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仆团第一红楼】为重振昔日灌水雄风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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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奖牌，是女儿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到的金牌，曾是他的全部骄傲和希望。可女儿突然间就走了，几乎让他猝不及防。再到周末，路过四十中，他总忍不住停下车，似乎女儿还能从校门口走出来，上车，喊一声：谢谢爸爸。
　　就在跛脚女孩儿坐他车的那段时间，他觉得女儿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他的日子还有希望，他又重新找回了幸福！
　　在回家的路上，朱师傅顺便买了份报纸。一展开报纸，朱师傅就看到了跛脚女孩儿的照片。
　　她对着朱师傅微笑，醒目的大标题是:林美霞——最年轻的跨国公司副总裁，S市的骄傲……朱师傅吃惊地张大嘴巴，一目十行地读下去。边读报纸，他边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烟。
　　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个信封。拿出来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美金。朱师傅愣住了，他想不出，林美霞何时把钱放进了自己的外套口袋？就在她挽起自己胳膊的瞬间？
　　美金中间，还夹着一张纸条：师傅，这是爱的利息，请您务必收下。本金无价，永远都会存在我心里。谢谢您，师傅！
　　朱师傅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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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奖牌，是女儿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到的金牌，曾是他的全部骄傲和希望。可女儿突然间就走了，几乎让他猝不及防。再到周末，路过四十中，他总忍不住停下车，似乎女儿还能从校门口走出来，上车，喊一声：谢谢爸爸。
　　就在跛脚女孩儿坐他车的那段时间，他觉得女儿又回到了自己身边，他的日子还有希望，他又重新找回了幸福！
　　在回家的路上，朱师傅顺便买了份报纸。一展开报纸，朱师傅就看到了跛脚女孩儿的照片。
　　她对着朱师傅微笑，醒目的大标题是:林美霞——最年轻的跨国公司副总裁，S市的骄傲……朱师傅吃惊地张大嘴巴，一目十行地读下去。边读报纸，他边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烟。
　　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个信封。拿出来看，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美金。朱师傅愣住了，他想不出，林美霞何时把钱放进了自己的外套口袋？就在她挽起自己胳膊的瞬间？
　　美金中间，还夹着一张纸条：师傅，这是爱的利息，请您务必收下。本金无价，永远都会存在我心里。谢谢您，师傅！
　　朱师傅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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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没亲人了，王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串门儿，问光光从小到大的所有细节。几乎所有人都说光光是天生恶性，从小到大没有一件能说得上好的事。最后，终于有一个老人说了一句：“光光这孩子上学蛮灵的……”就为这句话，王平又跑到光光上过3年小学的那个学校，找到了当年光光的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也是个老妈妈了，提起光光竟哭了起来。
　　原来，光光上学那3年一直是班长，是班里最好学最灵气的好孩子！父母死后，村里乡里没一个人管她，外婆家很远，她去外婆家就上不起学了。张老师几次去看光光，最后一次是在少林寺景区找到了乞丐似的光光，光光给她跪倒，说：“老师，我对不起你！你别管我了……”说罢就跑了。从此她就再也找不到光光了。
　　张老师拿出光光的十多张照片让王平看。都是张老师拍的，从光光7岁到9岁，有单人的，有身为班长带队的……王平很吃惊：光光原来是这样的！她生出一悟：好和坏的转变，绝不可能只是单向的！王平带着光光的照片返狱。
　　她做的第三件事是：去了几家照相馆，把光光的所有照片都翻拍，再放大，最后都放大成年画那么大，张张都是让人看一眼就心疼心暖的“童星照”，花了上千元。她把光光的十几张“童星照”贴在自己的管教室，满墙皆是。最后，她要求提前解除对光光的禁闭，带光光来管教室。
　　光光走进管教室后，一下子惊呆了，看呀看，认出来是自己了，再看王平，王平正像久别重逢的妈妈那样看着她泪如雨下！
　　“这……是我吗？”
　　光光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竟有过如此的“底色”！
　　“孩子，这才是你啊！”
　　“哇——”
　　奇迹出现了，光光竟像婴儿般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光光在狱中的第一次哭，惊天动地！哭着，她突然发疯似的揪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脸……
　　王平轻轻地抱住了光光，劝住了光光。光光说了实话：其实变坏的这些年来，最坏的时候她的心是最痛的，最想学好的时候她又是最发疯地做坏事的，她最怕人看透她……王平笑问：“以后呢？”光光说：“放心，我要好就是最好！”
　　光光出禁闭室的第二个月就当了犯人的大组长，连续4年都是改造积极分子，立功9次，刑期过半时获假释。10年下来，她已是拥有资产数千万的“新生摄影总部”的大老板，有8个连锁店，“创业先锋”、“致富女能手”……各种荣誉称号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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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出租车撞在路边的护栏上，变形着火了。兄弟俩出门办事时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俩人飞跑过去时，火正从副驾驶位烧向后排座位，司机已经不省人事。
　　兄弟俩没有片刻犹豫，齐声喊着号子，想使劲拉开车门，但车门却纹丝未动，两个人又想从车窗里把司机拉出来，可被卡住的司机却怎么也拉不出来。正当他们以为司机已经没救准备离开时，司机却突然开了腔:“哥们儿，谢谢你们……车子可能马上就会爆炸，你们就别管我了，快走吧！”话刚说完，头就又歪向了一边。
　　
　　司机还能说话，兄弟俩怎么能丢下不管？俩人一齐安慰道：“大哥，你忍着点儿，我们一定把你救出来。”火势越来越大，车身发烫，车里浓烟弥漫，随时有爆炸的可能。哥哥感觉情况不妙，要弟弟先走。但弟弟没理哥哥，他知道哥哥的脾性：如果司机没救出来，他绝不会半途而废。弟弟本想叫哥哥离开，但时间又不允许他推让！于是，弟弟抢先一步爬进了驾驶室。弟弟爬进去的那一刻，哥哥非常自责自己没有抢在弟弟之前钻进车里。但现在，他只能在车下一边喊住路人不要靠近，一边配合弟弟……
