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凌烟阁24功臣[收集+整理]<图文>全部完工

木風郎

凌烟阁原本是皇宫内三清殿旁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当时已有数位辞世，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命人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皆真人大小，时常前往怀旧。当时李世民也已是个老人，看着当年老部下的图像，怀念起那段铮荣岁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山河如虎，何等雄壮；常常在不知不觉间，潸然泪下。绘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像，是李世民对当年往事的怀念，同时更是一种真情的流露。

      太宗一朝，君臣共同努力，结果出现贞观盛世，正如太宗所言，「于兹十有馀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要做到这一点，太宗「为人君者，驱驾英材，推心待士」的用人政策是不可缺少，而太宗为了表彰这些功臣，就命阎立本绘画《二十四功臣图》於凌烟阁。
　　图画功臣於凌烟阁并非始於唐代。庾信〈周国柱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中有「天子画凌烟之阁，言念归臣」的句子，可知北周政权也这麼干过。崇重功臣、能臣的精神，廷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而唐朝的凌烟阁建在长安城内（太极宫）三清殿的旁边。阁中又隔为三层：最内一层所画均功高宰辅的大臣；中间一层所画，均为功高王侯的大臣；最外一层所画则为其他功臣。这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均面北而立，以示为臣之礼。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曾在朝上指陈大臣的长短：「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於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媛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恃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於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於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关於武将，他说：「於今名将惟李世绩、李道宗、薜万彻三人而已，世绩、道宗不能大胜，亦不能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这年李靖己七十四岁，在家养老，故评价中也就不包括他了。
　　这二十四位功臣包括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徵、尉迟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和秦叔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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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風郎

第一功臣——长孙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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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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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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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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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功臣——李孝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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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恭（591-640）唐初大将。高祖族侄。李孝恭的祖父李蔚，就是李虎的第七个儿子（李世民的祖父李昺是李虎第三子）。武德初，以赵郡王任山南道招慰大使，招降巴蜀三十余州。又任荆湘道行军总管，用长史李靖计，击降萧铣，并遗李靖等招降岭南各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任行军元帅，率李靖等诸将，镇压辅公祏，破广陵、丹阳，平定江南。拜扬州大都督。贞观初任礼部尚书，改封河间郡王。

李渊当年攻克京师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其为山南道招慰大使，带军直入巴蜀，降下三十余州。由于李孝恭对降附之人怀之以礼，抚慰有加，往往书檄到处兵不血刃，保全了许多性命，可称得上“仁德”二字。高祖武德三年，李孝恭又献计进攻萧铣的割据政权，李渊非常欣赏他的计策，进爵为王，并改信州为夔州，拜孝恭为总管，命他广造大船，教习士兵水战，准备进攻萧铣。

萧铣是后梁宣帝曾孙。当年北周趁梁国内乱入境大掠，象征性地保留了梁国。隋文帝时萧铣的爷爷萧岩叛隋入陈。陈国灭亡后，隋文帝杀掉了萧岩。萧铣自幼丧父，家里很穷，靠卖字作书挣钱养活母亲，为人十分孝顺。由于族内的萧氏成为隋炀帝皇后，萧铣沾光被授以罗川令的官职。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天下纷叛，岳州上下文武官员也趁势想起军叛隋，众人本来要推校尉董景珍为主，这位武人倒有自知之明，他对众人说：“我家世寒贱，起事以我为名没有号召力。罗川令萧铣是梁国王孙，宽仁大度，有梁武帝之风。我还听说帝王龙兴，都有符名吉兆，隋朝的冠带都叫‘起梁’这个称呼，冥冥之中预示着萧家梁国该中兴啊。现在请萧铣为主，不正是应天顺人吗。”大家找到萧铣一说，果然帝王贵胄，没有一般书生畏怯怕事之意，马上大悦应承，即日自称梁公，改易服色，建立梁国旗帜。不久，附近义军和起义官军纷纷来投，隋朝派军来攻都纷纷败走。萧铣于是称帝，署置百官。隋炀帝被弑江都，一时间天下无主，岭表诸州纷纷归降萧铣，九江、南郡也相继为梁国所据，当时东至三硖、南尽交趾、北据汉川，全都成了萧铣梁国的地盘，胜兵四十余万，成为南方雄国。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萧铣迁都江陵，开始与刚刚建唐的李家有了遭遇战。由于萧铣属下将领多横恣杀戮，他就以罢兵为名把诸将召回，想趁机剥夺这些将帅的权力。已经当了梁国大司马的董景珍等人相继怨恨叛乱，纷纷被杀，以至于萧铣的故旧边将各自心怀疑惧，实力大减。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孝恭率大军，统水陆十二总管，大兵直逼江陵。萧铣的江州总管盖彦举是个懦夫，乖乖献上五州之地投降，门户大开。梁将文士弘等人率兵拒战，但哪里是李孝恭王爷和李靖将军的敌手，立时军溃。萧铣刚刚为了换将而遣散兵士，身边只有几千人的宿卫之士守城。唐军忽至，他急忙下诏追还遣散至各地的军队，但梁国疆土辽阔，山河纵横，众军急忙往江陵赶也赶不及。李孝恭纵兵布长围把江陵围得铁桶一般，很快就攻克了水城，俘获舟船数千艘，梁国的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等人本来是带人来拜谒萧铣的，听说梁国兵败，新主对自己又无恩宠，就都转头到李靖军门投诚。萧铣禀乘梁家一贯的“仁义道德”，自度救兵难于急至，就对属下说：“天不助梁，数次亡国。如果战至力屈而降，唐军必因军士死伤而大杀城内百姓。怎能因为一人之故而使百姓遭殃呢。现在城池还未被攻拨，我先出降，可能会保全民众。众人失我，何患无君！”于是他亲自巡城下令投降，守城军士都号哭不已。萧铣祭拜太庙后，率官吏赴李孝军门请降：“当死者惟有我萧铣，百姓无罪，请勿杀掠。”李孝恭把萧铣用囚车送至京师。李渊见了萧铣，当面大骂这位玉面王孙的“罪过”，萧铣一脸凛然，对答说：“隋失其鹿，英雄竟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若以为罪，甘从鼎镬。”李渊竟下令斩萧铣于都市，时年三十九，称帝五年。萧铣言语不卑不亢，字字有理，与李家唐朝又没有深仇大恨，竟不免身死，可见李渊此人小气得很。此外，另一个仁德的大英雄窦建德，也是在兵锋正盛之时忽然被擒，也被李渊下令杀于都市，似乎不得不让人相信“天命”这两个字。

