了，说是天下美味，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怎么做？我说太可以了，便要给他讲。他说你等等，回去拿了个本子来。我告诉他怎样拌馅儿，怎样和面，讲了个清清楚楚。讲完了，轮他提问了，把我问了个张口结舌，以至我都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真的会做饺子了一一‘水要放多少升？’‘面要放多少克？’‘菜和肉馅儿各是多少克？’‘煮多少时间？’我一句也答不上来！这叫守规矩？绝对是脑子进水了！”


　　“是别扭，怎么这样呀？”我说。


　　“没法子，德语里没有‘大概齐’这个词儿。没听中国人说笑话吗？说是有个中国人向一个德国人问路，问到XX大街怎么走，需要多少时间？那德国人瞪着眼光摇头，不说话。中国人心说又碰上一个别扭家伙，得，走吧，再问别人。刚走了几步，那德国人又追上来了，说先生等一下，XX大街前边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右转就到了，需要八分钟。中国人说谢谢，可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德国人说你刚才不光问我怎么走，还问我需要多少时间，我没看到你走路，不知道速度快慢，怎么能回答呢？还有一个欧洲人讲的故事，说是有一个日本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同在一个火车车厢里，上来一个阿拉伯人，端着一盆奇怪的鱼。日本人问阿拉伯人，请您告诉我，您的鱼可以在日本繁殖吗？繁殖这种鱼需要什么条件？成本高不高？德国人问阿拉伯人，请您告诉我，您的鱼在动物学里属于哪一类？它的学名叫什么？俗名又叫什么？轮到咱们中国人了，中国人问，请您告诉我，您的鱼好吃吗？是清蒸的好吃还是红烧的好吃？这个故事很形象，欧洲人非常烦日本人这样的经济动物，几句话就描画出了日本人敏锐的经济头脑。德国人的形象也很准，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僵硬的有学究气的民族。中国餐馆在欧洲到处都是，爱吃的帽子是摘不掉了。”


　　“名至实归，名至实归。”我说。


　　“我记得当年邓小平先生经常感慨地对手下讲，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意思是中国人吃苦耐劳，老老实实，任劳任怨，政府怎么折腾都行，再搞不好对得起谁呀？其实我认为德国人民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人民还好，至少从政府的角度看是这样。中国政府也不准老百姓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可老百姓听吗？红灯亮了也不准过马路，老百姓听吗？草坪上到处都有不准践踏的牌子，可人人都去照踩不误。德国人民绝对不这样，只要政府说不让，绝不会去做。所以我总说，德国历史上确实出了不少的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艺术家、大音乐家，但德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他一代一代生来就守时守法不撒谎不骗人尊重权威善于完成政府规定动作的老百姓。德国是世界上最讲究秩序的国家，你应该能体会到。在德国的公园、街道、建筑物、商场……到处都有维持秩序的标志牌和禁令牌。事无巨细都有明文规定，人人都严格遵守。比方说商店，规定店员七点擦玻璃搞卫生，八点开门营业，下午六点关门。从星期六下午两点起，所有商店停止营业，不准延迟一分钟，星期日也不准营业。要在中国，谁会听这个？德国人认为守法是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中国人会这么想吗？西方政治家总批评中国政府这么不好那么不对，我打心眼儿里替咱们领导人委屈一一管这么一大帮吊儿郎当的人，容易吗？你说东他说西，你不让做他偏做。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在中国会听说农民没事儿就去割电缆卖钱，政府难死了！我有时候瞎想，世界各国领导人是不是也可以对调一下，像当年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一样？让中国领导人来德国过过舒心日子，省得每天让毒酒喝死人小煤窑瓦斯爆炸这样的事弄得一脸倦色心惊肉跳；把什么施罗德、布莱尔这些人弄过去领教领教中国人民，不出半年，准得一个个面无人色地跑回来，握着咱们领导人的手眼泪汪汪的说：‘大哥，我错了！’”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说。


　　“其实，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就从来没在意过要什么民主人权。他们就愿意服从，臣仆意识很强。你看德国的历史剧里经常有这样的语言一一‘官吏们既已做出决定，皇帝也已首肯，服从就是我们的天职。贯彻帝王圣旨，想必无上荣耀。’二战以后美国人非让人家过民主生活，搞议会政治，已经教坏了不少德国人了。”


　　“他们对中国人好吗？”我问。


　　“能好吗？”老刘说，“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这么别扭的地方还有什么呆头儿？赶紧挪个地儿呗！”我说。


　　他笑了，说：“我还真喜欢这个别扭地方。”


