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转贴一本书在这里--《黑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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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刘朋友的家里一觉睡到中午，被老刘推醒了，说快穿衣服洗脸，给你把肘子都焖好了。


　　我说是吗？那我赶紧起。等我洗漱出来，肘子已经上了桌，香气扑鼻。


　　我夹一大块放嘴里，一边嚼一边埋怨，“跟你说焖烂点焖烂点你就是不听。”


　　老刘笑着说：“你就对付点吧，不是没时间嘛。”


　　正吃着，忽然想起了什么，我问：“你那朋友呢？咱俩吃，不等他？”


　　“他中午回不来，忙着呢。对了，你不是想看看难民营吗？我一会儿就得去给几个难民做翻译，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真的？几点去？”我问。


　　“市政府的难民管理处约好让两点到，咱们早去一会儿。这都是我朋友的事儿，他忙不过来，就推给了我。”老刘说。


　　我看一下表，说：“快吃快吃。”


　　一点钟，我在老刘的带领下来到了难民营。


　　与我想象的截然不同，没有铁丝网，没有探照灯，没有围墙，没有哨兵，甚至连一个管理人员也没有。是一幢普通的居民楼，坐落在许多居民楼中间。


　　我和老刘走进一楼的一个单元，有六个从中国青田县来的“难民”住在这里。我估算了一下，这套公寓应该有一百多平方米。墙壁是瓷砖到顶，地板上铺着地毯。有三间卧室，每间卧室里放着两张单人床。被褥、毯子都一模一样。卫生间很大，有宽敞的大理石浴盆。厨房也很大，厨具一应俱全。有一个单独的餐厅，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木质餐桌。客厅有差不多三十平米的样子，一套沙发和一台彩电。客厅的门通向阳台，从客厅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


　　老刘说：“我姓刘，是陪你们去难民管理处的翻译，你们收拾一下，带上有关文件，咱们赶紧走。”


　　“难民”中有一个中年汉子姓龙，大约有三十几岁的样子，是他们的头儿。因为其他人都很年轻，不过二十出头儿。老龙说也没啥文件，就是寄来几封信，要不请刘先生先看看？


　　刘先生皱皱眉，说先不看了，去了再看。


　　我们八个人走出难民营，来到大街上。


　　纽伦堡市并不算小，有五十万人口。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很多。“难民”们显然心情很愉快，在大街上高声说笑，互相追逐，乱闯红灯，高兴得很。路人频频报以白眼，他们浑然不觉。或者已觉而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老龙毕竟年长，沉稳得多。对我苦笑笑说：“都是小孩子呢，一点事都不懂。”说罢，把一口浓痰狠狠地吐在一家时装店门前。


　　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五分钟，“难民”们掏出万宝路，一人一根在难民管理处的走廊里喷云吐雾。老龙给我一根，我说谢谢，不会。又给老刘，老刘铁青着脸指给老龙看墙壁上不许吸烟的标志。


　　老龙笑笑说没事的。


　　两点整，我们进入办公室坐下。老刘对那位官员讲了一通德语，那官员笑着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老刘先对我说：“我跟这位先生说你只是想听一下，他说可以。”然后对“难民”们说：“你们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讲了，我来翻译。”


　　老龙说：“市政府已经连着两个月没有发给我们难民生活费了，请刘先生问问他是为什么？”


　　老刘用德语讲了一遍。


　　那位官员似乎很生气，板着脸说了一句很简短的话。


　　老刘对“难民”们说：“这位官员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让我问你们这两个月去哪儿了？”


　　问了几遍，“难民”们谁也不吱声儿。


　　还是老龙开了口，说哪儿也没去，就在市里会了会朋友，一起出去玩儿了几天。


　　老刘把这话翻译过去，那官员立刻就火了。他哇啦哇啦的讲了一大顿，然后气咻咻的等老刘翻译。


　　老刘说：“你们根本不是去会朋友，去玩儿，你们是在中餐馆里打黑工。纽伦堡难民管理处早已知道了这个情况，连续给你们寄了三封警告信，你们仍然不停止。打黑工是违背德国法律的，你们不承认也可以，我会报告市政府取消你们的难民资格。”


　　“难民”们这下慌了，不知该怎么办好。


　　老刘说：“你们应当懂得，一旦取消了难民资格就全完了。既然让我做翻译，就得告诉我真相，我才能想办法帮你们。”


　　老龙说：“刘先生，不瞒你说，我们确实是打黑工了。你看怎么跟他讲一下，千万别闹出事来。”


　　老刘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就说你们本来就是去看老乡的，看那里忙，就帮着干了几天活儿，不是以挣钱为目的的。”


　　老龙叹口气，说：“试试吧。”


　　老刘就这样对官员说了。


　　那位官员面无表情地说了一通。


　　老刘说：“你们这样做会受到处罚，而且，停发的难民生活费不会补发。希望你们以后能遵纪守法，不要再干这样的事。”


