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连载/转贴）嫁给姑父——孝庄文皇后秘史

harbourhu

嫁给姑父

　　62年的风风雨雨，把一位天真伶俐的少女磨炼成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从沈阳的永福宫到北京的慈宁宫都印有她的倩影与足迹；太多的家事与国事以及太多的传奇，不仅在于与姑母、姐姐共事一夫，还在于她与小叔子多尔衮之间有着说不清的瓜葛，更在于她在弥留之际所做出的不同丈夫合葬的决定，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凄苦、无奈与辛酸，也留下太多的猜测……

　　神秘的宫闱把一位天真伶俐的闺名为“木布泰”的少女变成风姿绰约的庄妃，权力之争又把她磨炼成一位纵横捭阖而不露的女强人；从沈阳的永福宫到北京的慈宁宫，她经历了太多的家事与国事，面对从天而降的狂飙她从容不迫，面对幼主临朝而造成的大权旁落，她以退为进，巧于周旋，并最终为少年天子赢得了乾纲独断；她在辅佐儿子顺治之后又辅佐孙子康熙，并最终为清王朝培育出一位盛世之君；不管她的儿孙是否需要，她在生前与死后永远守护在他们的身边……

　　天命十年初（明天启五年，1625年）蒙古科尔沁贝勒斋桑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家族13岁的木布泰在兄长吴克善的护送下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始了远嫁的行程，她肩负着家族与部族的使命奔赴沈阳，同后金汗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完婚。

　　从年龄上说新娘比丈夫小21岁，从辈分上说皇太极是13岁的木布泰的姑父。

　　11年前（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木布泰的姑母——莽古思之女嫁给皇太极为福晋。

　　皇太极比16岁的莽古思之女年长7岁，应该说是相当般配的婚姻了，但当时的皇太极已经妻妾成群，皇太极的发妻是清开国五大臣额亦都的女儿，继之又娶了乌拉那拉氏，当莽古思之女嫁过来时乌拉那拉氏的儿子豪格都已经6岁了。

　　为了区别姑侄，姑且称莽古思之女为老博尔吉济特氏，称木布泰为小博尔吉济特氏。

　　科尔沁部贝勒莽古思如此安排女儿、孙女的婚事，同后金势力的迅速崛起有直接关系。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八月，科尔沁部同海西四部等组成九部联军，讨伐努尔哈赤，但被击败。

　　科尔沁部遂退出反努尔哈赤的同盟，成为蒙古各部中第一个同努尔哈赤结盟的部落。

　　经过再三的权衡，莽古思决定同努尔哈赤结为儿女亲家，皇太极就成为科尔沁部的乘龙快婿。

　　看来联姻这步棋是走对了，此后两年努尔哈赤就称汗建国，愈发显示出龙兴之势。

　　满蒙联姻也受到后金的重视，因而莽古思之女在四贝勒的妻妾中被视为嫡妻。

　　但令莽古思不安的是女儿命中子嗣不旺，成婚都10年了还没生下一男半女，不能坐果的花一旦凋谢就化为乌有了，这对于科尔沁部、对莽古思家族可是件头等大事。

　　在莽古思的家族中，到了出阁年龄的只有这个快13岁的孙女了。

　　在努尔哈赤的十几个儿子和几个孙子中究竟选择哪一个为孙女婿呢？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年龄上最般配的是比孙女大三岁的多尔衮（努尔哈赤第14子）、孙子中则是豪格。

　　但联姻最看中的是地位，无论是多尔衮还是豪格都不在四大贝勒之列，而四大贝勒从天命六年（1621年）就协助后金汗处理政务，既接近权力中心，又积累了从政经验。

　　所以还得在四大贝勒中物色孙女婿——大贝勒代善不仅年龄太大，而且早已失去当年的锋芒；出自旁支的二贝勒阿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过于急功近利的莽古尔泰肯定成不了大事。

　　比来比去还是觉得，在后金政坛上最有希望的是四贝勒皇太极。

　　对保留着兄死妻嫂、父死妻后母习俗的游牧部族来说，侄女嫁给姑父实在是件司空见惯的事，说来也巧这门婚事订下不久，就传来莽古思之女身怀有孕的消息，而当小博尔吉济特氏同姑父合卺之后半年，老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太极生下第二女，联姻终于有了结果，只可惜不是位阿哥，还有点美中不足。

　　有姑侄共事一夫，总算又多了一层保险。

　　关于四贝勒皇太极的神话第一次出现在小博尔吉济特氏生活中是在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那一年她7岁。

　　该年，后金军队在萨尔浒一带大败明军。

　　在同明山海关总兵杜松所率领的军队作战时，已经抢占界藩山的四贝勒配合从吉林崖冲下的后金军队全歼杜松一路；在同明开原总兵马林所率领的北路军的激战中，四贝勒所率领的千余骑向占据斐芬山的明军冲去，集中力量歼敌一隅，进而全歼北路明军；而在南路明军作战时，四贝勒率领军队抢先占领战略要地阿布达里岗，居高临下，为彻底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此次战事中，四贝勒的战绩最为突出……

　　因而小博尔吉济特氏对姑父皇太极充满钦佩之情。

　　当心目中的偶像出现在博尔吉济特氏眼前，而且是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四目相视时，反倒觉得不自在了，景仰一个人同嫁给一个人毕竟不是一回事。

　　在观念上她可以接受把姑父变为丈夫的现实，可在内心深处就是找不到做夫妻的感觉，说真的她还需要一个转换角色的时间，她不是不想得到名副其实的婚姻，也不是不想体会风月之情、云雨之悦，可一旦到了和丈夫单独相处的时候就格外的紧张，床笫之欢对于她就像是海市蜃楼一样……

　　对于她和四贝勒来说，都还需要一个磨合期。（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harbourhu 于 2006-7-7 02:30 编辑 ]

浪心寒

请发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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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夫为师

　　小博尔吉济特氏嫁到沈阳后一年零六个月——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
后金汗努尔哈赤晏驾，虽然她才14岁但已经从大福晋乌拉那拉氏的被迫殉葬中感受到权力之争的血雨腥风……

　　在老汗王去世后，代善在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的说服、推动下明确表态拥戴四贝勒皇太极即位。

　　有了代善的表态，志在必得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也就成了孤家寡人，但颇通韬略的皇太极却一再强调“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位，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未能上契天心”，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己并不是老汗王指定的继承人，如果越过兄长而即位既怕不能很好地继承父汗的志向，又怕不能符合天意。

　　虽说兄弟子侄一再强调“国不可一日无君”，盛赞“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但皇太极就是要抻一下，不急于接受他们的推举。

　　四贝勒的推辞愈发使得众贝勒惶惶不安，于是他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进，表明对四贝勒即位“众皆悦服”。

　　这样反反复复地持续了十几天，一直到八月二十七日——

　　老汗王去世都已经16天了，皇太极才接受兄弟子侄的推举，并决定在九月初一继承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在即位问题上所表现的以退为进，是在政治上给小博尔吉济特氏上的第一课。

　　皇太极给小博尔吉济特氏上的第二课，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天聪元年（1627年），即位伊始的皇太极利用明军修复关外重镇无暇东顾的机会，决定派重兵突袭明王朝的战略伙伴——李氏王朝所统治的朝鲜。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王朝派出了援军，经过将近八年时间的血战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明与朝鲜也就结下了情同骨肉的友谊，因而当明与后金大战萨尔浒时，朝鲜派出军队参战。

　　尽管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战败而结束，而且后金的势力很快囊括了辽东半岛，但朝鲜对明朝不改初衷，不仅给在岛上坚持抵抗后金的毛文龙提供方便，还帮助从辽东逃到朝鲜的汉民从海上返回中原地区。

　　在皇太极看来，只有切断朝鲜同明朝的联系，后金在同明的抗衡中才可能消除来自右翼的牵制。

　　为此皇太极在天聪元年（1627年，明天启七年）率领一支军队到辽河一带，摆出要兵进辽西的架势，可在实际上却派大军突袭朝鲜，强迫朝鲜同后金签订城下之盟，以后金为兄，以朝鲜为弟。

　　皇太极在政治上给小博尔吉济特氏上的第三课，则是率领军队突破长城防线，对明京畿地区进行扫荡。

　　由于当年老汗王努尔哈赤在广宁之战后未能穷追不舍、连续作战，就给了明王朝在辽西构筑宁锦防线的机会。

　　明军乘机恢复城堡，练兵、屯田，大大加强了在辽西的防御能力，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受挫就是一个证明。

　　而皇太极即位后对锦州的进攻再次受阻，都充分证明在当时后金还不具备冲破宁锦防线的能力。

　　于是，皇太极决定避实就虚，在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突袭并无重兵防御的长城。

　　皇太极避实就虚的决策，给小博尔吉济特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令小博尔吉济特氏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兵临北京城下的皇太极，居然能仿照《三国演义》蒋干盗书的情节，编造了宁锦防线的缔造者——袁崇焕同皇太极有密约的假情报，并有意泄露给所抓获的明牧马场的太监、且给其提供逃跑的机会，从而用反间计使得明朝的崇祯皇帝把从宁远飞抵京城勤王救驾的袁崇焕逮捕入狱，导演出明朝皇帝自毁长城的传奇……