　　火苗就要接近油箱了……这时，哥儿俩感觉身边突然又多了一双手，一个年轻人没有听从旁人的警告，也加入进来了。绝望的哥儿俩心里重又泛起了希望，手上也就更有劲儿了！
　　一分钟，两分钟……三个年轻人终于将司机拖出了车厢。他们把司机架到人行道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身后就响起了爆炸声！等三人回头看时，身后已是碎屑四起、火烟滚滚……这时，他们在人行道上还没站够10秒钟！
　　惊心动魄的救人过程只有不到10分钟，而意味深长的是事后人们对他们的追问。
　　有人问后来加入的年轻人:“哥儿俩叫路人不要靠近，你为什么这么勇敢？”年轻人答：“哥儿俩身处危险中，却叫我们不要靠近，你说我能听他们的，眼瞅着不帮上一把吗？”
　　有人问哥哥：“火快烧到油箱了，没想过要跑吗？”哥哥答：“司机和我弟弟都在车里头，我能跑吗？”
　　有人问弟弟：“你哥让你走，你为什么不走呢？”弟弟答：“车上一个大活人，我哥也没走，我能迈得动脚吗？”
　　有人问的士司机:“你苏醒过来后，说的不是救救我。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司机说：“知道。感觉到有人在救我时，我很感动，心想着死前一定要向救我的人表达谢意，一定要提醒他们汽车会爆炸，让他们早点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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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不久就占领了上海。我当时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日军派来一个“军方的清算员”——实际上他是一个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要么和他们合作，要么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开始遵命行事，因为我别无他法。但有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清单上，因为这笔钱用于我们的香港分公司，跟上海分公司的资产无关，可我还是担心万一日本人发现了此事，那么我的处境会非常不利。
　　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发现此事的时候，我不在办公室，财务部经理在场，他后来告诉我，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我有可能会被他们抓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处。我有几个朋友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送到那个地方去。
　　星期天下午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紧张。多年来，每当我有所担心的时候，总会坐在打字机前打下两个问题：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二、我应该怎么办?
　　过去我不把答案写下来，只放在心里琢磨。后来我发现，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使思路更加清晰。所以，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住处，坐在我的打字机前，打下几行字：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明天早上会被关进宪兵队。
　　二、我应该怎么办呢?
　　1．我可以向上将解释。可是他不懂英文，如果找个翻译向他解释，会使他更加恼火，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我可以逃走。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一直在监视我，如果我打算逃走的话，很可能会被他们抓住，然后枪毙掉。
　　3．我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不再去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那个上将很可能会起疑心，把我关进宪兵队。
　　4．星期一早上照常上班。那个上将可能已经忘了那件事，即使他还记得，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找我麻烦。即使他来吵，我仍然还有辩解的机会。
　　我思前想后，决定采取第四个办法。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办公室时，那个上将就坐在那儿，叼着一根香烟，像平常一样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六个星期后，他被调回东京，我的忧虑就此告终。
　　这完全归功于那天下午我采取的四个步骤:
　　一、清楚地写下我所担心的是什么。
　　二、写下我可以怎么办。
　　三、决定该怎么办。
　　四、马上照着决定做。
　　其实，就那么简单，只要去做，就没什么可焦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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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不久就占领了上海。我当时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日军派来一个“军方的清算员”——实际上他是一个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要么和他们合作，要么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开始遵命行事，因为我别无他法。但有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清单上，因为这笔钱用于我们的香港分公司，跟上海分公司的资产无关，可我还是担心万一日本人发现了此事，那么我的处境会非常不利。
　　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发现此事的时候，我不在办公室，财务部经理在场，他后来告诉我，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我有可能会被他们抓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处。我有几个朋友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送到那个地方去。
　　星期天下午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紧张。多年来，每当我有所担心的时候，总会坐在打字机前打下两个问题：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二、我应该怎么办?
　　过去我不把答案写下来，只放在心里琢磨。后来我发现，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使思路更加清晰。所以，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住处，坐在我的打字机前，打下几行字：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明天早上会被关进宪兵队。
　　二、我应该怎么办呢?