李孝恭平灭萧铣后，被拜为荆州大总管，岭南四十九州皆望风而降。武德七年，他又率兵击败江东辅公袥的反叛，平定江南，拜扬州大都督，江淮及岭南诸州都归他所统摄。隋灭乱起，李氏家族除李世民带兵横行天下外，宗室中只有李孝恭一人能独当一面，并立有击破梁国的大功。然而，李孝恭本性宽恕退让，没有骄矜自得之色，故而李渊、李世民都对他十分亲待。功成名就之后，这位王爷不喜反悲，对左右说：“我住的大宅子真是太宏丽了些，应该卖掉再买座小院子，能住就可以了。我死之后，诸子有才，守此足矣。如果这些犬子不才，也免得这么好的大宅子便宜了别人。”贞观十四年，李孝恭暴毙，得急病一下死掉，时年才五十岁，正当壮年。李世民亲自举哀，哭之甚恸。

木風郎

第三功臣——杜如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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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中国唐初名相。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从祖杲为北周、隋显官。
唐武德元年（618）如晦被李世民（见李世民）引为秦王府属官。如晦常从征伐，参与机要、军国之事，剖断如流。又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并以本官入文学馆为十八学士之首 。 四年，李世民建天策府，以如晦为从事郎中。当时世民弟兄间皇位继承的争夺十分激烈，太子建成企图翦除世民羽翼，在唐高祖李渊前谮毁世民的幕僚，因此如晦和房玄龄同被斥逐。九年，潜入秦王府谋划玄武门之变，以功擢拜太子左庶子。太宗即位，如晦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二年（628），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事。三年，任尚书右仆射，仍领选事。四年三月卒。如晦为相时，正值唐新建不久。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两人所定。时称如晦长于断，玄龄善于谋，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其祖父杜果官至隋朝工部尚书，其父杜咤为隋朝昌州长史。杜如晦自少聪悟，好谈文史，是个典型的彬彬书生。隋炀帝大业年间作为候补官员，只补个滏阳尉的小官，不久就弃官回家。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时，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恐怕秦王府内英才云集，日后于已不利，就以朝廷名义把许多李世民的手下文武从秦王府中调去外地任职。房玄龄当时对李世民讲：“府僚去者虽多，不足惜也。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大王您如果想经营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大惊，忙把已经调离的杜如晦追回。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高参，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李建成对杜如晦非常忌晦，他对齐王李元吉说：“秦王府中可惮之人，惟杜如晦与房玄龄耳。”随即向李渊讲房、杜两个人的过失，把他们调离李世民的秦王府。
杜如晦虽然被外调，暗中潜回李世民处替他出主意。玄武门之变成功后，功与房玄龄相等，不久就被太宗拜为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初年，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选官吏，好评如潮。贞观四年，杜如晦病重，李世民亲自去他家中探望，抚之流泪，在他咽气前超升其子杜构为尚舍奉御。即使皇帝如此贵重其人，杜如晦仍旧抗不过疾病之侵，死时年仅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恸，赠司空，徒封莱国公，谥曰成，并手诏为制碑文。后来有一次唐太宗吃块美味的香瓜，忽然忆起杜如晦，怆然泪下，遣人以所食之半奠于这位文臣的灵牌前，不时送御馔祭奠。在杜如晦的每年忌日，太宗都派人到他家里慰问其夫人儿子，一直保持其公府的官吏僚佐职位。“终始恩遇，未之有焉。”

木風郎

第四功臣——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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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河北晋州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死后半年，可谓尸骨未寒。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也就是说，李世民自己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为什么英明的太宗对死后的爱卿魏徵恨得如此切？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在太宗心目中，因魏徵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太宗大忌。魏徵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太宗赋予魏徵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太宗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徵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太宗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个现行，新唐书魏征传中所说“停婚仆碑”这样的惩处应该算是轻的。看来万世师表背后同样也是丝丝入扣的名利场争斗。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过后很快就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良谋。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

木風郎

第五功臣——房玄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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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579～648）

姓名：房玄龄
别名：房乔
生辰：579年
民族：汉
忌日：648年8月18日(阴历)
籍贯：齐州临淄
地区：齐州临淄
国家：中国唐朝
职业：开国宰相
信仰：兼容并包
唐代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十一年封梁国公。与杜如晦、魏徵等同为太宗的重要助手。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曾受诏重撰《晋书》。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579年—648年），唐初名相,中国十大贤相之一。名乔，字玄龄(因清康熙帝名玄烨，为避其讳，故在清代所重修/编的史书和相关资料中又追改其名为“元龄”,与初唐皇室一太妃"清河房氏元龄"名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幼警敏,博览经史，工书善文，书兼隶草,有"倚马立成"之文才.年十八、举进士, 授羽骑尉，校秘书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善相人，谓裴矩曰：“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后世相书称其“龙目凤睛,三台位列。”）”（《新唐书·房玄龄传》）