　　皇太极的运筹帷幄，实在令小博尔吉济特氏叹为观止。

　　天聪四年初（1630年）皇太极班师回朝，但留下一支队伍驻守夺取的关内四城——迁安、永平、遵化、滦州。

　　由于负责驻守关内四城的二贝勒阿敏，在明军突然发动袭击时仓皇逃回关外，从而使得皇太极把关内四城作为南下桥头堡的战略设想落空……

　　然而皇太极却本能地具有将坏事变成好事的能力，把关内四城失守作为治罪阿敏的理由。

　　阿敏不仅失去二贝勒的头衔，而且被幽禁，皇太极即位后所保留的四大贝勒一同接受朝贺的议政形式初步得到改变，虽然代善、莽古尔泰依然在朝贺时同皇太极并排而坐，但皇太极居中而坐，两位兄长分坐两边，天聪汗的地位明显提高。

　　自幼就“独噬图史”的小博尔吉济特氏在嫁到沈阳后不仅像读天书一样去阅读汉文典籍，而且还从皇太极的治国安邦、军事征伐中学到许多……

　　其中有文韬，有武略，有权术，有机变，有汉文。

　　此时，她已经把丈夫视为良师。

　　由于小博尔吉济特氏在婚后好几年也没有身孕，让皇太极的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万分焦急，就连远在科尔沁的家人也都因此方寸大乱，博尔吉济特氏家族决定由她的祖母在朝贺时把自己的老闺女——比侄女还要小好几岁的小姑姑带到沈阳，继续同皇太极联姻。

　　孰料这层意思还没挑明，就节外生枝了，多尔衮见到了汗兄的小姨子，而且是一见钟情，结果由皇太极做主把皇后的妹妹许配给了多尔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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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来归

　　政治上的运筹帷幄、军事上的出其不意，
是那样地吸引小博尔吉济特氏，而其乐无穷的感受则把她引领到“治国、平天下”——原本是男人的世袭领域，生为女人也许是她一生最大的悲哀……

　　然而一个女人在做了母亲之后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生下两位格格之后，小博尔吉济特氏似乎才意识到即使为了女儿也要努力去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婚姻的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生儿育女才体会到夫妻一环的重要，她必须为儿女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而在粉黛集中的后宫就更是如此，母亲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往往决定儿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小博尔吉济特氏的国与家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年五月，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叔叔毛祁他特率领自己的部众投奔后金。

　　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作为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已与明朝结盟，以对付正在崛起的后金。

　　但察哈尔部在天聪六年（1632年）被皇太极击败，向西狂奔，逃至青海大草滩，一路之上部众损失大半。

　　毛祁他特见大势已去，在溃逃途中，先躲到科尔沁部，继之又从科尔沁来到沈阳，归降后金天聪汗，该年五月来到沈阳。

　　皇太极从毛祁他特那里了解到察哈尔部沿途溃散的状况，立即率领军队收编散落的部众。

　　五月二十九日，当皇太极行至纳里特河扎营时，一只“雌雉自西飞堕御营内，众军索之不得，夜入御幔榻下”，“众皆谓雉翟乃后妃之羽仪，当为皇上得贤后吉占”。

　　当皇太极凯旋后，科尔沁部已经把木布泰26岁的姐姐送到了沈阳宫阙，时为天聪八年十月十六日。

　　为了区别姐妹俩，称姐姐为大博尔吉济特氏，据太宗朝实录记载：当大博尔吉济特氏抵达时，“上偕皇后诸妃迎至，设大宴纳之”。

　　在大博尔吉济特氏抵达沈阳的当天就举行了合卺之礼，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在此之前就都安排完毕。

　　无论是实录还是《清史稿·后妃传》，对于大博尔吉济特氏在来到后金以前的身世都没有任何透露。

　　按照当时早婚的习俗，26岁的女子不可能还待字闺中，更何况科尔沁部莽古思家族一向对联姻非常重视，大博尔吉济特氏在十几年前就应该已经嫁出去了。

　　问题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谁？虽然清朝当权者有意掩盖真相而变得扑朔迷离，但从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的叔叔毛祁他特先逃到科尔沁、再从科尔沁投奔沈阳后不到5个月就上演科尔沁部送大博尔吉济特氏到沈阳同皇太极完婚等一系列事件中，还是可以发现某些蛛丝马迹的。

　　在努尔哈赤当政时，察哈尔部是漠南各部名义上的首领，其实力也是各部中最强大的。

　　科尔沁虽然已经同努尔哈赤结盟，但在十几年前还无法判断究竟哪一个更具有王者之气，在同后金联姻的同时把大博尔吉济特氏嫁给察哈尔部的首领，也是很自然的安排。

　　笔者的这一推测并非出自杜撰，而在得悉近代史上一件真实的事情——太平军起事后，某一大户在无法判断哪一方最终获胜的情况下，让一个儿子投到李鸿章的门下帮助办淮军，让另一个儿子投了太平军，将来无论哪一方胜了，都有人在朝中为官；结果是清军平定了太平军，那个察哈尔部儿子也阵亡了，而投在李鸿章门下的儿子后来官至清朝总督。

　　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就脚踩两只船，儿子都可牺牲，更何况女儿。

　　大博尔吉济特氏以前的夫家—察哈尔部的首领毛祁他特一行人，需要把大博尔吉济特氏作为进见礼；木布泰一直到天聪八年仍然未能给皇太极生下阿哥的现实，也使得莽古思家族对这门婚姻特别热衷；而天生丽质、文静的大博尔吉济特氏又的确同皇太极有缘，一下子就把皇太极的魂给勾走了，堪称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真应了“皇上得贤后”的“吉占”。

　　与此同时，作为妹妹的小博尔吉济特氏的生活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当大博尔吉济特氏成为后金后宫的一位妃嫔时，已经嫁过来10年的木布泰相当兴奋，自己的身边毕竟又多了一个娘家人。

　　姐妹俩嫁给一个丈夫在满蒙的贝勒、贝子家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更何况博尔吉济特氏对于汉族的娥皇、女英共事一夫的典故早已略知一二。

　　虽说性爱是排他的，但在皇宫内的女性首先需要学会的就是宽容，对丈夫的移情别恋要视而不见，心如止水，对自己所受的冷落要毫无怨恨之情，听天由命，顺其自然。

　　然而令小博尔吉济特氏始料不及的，共事一夫不过是她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

　　姐姐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妹妹小博尔吉济特氏的处境——欲做贤妻而不可得。

　　小博尔吉济特氏在婚后多年培养起来的夫妻感情，伴随着皇太极对大博尔吉济特氏的炽热的持久的爱而消失得杳无踪迹，而夺去丈夫的竟是自己一母同胞的姐姐……如果在几年前，当少不更事的小博尔吉济特氏还不懂得风月情浓的滋味时，对于姐姐的独承雨露也许并不会特别在意，可如今她已经从少女变成了少妇，让一颗被异性激活的心，去适应被冷落的麻木生活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被冷落是痛苦的，但也给了小博尔吉济特氏清醒地领悟人生的时间……对于夫妻来说，第一次的四目相视时的感受可以彼此凝固一生，姐姐投过去的惊鸿一瞥，足以令皇太极刻骨铭心，而她当年投过去的是惊恐羞涩，在丈夫的心中她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女孩。10年形成的夫妻情竟敌不过一瞥……小博尔吉济特氏又重新考虑起自己的角色，既然她不可能在皇太极的感情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就把精力用于所热衷的政坛吧。

　　“天生我材必有用”，又何必枉悲伤！小博尔吉济特氏对察哈尔的关注并不亚于皇太极。

　　当林丹汗病死的消息传到沈阳后，她的第一感觉就是立即派军队去接收林丹汗的部众。

　　小博尔吉济特氏的设想与皇太极不谋而合，多尔衮、豪格、岳托、萨哈廉等率领军队从辽东出发，一路西行，渡过黄河，对土崩瓦解的察哈尔进行收编。

　　在政治上她竟然能同皇太极“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本身就说明她已经拥有挤进男人世袭领地的能力……

　　多尔衮对林丹汗之子额哲及其部众的招抚，以及从林丹汗遗孀——苏泰福晋那里得到元朝的传国玉玺（上面刻有四个汉文篆字“制诰之宝”）的消息，更是令小博尔吉济特氏不胜欢欣，凭直觉她已经感觉到对后金的事业来讲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堪称是天与人归……

　　此后不到一年，皇太极便在满、蒙、汉贝勒、大臣的拥戴下称皇帝，改国号“清”，改元崇德。

　　在称帝的同时，皇太极也开始完备后宫制度，五宫并设：以皇后老博尔吉济特氏位居中宫，以宸妃大博尔吉济特氏居关雎宫，以贵妃——阿霸垓部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居麟趾宫，以淑妃——阿霸垓部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居衍庆宫，以庄妃小博尔吉济特氏居永福宫。