　　1．我可以向上将解释。可是他不懂英文，如果找个翻译向他解释，会使他更加恼火，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我可以逃走。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一直在监视我，如果我打算逃走的话，很可能会被他们抓住，然后枪毙掉。
　　3．我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不再去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那个上将很可能会起疑心，把我关进宪兵队。
　　4．星期一早上照常上班。那个上将可能已经忘了那件事，即使他还记得，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找我麻烦。即使他来吵，我仍然还有辩解的机会。
　　我思前想后，决定采取第四个办法。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办公室时，那个上将就坐在那儿，叼着一根香烟，像平常一样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六个星期后，他被调回东京，我的忧虑就此告终。
　　这完全归功于那天下午我采取的四个步骤:
　　一、清楚地写下我所担心的是什么。
　　二、写下我可以怎么办。
　　三、决定该怎么办。
　　四、马上照着决定做。
　　其实，就那么简单，只要去做，就没什么可焦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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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留学的我，一天走进一家银行，想申请一张信用卡。接待我的是一位手托着下巴、满面愁容的四十几岁的胖胖的中年男子。
　　我递上申请表格，他瞅也不瞅，却突然抬头直愣愣地盯着我说：“太累了，你知道吗？我太累了！”我吓了一跳，没等我回话，他又接着说：“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高血压、我的体重、我的糖尿病使我体力不支，精神憔悴。今天，我才明白，原来是因为我的工作，这使我痛苦万分，生不如死。”
　　他又突然拿出计算器，一边飞速地戳着按钮一边依旧口若悬河：“全美国共有二亿三千七百万人，其中一亿零四百万人退休在家休息，这就只剩下一亿三千三百万人在工作；而其中八千五百万人是在校学生，那就只剩下四千八百万人在工作；这其中二千九百万人被联邦政府雇用，这样只剩下一千九百万人在除联邦政府外的各行业工作着;而其中四百万人在军队服役，那么只剩下一千五百万人还在工作;而其中一千四百八十万人在为州、市政府工作，那么只剩下二十万人在除州、市政府外的地方工作；而又有十八万八千人生病住在医院，那么只剩下一万二千人还在工作。”
　　他终于喘了一口气，打开抽屉，抽出一张报纸扔到我的面前，继续说:“知道吗？今早我看了报纸，报纸上说，全美国有一万一千九百九十八人被关在监狱里，那么一万二千减去一万一千九百九十八，结果是多少？”
　　“是二。”我终于回答了一句。
　　“对！”这位老兄显得更加兴奋，“那表明什么？全美国只有两人在工作，你和我！”
　　看着我呆若木鸡的样子，他又说:“孩子，现在你坐着不动，毫无疑问，全美国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工作了！怪不得我这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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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和小丁大学毕业后一起来到广州闯天下，小李很快做成了一单大生意，升为部门经理；小丁业绩很差，还是一个业务员，并在小李的手下干活儿。小丁心里很不平衡，就去向一位学者讨教经验。
　　学者说：“你过3年再看。”
　　3年后，小丁找到学者沮丧地说：“小李现在升了总经理。”
　　学者说：“你再过3年看看。”
　　3年又过，他又去见学者，气急败坏地说:“小李已经自己当老板了。”
　　学者说：“我也从普通老师升为教授了，你这样是无法胜过他的。”
　　一年后，小丁又来了，幸灾乐祸地说：“教授你错了，小李公司破产，他坐牢了。”学者无语。
　　10年后，小李在服刑期内写了一本感怀人生的书，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小李因此被减刑。
　　提前出狱后，小李成了很红的名人，还在电视上与学者一起探讨人生感悟。小丁在出租屋里看着电视，手里翻着小李的书，内心极度痛苦。他给学者发短信：我相信命运了，小李坐牢都能坐出好风光来。
　　学者回短信给他：你还没找到自己。你的痛苦是一生为他活着，你丢的不是职位，也不是金钱和面子，而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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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在一座纳粹集中营里，关押着很多犹太人，他们大多是妇女和儿童。?
　　有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儿，和她的母亲一起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一天，她的母亲和另一些妇女被纳粹士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她的身边。人们知道，她们肯定是被杀害了。但当小女孩儿问大人们她的妈妈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时，大人们沉默着流泪了，后来实在不能不回答时，就对小女孩儿说:“你的妈妈去寻找你的爸爸了，不久就会回来的!”小女孩儿相信了，她不再哭泣和询问，而是唱起妈妈教给她的许多儿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像清风一样在阴沉的集中营中吹拂。她还不时爬上囚室的小窗，向外张望着，希望看到妈妈从远处走来。?
　　一天清晨，纳粹士兵用刺刀将她和数万名犹太人逼上了刑场。刑场上早就挖好了很大的深坑，他们将一起被活活埋葬在这里。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残酷地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走到小女孩儿跟前，伸手要将她推进深坑中去时，小女孩儿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儿好吗?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了那里，刑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抽泣声，接着是一阵愤怒的呼喊……?
　　尽管最后谁也没能逃出纳粹的魔掌，但小女孩儿纯真无邪的话语却撞痛了人们的心，让施暴者看到了自己的丑恶和渺小，刽子手们在这颗爱的童心面前颤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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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喜新厌旧的男人要他的结发妻子3天之内搬出家门。他说：“3天后我跟新女友一块儿回来，不要让我在这个屋顶下再看到你这张老面孔!”