房玄龄有三子，房遗直、房遗爱、房遗则。
玄龄公辞世后，承袭其“梁国公”爵位和偌大门庭的房遗直，违背祖训, 德不压身，不知进退，终致兄弟阋墙、遭人陷害，成为取败之由。

“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和妻子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开皇（隋文帝年号）中，天下混一，皆谓隋祚方永，玄龄密白父曰：“上无功德，徒以周近亲，攘神器有之，不为子孙立长久计，淆置嫡庶，竟侈僭，终当内相诛夷。视今虽平。其亡、跬可须也。”隋末大乱，于渭北投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屡从秦王出征，网罗人才，协助李世民削平群雄登上帝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由画圣阎立本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其以一介书生建功立业"画像上凌烟阁"事世受文人墨客们推崇,晚唐诗人李贺在诗《南园》中感叹: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太宗在位期间，房玄龄受封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使唐律比前朝显为宽松，律条也臻完备，奠定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极大;监修国史，主编了二十四史之【晋书】;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其省并中央官员之举为贞观善政之首；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如【旧唐书】赞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磬同音，唯房与杜。】因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史称【房谋杜断】.

唐太宗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位有造诣的文学家,其诗作在【全唐诗】存89首,他曾作【威凤赋】自喻并赐长孙无忌,以诗【赐房玄龄】颂扬、勉励玄龄公为国求贤:【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又曾作【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一首: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参差丽双阙，照耀满重闱。
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临波光定彩，入隙有圆晖。
还当葵霍志，倾叶自相依。】

木風郎

一位开国君王,为一位大臣三次赋诗,可见其对玄龄公之倚重.

玄龄公去世后，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唐大臣也是著名书法家的褚遂良,于唐永徽三年,为玄龄公墓刻【房玄龄碑】, 碑文二千余字,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句话是:

【道光守器长琴振音,方嗣虞风仙管流声】

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柳芳的评论可谓恰如其分，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有关这段历史评论时，都全文抄录。而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历代古人像赞》中在玄龄公画像左上角所题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也是很好的注解。

唐代文学家皮日休，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踪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他在【七爱诗.房杜二相国】中慷慨言道:

【吾爱房与杜，贫贱共联步。脱身抛乱世，策杖归真主。
纵横握中算，左右天下务。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
巨业照国史，大勋镇王府。遂使后世民，至今受陶铸。
粤吾少有志，敢蹑前贤路。苟得同其时，愿为执鞭竖。】

有唐一朝房门"五代三宰相":临淄系房氏玄龄公相太宗,河南洛阳系房氏房融相武后,其子房琯公相玄肃二宗。房氏家族于此时备极荣光。后唐宰相兖州房知温是其七世孙，南宋高宗朝大学士房来（王来）是其十五世孙。

【天下无二房】-----天下房氏本望出于清河,而玄龄公因功画像上凌烟阁,白衣封侯,延续了【清河世泽】,传下了【凌阁家声】,留下了【千古风流】。玄龄公是天下房氏后辈敬仰和学习的楷模!
房玄龄传
房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父病绵历十旬，玄龄尽心药膳，未尝解衣交睫。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三年，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令处分发遣。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二十三年，驾幸玉华宫，时玄龄旧疾发，诏令卧总留台。及渐笃，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寻薨，年七十。废朝三日。（《旧唐书·房玄龄传》）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①不言功，王②、魏③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④、卫⑤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醋坛子”的由来就是根据房玄龄和其夫人的故事来的。
　　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起兵前久居晋阳，“醋”也成为唐宫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且因皇上喜吃，皇宫储存极多。据说，唐太宗年间，宰相房玄龄惧内是有了名的。其妻虽然霸道，但对房玄龄衣食住行十分精心，从来都是一手料理，容不得别人插手。一日，唐太宗请开国元勋赴御宴，酒足饭饱之际，房玄龄经不得同僚的挑逗，吹了几句不怕老婆的牛皮，已有几分酒意的唐太宗乘着酒兴，便赐给了房玄龄两个美人。房玄龄不料酒后吹牛被皇上当了真，收了两位美人，想到霸道且精心的妻子，愁得不知怎么才好。还是尉迟敬德给打了气，说老婆再凶，也不敢把皇上赐的美人怎么样，房玄龄才小心翼翼地将两个美人领回家。不料，房玄龄的老婆却不管皇上不皇上，一见房玄龄带回两个年轻、漂亮的小妾，大发雷霆，指着房玄龄大吵大骂，并操起鸡毛掸子大打出手，赶两个“美人”出府。房玄龄见不对头，只好将美人送出府，此事马上便被唐太宗君臣知道了。李世民想压一压宰相夫人的横气，便立即召宰相房玄龄和夫人问罪。房玄龄夫人也知此祸不小，勉勉强强地跟随房玄龄来见唐太宗。唐太宗见他们来到，指着两位美女和一坛“毒酒”说：“我也不追究你违旨之罪，这里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领回二位美女，和和美美过日子，另一条是吃了这坛‘毒酒’省得妒嫉旁人了。”房玄龄知夫人性烈，怕夫人喝“毒酒”，急跪地求情。李世民怒道：“汝身为当朝宰相，违旨抗命，还敢多言!”房夫人见事已至此，看了看二女容颜，知自己年老色衰，一旦这二女进府，自己迟早要走违旨抗命这条路，与其受气而死，不如喝了这坛“毒酒”痛快。尚未待唐太宗再催，房夫人举起坛子，“咕咕咚咚”的已将一坛“毒酒”喝光。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抱着夫人抽泣，众臣子却一起大笑，原来那坛装的并非毒酒而是晋阳清源的食醋，根本无毒。唐太宗见房夫人这样的脾气，叹了口气道：“房夫人，莫怨朕用这法子逼你，你妒心也太大了。不过念你宁死也恋着丈夫，朕收回成命。”房夫人料不到自己冒死喝“毒酒”得了这么个结果，虽酸得伸头抖肘，但心中高兴万分。房玄龄也破涕为笑。从此，“吃醋”这个词便成了女人间妒忌的代名词。