　　庄妃已经从五宫的设置及命名中领悟到皇太极极力在政治需要与追求感情之间保持平衡。

　　五宫中清一色的博尔吉济特氏的后妃，反映出他对满蒙联姻的高度重视；以皇后老博尔吉济特氏位居中宫显示出对皇后地位的尊重；以关雎宫安置姐姐宸妃则说明：他虽然是皇帝但首先是个男人，而作为一个男人对于纯属个人情感的渴望与追求，以“关雎”作为宸妃殿宇的名称，就迸发出他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生活的神往；麟趾宫则出自《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篇，该篇盛赞周文王子孙繁衍且人才辈出，以麟趾命名寄予了皇太极对博尔吉济特氏家族妃嫔生子并册立为继承人的厚望；至于衍庆、永福所表达的不过是幸福绵延长久。

　　小博尔吉济特氏深知，在接近权力巅峰的后宫，在接近权力之争漩涡的后宫，能成为一个永远有福的人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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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牛耳

　　颇通汉族五行相克之说的庄妃，
已经从国号的更改中洞察到酝酿在皇太极心中的雄图大略——以大清之水扑灭朱明之火，明清之间更激烈的战争即将揭开序幕。

　　她意识到清王朝一旦入主中原，就要懂汉语，于是她未雨绸缪，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汉语。

　　虽然皇太极即位后曾率领军队突破明长城防线，蹂躏明京畿地区，但庄妃愈来愈意识到在明军还保有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的情况下，清军只能快进快出。

　　从天聪三年第一次突破长城防线到崇德元年、崇德三年对长城防线的突破，都是采用突然杀入、大掠而归的战术，皇太极不能不考虑宁锦防线上的明军会突破辽河进攻沈阳……

　　摧毁明宁锦防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但要摧毁宁锦防线必须需要大炮，有鉴于八旗劲旅在攻城中屡屡被明军炮火所阻，皇太极在即位后开始试制火炮，并在天聪五年（1631年）制造出土炮，但比起明军在宁远、锦州所配备的从澳门购置的西洋大炮（装有望远镜，炮弹可连发）还落后一大截。

　　此后又过两年，盘踞登州的原明朝游击孔有德、参将耿仲明把明登莱巡抚孙元化仿西洋大炮所生产的几百门新式大炮全部夺取，并从登州突围投奔皇太极，这些新式大炮就成为改换门庭的进见礼。

　　新式大炮的输入，为摧毁明宁锦防线奠定了基础。

　　庄妃似乎已经嗅到摧毁宁锦防线的硝烟。

　　果然，向宁锦防线发起攻击的战争在崇德四年九月（崇祯十三年，1640年）发起。

　　在皇太极的部署下，清军轮番轰击明军设在杏山、松山、锦州、宁远等军事重镇。

　　到翌年三月，清军已经完成对锦州的战略包围。

　　为解锦州之围，明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十三万军队出关。

　　驻守锦州的祖大寿派人给洪承畴送信，强调保护饷道的重要。

　　洪承畴接受了这一建议，以守为战、步步为营，但明廷却以洪承畴祠师久靡饷，一再促战。

　　洪承畴被迫于崇德五年五月率领六万军队从宁远向锦州进发，在距锦州十八里的松山受到清军阻击，进不能到锦州，退不能回宁远，被困在松山。

　　与此同时清军的另一支军队运动到杏山与松山之间，切断通向锦州的饷道，并夺取了明军囤聚粮草的笔架山。

　　锦州之围未解，洪承畴又被围困在松山，而被分割在杏山的明军在向宁远撤退时又遭到袭击，被歼五万有余。

　　无力突围的洪承畴，在被围困四个月后被清军生擒活捉，时为崇德七年二月十九。

　　饷道被切断、援军被歼以及主帅被擒的现实，把祖大寿逼上了绝境，该年三月初十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祖大寿走出围城，向清军投降，锦州的陷落使得周围的城堡全部被攻占，宁锦防线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志在夺取中原的皇太极下一步就是要设法劝降洪承畴，对中原两眼一抹黑的清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引路者”，洪承畴是最合适的人选。

　　庄妃当然已经得悉，洪承畴在被俘后“延颈承刃，始终不降”，而且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开始绝食。

　　庄妃还知道，皇太极曾派颇有影响的汉人——范仲淹的后代、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到关押洪承畴的三官庙探望过洪氏，与之“谈论古今”。

　　在谈话中范文程发现“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并因此推断洪承畴死心未决，范文程曾向皇太极分析道“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范文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毕竟是推测。

　　在没摸准洪氏的脉之前，皇太极是不能贸然前去的，万一洪承畴不能纳头便拜，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再派谁去呢？清廷内的汉族官员——无论是地位还是智慧，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范文程的，而满洲贵族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充分理解争取洪承畴的意义，更何况彼此之间还有语言障碍呢……

　　机敏的庄妃洞察到皇太极已经陷入了无人可派的地步。

　　此时，清朝皇帝需要派一个比范文程更接近权力中枢的人去打消洪氏的顾虑……

　　于是，庄妃想到了自己，她认为：凭借自己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流利而又准确的汉语及充满哲理的说服能力去劝降洪承畴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满族还没封建到男女有别的地步，以后妃的身份出面去劝降一位皇帝很看重的汉族官员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她断然向皇太极请命，夫妻之间竟然不谋而合。

　　庄妃的出现令洪承畴为之一震，庄妃并非一般后妃，是皇后的内侄女，她的驾到既意味着皇后的亲自光临，也表明皇太极对他洪某人生死的高度关注，被俘的汉族官员不计其数，拒绝投降的也并非他一人，但派通晓汉语的皇妃前来劝降这还是头一次。

　　庄妃却绝口不提归降二字，反而对洪承畴杀身成仁的选择表示钦佩，一口一个洪先生叫着，一再强调“先生之志不可夺，我并不劝先生弃旧图新”。

　　很会把握谈话分寸的庄妃，在洪氏心理防线已经放松的情况下，同其探讨起历朝历代的兴衰，很自然地谈到识时务者为俊杰、良臣择主而事一类的话题；接下来又对已经绝食数日的洪承畴说道：先生“这样折磨自己，真叫人见了实在心疼。”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已经把明蓟辽总督的心理三八防线摧毁，只见洪承畴转过脸去“闭目面壁泣不已”，这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伤心的泪水、无奈的泪水、知遇之恩的泪水一起涌了出来……

　　如果崇祯皇帝不逼他改变以守为战、保护饷道的策略，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如果战死疆场又焉能落得饥肠辘辘、求死不得的地步？他记不清已经绝食几天了，至少已经十几天了，怎么他还能活着？难道这是天意？让他去辅佐一个新的王朝？绝对是天意！其实洪氏之所以活着，并非天意，实乃人意。

　　皇太极需要洪承畴，从洪氏开始绝食时起，庄妃就密令在三官庙看守的人要把用人参泡过的水给洪承畴喝，如果他拒绝喝水，就乘他体弱昏睡之际，悄悄地往他嘴里滴几滴人参汤……

　　望着涕泣不已的洪承畴庄妃悄然退下，她知道降服洪氏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皇太极出现在三官庙时，泪流满面的洪承畴立即五体投地。

　　庄妃以她的机敏、流利的汉话、善于捕捉心理变化的言辞，为皇太极入主中原战略的实施争取到一位难得的向导。

　　至于从政所带来的挑战与喜悦，也给庄妃的生活打开一扇更宽阔的窗口，并为她提供了一个叱咤风云的舞台；她今后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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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

　　皇太极一直期望能在五宫后妃所生的儿子中册立皇位继承人， 真是天遂人愿，崇德二年（崇祯十年，1637年）最受宠爱的宸妃第一个给他生下儿子，此即皇八子，此子一出生就被立为皇储，而且皇太极还为此大赦天下。

　　说来也巧，庄妃在一年后生下了皇九子，尽管皇八子出生后一年多，就夭折了，但皇太极仍无立嗣皇九子之意，他依然寄希望于宸妃，想等宸妃再生育个阿哥作为继承人。

　　不承想经受丧子打击的宸妃，健康状况日下，不仅未能再育，而且卧病不起。

　　崇德六年九月（1641年）正在锦州指挥战事的皇太极，得到宸妃病危的消息，立即从锦州往沈阳赶，马不停蹄，日夜兼程……

　　但心急如焚的皇帝还是未能赶在死神之前回到关雎宫，宸妃怀着对皇太极的无限眷恋与牵挂离开了人世，享年33岁。

　　关雎宫从此失去了生气，失去了真情，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希望，诚可谓：从此生死两茫茫，多情天子空悬念……

　　皇太极失魂落魄，精神恍惚，虽然他也时常提醒自己别忘了作为一位清朝开国皇帝的责任—— “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但在实际上却不能从悲伤中自拔。

　　就连攻陷松山、锦州，收降洪承畴这样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也不能减轻他内心的痛苦。