　　这个男人的妻子花了一天时间，把属于她的东西收进柳条箱、手提箱和纸箱。第二天，她让搬家公司来人运走了她的东西。第三天，她坐在他们漂亮的餐厅里，在餐桌上点起蜡烛，播放起温柔的音乐，慢慢地品尝一磅小虾，一罐鱼子酱和一瓶美酒。饭后，她走进每一个房间，把吃得半半拉拉的虾壳蘸上鱼子酱，塞进窗帘杆芯里。然后，打扫干净厨房后离开了她住了多年的家。
　　她丈夫同新女友回到家中，确实也过了几天神仙般幸福的日子。然后慢慢地家里开始有了气味。他们试了各种法子，清洗，拖地，打开门窗透气，检查床下或角落里有没有死老鼠什么的，用蒸气清洁地毯，开开空调吹风，降温，喷洒香水。实在没法，他们竟躲出去住了几天。最后，他们甚至以高昂的代价更换了羊毛地毯。
　　没有什么人愿意来这一家做活啦，清洁工不来了，女仆辞职了……终于，他们再也不能忍受恶臭而决定搬家了。一个月后，即使他们把房价压了一半，也无法为他们散发着死尸般气息的住宅找到一个买主。甚至连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都拒绝接他们的电话。最后，他们从银行借了一大笔钱买了一所新的住宅。
　　妻子打电话给这个男人，问他日子过得很快活吧？他告诉她，他们的住房忽然变得腐臭不堪。妻子很有礼貌地听着，然后她说她很怀念她住了多年的房子，她愿意在离婚财产分配中得到这所房子，但房价要压至原价的10%。男人说：“假如你今天在财产分配协议上签字，永不后悔，我就愿意以10％的价格分给你。”妻子同意了，当着律师的面，她签了协议。
　　一星期后，这个男人让搬家公司从原住宅里往他们的新家搬了所有的家具，包括那些窗帘杆子，他和他的新女友开心地笑着，男人说：“终于把臭房子扔给了那个白痴女人，我们可舒心地过自己的日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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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有一个人，特别会算计，本着只进不出的原则，逢着别人婚丧嫁娶，他能躲就躲，躲不过去，就只送极少的礼金，领着一家人去吃喝。自己家有了事儿，向来只收礼不请客，实在需要摆酒席，就弄半桌子清汤寡水。他们家吃肉的时候要关上大门——怕别人来吃，以至于邻居一见他家关上门，就笑道：“又吃肉啦。”
　　一次，二哥家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家人吃吃喝喝还不算，趁着人多手杂，还偷了一些布匹和酒肉。有人告诉奶奶，奶奶没吭声。过了些日子，那家人办起一个小卖店，生意不错，奶奶笑道：“长久不了。”没出两个月，小卖店果然关了门。
　　和奶奶聊起这家的事儿，她娓娓而谈：“这家人爱贪小利，易失人缘。小卖店是人缘生意，人缘不好，生意难做。前两天生意不错，他们开始想法进便宜的冒牌货。人无誉，货无誉，怎么会不关门？”
　　“这种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叹道。
　　“归根结底，这是心穷。”奶奶淡淡地说。
　　“心穷？”我惊问。
　　“是啊，人要心穷，一辈子也难富，偶尔富了也难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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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北部的乡村公路边有很多柿子园。金秋时节来这里，随处可见农民采摘柿子的忙碌身影。但是，整个采摘过程结束后，有些熟透的柿子也不会被摘下来。这些留在树上的柿子，成为一道特有的风景线。一些游人在经过这里时，都会说，这些柿子又大又红，不摘岂不可惜？但是当地果农则说，它们是留给喜鹊的食物。
　　任何人都会这样认为，果农用柿子喂喜鹊，真是太傻了！
　　这时，车上的导游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里是喜鹊的栖息地，每到冬天，喜鹊们都在果树上筑巢过冬。有一年冬天，天特别冷，下了很大的雪，几百只找不到食物的喜鹊一夜之间都被冻死了。第二年春天，柿子树重新吐绿发芽，开花结果了。但就是在这时，一种不知名的毛虫突然泛滥成灾。柿子刚刚长到指甲大小，就都被毛虫吃光了。那年秋天，这些果园没有收获到一个柿子。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了那些喜鹊，如果有喜鹊在，就不会发生虫灾了。从那以后，每年秋天收获柿子时，人们都会留下一些柿子，留在树上的柿子吸引了很多喜鹊过冬，喜鹊仿佛也会感恩，春天也不飞走，整天忙着捕捉果树上的虫子，从而保证了这一年柿子的丰收。
　　在收获的季节里，别忘了留一些柿子在树上。因为，给别人留有余地，往往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线生机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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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是一个人自尊心萌芽的表现。
　　从小妈妈就教我凡事都问个为什么，她是那种对没完没了的“为什么”永远不厌其烦的妈妈。
　　不过，妈妈从不简单地给我答案，而是让我自己先思考。渐渐地，我学会了在做事之前，先用自己的小脑瓜分析所有的可能性，遇事常常自问：“如果有人这么对我，我会怎么想？”妈妈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要求为我形成良好的品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13岁生日那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安妮，我想和你谈谈。”妈妈拍了拍身边的床铺。“有事吗？”
　　“我用了12年的时间培养你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她开口道，“你觉得自己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了吗？” “当然。”我答道。这个出人意料的开场白让我不觉隐去了笑容。
　　“今天是你的13岁生日，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小孩了，生活会变得复杂很多。”妈妈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为你打下了基础，现在是你开始自己拿主意的时候了。”我茫然不解——拿什么主意呀？
