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维利亚,唯一让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的是,一位女室友Chiara,来自意大利威尼斯,某四星酒店的大堂副理,比我大两岁,后来竟然喜欢上我。我们曾在GUADALQUIVIR河畔,望着午夜河水升腾的雾霭,她不住地向我数落那个花心大萝卜的桩桩艳事,我则向她诉说我的心事,直至两人酩酊大醉;我们曾一起徜徉在塞维利亚的巷陌里,循着吉普赛男人凄怆的吉他声而去;我们曾一起在公寓楼下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近“香”情怯的我在她的背上抹过防晒霜,却死活不让她在我的背上摩挲,直至我背部晒得黝黑至发红,不停地掉皮,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给予的关切,还逞能地说no da importancia。
在灼人的等待外汇支票的日子里,我去试着找过许多工作,也正如我之前所说,留学生在西班牙合法工作几乎就是callejón sin salida,无数次碰壁,无数次真诚地笑着去试工,再无数次地碰壁。没有工作居留的我,数次被来自同一省份的所谓老乡老板欺骗,记得有一次,素来老实的我被逼得连杀人的心都有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贴在窗前小方桌上的用以励志抒怀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又渐渐地归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