木風郎

第六功臣——高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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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俭，字士廉，渤海修人。其祖父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其父高励，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北齐之后入周，不知何故竟没被周武帝与齐后主高纬一起杀掉。隋朝取代北周后还任过隋朝的洮州等四州刺史。史载，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与大文豪薛道衡等人结为忘年之交，为一时才俊。

　　隋炀帝大业年间，高士廉的妹妹嫁给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子长孙无忌和一个女儿。长孙晟死后，高士廉把妹妹接回自己家中，并非常厚待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当时他发现年轻的贵族子弟李世民异于常人，就把外甥女嫁给他，这位长孙氏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隋炀帝时，由于和高士廉逃亡到高丽的兵部尚书斛斯政关系密切，隋廷把他流放至交趾。萧铣称帝时，交趾太守丘和附梁，高士廉也随之降梁。萧铣被唐朝平灭后，高祖李渊因亲戚关系，命高士廉巡按岭南诸州。后来他升迁为雍州治中，而当时他的外甥女婿李世民为雍州牧。

　　"玄武门之变"，高士廉与外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他自己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释放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的部队驰援李世民。贞观元年，提升为侍中。贞观十二年，以其佐命之功授申国公，拜尚书右仆射。

　　高士廉为人谨慎缜密，表奏皇帝的草稿一概焚毁，不使左右知晓。贞观二十一年病死，时年七十二。

　　当时太宗刚刚饮服"药石"（类似"五石散"的东西，当时认为既"壮阳"又"保健"，实际上是毒性很大的东西。多位贵族、皇帝因之而死），闻讯马上整装要亲临看视。高士廉的外甥长孙无忌急忙策马跪伏于半路迎接，痛哭陈说高士廉临终前切言皇上不要亲临，加之"饵石临丧"是医家大忌，劝了半天才把药性正发作的太宗皇帝劝回宫去。赠司徒，陪葬昭陵，谥曰文献。

　　高士廉一家三代仆射（宰相），子为尚书、驸马，外甥为太尉，外甥女为皇后，一时无两。想想北齐皇族中他那些年不过四十就暴死的高家堂叔、堂兄弟们，高士廉一支可谓是下场最好的。即使日后长孙无忌被诛，其子高履行也仅仅受牵连贬官而已。

木風郎

第七功臣——尉迟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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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大业末年，尉迟敬德在高阳从军，时隋炀帝杨广统治残暴，骄奢荒淫，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参见隋末农民起义)，尉迟敬德多次随军出征，以武勇称著，被授朝散大夫之职。

义宁元年(617年)二月，马邑(治善阳，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起兵反隋，并遣使归附突厥。三月，刘武周称帝，建元天兴，成为隋北方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刘武周闻知尉迟敬德作战勇猛，便将其网罗到自己麾下，担任偏将。

太原起兵的唐国公李渊建唐后，部将宋金刚建议刘武周“入图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向以争天下”(《旧唐书·刘武周列传》)，刘武周遂于武德二(619年)年三月，在突厥支持下举兵南下，尉迟敬德也在其中。九月，刘武周占领太原。尉迟敬德随宋金刚继续南下，攻克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十月，又攻占浍州(治翼城，今属山西)。此时夏县(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人吕崇茂起兵响应刘武周，击败唐右仆射裴寂。唐高祖李渊诏令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诗郎唐俭等率兵讨伐吕崇茂。双方对峙于夏县。

是月，秦王李世民奉命统关中兵进攻刘武周。十一月，自龙门关(今山西河津西北)乘坚冰过黄河，屯兵柏壁，与宋金刚军对峙，并同固守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的唐军形成犄角之势，进逼宋金刚军(参见柏壁之战)。

十二月，吕崇茂向宋金刚求援，宋金刚即遣尉迟敬德和寻相率兵潜往夏县，接应吕崇茂。尉迟敬德与吕崇茂里应外合，夹击唐军，大败唐军，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全部被尉迟敬德俘获。唐高祖李渊为救回被俘诸将，便免去其罪，派人招降了吕崇茂，拜夏州刺史。同时还让吕崇茂暗中除掉尉迟敬德，尉迟敬德闻讯后，将吕崇茂杀死。

尉迟敬德、寻相击败唐军后，还军浍州。李世民闻讯后，即派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在美良川(今山西夏县北)截击尉迟敬德军，尉迟敬德豪无准备，被唐军斩首2000余级，大败而归。

不久，尉迟敬德、寻相秘密率精骑前往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救援王行本。李世民又亲自率步骑3000连夜从小路赶到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安邑)，截击尉迟敬德、寻相军，尉迟敬德这次败的更惨，除自己与寻相只身脱逃，其众全部被唐军所俘。唐将独孤怀恩也乘机逃走。

当时独孤怀恩本欲反唐自立，在狱中曾将此事告诉了唐俭，独孤怀恩逃回后，又奉命攻蒲坂。唐俭闻讯后，恐独孤怀恩反唐，便说服了尉迟敬德允许他派人给李渊报信。李渊遂将独孤怀恩诛杀。由此可看出尉迟敬德当时已有归唐之心。