　　妈妈笑了。“从现在起，你自己的规矩自己定。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写作业，和哪些人交朋友，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不明白。你生我的气了吗？我做错什么了吗？”妈妈伸手搂住我的肩膀，“每个人迟早都要自己做主。很多被父母严格管教的年轻人，往往在他们离开大学，没人给他们指导的时候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有些甚至毁了自己的一生，所以我要早一点给你自由。”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她，各种念头一起闪过脑海。那么，我随便多晚回家都可以，自由参加各种聚会，没有人催促我写作业……这简直棒极了！
　　妈妈站起来，莞尔道：“记住，这是一种责任。家里人都在看着你，而只有你一个人为自己的过错负责。”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我有些兴奋不安。“因为我宁愿你现在犯错，现在你还在家里，我能给你建议和帮助。”她说着用力抱了抱我，“别忘了，我一直在你身边。任何时候，如果你需要，我会随时帮助你。”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同以往一样，这个生日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有蛋糕，有冰淇淋，还有礼物；而母女间的这次交谈却是我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我明白，妈妈并没有彻底走出我的生活，只是给我空间来伸展翅膀，准备未来的飞翔。
　　在之后的数年间，我也做过不少错事，但那是每个少男少女必经的人生体验。我有时不完成作业，偶尔熬熬夜，还有一次参加了一个危险的聚会，妈妈从没有为这些而责骂我。当我成绩下滑时，她会平静地指出我想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正在减少，成绩越差，机会越少。如果我熬夜，她会幽默地取笑我是不是心情不佳。那次聚会后，她只是问我认为那些朋友10年后会干什么，是否希望自己的未来和他们一样。我当然不希望那样，当我明白了这些，我就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弥补过失。
　　人生如织锦，妈妈总是用最好的建议来帮我修补裂痕。我从未像许多青少年那样对父母有过叛逆和怨恨，实际上，妈妈的教育方法使我们更加亲密。
　　几年前，在我女儿13岁生日那天，我也把她带进了我的房间，进行了一场类似的谈话。在她的青春期，我们也一直很亲密，我的儿子在这个年龄也和他的父亲谈过。孩子们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事实证明，那些都只是成长的里程碑而已。同时，更多严重的错误因此避免了，因为他们凡事认真思索并和我们商量。他们把父母视为良师益友而非监管人，两代人的关系因此健康而和谐。
　　生命和智慧就这样在这个家庭延续下来。爱、荣誉和对经验、智慧的尊重得到了珍视，这些都得益于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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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要在客厅里钉一幅画，请邻居来帮忙。画已经在墙上扶好，正准备砸钉子，他说：“这样不好，最好钉两个木块儿，把画挂上面。”我遵从他的意见，让他帮着去找木块儿。
　　木块儿很快就找来了，正要钉，他说：“等一等，木块儿有点儿大，最好能锯掉点儿。”于是便四处去找锯子。找来锯子，还没有锯两下，“不行，这锯子太钝了，”他说，“得磨一磨。”
　　他家有一把锉刀，锉刀拿来了，他又发现锉刀没有把柄。为了给锉刀安把柄，他又去校园边上的一个灌木丛里寻找小树。要砍下小树，他又发现我那把生满老锈的斧头实在是不能用。他又找来磨刀石，可为了固定住磨刀石，必须得制作几根固定磨刀石的木条。为此他又到校外去找一位木匠，说木匠家有现成的。然而，这一走，就再也没见他回来。当然了，那幅画，我还是一边一个钉子把它钉在了墙上。
　　读者感悟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走一段路程，不妨停下来沉思片刻，问一问：我要到哪里去？我去干什么？这样或许可以活得简洁些，也不至于走得太远，失去现在，失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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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震的第二天开始，我就穿黑衣裳，要不就是深灰的衣裳，大夏天的连件白衣裳都没有穿过。但是我从绵阳出来的第一天，就在成都街头买了一件大红的衣裳，长长的，就像一盆火一样，在灾区我一直穿着红衣裳在晃。我觉得到了那里，我的生命态度有所改变。
　　 我在北川接触了那么多孩子，那么长时间，她们没有一个号啕大哭的。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默契，就是默默流泪。我经常一进去就看见小孩在流泪，然后她们会在我的肩膀上默默流泪，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搂着她们，轻轻地拍，轻轻地晃。因为我的女儿做了噩梦或受到什么惊吓的时候，我就把她搂在怀里，说：“乖，不怕，不怕，妈妈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十八九岁的孩子和三岁的孩子在我的怀里是一样的，她就需要你拍着她晃着她。
　　 我在她们难受的时候就是妈妈，在她们恢复过来的时候就是老师，这是我自己特别欣慰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孩子们流在我怀里的眼泪够堆成一个堰塞湖了，但我不能哭。她们在我怀里哭，我反而不能哭。我就这样静静地陪着她们。
　　 我去见她们的时候，她们说要做心理辅导，让我跟她们聊天。有个小姑娘很安静，也不大哭，就是幽幽的，两眼望着远方，说，我爸我妈的尸体，现在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我们家是山体滑坡冲走的，十几天了，天气越来越热，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尸体开始腐烂了，我都不知道我妈妈在哪儿烂的，你说我怎么看书呢?她用很安静的声音跟你说这种话题，你想这种骨肉之情!她在想生她养她的母亲在怎么腐烂，你说她什么心情?