　　庄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如此下去，就是铁打的人也会被摧垮。

　　在庄妃的建议下，皇后安排诸王大臣陪同皇太极到郊外打猎，散散心，谁料在行至蒲河时看到的竟是宸妃的坟墓，皇太极自然又是一番伤感。

　　表面上看来，皇太极依然在处理朝政，但庄妃心里明白皇太极的魂已经被姐姐给带走了。

　　天崩地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降临，但立储一事又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会再次触动皇太极对宸妃以及皇八子的思念，弄得不好失去理智的皇太极甚至还会迁怒提出这一问题的人。

　　皇太极不仅自己被悲伤吞噬，而且要求其他人都得像自己一样痛不欲生，郡王阿达礼——即当年曾经说服代善拥立皇太极即位的萨哈廉的儿子，因在宸妃去世后未能如丧考妣，甚至“作乐”，而被皇太极夺爵。

　　“作乐”尚且如此，何况立储……

　　皇太极已经被宸妃去世所击垮，天崩地坼不知哪天就会降临。

　　庄妃很清楚，不立嗣必然就会有一番争夺……

　　本来按照当年皇太极那含而不宣的在五宫后妃所生的儿子中择立继承人的意图，也该轮到皇九子福临了。

　　但身边的人包括皇后在内，谁也不敢提到这个会勾起皇帝伤感甚至发怒的话题，一个涉及到清朝国本的问题就这样拖着，真不知要拖到哪一天……

　　庄妃所担心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多情天子终于追随他的心上人而去了。

　　沈阳后宫一片悲哀，在悲悲切切的啼哭声中既有对大行皇帝的追思，也有对未来命运的担心，众妃嫔不会忘记17年前太祖晏驾时后妃被逼殉葬的悲剧……

　　在后妃中只有一个人顾不上流泪，此人就是庄妃，不是她太绝情，而是她必须面对皇太极突然去世所造成的动荡局势，如果处理得好她的儿子不仅能入承大统，后妃被逼殉葬的厄运也就能避免。

　　冷清的永福宫为她提供了梳理思绪的场所：多尔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会把17年前太祖去世时的旧账一笔勾销。

　　如今多尔衮是功绩显赫的睿亲王，32岁的睿亲王已经步入政治成熟的年纪，何况在他周围还有一母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以及两白旗大臣的支持，多尔衮肯定会为兄终弟及而全力一拼的。

　　皇太极亲自统领的两黄旗，绝不会允许帝系从两黄旗向两白旗转移，而且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都把同多尔衮竞争的希望寄托在长子——35岁的肃亲王豪格身上。

　　皇太极刚一去世，两黄旗大臣索尼、图赖、图尔格、鳌拜等就去肃王家“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

　　豪格不仅得到两黄旗的支持，也得到两蓝旗的拥戴，他本人所统领正蓝旗自不必说，统领镶蓝旗的皇太极堂弟——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对拥立豪格明确表态：“我意如此。”而两白旗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若立肃王，我等俱无生理。”这的确给了庄妃一个信号，面对两黄旗要争个鱼死网破的态度，多尔衮及其两白旗已经有所退让——在皇太极的儿子中立储，但必须排除最有能力也最有实力的豪格。

　　静观事态发展的庄妃意识到，为了避免在即位问题上同室操戈的发生，必须让肃亲王豪格及其支持者意识到在两白旗有所退让的情况下，两黄旗也要做出相应的让步，从拥立肃亲王豪格转变为拥立皇太极的儿子。

　　庄妃在幕后究竟做了哪些，史料上没有记载。

　　皇太极去世已经五天，择立继承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当八月十三日多尔衮在三官庙就册立新君一事征求两黄旗的智囊人物索尼时，这位曾在广渠门同袁崇焕喋血大战中把被明军围困的豪格救出、同豪格有着生死之交的索尼却做出“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

　　这一表态反映出，两黄旗大臣已经按照庄妃的意图，在策略上做了相应的调整，从拥立肃亲王豪格退让到拥立皇太极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多尔衮可以通过拥立幼主而成为摄政王，而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正是这种策略上的调整，为八月十四日诸王在崇政殿所召开的册立新君的会议奠定了基础。

　　从拥立皇太极之子到拥立皇九子福临只有咫尺的距离，但在五宫后妃中麟趾宫的贵妃也生下了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在即位问题上十一子同九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虽然说皇后同福临比同博穆博果尔的血缘近，但皇后也不可能左右崇政殿的诸王议立会议。

　　如果稍有疏忽福临就可能同皇位失之交臂……

　　庄妃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嫁给多尔衮的皇后幼妹，必须通过这位深得宠爱的王妃来向睿亲王强化拥立皇九子的意识，福临毕竟是科尔沁部莽古思家族的外孙。

　　实际上多尔衮在两白旗内部也受到巨大的压力，两白旗大臣的“跪请即位”，必然会使睿王心中并未泯灭的称帝之念重新膨胀起来，在正式册立之前的确有着太多的变数。

　　对此庄妃不得不虑、不得不防，经同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策划，必须在册立皇太极之子这一点上向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两白旗大臣进一步施加压力……

　　在八月十四日清晨——崇政殿的册立新君会议召开之前，两黄旗大臣就已经虎视眈眈地聚集在大清门示威。

　　鳌拜所统领的三个牛录封锁了崇政殿，“张弓挟矢，环立宫内”。

　　议立会议开始后，在已经有思想准备的肃亲王以自己福薄寡德不堪为嗣退出议立会议之后，又或多或少地让多尔衮的即位之念死灰复燃，以至崇政殿内迟迟不能达成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协议……

　　按照事先的安排，索尼、鳌拜佩剑闯进崇政殿，不惜血溅宫廷，以“吾辈食于帝、衣于帝，不立帝之子宁从死于地下”来逼迫睿王妥协……

　　庄妃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多尔衮又回到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立场，最终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以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

　　并以睿王多尔衮、郑王济尔哈朗辅政。

　　从八月初九皇太极去世到八月十四，庄妃经历了风云巨变、波澜迭起的六天，对突发事变的从容驾驭也使得她本人从庄妃变成了孝庄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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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下嫁

　　孝庄皇太后当然明白：多尔衮不会满足同郑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而生性谦和的济尔哈朗面对咄咄逼人的多尔衮只能是节节退让。

　　顺治元年一月，济尔哈朗就令各衙门：凡需上奏的事件全都“先启知睿亲王，档子（清初称档案为档子）书名亦先书睿亲王”，睿王多尔衮、郑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已经成为虚话。

　　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值多尔衮斋期，大学士范文程把甘肃巡抚黄国安呈请辞职、回籍赡养父母的本章，送郑王济尔哈朗处批复。

　　本来这就是个例行公事的本章，而且郑王济尔哈朗也未敢批复“令故待之”，但多尔衮为树个人权威，仍然以“以文程擅自关白辅政王”抓住不放，将其“下法司勘问”。

　　范文程并非等闲之辈，是皇太极被依为心膂股肱的大臣，当年劝降洪承畴就是派范文程去打前站的。

　　屈从多尔衮淫威的刑部官员，竟然无视律例而对范文程做出削职、籍没家产的判决。

　　虽然多尔衮最终下达“姑释前罪”、“免效厥职”的命令，但这种威福自专的做法足以令孝庄皇太后如芒刺在背。

　　尽管册立顺治为君的会议一结束，索尼、图尔格（遏必隆之兄）、鳌拜以及谭泰、巩阿岱、锡翰就到三官庙盟誓，要辅佐顺治“六人如一体”。

　　未几，图尔格、遏必隆、鳌拜等又联络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中的两黄旗骨干209人盟誓，忠心耿耿辅弼幼主，不得“谄事诸王，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篡”。

　　孝庄皇太后知道：要兑现这些慷慨激昂的誓词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会有人恪守誓言、不改初衷，但相当一部分人会见风使舵，自食其言，向权力中枢——多尔衮靠拢，最终堕落成为围绕势力转圈的奴才——势利小人。

　　豪格手下的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甚至卖主求荣，诬陷豪格图谋不轨。

　　两黄旗大臣谭泰、巩阿岱、锡翰也都毁盟背约，转投睿王……

　　孝庄皇太后环视周围，只有索尼、图尔格、遏必隆、鳌拜、图赖以及范文程等几位老臣还没有转靠睿王，但他们或被革职、或被革爵、或被夺所属牛录、或被籍没家产，或称病在家，就连已经去世的图尔格也难逃厄运，他的坟墓甚至被“尽行拆毁”，一股寒气迎面扑来，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孝庄皇太后已经洞察到埋藏在多尔衮心中的称帝之念，睿王曾无限遗憾地对心腹抱怨道：“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尔衮并非不具备称帝的实力，而且明清之际动荡的时局也不止一次为他提供了黄袍加身的机会。

　　好在多尔衮还算头脑清醒，不愿因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使得清王朝失去问鼎中原、一统海内的历史机遇，便以“本朝自有家法，非尔等所知”，拒绝了一部分汉官的劝进。