　　出来以后我对他们说要请他们去喝啤酒，他们都很高兴。我让老刘也去，老刘说他可不像我这样闲，还有许多事要做，匆匆忙忙地去了。


　　我带着“难民”们来到一个酒吧，每人都要了一大扎啤酒。德国啤酒天下驰名，我们一边喝一边聊了起来。


　　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是世界上最宽大的。由于在纳粹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世界各国几乎均向德国犹太人伸出了救援之手，因此德国政府感恩图报，用最宽大的难民政策回报国际社会。哪想到此一时彼一时也，大批各国的刁民无赖蜂拥而至，搞得德国政府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我问他们怎样才能申请难民资格，他们告诉我说，越境前先把所有写有中文的纸片都撕碎扔掉，包括护照和电话本。一越过边境就向德国警察宣布政治避难。你身上连护照都没有，也没有可以证明你国籍的文字，想遣返都不知道往哪儿送，只能把你交给难民管理部门。到了难民管理部门后，再正式提出政治避难。


　　“可政治避难总得有个理由吧？”我问。


　　由于我的无知他们都笑了，一个小伙子说：“瞎编呗，以前都用想生二胎来避难，后来不灵了，用的人太多。现在都往宗教上扯，就说中国政府不让信仰宗教。有一段这个办法也不灵了，德国人不相信，就派懂点中国事情的人问你是信仰什么宗教的？都是农民，谁知道有啥宗教呀？就说是信仰佛教。这么一说就坏了，人家德国政府知道佛教在中国随便信，根本没人管的。马上说你欺骗，取消难民资格，立即遣返回中国。我这回自己编了一个宗教，他们查都没地方查去，看他们怎么办？”


　　我摇摇头，又问：“德国政府一个月给多少钱？”


　　老龙说：“六百马克，但房租水电全免，看病也不要钱。换季的时候还给发服装费，生活是足够了。”


　　我说：“那你们好好呆着得了，遵守人家的法律，做个遵纪守法的好难民。为什么非要去冒险打黑工呢？”


　　“难民”们一齐笑，好像我是那个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的皇帝。


　　老龙说：“你以为我们愿意去打黑工呀？挨骂受气不说了，人家洗一个小时碗能挣十个马克，我们洗一个小时碗只挣两个马克。可是不干不行呀，出来的钱全是借的。小李子”他指着一个小伙子，“老婆在家天天抱着孩子东逃西窜，债主到处追。小吕”他又指着另一个小伙子，“为他出来老娘把房子都卖了，如今就在山上搭个破席棚住。不为了快点还债，谁愿意去打黑工？”


　　我告诉他们在德国生存也很难，不光德国，我刚从意大利和法国过来，中国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你们语言不通，又不是身怀绝技，到哪儿去挣钱？相反现在国内机会却很多，真不如回国发展。


　　“难民”们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小李子说：“就是难民批不下来也不能回国。欠下那么些钱，回去怎么办？在外边总好一些，家里人还有话说。两手空空地回去，只怕连命也保不住。”


　　我说喝酒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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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老刘，先开车在纽伦堡转了一圈儿，看了看著名的皇帝堡和司令堡，然后向捷克出发。一个小时以后，我已经越过了波希米亚林山进入捷克。在童话般美丽的卡罗维发利，我到一家越南人开的餐馆里吃饭，顺便拨通了虾米易的电话。虾米易听到我的声音高兴极了，一连声儿地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刚刚进入捷克，现在正在卡罗维发利吃饭。他说你回来我就放心了，两个小时可以到布拉格了吧？我给你接风。我说今天我就不去了吧，我想回去休息。虾米易说：“有什么可休息的？到我这里休息好了。你赶紧到我这里来，我有重要事情同你商量。叶茂也打过几次电话了，说你给他留的电话永远是传真的声音。我一会儿告诉他你回来了，让他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


　　我知道，所有的事都是偷渡。


　　漂亮的越南女侍来结账，我用捷克语问她越南好还是这里好？她想了想，笑着说：“都好。”


　　我想，在世界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总是以失败告终的。


　　几十年前，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剥夺了几亿农民进城的权利，对那些不听劝说执意进城的农民冠以一个带有歧视和侮辱色彩的名字——盲流，到处驱逐。而在今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没有一个城市不被这些“盲流”所覆盖。没有他们，一个城市甚至不能维持它的正常生活。


　　十几年前，北京人也象现在欧洲人烦中国人一样烦从浙江省出来做生意的人，轻蔑的称他们为“浙皮子”。地方当局还出台了好些政策，企图限制和阻碍他们进入北京。曾几何时，浙江村已经在北京周围遍地开花。


　　无论是古罗马帝国的要塞城堡，还是秦皇汉武的万里长城，都不能阻拦民族和人口的自由迁徙。能攻破就攻破，攻不破就绕开。在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限制人口流动的想法更是愚不可及。只要西欧北美不关闭领空，不封锁边界，非法移民就不会停止，只要国与国之间有民主和专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较大的贫富差距，偷渡问题就不会解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只有一个，让犯罪集团获得暴利，让多佛尔惨案接二连三地出现。


　　我坚信，自由流动和迁徙也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这一天总会到来。

    （全文完）

kevin123999

我看到黑手党这几个字了。。。应该还可以吧

孙鹏

这13位中国人只不过是渴望过上一种比巴黎最穷的穷人再稍稍穷一点的生活……”
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国情如此 而不是温州地区

发型不能乱

顶起来........