　　 这些孩子会跟我讨论爱情，讨论生命。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就很平静地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想生个孩子。我问为什么，她说，我爸爸妈妈全没了，我的家也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根了。我总想自己成为根，我才有活下去的理由。这种话其实是挺震撼人的。男孩子平时要比女孩子坚强，但到苦难来临时，女孩的彻悟能力比男孩要深多了。那些男孩一个个多独啊，眼前就不行了———我这高考怎么办呢———看的都是眼前事儿。那些女孩就不是，女孩谈的是生命，男孩就关注眼前的高考。
　　 其实女孩子都属于生命性动物，男孩子是社会性的动物，女孩子这个时候是生命性的反省，男孩子关注的是社会下的标准。每次我要走的时候，那些女孩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我不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我想起每次出差前，我女儿就是那么搂着我说，妈妈不走。所以我觉得，她们对生命的理解就像三四十岁成熟的女人；但是到你走的时候，那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就是三岁的孩子。
　　 其实我更感慨的是一期杂志上的话：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我去了，孩子们也在给我救赎。我觉得我们自我膨胀了太久，在这个物化的生活方式里面，习惯了被物质撑起来的那个孱弱的躯体，已经忘了什么是生命。就是这些孩子在修复我们，我去那儿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伤痕累累，但是这些孩子确实给了我修复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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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的长度伴随着社会的公平而来。贫穷的喀拉拉在发展中国家里力拔头筹。哪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越大，哪里的人们就死得越早，巴西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一个较穷的巴西人要比一个喀拉拉的中产阶级挣的钱要多得多。
　　 赐予人们长寿的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而是财富的均匀分配。同样，工业国的收入差异也显示了这一点。在瑞典和日本，收入的差异最小，虽然两国的社会和健康体制不同，但两国人民活得最长。相反，统计显示，伴随着财富分配不公正的不断增长，预期寿命也就越短。另外，德国在这两个范畴中均处于工业国家的中间地位。
　　 在国际比较中，国民感觉最满意的国家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最均衡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荷兰，就连在瑞士，贫富差距也比德国或意大利要明显地小。
　　 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美国联邦州之间的一次比较。虽然美国优秀的医院均匀地分布，但是在同一联邦州里的平均寿命却不同，差距多达4年。北达科他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那里的人们可期望活到77岁，相反，西南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民平均年龄则在73岁。这种差距既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也不是移民的来源；既不是贫困率，也不是香烟的消费量可以解释得了的；而且，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与因基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基本没有区别。谜底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而这种差别在路易斯安那州要比北达科他州高出50％。收入分配不公平州的公民较早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压力所致，是那种人们在对手林立的社会中所要承受的压力。
　　 在金钱和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关系，虽然在某一门槛的一边，富裕几乎可以提升幸福，但是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才是决定幸福的因素。
　　 过去30年间，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收入差距扩大，而最大的差距是在变革中的东欧。最痛楚的要算来自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数字，在那里自1989年以来，死亡率提高了1／3，男性的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匈牙利1970～1990年之间死亡率提高了1／5。这一时期的匈牙利绝对不再贫穷，这些年来，它的国民收入翻了三番，但是，当大多数人拥有的财富还停留在1970年的水平时，富裕带来的好处也就太有限了。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只要不富裕的人的收入不下降，而富人更加富有，就伤害不到任何人。如果人们将存款数量作为惟一标准，那么该论点无疑是对的；如果人们关注幸福和健康的结果，那么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只要社会上的对立面不断增加，无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就都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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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人，从少女开始就经历不幸：先是高考落榜，再是遇人不淑，打工路上被骗失身，然后初恋失败，嫁人后没几年就离了婚。似乎所有的不幸全让她赶上了，于是她不想活了，她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告别这个世界，她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最后一个电话，她打到了一个心理咨询热线，她质问：“为什么所有的幸福与我无关？”主持人是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她说：“能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吗？”那时她觉得她是在这个世界上做最后的告别了，于是她从最初的苦难开始说，一边说一边哭，最后泣不成声，再也没有力气说下去，电话那边一直静静地听着。她终于不哭了，问主持人：“为什么你没有和别人一样劝我？”那个女人说：“劝，会让你更感觉自己的无能和无力，你心中的郁闷不是一句劝两句劝能解开的，也许你没有痛快地流过眼泪，所以，我记得有位哲人说过，哭够了再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女人听了，又放肆地哭起来，似乎要把这些年的苦全哭出来一样，漫长的几个小时，她一直在哭，一边哭一边说，到最后，她似乎忘记今天晚上是要去自杀的，而主持人告诉她：“没什么大不了的，遇到最难过的坎，咱就哭够了再说。”