　　一旦海内实现了一统，大权在握的多尔衮还会拒绝黄袍加身吗？别说是顺治还未成年，就是已经长大成人也难与执政多年、功业赫赫的摄政王抗衡，孝庄皇太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立无援，只有孤儿寡母，且无一兵一卒……

　　怎样才能延缓日益明显的逼宫危机？多尔衮至今没有子嗣当然是要充分利用的因素，听说有喇嘛给多尔衮算过命：说他是命中无子。

　　让多尔衮得到“皇父摄政王”桂冠——也就是说让多尔衮成为顺治名义上的父亲……

　　按照满族兄死妻嫂的习俗，太后下嫁给小叔子本来就没什么引起非议的，可现在毕竟不是在关外……

　　汉族的礼制与满族的习俗在她的心中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分量……

　　其实汉族在秦汉乃至唐代对太后也没那么多的约束，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唐中宗与唐睿宗的母亲武后……

　　或私下、或公开地梅开二度，享受着人生……

　　而对孝庄皇太后来说，难就难在她的似水柔情早已经在丈夫的冷漠中枯萎，对经史的学习、对韬略的探讨，对驾驭风云的兴趣早已经把她的内心磨炼得像铁石一样冰冷、坚硬……

　　三十出头的少妇，却心如止水……

　　如今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她还要装出种种柔情去赢得妻妾成群的多尔衮的瞩目……

　　实在太难了，对于孝庄这真得比运筹帷幄还要难，委屈的泪水潸然而下……

　　南明抗清将领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中有一首描绘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诗：“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灿迎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以此诗作为太后下嫁的依据，似乎有点孤证的味道，张煌言当时毕竟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浙江——鲁王政权所在地，即使太后与多尔衮真的有一个结婚仪式，也绝非他能亲眼目睹，而张煌言以此为题做诗，完全是出于对敌对势力一方兄死妻嫂习俗的嘲讽。

　　据说有人见到过太后下嫁的诏书，但在出版的众多清代史料中均未能查到。

　　以孝庄皇太后的机敏、以她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领悟，是不会采取像张煌言的诗中所描绘的方式——在慈宁宫去搞太后大婚礼，而且太后真的下嫁，睿王嫡妃又当如何安置？她的目的是在感情上笼络住摄政王，而不是制造新的家庭纠纷，即使真有床笫之欢也是在多尔衮“深入皇宫内院”时偶一为之，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以感情怀柔来缓和摄政王同顺治的关系，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拖延时间上。

　　对于多尔衮的体质孝庄皇太后心里有数，而摄政后的操劳益发加重他的负荷；更何况满洲贵族对纵欲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他本人对女色的迷恋，已经把他的身子快掏空了，他的阳寿只能比皇太极短。

　　谁知他还能活几年？在孝庄看来，当然是越短越好，就怕夜长梦多，同多尔衮的周旋、较量已经使得她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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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为进

　　结束摄政的一天终于在孝庄的焦急期待中来到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猎所去世，享年39岁。

　　孝庄皇太后那颗紧绷着的心，稍稍有所和缓。

　　但她很清楚：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已经网络了一个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庞大集团，还有一个处心积虑要谋求摄政地位的英亲王阿济格。

　　只有解决上述问题，才可能彻底摆脱危机，此时此刻切不可掉以轻心，而首先需要孝庄对付的就是比她年长10岁的英亲王阿济格。

　　阿济格时年47岁，早在努尔哈赤在世时，阿济格与幼弟多铎就分别领有正白旗、镶白旗。

　　皇太极即位后，竭力瓦解阿济格同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的关系，以阿济格为多铎主婚为借口，剥夺了阿济格的正白旗，并让多尔衮当上了正白旗的旗主，因而多尔衮对阿济格一直防范有加，即使在当上摄政王后仍然禁止两白旗大臣同阿济格来往。

　　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多尔衮在临终前曾“召英亲王语后事，外莫能知”。

　　孝庄皇太后当然能猜到：多尔衮在大限将到之时与阿济格捐弃前嫌、甚至托付后事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对顺治亲政的忧虑。

　　多铎在一年前因生天花去世，多尔衮的过继儿子——多铎之子多尔博年仅10岁，能够托付后事的也只有阿济格了。

　　多尔衮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锦囊妙计已经是个解不开的谜，但从阿济格的种种举措——在两白旗大臣中游说、劝他们拥立自己，敦促诸王“速立一摄政之人”，并秘密派人通知自己的儿子劳亲“多率兵”来猎所，足以为了解多尔衮的锦囊妙计提供一个切入点。

　　英亲王迫不及待地谋求摄政王的事实，对于紫禁城中的顺治是个极大的威胁。

　　虽然顺治虚龄才14岁，但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位颇具城府、精通韬略、能应付突发事变的母亲——孝庄皇太后。

　　抓住多尔衮去世的机会让顺治实现亲政已经刻不容缓，只有挫败了阿济格，两白旗大臣才能变得群龙无首，也才能谈得上分化瓦解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多尔衮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退为进，把追尊多尔衮作为争取两白旗大臣、孤立阿济格的手段。

　　在孝庄皇太后的安排下多尔衮被推上尊崇的神坛：十二月十三日（1651年1月4日）多尔衮去世的消息刚一抵京，如释重负的孝庄就让顺治颁布全国臣民易服举丧的诏令；十二月十七日当多尔衮的灵车回到北京，经孝庄的筹划顺治与诸王大臣身穿缟素到东直门外迎接已故摄政王的灵柩，举行哭祭；十二月十八日孝庄通过顺治下达对多尔衮“合依帝礼”的命令，并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当“太宗文皇帝（既皇太极）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的丰功伟绩；十二月二十五日对多尔衮的追尊达到了极点——追尊已故摄政王为成宗义皇帝、而在次年的正月十九又颁布了义皇帝的牌位“同祔太庙”的诏书，再次肯定了多尔衮“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的历史地位。

　　对多尔衮的尊崇，消除了两白旗大臣的忧虑，他们不仅拒绝了阿济格的拉拢，而且明确表态要“依皇上为生”，并把阿济格的种种阴谋活动及时向朝廷汇报。

　　而多尔衮集团的骨干额克亲、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人还在护送摄政王灵柩回京途中，一举将心怀叵测的阿济格父子抓获。

　　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对阿济格图谋摄政一案的审理，顺治八年正月初六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阿济格做出终身幽禁、籍没家产的判处。

　　对顺治亲政构成最大威胁的阿济格被清除，孝庄皇太后的以退为进避免了政局的动荡。

　　两白旗大臣的确有“依皇上为生”之意，但多年来形成的结党营私很难立即清除。

　　孝庄清醒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很快她发现御前大臣罗什、博尔惠在调整旗份时竟让多尔博继续统领两白旗，把多尔衮在世时从豪格手中剥夺的正蓝旗分给多铎之子多尼。

　　而按照多尔衮幽禁豪格时的承诺，豪格的正蓝旗在顺治亲政后即归还皇帝。

　　至于多尔衮领有两白旗是在多铎去世后形成的，多尔衮因多铎之子多尼年幼而代管镶白旗，在多尼长大成人后理应把镶白旗还给他，而不是把本应该归顺治的正蓝旗拨给多尼。

　　至于转投到睿王麾下的巩阿岱、锡翰甚至一再要求亲了政的顺治“破格宠顾多尔博”。

　　多尔衮的阴魂不散，他所经营的党羽继续结党营私……

　　孝庄皇太后敏锐地觉察到：清除、分化多尔衮集团必须尽快解决。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1651年2月24日），两黄旗大臣告发罗什、博尔惠等结党营私“动摇国是”，于是罗什、博尔惠被处死，吴拜、苏拜等革职为民，有着皇族血缘的额克亲被革去宗室身份废为庶人。

　　经此处置，多尔衮集团已经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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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失和

　　孝庄凭借对突变的政治风云的把握，把儿子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又凭借胸中的韬略在随时都可能出现的逼宫危机中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而当多尔衮去世后她则以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为14岁的顺治赢得了亲政。

　　但对孝庄来说，顺治亲政后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日理万机对于孝庄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对于刚刚接手的顺治就是非常棘手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且不说在多尔衮为了能长期大权独揽，在摄政时期根本就不曾让顺治受过从政的训练，就连读书识字的机会也不让小皇帝得到。

　　尽管朝廷官员特别是汉族官员为此一再吁请，多尔衮就是置之不理。

　　虽然孝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她很清楚多尔衮对此相当敏感，对小皇帝进行系统的文化教育就意味着为幼主日后亲政做准备，而多尔衮则希望把摄政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因而目不识丁的顺治在亲政之初，“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皇太极的庙号）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

　　“由是发愤读书”，早起晚睡，“每辰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便开始背诵，以至累得“呕血”。

　　经过几年时间的苦读，顺治不仅掌握了汉语、写得一手漂亮的墨宝，而且还系统学习了《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两汉古文、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以及元明以来的名著；就连明清之际金圣叹批点的《水浒》、《西厢》也在万机之余予以浏览。