武德三年(620年)四月，与唐军相持约5个月的宋金刚军终因粮秣断绝，被迫以寻相部为后卫，向北撤退。李世民即率军跟踪追击，大败宋金刚军。宋金刚率余部2万精兵退至介休(今山西介休)，出西门而战，宋金刚惨败而逃。刘武周放弃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与宋金刚逃往突厥，后为突厥所杀。尉迟敬德则收拢残兵，坚守介休。李世民知其武勇出众，便派任城王李道宗和宇文士及进城劝降。尉迟敬德遂与寻相以介休、永安(今山西霍县)二城降唐。李世民见尉迟敬德来降，非常高兴，任命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让他继续统领旧部8000人，与诸营相参。李世民的过分信任引起唐军众将的不满，李世民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怕尉迟敬德会反复，多次向李世民提起此事，均被李世民拒绝。

七月，秦王李世民奉命率军东征隋洛阳守将王世充(参见洛阳、虎牢之战)。九月，寻相和刘武周的一些旧将相断叛变逃走，唐朝诸将对尉迟敬德也怀疑起来，认为尉迟敬德必叛，就把其关押在军中。二十一日，行台左仆射屈突通与尚书殷开山向李世民进言道：“敬德初归国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留之恐贻后悔，请即杀之。”李世民却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李世民当即释放尉迟敬德，引入内室，赐以金宝，并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李世民这番话，使尉迟恭内心十分激动，从此终生对李世民效力，成为君臣关系的楷模。

当天，李世民率500骑兵巡视战场，至魏宣武帝陵(洛阳北邙山上)时，被突然而至的王世充所率万余(一说数万)步骑兵包围。王世充骁将单雄信挺槊直逼李世民，在此危急时刻，尉迟敬德及时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落马，救了李世民，王世充军见状稍退，尉迟敬德趁机护卫李世民杀出重围。随后尉迟敬德再率骑兵突入王世充军中，奋勇冲杀，如入无人之境。后屈突通率大队唐军赶到，大败王世充军，尉迟敬德活捉其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1000余级(一说3000余级)，俘虏6000，王世充只身逃脱。战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特赐金银一箧。自此，君臣关系愈加密切。

尉迟敬德精通武艺，尤其有一个绝招：善于“解避槊”，即夺取敌槊反刺对方。每次单骑冲入敌阵，敌人持槊攒刺，都不能不能伤到尉迟敬德，而尉迟敬德常常夺取敌人之槊还刺敌军。所以当天救李世民出入重围，并没有受伤。

当时齐王李元吉也善于使马槊，听说尉迟敬德的本领后，很不以为然，要求与尉迟敬德比武。比武前，李元吉命令部下将槊刃去掉，以竿相刺。尉迟敬德说：“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槊谨当却刃。”(《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两人交手后，李元吉多次以槊刃刺向尉迟敬德，都未能刺中。在一旁观战的李世民：“夺槊、避槊，何者难易？”尉迟敬德答道：“夺槊难。”(《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于是李世民命尉迟恭夺李元吉之槊。李元吉执槊跃马，志在刺之，不料尉迟敬德片刻之间便三夺其槊。李元吉向来骁勇，虽然叹服其技艺，但也甚以为耻。

秦王李世民由于长年在外征战，所以选千余精锐骑兵作为亲兵，皆着黑衣黑甲，号称玄甲队。每次冲锋陷阵，李世民都披上黑甲亲率玄甲队作为先锋，伺机进击，所向披靡，敌人畏惧。尉迟敬德归唐后，与骁将秦叔宝、程知节、翟长孙共同统领玄甲队，保护李世民。武德四年(621年)正月，屈突通与赞皇公窦轨带兵巡营，猝与王世充军遭遇，交战不利，李世民即率玄甲队驰赴救援，大败王世充军，俘其骑将葛彦璋，斩俘6000余人，王世充逃回洛阳。

三月，夏王窦建德率10 余万大军西援洛阳，水陆并进，与王世充部将郭士衡数千人会合，进屯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东广武山，并在板渚(今河南荥阳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黄河南岸)筑宫，与王世充相呼应，威胁唐军侧背。李世民命齐王李元吉等继续围困洛阳，亲率精兵步骑3500人于二十五日进驻虎牢。

木風郎

二十六日，李世民率骁骑500出虎牢，在其东20多里处侦察窦建德军营，沿途设伏，令李世绩、程知节、秦叔宝分别统领。然后与尉迟敬德仅带4骑继续前进。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又说：“贼见我而还，上策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在离其营3里处，猝与窦军游骑相遇，李世民于是大呼“我秦王也”，引弓射杀一将。窦建德军中大惊，窦建德急忙派五六千骑兵前来追逐。4名骑兵见状大惊，李世民说：“汝弟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于是尉迟敬德随李世民殿后，且战且退，当追兵将要追上时，便引弓射杀一人。追兵见状惧而止步，随后又追来，如此再三，每次都有死者，李世民前后射杀数人，尉迟敬德在保护李世民的同时，也杀十余人，窦建德军不敢再逼。待李世民将追兵引入伏击处，李世绩等奋起进击，大破之，并斩首300余级，俘其骁将殷秋、石瓒。

窦建德军被阻于虎牢东月余(一说20余日)不得西进，几次小战又都失利，将士思归。五月初二，窦建德军倾巢而出，擂鼓挑战。时王世充侄子王琬在窦建德军中，骑着隋炀帝的骢马，铠甲甚鲜。王琬骑着骢马故意到阵前炫耀于众。李世民是爱马之人，不禁赞叹道：“彼之所乘，真良马也。”(《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尉迟敬德见状，便请求将马抢过来。李世民急忙制止道：“岂可以一马丧猛士？”(《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但尉迟敬德决心已定，率高甑生、梁建方直入窦军，擒王琬，引宝马而归，窦军虽众，却无人敢挡。待到中午，窦军饥疲思归，李世民见时机成熟，遂下令出击，窦军士卒迅速崩溃，窦建德也为唐军所俘。唐军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大势已去，被迫于五月初九率太子、群臣等2000余人投降。