　　那句话救了她，几年之后，遇到找她哭诉的女人，她总是拍拍她的肩：“别着急，哭够了再说，”眼泪中有好多东西，可以杀掉那些生活中的绝望和悲哀。
　　我的小侄女，三年级的小学生，小测验没考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哭过了，继续去跳绳子，好象不记得自己才考了七十多分。而我从前一直在压抑着自己，不肯轻易流眼泪，甚至觉得那是无能的表现，最无能的人才会哭吧。所以，遇到任何事情都那么微笑和坚强，结果是差点得了抑郁症。直到有一次，我被人骗得好惨，那个同学搞传销，把借我的几万块钱全打了水漂不算，还骂我是笨猪，我一个人气得骑车满城乱逛，直到眼泪“哗哗”地流出来，一边骑一边哭，哭累了，我倒在一块草地上，看着那么好的阳光，我想，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不是吗？难道没了这几万块钱我就不活了？就当是白手起家好了。
　　那是第一次，我哭得那么痛快，哭过之后，天高云淡，好象自己过了一关，后来我问我的朋友，知道“哭够了再说”这句话出自哪位伟人之嘴吗？真是好。我的朋友说，它来自于我们的红尘生活，不一定是谁说的，但是，却让人感觉那么痛快淋漓，每一个面临红尘重压的男女，都可以在快崩溃的时候哭够了再说。
　　是啊，在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在委屈万分的时候，何妨一哭？哭够了再说吧。哪有过不去的山迈不过的水？于是我在遇到困难和委屈的时候，再也不装什么英雄，哭够了再说，反正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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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天，我心情不太好，甚至有些消沉。我努力工作，但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上司又诸多刁难。
　　我当时有一个好朋友奥尔加，她在我们工作地点附近的一家医院当义工。这天她找我来，对我说：“朋友，我没有车，但我需要给‘我的孩子们’带些礼物，你能送我去吗？”我说：“行。”其实在当时的心情之下，送奥尔加去医院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她只对我说要给孩子们带一些衣服和玩具，但到了那儿之后她说：“你看，我们已经到了这儿了，我请你去认识认识‘我的孩子们’吧，他们特别可爱。”
　　我试图提出反对意见，提醒她我只答应送她来。但正如我所说的，她是个固执的人，她拉着我，把我带进了一个房间，所有的孩子都热情地问候我们。
　　“你看，这是小托马斯，18个月，他有脑癌，你看他的眼睛多漂亮，你说什么他都能听懂。这是安德烈娅，她左腿上有恶性肿瘤，她很漂亮，是吧？”
　　就在她逐一向我介绍这些孩子的时候，虽然他们罹患的疾病足以让任何一个成年人崩溃，但孩子们却很开心，他们笑着，因为我们来看望他们而兴奋不已。他们都有着美丽的眼睛和早熟的目光。
　　但也有人不愿意跟我们打招呼，我问道：“为什么这个孩子离其他孩子那么远？”
　　奥尔加说：“哦，这是米格尔·安赫尔，他是晚期患者，他不愿意其他孩子看着他死去，我们去看看他吧。”
　　米格尔·安赫尔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脑癌使他丧失了视力，并影响到嗓子，他看不见，也说不出话了。
　　我很少像那天那样，觉得自己愚蠢至极，不知道该对这个孩子说些什么，疾病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剥夺了他与人沟通的能力。
　　我注意到他的皮肤白皙而柔软，修长的手指让人联想到停留在钢琴上的鸽子。“你的手真美，米格尔·安赫尔。”我抚摸着他，似乎在自言自语，我知道我不能为他做什么。我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说：“米格尔·安赫尔，上帝保佑你。”这个饱受疾病摧残的孩子握紧我的手，在沉默之中我分明听到他在回答：“我知道。”
　　离开医院之后，我认识到生活已经给了我许多，我拥有的财富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在这些孩子面前，我自己的问题微不足道。
　　我发誓永远不再让自己消沉下去。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奥尔加了，但我常常想到她，特别是有人来跟我说自己多伤心的时候，我就会给对方讲述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为什么一个人没有理由意志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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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为跻身大都会沾沾自喜吗?多年寒窗苦读后，你终于成为500强的一员，兴奋得挤地铁都挂着公司的工牌；只用本公司出产的手机，出差时陶醉地呼吸酒店的空气，似乎氧离子都变成了五星级……
　　几乎是完美的，如果春节不回老家的话。
　　那“贫瘠落后”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刺激了你的神经。
　　首先，表哥家居然住上复式了。他2000多的月工资，被你无数次嗤之以鼻。可县城的房价也远比都会里仁慈，他轻轻松松的攻下了160平方米。一楼，茶室、书房、孩子的游乐房；二楼，卧室、老婆的健身房。某名家的淡墨山水，也怡然大方地挂在墙上。你明白自己这辈子拥有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真迹很费银子；二、即使买得起真迹，又哪里找那么大一面墙，安放梦想和心情?
　　其次，同学小四居然当上科长了。高考时他只上了个金融高专，毕业后托老爸的关系进了老家的国土局。同学聚会，他很谦逊很厚道，真羡慕你们这些高材生。不过埋单时，气派就上来了，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了……饭后他开一辆宝马来载优等生们周游全城，这里准备开发成景观型住宅小区，年后竞标。舍我其谁的模样，令你无端地惴惴。你深知，再怎么奋斗，终其一生，你的身份都不会是“大人”，只会是小小的“子民”。
　　第三，邻居的孩子居然上小提琴培训班了。此外，周六习大字，周日学游泳。学这么多有什么用呢?你脱口而出。孩子的妈妈阿芳淡淡地答道，不图有用，就是陶冶性情。你惭愧起来悲哀起来，“不为什么”这种人生观早已与你远离。你就是一台一周工作100个小时、春节加班挣三倍工资的机器。
　　你与老家，与老家所代表的，早已远离。
　　看来当初的想法“太傻太天真”。可太傻太天真的，又岂止你一人?万千人走一条路径：好好读书，争取留京留港留沪；进大公司，加薪的速度得赶得上房价的涨幅。一路玩儿命奔跑，要与平庸的、促狭的、不思进取的旧生活彻底别离。现在你发现，当你在大都会为最基本的生存挣扎，老家的人民，正享受着平稳安逸带来的高品质性价比生活。
　　“赚够100万就回家”，你不忿了，在论坛上发帖。100万足够回老家挥霍，起床后就干三件事，闲逛、晒太阳、打麻将……别了，房奴，别了，曾经蛊惑过我的激荡过我的摧残过我的人生道路!