　　对于顺治在上朝之后的苦读，孝庄在欣慰之余也有不尽的忧虑。

　　虽然儿子读了大量有裨治国安邦的经史类典籍，也恢复了“经筵”进讲，并在学习《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十三经》、《二十一史》的过程中，对“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予以节录，“贯以大义，联其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迥然”，编辑了“旨约而易明，文简而易约”的《资政要览》三十篇。

　　但看得出，顺治对老庄、对书画、对诗词曲赋、明清小说以及禅宗的机锋相对的兴趣更浓。

　　上述杂书未尝不可略知一二，但对一个君王来说一旦陷进去，就容易移了性情，甚至丢了江山社稷。

　　南朝的梁武帝因沉溺佛经落得亡国，南唐的李后主因陶醉于填词而沦为阶下囚、乃至亲身品味着“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尽哀愁，至于字画都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宋徽宗就更惨，不仅国破家亡，还闹到被掠异邦的地步……

　　对于顺治诸多的个人兴趣孝庄不能听之任之，但要对已经亲政的儿子进行引导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知子莫若母，顺治是个感情多于理智的人，而万乘之尊所形成的自以为是与少年天子在思维上的不成熟又交织在一起。

　　太后与皇帝的关系绝非单纯的母子关系，作为母亲她必须理解儿子是天下之主的现实，她的任何规劝、建议都不能引起儿子的抵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如果天下太平也就罢了，可此时的清王朝离海内一统还差得远着呢——东南有郑成功的几千艘战舰，而西南又有以云贵为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严峻挑战，孝庄又焉能放得下……

　　伴随着顺治的亲政，皇帝大婚的问题也就产生了。

　　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多尔衮摄政时给包办的，此女是孝庄太后的内侄女——吴克善之女，显而易见这门婚姻也体现了太后的意愿——通过联姻来巩固同蒙古各部的联盟。

　　然而，当孝庄皇太后的兄长吴克善在顺治八年正月十七（1651年2月8日）送女儿到北京时，尽管宗室亲王满达海等均建议应在二月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却遭到皇帝本人的拒绝。

　　对于这位“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的皇后人选，顺治并不想接纳。

　　顺治对婚姻的抵触，同与多尔衮积怨甚深有一定的关系。

　　这位待嫁新娘，直至该年八月十三在被晾了八个月以后才得到册封，但肃穆的册封仪式一结束，皇后就被撂在一边。

　　如花似玉的容貌、含苞待放的年华统统被黄瓦红墙所禁锢。

　　多尔衮在摄政时曾伤害过小皇帝的自尊，仅仅因为这门婚姻是多尔衮包办的，就足以令顺治如鲠骨在喉，少年天子的一腔积怨都发泄到皇后的身上。

　　兼之顺治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使得皇帝同皇后在文化上的差距日益扩大。

　　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皇后，连汉话都说不顺溜，还能指望她同皇帝探讨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明清小说！据《清史稿·后妃传》所记：“美而慧”的皇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皇帝的欢心，顺治曾直言不讳地说道“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

　　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博尔吉济特氏，在大婚之后就因顺治“另居侧宫”，而独守坤宁宫。

　　尽管孝庄很想调节帝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经过三年的努力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太后扭不过顺治，在顺治十年八月二十五（1653年）被迫同意把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孝庄皇太后可以同意废后，但绝不会坐视满蒙联盟受到危害，在太后的主持下废后的侄女——吴克善的孙女又从大清门抬了进来，成为顺治的第二位皇后。

　　然而这第二位蒙古皇后也未能跨越文化上的鸿沟而成为顺治的红颜知己。

　　就在此时，一位深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满洲女子——董鄂氏在顺治的生活中奇迹般地出现了……

　　对第二位皇后来说，真正的危机也就随之产生，《清史稿·后妃传》对此有如下描述：“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顺治一直在寻找第二次废后的机会。

　　顺治十四年底太后患病，“皇后身为子妇”“起居问安礼节，殊觉缺然”，在“帝王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孝道所关重大，子妇之礼，昭垂内则，非可偶违”。

　　于是，顺治在十五年正月初七下令：将“应进中宫笺奏等项暂行停止”。

　　这就意味着皇后已经徒有其名。

　　第二位皇后被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当太后在三月二十五日（1658年）得悉已经悄然而至的再次废后波澜时，便以“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为由，而令对“中宫笺奏等项照旧封进”。

　　第一次废后是纯粹的帝后不和，因此太后还能容忍，而此次废后是因为顺治已经寻觅到自己的红颜知己——董鄂氏，为了宠妃而废掉皇后，这对孝庄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她不能不顾及满蒙联盟，不能不顾及同抗清势力浴血苦战的蒙古八旗将士的脸面，不能不考虑在北部屏藩着大清王朝的漠南蒙古各部的情绪，废后之事一之为甚，岂可再之！孝庄皇太后对顺治第二次废后预谋的干预使得母子之间的隔阂扩大，这种情感上的裂痕，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抗清势力兵临南京城下的突发事件中凸显出来。

　　该年七月郑成功和张煌言所领导的抗清军队如从天而降，如狂飙一般扫荡着江苏、安徽两省，两省百姓纷纷迎降，清王朝在安徽的太平、徽州、宁国、池州以及无为、广德、和州等四府三州的统治均土崩瓦解。

　　这突如其来的挫折是顺治亲政以来从未遇到过的，21岁的顺治被搅得方寸大乱，本来就受到佛老出世思想影响的顺治对这种无休止的征战已经厌倦，刹那间萌生退回关外的念头。

　　孝庄力驳出关之论，母子之间的冲突遂一触即发。

　　受到母亲驳斥的顺治恼羞成怒，立即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扬言“或胜或死”，而且对试图劝阻亲征的人抽出宝剑，手劈御案。

　　顺治如此决绝，把孝庄推到极为棘手的境地。

　　明摆着，皇帝从未参加过征战，如果出征必然是凶多吉少，“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动荡，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很可能会因此而付诸东流。

　　对孝庄来说最大的痛苦则是母子之间已经不能沟通，她身为母亲不能让儿子恢复冷静，为了扭转局面，不得不向顺治的乳母李氏求援。

　　然而当李氏在朝廷上出现后，一向对乳母有亲切感的顺治挥舞着宝剑“恐吓要把她劈成碎块”，乳母也被吓走了。

　　万般无奈，太后又想到同顺治有着师生情谊的传教士汤若望，请汤若望出面劝顺治放弃亲征，这已经是孝庄的最后一招。

　　万幸的是这最后一招总算奏效，顺治终于收回了亲征的谕令。

　　御驾亲征的危机虽然化解，但母子之间的裂痕却无法弥合，为了儿子的皇位、为了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孝庄皇太后把心都快操碎了，可儿子非但不理解，反而一再向她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让她陷入困境，难以承受的失落、伤感袭上一颗饱经磨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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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之死

　　对于不到30岁丧夫的孝庄来说，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顺治在十八年正月初三（1661年）被天花病毒（也称痘症）感染，因生天花病倒在床。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族，对中原地区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非常缺乏免疫力，豫亲王多铎就是因为出花在顺治六年去世，享年36岁。

　　因对成年人出花的恐惧，每年的冬春之交顺治都要去南苑行宫“避痘”，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被董鄂妃的葬礼弄得疲惫不堪。

　　于是，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顺治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亲政后的刻苦攻读竟累得吐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肺结核，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得了“痨病”，在抗生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痨病不可能痊愈，得了痨病的人也不可能长寿。

　　在痨病的阴影下，孝庄皇太后实在不敢奢望顺治能活到他父亲的年纪，说句心里话能有他叔叔多尔衮的阳寿她就很知足了。

　　其实就连顺治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木陈和尚说道：“老和尚许朕30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40，朕绝候他不得矣，”并指着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此骨已瘦如柴”，当木陈劝顺治当“早睡安神”“拨置诸缘”时，顺治则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20多岁的人，已经虚弱到宛若一盏将尽的残灯。

　　如果没有经受董鄂妃去世的打击，顺治或许还可以活过30岁，但他的红颜知己董鄂氏在顺治十七年八月仙逝（1660年），孝庄已经意识到顺治的阳寿也快到头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当年皇太极就是因为无法摆脱宸妃去世的巨大悲痛而撒手人寰的，但令孝庄始料不及的是，儿子走得比父亲还快……

　　为了能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竟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皇太后虽然让了步，但皇帝仍意犹未尽。

　　为了弥补心灵上的缺憾，顺治以最高的级别主持董鄂妃葬礼，他以蓝墨批本（只有皇帝或太后去世才用蓝墨批本），又亲自主持49天的景山大道场，从建水陆道场到“起棺”、“举火”、“收灵骨”、“迎神主”……

　　一直到“断七”，顺治事必躬亲。

　　按说到十月初八过了“断七”丧事也就结束了，但余哀未尽的皇帝在十月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又在景山两次建“陟天道场”，十一月初八还在西苑及广济寺同时举办“仙驭道场”。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那极为虚弱的命门火随时都可能熄灭。