　　“这回是你脑子进水了。”我说。


　　“你听听看，我离得开吗？这是一个法制极为健全的国家，你永远不会担心有谁对你违法乱纪。你办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请客送礼塞红包，该办的必须给你办。每一个德国公民和每一个像我这样拥有居留身份，可以在这里工作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社会安定，人民富裕，两极分化不大。在这里没有人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露宿街头。当你的生活遇到了困难，你可以领到社会救济。你的月收入如果低于1200马克，你可以领到住房补贴。而且不只是对穷人的物质救济，如果穷人需要打官司，你可以去请最好的律师，律师也会竭尽全力为你据理力争，因为他不是免费的，是政府替你交了律师费。没有养路费，没有过桥费，教育全部免费，从小学到大学。他们认为不论你是钢铁大王的孩子还是失业者的孩子，都应该受到同样良好的教育。法律规定每一个有工作的人都必须缴纳失业保险金，金额是死的一一工资的6。5%。挣得钱越多，缴的也越多。只要你失业，就可以马上领到失业金。虽然不够你挥霍，但足以维持你体面的生活。你如果工作满三十五年，你就可以拿到百分之百的退休金。你不想工作那么长时间也可以，少工作一年只减少0。3%的退休金。你只要上一份医疗保险，全家没工作的人都可以享受看病不花钱的待遇。等到你老了，病了，需要人护理了，怎么办？去养老院你不愿意，那好，就由亲属在家护理你吧。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级护理，你的亲属每个月可以得到四百马克的护理费，二级是八百，三级是一千二百，以此类推。你病得越重，护理费就越高，亲属们就会尽心尽力。你说，我有什么理由离开这个别扭地方呢？”老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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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离不开。那你就好好在这过日子呗，找个德国媳妇，成个家。”我知道他早已和国内的妻子离婚，笑着说。


　　“不敢结。”他说。


　　“结婚怕什么？”我问。


　　“在德国，数男人倒霉了。”他说：“结婚谁也高兴，可是只要一离婚，男人立马就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为什么？”我问。


　　“在德国，一半以上的女人结了婚不工作，就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务。说实在也挺不容易的，每天跪在地上擦地板，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可是一旦离婚，你除了必须分一半财产给她之外，还得月月付给她赡养费，一直到你生命的尽头。比方说，你太太在和你的婚姻期间没有工作，你就得把你的养老金的一半在退休时交给你的前妻。德国的婚姻法为了体现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规定离婚男人可以得到纯收入的七分之四，剩下的七分之三你必须在每月的月初汇到你前妻的银行账号上。这是没有子女的情况，有了子女你就更惨了，因为一般情况孩子都是判给女方，你必须先把孩子们的抚养费交给他们的母亲，然后再来按七分之四和七分之三分配剩余。孩子长到十二岁，母亲便有义务每天出去工作半天。如果这样，你就可以只补足差额部分。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说妇女必须去工作。在失业率这么高的情况下，男人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更不用说一个从来没有工作经验的女人了。而且还得看她是不是会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儿上，为了减轻你的负担去诚心诚意找工作。如果不是这样，你绝对是永无出头之日。要命的是他不分是非，过去他的婚姻法还不是这样，那会儿跟我们现在的婚姻法似的分过错方和无过错方。你给你男人戴了绿帽子了，还要你男人掏钱养着你，走哪儿也说不过去呀？所以过错方要承担一些经经济损失。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改了，也许是德国法官脑子笨，他哪儿分得清感情上的家长里短呀？也许是德国的妇女组织闹得厉害，说我们女人辛辛苦苦在家干活儿，有点外遇就在经济上吃这么大亏，这是歧视妇女。总之改了，改成现在这模样，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是有点冤。”我说。


　　“也别多，你要离上两次婚——这件事不由你，你不离她离——你赶紧上吊去吧。有多少离婚男人让逼的逃亡国外？有的男人越想越憋气，说我不干了，反正干活儿也是给你挣钱，索性去领失业金。可法官这时候来劲了，他要去调查你是不是真的失业。一旦查出你是假的，失业金还得拿出来分。”他摇摇头说。


　　“德国的离婚率高吗？”我问。


　　“三分之一。”他说。


　　“老天爷呀，那不太苦了吗？有多少男人在苦难中挣扎呀？”我说。


　　“还能承受。怎么说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婚姻善始善终，而且越来越多的男人在总结了别人的经验教训后决定永远不结婚——只要不结婚，我就是安全的。剩下那三分之一倒霉鬼也不是永远没有希望，这些前妻里有一部分在经历过一次失败后，马上又进入下一次婚姻冒险——她们没有可担忧的，不行再离，无非是赡养人改了名字。那些幸运的前夫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呼雀跃，像中了千万大奖一样欣喜若狂。欣喜之余还忘不了说一句：‘终于又有一个笨蛋娶了她！’你说我敢结婚吗？”老刘问。


　　“不敢不敢，别说你不敢，要我我也不敢。好家伙，一听结婚就得出身冷汗！”我说。


　　就这么聊着，还真不困。半夜两点，我们到了纽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