　　支持!顶你!深受压迫的众兄弟附和，青春这样短，征途这样长，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就要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了，直到有个声音怯怯地问：“可是，老家有欢乐谷、嘉年华?老家有清华、北大、精彩的讲堂?老家有国外的一级音乐团队来巡演?老家允许我们不靠任何关系，进大公司、靠真本领做人?”
　　它点中你了。它点中你迷茫的核心。
　　是有一种岁月，写满了辛苦，写满了艰难，可它意味着自己做主、长大成人；是有一种生活，远离了唾手可得的轻松与富裕，可涅槃之后，它还是会跟你一起邂逅幸福；是有许多个假期，装满了思念牵挂与哀伤，可比起那些从未离开过的人们，你更深刻地品尝到浓浓的情意；是有一种视野，洗尽铅华度尽劫波的视野，让你大气地活着宠辱不惊。
　　说到底，这不是回不回老家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从最开始离开原点起，你和家乡的人们，就注定要画不同的半径。大和小的结局都是圆满。他们从容地画好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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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astair Sawday编著的《法国民宅住宿指南》一书里，是如此形容法国小镇的这所民宅的：
　　“坐落于Juilley Town这幢大房子，拥有250年的悠久历史，庄园极大，绿意泛滥。主人詹士马鲁，幽默机智，为人热诚亲切。入居于此，肯定能让你宾至如归。他出租给游客的房间，是由古老的马厩改建的，面积宽敞，设备现代化，可住四人，房租95欧元（约合新币206元）。”
　　我们按图索骥，没费多少工夫，便寻着了。
　　一名男士，戴着一顶阔边草帽，在屋前的草地上，站得笔直。车门一开，他便脱下帽子，弯腰鞠躬，露出了一张满溢笑意的脸，声音洪亮地说道：“欢迎，欢迎！”我诧异万分地看到他身边的一条狗和一只猫亲昵地依偎在一起，他笑嘻嘻地说道：“它们呀，原是隔世宿仇，可是，经过我训练后，却变成了今生知己。”我好奇追问：“你是怎么训练的呀？”他一本正经地应道：“它们一打架，我便罚它们站。你要知道，猫狗以双腿来站立，是很累的呀，罚过几次，它们便相敬如宾了！”一番诙谐的“开场白”，逗得大家乐不可支，在欢愉的笑声里，彼此的距离，缩短为零。
　　
　　庄园很大，鸟声啁啾，充满了乡野气息。嫩绿和苍绿，深深浅浅、远远近近，像一组组美丽的音符，在大地谱成了一阙阙盛夏的乐曲。风，柔柔的，夹带着清凉的草香，软软地兜着人的脸。
　　心旷神怡。
　　然而，当我们把行李安顿在房间里时，却遗憾地发现，那间由马厩改建的房间，虽然极为宽敞，设备也很齐全，但我却隐隐地闻到了一股马的骚味。日胜说我心理作祟，马厩既已改建多年，怎么还会残存骚味？一想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仔细观察后，发现导致房间空气混浊的“罪魁祸首”是通风系统不好。
　　庄园里，栽种着成排苹果树、杏子树、樱桃树。詹士马鲁得意洋洋地说道：“全都是我亲手种的，果子成熟了，我便用来做果酱。”第二天早上，果然在餐桌上看到了色泽鲜丽的各式果酱。詹士马鲁还自行酿制苹果酒哪！以3/4的苹果汁和1/4的白兰地烈酒为原料，再经过一些繁复的制作程序，酿成了颜色澄亮的新饮料。浓熟的果香当中带着一点薄薄的涩味，醇甘的韵味在喉咙里温柔而又慵懒地散开、散开，后劲颇强。酒势化成了一只蜘蛛，在身体之内恣意伸展指爪，勾起了无限悲欢夹杂的绵长回忆……嗳，大清早呢，竟然成了一个微醺的人。这一天，在早餐桌上以苹果酒配搭多样化的法式面包大快朵颐，确实是个新奇的经验。
　　詹士马鲁这名浑身充满活力的男子，年已七旬。他不愿溺毙于暮年那桶寂寞的水里，所以，刻意把生活的格子填得满满满满的。除了忙于自家事务外，他还常常把酿制好的果酱拿到星期天市集去，将售卖所得的款项捐给慈善机构。
　　他说：“我实在太忙了呀，每天总得忙到子夜12时才上床，凌晨一时又得起身，继续再忙。”
　　我张大了嘴，正想发出惊叹时，才发现差点又误陷他“语言的陷阱”了！
　　嘿嘿！
　　这个快乐的男人，是我旅途上一抹很瑰丽的色彩。
　　一个懂得以笑声来装点生活的人，往往是一个岁月的魔爪也无法恣意伤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