　　顺治十七年九月初十，在火化董鄂妃遗体时，隆安和尚曾低声问主持火化仪式的行森：“上来，也请师接？”了解内情的人都很清楚：下一个隆重的火化仪式就该轮到顺治了。

　　从正月初三一显示出痘症，孝庄就意识到顺治应该确立继承人了。

　　从顺治亲政后，这是惟一一次母子能想到一起的一件大事。

　　尽管都想到立继承人，但究竟立谁，母子之间还是存在尖锐的分歧。

　　在顺治看来，只有立一位年长的继承人才可能避免幼主临朝所产生的种种危机；而当时他的儿子最大的也只有八九岁，所以他排除了传子而决定传贤；但他的兄弟中也没有一个可以委之重任的人，因此便考虑到一个能干的堂兄弟——安亲王岳乐。

　　顺治的安排，遭到孝庄皇太后的断然否决，在孝庄看来，帝系的转移所引发的问题比幼主临朝还要错综复杂。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母子之间依旧不能沟通。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争论了，孝庄皇太后立即派人把传教士汤若望请进紫禁城进行磋商。

　　汤若望虽然来自德国，但自1619年到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传教，就对汉族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的了解，比相当多的满洲权贵还要深，这也是他能成为顺治忘年之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当“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时，汤若望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为继承人；而为了避免亲王辅政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孝庄皇太后也打算建议顺治撇开宗室亲王、起用异姓臣子辅政……

　　在有生之年顺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违心的，他的传贤不传子的主张不仅遭到皇太后的反对，也遭到两黄旗大臣以及汉族官员的反对，就连他一向尊重、信赖的“玛法”（满语老爷爷）汤若望也站在太后一边。

　　已经没有体力争辩的顺治，颁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册立八岁的皇三子为皇太子，赐名玄烨，同时挑选最为忠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辅政四大臣，以明年（1662年）为康熙元年。

　　正月初六，孝庄已经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然而上述一切禁忌的公布，不过反映出只要有一线希望母亲都不会放弃的愿望。

　　初七子时，顺治在养心殿去世，这一年孝庄皇太后47岁。

　　据一位参加过顺治丧礼的外国传教士记载，那是个寒冷的日子，太后一身黑色，手扶着栏杆，悲痛万分地望着宫里的人把顺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抛入燃烧的火堆中，白发人反送黑发人……

　　突突蹿动的火苗，烤干了她脸上的泪水……

　　任性的儿子走了，把苦涩留给了母亲，她的心血全都付之东流，为了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她得义不容辞地再承担起教化幼主、辅佐幼主的重任。

　　正月初九皇太子玄烨即皇帝位，辅政四大臣在顺治的灵位前向皇天上帝宣誓：要“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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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辅康熙

　　让孝庄感到欣慰的是，任性的儿子居然生了个理智的孙子。

　　顺治十六年（1659年），虚龄6岁的皇三子同兄长一起去给父皇顺治请安，顺治询问他们各自的志向，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而皇三子的回答却是“待长而效法父皇，黾勉尽力”。

　　当皇三子即位之后，太皇太后问其有“何欲”，少年皇帝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惟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如此回答，反映出：好学不倦的康熙在祖母的教诲下，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康熙时代的到来，对于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庄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历史似乎在有意测试孝庄的毅力。

　　在康熙即位一年后皇帝的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病故，享年24岁。

　　抚养、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一位接近“知天命”年岁的老人身上……

　　历史似乎也在有意为难孝庄，虽然她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以避免大权旁落、专权擅政局面的形成。

　　虽然四大臣的誓言依然在耳中回荡，但她的关于四大臣联合辅政以便互相制约、避免专擅的设想，已经被如脱缰之野马的权力击得粉碎。

　　指望臣辅之间能互相制约无异于画饼充饥……

　　在四辅政大臣中鳌拜本来排在最后，但最终大权在握、不断架空乃至凌驾皇权之上的恰恰就是此人。

　　索尼年事已高，经常称病不朝，实际上他可还没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这位精通文墨的首席辅政大臣深知：辅臣同幼主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把握好君臣的分寸。

　　更何况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又是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尽管在顺治去世后她以“本朝家法”拒绝了垂帘听政的奏请，但她绝不会不关注政局，从多尔衮去世后的一系列部署都体现出太后政治上的老辣。

　　既然在幼主身边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祖母，他就应该急流勇退。

　　位列辅臣第二的苏克萨哈非常清楚，他在顺治八年二月对多尔衮殡服违制的告发虽成全了顺治却得罪了孝庄皇太后。

　　皇太后实际上并不愿重提旧账、把内部矛盾公开化。

　　在顺治病危时，苏克萨哈决定以身殉主，这其中固然有对顺治不遇之恩的报答，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顺治逝后动荡莫测局势的不尽忧虑。

　　顺治对跪在病榻旁的苏克萨哈劝解道：“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苏克萨哈接受了皇帝的嘱托，放弃了殉主。

　　然而从受任辅政大臣伊始，就体会到来自两黄旗大臣的刁难，面对颐指气使的鳌拜，只有节节退让，忍气吞声。

　　索尼的称病不朝使得擅长揽权的鳌拜愈发肆无忌惮，利用一切机会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

　　鳌拜已经不能忍受名列辅政大臣第四的现状，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时故意慢走，好让鳌拜走在自己的前面。

　　而鳌拜的心腹——工部尚书噶褚哈在疏奏中索性把鳌拜的名字列在遏必隆的前面，试图改变朝廷对辅政大臣排列的次序。

　　大权在握的鳌拜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内大臣费扬古对鳌拜不那么恭顺，鳌拜便以费扬古的儿子——御前侍卫倭赫带康熙去景山、瀛台游玩时，擅用御弓、擅骑御马，而把倭赫及一起当班的另外三名侍卫全部处死；又以费扬古对儿子被处死心怀不满，而把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也都处死，偶一泄愤便有七人丧生。

　　在排除异己方面，鳌拜比起当年的多尔衮要残酷得多。

　　而汤若望一案的发生就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明清之际，汤若望是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他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订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在顺治元年颁行天下；他以医术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并被皇太后尊为义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他曾以天象示警保护过处境险恶的顺治，成为小皇帝的患难之交、忘年之交；而当顺治病危为避免幼主临朝而坚持传位堂兄时，汤若望以皇三子已经出过天花为由，竭力劝说顺治接受皇太后的传子主张，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康熙时代就此开始，与此同步的也就是四大臣辅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清王朝做出特殊贡献的紫禁城的座上客，顷刻之间便沦为了阶下囚。

　　酿成汤若望锒铛入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西方神权同中国皇权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辅政大臣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

　　在四大臣中只有索尼是个文化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在当时的满洲权贵中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了。

　　即使是索尼，对于天文历法、特别是西方天算学同中国传统历法的差异及其优势，也是一窍不通，更别说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另外三位辅政了。

　　因而当具有排外思想——“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杨光先，指控汤若望传播西方天算学、传播邪教、图谋不轨时，已经半身不遂的汤若望也就在劫难逃了。经过七个多月的审理，在康熙四年初（1665年）对病入膏肓的汤若望做出凌迟处死的判决。

　　这份判决在三月初二送抵御前，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词斥道：“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尽管太皇太后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上天赫然震怒，驳回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此案依旧按照辅政大臣的意志做出判处：奄奄一息的汤若望以戴罪之身被抬出刑部大狱，受此案牵连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均被处以死刑。

　　无情的现实引发了太皇太后对权柄下移的忧虑，大臣辅政与亲王摄政竟然相差无几！在大权旁落这一点上，只有形式的差异，并无实质的区别。

　　鳌拜专权已经严峻地摆在孝庄和她的孙子康熙面前。

　　如何遏制鳌拜权力的膨胀？如何孤立鳌拜？慈宁宫中的太皇太后在孤灯长燃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太皇太后想到了联姻，一向对满蒙联姻格外重视的孝庄，此时为了孤立鳌拜，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的皇后、册立遏必隆的女儿为康熙的贵妃，为日后一举摧毁专权的鳌拜集团，事先布下棋子。

　　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以顺治四年（1647年）圈地时正白旗占了镶黄旗的位置，提出换圈。

　　受命办理的换圈户部满尚书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等不仅对换圈进行抵制，而且吁请康熙亲自处理——“仰祈断自宸衷，即谕停止”。

　　鳌拜因三位大臣反对换圈而大发淫威，执意要将三大臣处死，在遭到康熙拒绝后竟然假传圣旨，将三位大臣杀害。

　　面对鳌拜如此结党营私、专横跋扈，就连索尼也感到事态严重，惟一的办法就是吁请康熙亲政。

　　顺治亲政时还不满14岁，到康熙六年（1667年）小皇帝已经14岁，到了该亲政的时候了。

　　于是索尼出面联络苏克萨哈、遏必隆强迫鳌拜一同联名疏请康熙亲政。

　　然而这份吁请皇帝亲政的疏奏却被太皇太后给“留中”了，也就是说暂不做处理。

　　直至索尼去世后——康熙六年七月初三，才公布康熙对“留中”疏奏的批示：“经太皇太后谕允，择吉亲政”，但辅政大臣“仍行佐理”。

　　太皇太后甚至以“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作为“仍行佐理”的理由。

　　康熙在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但这只是形式上亲政，鳌拜在“仍行佐理”的懿旨下继续大权独揽。