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起兵反唐(参见刘黑闼起兵反唐之战)，很快占据河北大部郡县和河南部分地区(参见刘黑闼攻唐河北之战)。九月初四，突厥又入侵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唐以尉迟敬德为行军总管，将其击退。十二月十五日，李世民命奉命征讨刘黑闼。

武德五年(622年)三月，李世民和在洺水以南扎营。刘黑闼多次挑战，李世民均坚壁不战，以挫其锋。此时双方已相持60余日，刘黑闼暗中率军袭击李世绩军，李世民率略阳公李道宗袭击刘黑闼军侧后以救援李世绩，结果被刘黑闼包围。此时尉迟敬德率勇士冲入包围，大破帮阵，将李世民和李道宗救出。二十六日，唐军大败刘黑闼，刘黑闼逃入突厥。随后尉迟敬德又随军平掉响应刘黑闼的徐圆朗。尉迟敬德因功被授予秦王府左二副护军。

唐统一大业基本完成后，北方的突厥不断南侵，成为唐朝的主要敌人，尉迟敬德在与突厥的作战中也屡立战功。早在四年九月，尉迟敬德便曾击退过突厥军。武德六年 (623年)七月初九，突厥侵犯原州。十一日，进攻朔州，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被击败，尉迟敬德奉命带兵救援。武德七年(624年)七月十二日，突厥袭扰陇州(治汧源，今陕西陇县)，尉迟敬德(时任护军)再次奉命进击突厥。

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过程中，李世民屡建奇勋，威望很高，并形成了以秦王府谋士和勇将为核心的实力雄厚的政治集团，秦叔宝便是其中之一，对太子李建成构成严重威胁。李建成为保住太子地位及皇位继承权，与齐王李元吉结交，共同反对李世民。武德七年六月，李建成乘李渊去仁智宫(在今陕西宜君境)避暑，指使亲信杨文干发动叛乱，企图除掉李世民，夺取帝位，但叛乱被很快平息，李建成也受到唐高祖李渊训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建成在夜宴酒中下毒，致使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鉴于秦王府多骁将，李建成、李元吉欲收买诸将，以为已用。由于尉迟敬德是李世民手下大将，所以便先向尉迟敬德下手。李建成首先用高官厚禄收买尉迟敬德，派人以他说：“愿迂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并赠金银器物一车。但尉迟敬德不为所动，推辞道：“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籓邸，唯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李建成闻讯大怒不已，从此不再与尉迟敬德往来。事后，尉迟敬德将此事告诉李世民，李世民对他说：“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李元吉等深忌尉迟敬德，知道他在李世民身边要想除掉李世民就非常困难，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李元吉派刺客去行刺尉迟敬德，尉迟敬德知道后，故意把几重门都大开，自己则安卧不动，刺客几次潜入尉迟敬德庭院内，见此情景反而不敢下手。李元吉见行刺不成，便在唐高祖李渊面前陷害他，李渊也正想剪除李世民的羽翼，便下诏将尉迟敬德逮捕，准备问斩。李世民闻讯赶忙营救，经多方面周旋，才将尉迟敬德释放。这样，李建成、李元吉对尉迟敬德的软硬兼施均未得逞。李建成、李元吉收买程知节、段志玄等秦府勇将的计划也没能成功(而李世民却用重金收买了李建成部将常何和太子率更丞王晊)。于是改为陷害秦府谋臣房玄龄、杜如晦，二人被唐高祖李渊逐出秦府。此时李世民的心腹只剩下长孙无忌尚在秦府中，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与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侯君集等日夜劝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未决。

时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兵入塞，围攻乌城(今山西盂县西北)。李建成乘机推荐李元吉代李世民督诸军北征，李渊命其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为太子党人)等前去救援。李元吉奏请抽调秦府勇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等随军，以消弱李世民实力，然后乘机将其除掉。李世民从王晊那里得知李建成欲於为李元吉饯行时杀害他，便将此事告诉了秦府的文臣武将。尉迟敬德知道后，便与长孙无忌一起劝李世民：“大王若不速正之，则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李世民听后叹息道：“今二宫离阻骨肉,灭弃君亲，危亡之机，共所知委。寡人虽深被猜忌，祸在须臾，然同气之情，终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后以义讨之，公意以为何如？”尉迟敬德说：“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祸至而不恐，将亡而自安，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以臣愚诚，请先诛之。王若不从，敬德言请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败成功，明贤之高见；转祸为福，智士之先机。敬德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但李世民仍然犹豫未决。长孙无忌又说：“王今不从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败矣，其若之何？”李世民说：“寡人所言，未可全弃，公更图之。”尉迟敬德又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纵不从敬德言，请自决计，其如家国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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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的劝说下，李世民终于决定先发制人。但还需与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再仔细商讨一下，于是便去召二人，但二人由于已被赶出秦府，不准他们再进。李世民又让长孙无忌密召二人，但二人却说：“有敕不许更事王，今若私谒，必至诛灭，不敢奉命。”(《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李世民闻讯大怒不已，便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背我耶？”然后又将自己的佩刀摘下交给尉迟敬德，并说：“公且往，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也。”(《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尉迟敬德知道房玄龄、杜如晦是李世民的重臣，对起事的成败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又与长孙无忌一起晓示二人：“王已决计克日平贼，公宜即入筹之。我等四人不宜群行在道。”(《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也知事关重大，于是穿上道袍，改变妆束，与长孙无忌一同进入秦府。尉迟敬德为防止别人看见，便从另一条路返回秦府。

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妃嫔，并欲杀他，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李渊愕然，声称明日早朝鞫问。

四日清晨，李世民率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将伏兵玄武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内。李建成、李元吉行至临湖殿感觉有变，慌忙掉马准备返回东宫和齐府。李世民从后面招呼他们，李元吉张弓即射，仓促间控弦不开，皆未中的，李世民则趁机射杀李建成。此时，尉迟敬德率70骑赶至，左右箭射李元吉，李元吉中流矢坠马，逃入树林中。李世民纵马追赶，但衣服被树枝挂住，坠马落地。李元吉见状，立刻赶到，夺弓将扼杀李世民。在此危难之时，又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跃马喝叱李元吉，李元吉见到尉迟敬德，放开李世民，欲趋武德殿，尉迟敬德边追边射，将李元吉射杀。这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副护军薛万彻和屈唾至直府左车骑谢叔方率东宫、齐府精兵2000人赶来，猛攻玄武门，形势危急。关键时刻，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级赶到示众，东宫、齐府士卒遂溃散。

此时唐高祖李渊正在海池划船，李世民即命尉迟敬德带甲进宫宿卫。尉迟敬德披甲持矛，直至李渊处。李渊见尉迟敬德如此妆束，大惊失色，问道：“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尉迟敬德答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李渊这才放心，但事已至此，无力回天，只好说李世民做的正确。当时宫城的南衙、北门一带以及太子宫、秦王府附近仍在厮杀，尉迟敬德便请李渊下手敕 “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李渊见大势已去，只得依从，至此，玄武门事变以李世民的全胜而告终。尉迟敬德居功至伟，李渊也称其：“卿于国有安社稷之功。” (《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还赐给他很多珍宝。

初七，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尉迟敬德因功被授予太子左卫率。当时李建成、李元吉的亲信有百余人被捕，诸将都要求将这些人治罪，尉迟敬德对此坚决反对，他说：“为罪者二凶，今已诛讫，若更及支党，非取安之策。”(《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在他的再三争取下，才没将这些人治罪。

八月初八，李渊退位。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此时，突然发生的意外，原来突厥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刚即帝位，内部矛盾尚未全部解决，统治秩序还未安定，遂与突利可汗合兵20万，大举入侵唐边，很快进至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武功镇)一带。二十四日，突厥军进至高陵县(今属陕西)。当时唐朝在长安的兵力远不及突厥，各地的援军又来不及赶到，情况十分危急。尉迟敬德临危受命，任泾州道行军总管，在泾阳(今属陕西)突厥交战，大破突厥，擒获突厥俟斤(官名)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级。二十八日，颉利可汗率军进至渭水便桥北岸，唐太宗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驰至渭水河边，大声斥责颉利可汗背弃盟约。俄而各路唐军陆续赶到，旌旗盔甲遮天蔽日。唐太宗命大军迅速布阵，自己仍单独与颉利可汗对话。颉利可汗见唐军阵容齐整，似早有准备，大为恐惧，遂请求讲和。三十日，李世民与颉利在便桥会盟，宰马歃血，并赠其大量金帛，颉利遂率军北撤。由此不难看出，尉迟敬德的胜利虽虽没使突厥主力受损，但在士气上打击了突厥，为唐太宗计退突厥起了重要的作用。

九月，尉迟敬德被封为吴国公。十月，唐太宗大封功臣，尉迟恭与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事变中功劳并列第一，各赐绢万匹；为了感谢尉迟敬德的救命之功，唐太宗将齐王府的全部财产都赐给了尉迟敬德；还拜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此外，尉迟敬德还食实封一千三百户，与长孙无忌、王君廓、房玄龄、杜如晦相同，仅次于裴寂的一千五百户(《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记载封赏功臣的时间为贞观元年，但《旧唐书·太唐本纪》记载则为武德九年十月，这里以后则为准)。

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反唐，唐太宗诏命尉迟敬德与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率兵征讨。兵未至，李艺已为手下所杀，遂回师。

由于尉迟敬德性情憨直，居功自傲，每次见到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常常当面讥讽他们，议论其长短，有时甚至在宫廷之上厉言争辩，于是和这些人的关系逐渐恶化。此后，尉迟敬德离开京城出任地方官。贞观三年(629年)，尉迟敬德出任襄州(治今湖北襄樊)都督。贞观五年(631年)，因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是元勋，各封一子为郡公。贞观六年(632年，两《唐书》记载为贞观八年，但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记载，尉迟敬德在贞观六年时已为同州刺史，故将任同州刺史的时间定为贞观六年)，迁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刺史。

贞观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唐太宗大摆酒宴，已是同州刺史的尉迟敬德也回京赴宴。席间，尉迟敬德见到有人的席位在他之上，大怒不已，说道：“汝有何功，合坐我上？”(《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时任城王李道宗坐在尉迟敬德的下首，反复劝解。尉迟敬德竟然勃然大怒，殴打李道宗，李道宗猝不及防，一只眼睛几乎被打瞎。唐太宗非常不高兴，规劝尉迟敬德：“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尉迟敬德听完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忙磕头谢罪，从此才约束自己的行为。

木風郎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分封功臣官爵，可以世袭刺史。册拜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为鄂国公。