　　从形式上亲政到实际亲政是当务之急，但面对鳌拜在辅政期间所结下的庞大党羽孝庄不能操之过急。

　　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都被鳌拜收买，经常在康熙面前称赞“鳌拜为圣人”，足以表明康熙的言行已经在鳌拜的控制之中。

　　为了让鳌拜疏于防范，在太皇太后的导演下，康熙对“布库”（满族摔跤）兴致日浓，甚至还观看身边小太监表演“布库”，以便让鳌拜产生皇帝玩物丧志、不足为虑的错觉。

　　让太皇太后始料不及的是，铲除鳌拜比当年擒拿阿济格还要艰难。

　　如果明发谕旨治罪鳌拜、清除鳌拜集团“恐不免激生事端”，祸起萧墙。

　　她必须面对鳌拜党羽已经左右朝廷、尾大不掉的严峻局势。

　　所幸她的联姻策略开始起作用了，索尼第二子索额图已经辞去吏部侍郎，到康熙身边充当了侍卫，鳌拜的党羽还不可能把小皇帝完全封锁起来。

　　在孝庄的策划下康熙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进宫，君臣在对弈的过程中就已经把擒拿鳌拜的细节安排完毕。

　　几天后，鳌拜入宫陛见，正在演习“布库”的十几名小太监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摔倒在地，时为康熙八年五月十六（1669年）。

　　在祖母的帮助下康熙终于实现了真正的亲政，诚如康熙所言“设无祖母，无以成立”，“设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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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端倪

　　太皇太后已经从康熙的初政中看到盛世的前奏：鳌拜专权时期所制造的一起起冤案很快得到昭雪，酿成清初20多年社会动荡的圈地也被“永行停止”，而更名田的实行以及对黄淮运的治理等，都为迭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那沉重而又血腥的一页终于被掀了过去。

　　从康熙书写在宫中柱子上的“漕运、河务、三藩”这三件大事，孝庄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到20岁的康熙已经具有拨揆轻重的能力，在这三件大事中以三藩问题最为棘手。

　　在顺治时期，为了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派平南王尚可喜驻防广东、定南王孔有德驻防广西、平西王吴三桂驻防四川，为了对付郑成功又派靖南王耿继茂驻防福建。

　　从当时来讲上述部署促进了清朝海内一统的实现，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桂王已经逃亡缅甸，而郑成功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在顺治十八年初率领主力跨海东渡，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尤需一提的是定南王孔有德在顺治九年同抗清势力的较量中阖家遇难，只有一女孔四贞死里逃生，四藩也就变成了三藩。

　　有一利必有一弊，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孝庄，当然从“利”中洞察“弊”。

　　三藩在两广、四川、福建的长期驻防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形成国中之国。

　　而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相机而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年已古稀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撤藩的机会就这样出现了。

　　此时，孝庄已经放开手让康熙去处理军国大政了，她不能让孙子对自己产生依赖感，经过十几年的培养如果康熙还不能独自处理军国大事，那便是自己教育的失败。

　　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孝庄看得很透：抓住这个机会就能解决三藩的尾大不掉，但这肯定要冒激变的风险。

　　放弃这个机会可以暂时太平，却难免养痈成患……

　　康熙果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尚可喜归养辽东、其子“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令平南王率所属45个佐领从广东撤藩。

　　紧接着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也都疏请撤藩，以试探康熙的意向。

　　廷议中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支持康熙的撤藩决策，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撤藩将会激变。

　　对此，康熙断然言道：“彼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图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吴三桂果然反了，耿精忠、孔四贞之夫孙延龄、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相继叛应吴三桂，两广、云贵、四川、江西、两湖、福建等省均被叛军占领。

　　刹那间形势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在孝庄的睿鉴之中，但朝中的一些大臣却乱了阵脚。

　　当索额图建议康熙诛杀主张撤藩的大臣作为同叛军妥协的条件时，康熙则断然言道：撤藩“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从而避免了“诛晁错，清君侧”悲剧的重演。

　　实际上，诛晁错并未能使吴楚七国息兵，最终还是靠西汉军队平定叛乱。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景帝是创造出文景之治的一代名君，然而已经35岁的汉景帝在遭遇吴楚七国之乱时，还想以诿过晁错换取退兵。

　　而孝庄的孙子还如此年轻，就能发出掷地有声的“出自朕意”的表态，作为祖母她真的很自豪，为自己的孙子自豪。

　　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皇太极第二女马喀塔与林丹汗子阿布鼐所生之子，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趁乱起兵，发动叛乱。

　　在当时清朝主要军队都开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作战，“宿卫尽空”，已经抽不出兵力去对付布尔尼之变。

　　看得出康熙需要帮助，孝庄于是建议把八旗家的奴仆组织起来，并以凡是在战场上立功的人就可以获得人身自由进行鼓励，并选派图海率领这支军队北上讨伐布尔尼……

　　结局恰如太皇太后所预料，图海及其所率领的军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来自北方的威胁得以化解。

　　太皇太后相信康熙有能力最终平定三藩之乱，但她还是希望平叛的战争能早一天结束，历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需要一个国泰民安的环境，休养生息的机会。

　　她想到一个可以对叛军釜底抽薪的人——孔四贞。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初三，定南王孔有德的孤女——11岁的孔四贞护送父母的灵柩抵达北京。

　　顺治颇有纳孔四贞为妃之意，对这门婚姻孝庄并不反对，问题是孔有德在世时已经把女儿许给部将孙龙之子孙延龄。

　　尽管男有情、女有意，但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广西将士的情绪。

　　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情种”，为了情可以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便赐予孔四贞“格格”称号，收其为义女，令其住在宫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主。

　　这样，既满足了他们都不愿失去对方的意念，又以兄妹的名分加以限制彼此的关系，从而使得顺治永远是孔四贞的水中月，而孔四贞则永远是顺治的镜中花。

　　既抚慰了当事人，又通过对孔四贞的恩宠笼络住孔有德的部下。

　　一直到董鄂妃出现并生子之后，孔四贞才同孙延龄完婚，那时她已经十七八岁，在当时已经属于晚婚的年龄了。

　　孔四贞在宫中生活了六七年，孝庄待她如若己出，这份母女之情深深保存在彼此的心中。

　　而在孔四贞出嫁后，孝庄还令在西华门外为他们建造府邸。

　　沾了妻子光的孙延龄被授以“和硕额驸”的称号，被赐予世袭侯爵，并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

　　康熙五年，在孔有德逝后一直指挥定南王部下的老将?国安因年老乞求致世，踌躇满志的孙延龄便撺掇妻子奏请出镇广西，于是孔四贞便随同刚刚被任命为广西将军的丈夫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京城，回到广西。

　　如果在孔四贞的生活中，没有同顺治有过那样一段交往，也许她同丈夫还不会有那样大的鸿沟。

　　才华横溢的皇帝是那样令她心仪，而留下的却只能是失之交臂的遗憾。

　　当胸无点墨又缺少韬略的孙延龄在洞房中出现的时候，孔四贞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实际上以孙延龄的能力、资历根本就驾驭不了那些身经百战的部下，但他却伙同兄长孙延基拼命揽权，而且还效法吴三桂任意安置亲信，以至受到部下的弹劾。

　　虽然朝廷看在孔四贞的面子上并未惩处这位年轻的广西将军，但当吴三桂发动叛乱后，心胸狭小的孙延龄便把弹劾过自己的人全部杀了，也就上了吴三桂的贼船……

　　在孙延龄叛应吴三桂后，孔四贞就开始联络父亲的部将，定南王为清王朝尽忠而亡就是最好的先例。

　　经过孔四贞的周密策划，孔氏旧部把实际上已经左右孙延龄的孙延基给杀了，并勒令孙延龄交出兵权听从夫人的指挥，时为康熙十四年。

　　孝庄捕捉到机会，立即派人同义女孔四贞联系，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孙延龄在妻子的劝说下幡然悔悟以及探听到风声的吴三桂派侄孙吴世琮在康熙十五年初袭杀孙延龄……

　　康熙已经从祖母对孔四贞的争取中领悟到叛军并非铁板一块，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吴三桂……

　　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已经独自支撑叛乱两年的吴三桂病死……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向吴三桂的根据地云南挺进……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吴三桂之孙服毒自杀……

　　历经八年，康熙终于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三藩问题彻底解决……

　　而孔四贞始终没有辜负孝庄的一片慈母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协助清军作战，并在三藩之乱平定后回到北京，把自己掌管的军权上交朝廷……

　　康熙又利用郑氏集团内乱，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六兵不血刃收复台湾。

　　盛世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而这一切都是她在皇太极去世后的40年茹苦含辛、呕心沥血、力尽艰难险阻所换来的。（全文结束）

Emily8111

孝庄皇后有康熙，康熙有孝庄皇后，都是他们的福分。

樱桃小丸子

一代女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