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初七，尉迟敬德任鄜州(治洛交，今陕西富县)都督。唐太宗曾对尉迟敬德说：“人或言卿反，何也？”尉迟敬德愤然道：“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说罢将衣服脱掉，露出身上所受的伤疤。唐太宗见状，泪流不已，激动地说：“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太宗还对尉迟敬德说：“朕欲以女妻卿，何如？”尉迟敬德叩谢道：“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五》)唐太宗只好作罢。从这件小事中不难看出尉迟敬德不忘本的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此后尉迟敬德又出任夏州(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都督。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尉迟敬德请求回家养老。二十五日，朝廷任命尉迟敬德为开府仪同三司，五天一上朝。二十八日，唐太宗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皆真人大小，尉迟敬德名列其中，位于第七名。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十二日，唐太宗由洛阳出发，亲征高丽(参见唐太宗攻高丽之战)。十七日，唐太宗下诏令太子监国。此时，已经在家养老的尉迟敬德上书进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在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这本是个很很的建议，但唐太宗志在建功立业，没有采纳，反而让尉迟敬德以本官行太常卿，为左一马军总管，随唐太宗一起出征高丽。回京后，尉迟敬德仍然回家养老，不问世事。

尉迟敬德晚年迷信方术，在家中设炉炼丹，服食云母粉，以求长生不老。又“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安享晚年。同时谢绝宾客，十六年未与外人来往。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高宗李治以尉迟敬德功大，追赠其父为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都督。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公元658年12月25日)，尉迟敬德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唐高宗为此废朝三日，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都去参加吊唁。同时册赠尉迟敬德为司徒、并州都督，谥曰忠武，赐东园秘器。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唐太宗陵园，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




尉迟敬德作为唐初大将，自归附李世民后，凭借高超的武艺，多次冒险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立下不世之功。尤其在玄武门事变中，不但杀死李元吉，救了李世民之命，还请高祖下令，令诸军皆属李世民指挥，内外遂定，可谓力挽狂澜。尉迟敬德同时还有远见的卓识，如玄武门事变后，对太子的党羽主张释而不杀，这一举措迅速缓和了内部矛盾，同时还为李世民保留了魏征那样的大批栋梁之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尉迟敬德，也就没有李世民，也就后来的大唐盛世。在性格上，尉迟敬德纯朴忠厚，自归李世民之后，从无二心，为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拒绝娶公主一事上，更显示出高贵的品质。正因如此，后人才将他做为门神，画图流传至今。虽说居功自负是尉迟敬德的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了他的的纯朴，做事毫无心机。

木風郎

第八功臣——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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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靖(571—649)，字药师，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唐初杰出的军事家将领、军事理论家、民族英雄。
      出生于官宦之家，隋将韩擒虎的外甥。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 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大军事家、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
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参见李渊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参见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

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滞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参见唐平萧铣之战)。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 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 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 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 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

木風郎

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6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绩等七总管东下讨伐(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 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参见唐击突厥泾阳之战)。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世绩（徐懋功，原为隋末瓦岗军年轻将领）、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彻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世绩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绩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世绩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绩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

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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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 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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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原著有《李卫公兵法》，原书今佚，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 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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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他写有《李靖六军镜》等多部兵书，大都已经失传，后人编辑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时期列入《武经七书》，是古代兵学的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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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功臣——萧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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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瑀乃后梁明帝萧岿之子。 天保二十二年(583年)。因其姐被隋晋王杨广纳为妃，随同姐入居长安，被任为右千牛(禁卫军官职)。杨广称帝后，升任尚衣奉御、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后拜内史侍郎、河池郡守。因反对出征高丽，被贬为河池郡守，到任后受薛举进攻，奋力抵御。

唐朝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萧瑀升为内史令，主管内史省，为宰相职。武德九年(626年)任尚书左仆射。李渊对他委以枢机，内外百务均由其处理，有时还引他入卧室同榻而坐，议论国事，并呼他为“萧郎”。

萧瑀办事认真，不惜顶撞李渊。一次，李渊发了一道政令交与萧瑀办。萧阅后，发现政令中有不周之处，即压下不发。李知后责之。萧述其由，李赞他：“尽心尽职”。 终生为李渊重用。

武德九年(626年)，诸皇子间明争暗斗，李渊偏向于长子李建成，对次子李世民心存疑忌，想除去他。萧不顾个人得失，坚决支持李世民继位。李世民即位后，敬佩萧瑀之忠诚与胆识，曾赐他诗一首，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贞观初年，萧瑀任尚书左仆射，仍为宰相。李世民同时又起用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人为相，分理国事。

萧瑀出身显贵，曾与李渊同为隋朝大臣。他看不起出身低微的杜如晦、房玄龄、温彦博、魏徵等人，在论政事时常与他们发生争执，即使在太宗面前也常对他们出言不恭。萧瑀秉性鲠直狷介，难以容人之短，一见房玄龄等人有过失，就痛加弹劾，并常贬低他们。李世民曾多次劝告，他则不以为然。李世民对他产生不满，其相职时而罢免，时而复职，先后曾被授予太子少师、太子太保、太子少傅、太常卿、晋州都督、河南道巡省大使等职。太宗尊重他的行政经验,以及廉洁耿直的品质，数次被启用。他的性格好斗，经常和同僚门争吵，多次触怒太宗，数次被罢免或降职。

萧瑀在太宗期间为宰相时，曾以历史上分封子弟贵戚为藩屏的得失，建议太宗分封子弟为王而被采纳。

萧瑀不贪财好利。他为隋臣时，田宅很多，后这些田宅被唐高祖李渊分赐给功臣。萧瑀归唐后，李渊将田宅归还给他，他却将其全部分给宗族，自己只留下宗庙一座，以作祭祀。

贞观二十年(646年)十月，萧瑀因见李世民宠信房玄龄等人，心中不快，请求辞去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三品职，出家为僧。后又上奏说，自己衡量难以为僧，不想出家。李世民见他如此反复无常，免其官爵，贬为商州刺史。不久，李世民又恢复了他宋国公的封号。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萧瑀病死，终年74岁。临终前遗命以单衣简朴安葬。死后被追赠为司空、荆州都督，初谥肃，后改谥贞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